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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是蘇聯作家中令人矚目的一個。他的一生，起落無常，毀譽參半。寫作為他贏得殊榮，獲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文學活動又迫使他流亡國外，客居異邦。
　　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在西方好評如潮，常盛不衰，被譽為“具有全球性的魅力”。在他的祖國，則是戲劇性的遭遇：初涉文壇，片刻輝煌。之后，受到批判，長期被禁。直到一九九○年，他逃亡西方十六年后，他的故國，掀起了異乎尋常的“索爾仁尼琴熱”。
　　　　一
　　縱觀三十多年來索爾仁尼琴創作引起的一系列反響，無不與時代休戚相關。一九六二年發表處女作《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是蘇共中央批準的。小說引起轟動，得到當時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贊賞。一九六五年這部小說受到公開批判，這時赫魯曉夫已下臺。一九九○年“索爾仁尼琴熱”的形成，則與蘇聯已解體有關。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急驟變化的社會、動蕩不定的政局，分崩離析的蘇聯歷史，造成了錯綜復雜，忽冷忽熱的索爾仁尼琴現象。
　　了解索爾仁尼琴現象的背景，就不難理解索氏一生，為何忽而雄踞榮譽之巔，忽而墮入詆毀的深淵。究其根源，他乃是一個政治標識，時而是幌子，時而是旗幟，時而又是靶子。大多數時候，他因鮮明的政治傾向，博得西方人的喝彩，遭到國人的唾棄。甚至遠在中國，到了一九九二、九三年間，因其政治色彩，仍為評論家所不齒。
　　我以為，索爾仁尼琴作為有世界性影響的作家，其作品屢屢被人視為政治工具，卻罕有人從文學角度加以研究，不啻是索氏的悲劇。作為國際性文學大獎得主，卻幾乎被所有的文學評論家忽視，這種反常也許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史上一個重大失誤。
　　作為一個研究者，筆者欲從文學批評角度，分析索爾仁尼琴前期創作的兩部小說，探討其藝術上的成敗得失，闡述索氏創作與傳統文學、二十世紀文學的淵源關系。
　　　　二
　　索爾仁尼琴主要著作有《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癥樓》、《第一個包圍圈》、《古拉格群島》和《紅色車輪》。如果以他被逐出境的一九七四年為界，可將其創作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成就為高。他的才華，在早期的兩部小說中，表現較為充分。這一點，是許多人的共識。甚至嚴厲批評索氏的一些評論家，也承認他早期創作有較高的藝術性。
　　在中國，最早公開出版索爾仁尼琴作品集的漓江出版社，在推出《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第六輯時，編入了索爾仁尼琴卷。其中收入的也是索氏早期作品《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癌癥樓》。這個中譯本一九九一年問世。為中國讀者了解方興未艾的“索爾仁尼琴熱”，提供了一個窗口。本文引文皆出自于該譯本。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１９６２），以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勞改生涯中的一天經歷，概括了斯大林時期蘇聯勞改營生活。小說抨擊了殘酷、野蠻的看守制度，鞭撻了專橫兇狠、貪婪自私的管理人員。對蒙冤受屈的舒霍夫及其難友，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癌癥樓》（１９６８），講述的是患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腫瘤醫院留醫治病的故事。展示了一群癌癥患者不同的命運、各異的性格。通過他們性格的形成、人性變異，剖析了社會病灶毒瘤。警示后人：官僚主義和個人專制是社會機體之癌，正嚴重危害蘇聯人民的正常生活。
　　兩部小說問世后，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究其底里，在于小說驚世駭俗的內容，振聾發ｋｕì①的思想。作品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憎，敏銳的嗅覺，充滿挑釁的好斗精神和義無反顧的勇猛。這一切，給人帶來異常新鮮與興奮，震攝了廣大讀者，激起了文壇千重浪。
　　索爾仁尼琴以其檄文似的小說，觸及了敏感的政治問題，試圖揭開一頁沉重歷史。一段隱晦莫深的歲月，在索氏筆下曝光。他成功地扮演了思想家和批判家的角色。《一天》和《癌癥樓》中，他力圖超越時代，審視現實，針砭時弊，反思歷史。
　　于是，我們目睹了舒霍夫在勞改營中艱辛難熬的一天。這一天，平淡無奇，是舒霍夫漫漫囚徒生涯中短暫的一瞬。從早晨五點到晚上十點。起床、吃飯、出工、勞動、收工、入睡，都是瑣屑的小事，可處處充溢著生存的磨難，靈與肉的炙烤。起床慢了點，就被兇狠的看守塔塔林抓去，懲罚擦洗值班室的地板。出工走出營區大門，挨個被搜身。同室的難友，一位海軍中校布伊諾夫斯基看不下去，憤而指責“你們沒有權利讓人們在冰天雪地里脫去衣裳！”一句話，竟被罚關十天禁閉。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里砌墻，極不容易，可檢查員德爾來了，還要百般刁難，甚至為了一張油毛氈，揚言要讓１０４小隊隊長，一個蹲了兩期監獄的犯人丘林再蹲三期。收工回營時，全體犯人必須忍饑挨餓，再接受一次長時間的點名、檢查。勞累了一天的犯人，渴望的晚餐，不過是一盤清湯。到了晚上脫衣上床后，卻還要光腳板跑到走廊里應付晚點名。
　　索爾仁尼琴在短短的十七個小時里，注入了大量的信息。他以高度凝煉的手法，集中反映了犯人的苦難、不幸、可憐、無助，看守們的冷酷、無情、麻木。《一天》以不長的篇幅，集結了許多罪惡：欺凌、壓迫、奴役。不人道的看守制度殘害犯人，扭曲了犯人的人性，也使看守們墮落成非人。作者以客觀冷峻的目光，對大墻內的人們，作理性的掃描和深刻的透視。他筆下，大部分犯人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的。有的因為富農出身卻跑去參加紅軍、有的因為信仰基督教，有的小時候被父母帶到瑞典長大。還有的曾當過戰俘，就被懷疑是間諜，被以叛國罪論處。透過舒霍夫等人的冤案，作者對蘇聯肅反擴大化的作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癌癥樓》里，索爾仁尼琴再次觸及了血淋淋的歷史，通過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病友的遭遇，再次抨擊了肅反擴大化及一次次清洗，使成千上萬無辜者蒙冤受難。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三十多歲的青年，有過不平凡的經歷。曾經是一所大學物理系學生，衛國戰爭爆發，毅然綴學從戎，參加了紅軍，征戰七年。最終因在與友人通信時議論了斯大林，被定叛國罪，被捕入獄。七年苦役后，又被流放。直到身患絕癥，奄奄一息，才獲得了短暫的自由，到腫瘤醫院就醫。他已經失去了自由、青春、健康，可更殘酷的是“激素療法”后，他還要“失去體會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命運對他過于殘酷，但受無情的命運擺布的又何止他一個。同病房的費德拉烏就是又一個典型。這個忠心耿耿，公而忘私的老共產黨員，曾為了搶救國家財產，冒著滾滾的蒸氣，鉆進高溫的鍋爐內。但因為他是日爾曼人，最終難逃流放的厄運。
　　《癌癥樓》中，作者還痛心疾首地指出：官僚主義猶如毒瘤，正危害社會健康的機體。一些見利忘義的勢利小人，竊居領導職位，迫害高尚正直的人們。作品中的喉癌患者魯薩諾夫就是集官僚主義、腐敗貪婪于一身的典型。此人為了個人的飛黃騰達，無恥地捏造罪名，陷害同事、領導、朋友，手段極其卑劣。這類邪惡之人，正是社會機體沉疴所在。作者通過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口，指出積重難返的社會，需要一場大變革，切除社會機制上的病灶毒瘤。
　　無疑，索爾仁尼琴力圖以其作品，診療時弊，解剖社會，評判歷史。他儼然是一個時代的判官。是什么原因，使索氏縈回于曲折的蘇聯史，沉呤在一代人的噩夢里？
　　在蘇聯作家中，索爾仁尼琴是較為獨特的一個。他的創作，無論取材、手法、風格，都與蘇聯文學主流相悖，他背離了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盡管他的前輩及同齡作家，大部分都成為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吹鼓手，新社會的歌者。索氏卻從未有過豪情萬丈，意氣風發的革命情懷，更不曾壯懷激烈、縱情歡歌，高奏頌曲。究其原因，恐怕是他特殊的人生遭際所致。
　　索爾仁尼琴出生于一九一八年。父親是舊俄軍隊里的軍官。他尚在母腹中時，父親已戰死德國。在母親含辛茹苦中長大。母親以微薄的中學教員薪水，供他上學，完成了高等教育。一九四一年衛國戰爭爆發，他應征入伍，奔赴前線，兩次立功受勛。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在前線被捕，起因是在與友人通信時議論了斯大林。以叛國罪被判刑八年。勞改期滿后，又被流放三年。一九五六年獲得自由，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正值豆蔻年華卻身陷囹圄，待到重返人間時，卻已是中年。這段坎坷，使索爾仁尼琴過多地看到了生存的磨難、更多地感受到人生和社會的黑暗面。囿于自身的苦難，他怎能不切齒痛恨現行制度的弊端，詛咒司法制度的荒唐，以及動輒刑訊、草菅人命！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誕生，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歲月中長大的索爾仁尼琴，不曾歌頌蘇維埃政權的原因。
　　索爾仁尼琴自由身的厄運，聯想到祖國的命運。他以小說主人公多舛的人生，再現一代人的心靈創傷和精神苦難，描摹出一個多難的民族，一個悲劇時代。這就使他的作品得到了升華，讀來有一種歷史滄桑感。
　　　　三　
　　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取材于現實，他的人物，都是蘇維埃時代的人，但其作品內涵，遠離蘇聯文學，肖似俄國十九世紀文學，與古典大師托爾斯泰、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們，息息相通，一脈相承。
　　索爾仁尼琴擺脫了蘇聯文學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羈絆，卻承繼了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他延續了果戈理們鋒利的批判精神，也繼承了他們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并以此為武器，抨擊社會罪惡，揭露不人道的司法制度戕賊人性，肆意踐踏人的尊嚴，剝奪人的自由，毀掉美好的生命。最終他把許多的罪惡，歸咎為統治者的專制。這一切，與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們，何其驚人的酷肖。
　　索爾仁尼琴是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兒子。他的《一天》和《癌癥樓》，與俄羅文學傳統有血緣關系。幾乎具有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們所有的特點。
　　索爾仁尼琴象果戈理那樣，以鷹隼似的眼光，洞察入微，在平凡瑣屑中，揭示人生與社會的本質。在舒霍夫的苦役生活中，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留醫過程中，點點滴滴、瑣瑣碎碎的小事、瑣事，折射著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窺見作者摯愛著多難的祖國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又似列夫·托爾斯泰。科斯托格洛托夫入院時瀕臨死亡，出院時大步返回人間，徉徜于鬧市街頭。經歷了肉體康復，也是人性復歸、愛情復蘇的過程。令我們想起托翁筆下那些個“復活”的人物；諸如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之流。
　　索爾仁尼琴的創作，與陀思妥也夫斯基更為接近，取材上有驚人的相似。陀氏常涉獵牢獄生活，擅長犯罪心理的揭示。索氏也長于描寫集中營生活，常攝錄囚徒心理。所不同的是，陀氏筆下的罪犯，大抵真有罪，殺人行竊者多。而索氏筆下的囚徒，大半是蒙受不白之冤的無辜者。所幸的是，索氏早期兩部小說中，雖然表現了同樣深厚的人道主義，畢竟還沒有陷入宗教泥淖。他既不象托爾斯泰鼓吹“愛的學說”或“勿以暴力抗惡”，也沒有象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樣悲天憫人，普渡眾生，成為虔徒。但也必須指出，小說中他雖未直接鼓吹宗教，但卻對那些虔誠的信徒，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索爾仁尼琴生活在二十世紀蘇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長大，最終卻不得不從古典作家那里撿起自文藝復興以來，已被西方資產階級用舊了的、磨損了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種歷史的反動，也許正表達了索氏面對矛盾紛紜的現實所產生的無奈、困惑和迷惘。
　　其實，西方評論家們心悅誠服、拱手奉上了諾貝爾獎，又何嘗不是對索爾仁尼琴創作中所表現的人道精神的嘉許和褒獎。他的創作，符合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的一貫精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學弘揚的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無怪乎他在西方受到熱烈歡迎。這種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精神上的默契相融，也預示著索爾仁尼琴將拋棄共產主義信仰。定居美國后，他果然成了社會主義的敵人。
　　　　四　
　　索爾仁尼琴的創作，思想上繼承了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藝術上博采廣收，兼容并蓄，集古典傳統和現代技巧于一身，融匯了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現代派的特點，塑造了一群讀者似曾相識的人物，他們有著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首先，作為十九世紀文學的后繼者，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人物，近似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的“小人物”。他與果戈理、契訶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們一樣，對淪落底層、窮愁潦倒的人們，傾注了深刻的同情。但比起十九世紀的“小人物”、諸如馬車夫、看門人、學徒、小公務員們，索氏筆下的人物，更為不幸。舒霍夫、科斯托格洛托夫們，不僅難以溫飽，備嘗艱辛，還喪失了行動的自由。他們沉冤難白，在牢獄中苦煎苦熬。即便能服滿刑期，也未必能獲釋。他們和“小人物”一樣，飽經滄桑，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萬般無奈，唯有忍耐。但是，他們又不同于“小人物”的委瑣、可憐、可悲。如果說“小人物”是忙于低頭覓食的掉了毛的母雞，舒霍夫們則是關在籠子里的雄鷹。前者活著是為了吃飯穿衣，后者吃飯穿衣是為了活下去。前者赤貧，從經濟狀況到心靈世界，都一貧如洗。只能逆來順受，無力的呻吟著，往往皈依上帝。而科斯格洛托夫們，雖也行囊空空，一無所有。嚼著粗糙的囚糧，吃著醫院免費食品，但他們的胸中，躍動著火熱的心，樂觀、豁達。在粗茶淡飯中，他們享受活著的樂趣，在繁重的勞役中，他們發揮著生命的創造力。舒霍夫喝粥連碗底都用面包皮擦凈、吃掉。科斯托格洛托夫吃羊肉串，細細地回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嘗。都以生之樂趣，滋潤著讀者。
　　其次，索爾仁尼琴作為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作家，有意無意地受到了二十世紀現代派影響，他所塑造的人物，與現代派文學中的形象，有著某種相似。第一、都處在被動的生存狀態中，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條件、謀生手段、生存方式。舒霍夫們身陷囹圄，只能在大墻內、病床上苦苦討生活。第二、在不同程度上，人性扭曲，性格變異。舒霍夫的乖張、狡黠、殷勤、識時務，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暴躁、兇猛、怪唳粗魯，都是厄運所致。第三、與現代派人物相似的是，索氏的主人公們，雖不是渾渾噩噩之輩，卻同樣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不知何處是歸宿，不知何時是歸期。明天同樣渺茫，未來同樣不可預測。正象等待戈多的人們，不知戈多是誰，戈多何時到來。舒霍夫就陷入這樣的怪圈，渴望刑期到頭，卻又不知道這個期滿了，會不會還要再蹲一期，象隊長丘林那樣。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有同感，在第九章結尾處，寫了送一個出院等死的病友時，他感慨“這真有點象過去偶爾送出獄的人那種情景”，在他看來，癌癥樓有如監獄，而且是終生監禁的死牢，“一出大門他又會被逮捕。”這種無歸屬感，不安全感，是現代派文學的主題之一。所不同的是，索氏的主人公，雖有迷惆、困惑，卻不虛妄，也不絕望。
　　再次，索爾仁尼琴雖承襲了古典作家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也多少受到了現代派影響，但他畢竟還是蘇維埃土壤中長大成熟的，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受到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熏陶，這就使他筆下的人物，酷似“小人物”，逼肖“現代人”，卻又高于“小人物”“現代人”。從本質上看，塑造的還是蘇維埃人的形象。
　　雖然索氏沒有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去創作，沒有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視為自己的使命。未能寫出為社會主義建功立業的英雄，也沒有描寫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的工農群眾。但他寫出了社會主義曲折道路上，因歷史原因，受到委屈，飽經風霜的蘇維埃人形象。他們雖九死猶未悔，仍摯愛生活，關心祖國前途。舒霍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都是紅星照耀下長大的一輩，在德寇入侵時，都曾投入軍隊，為祖國而戰，后來都蒙冤入獄，但仍憂國憂民。這兩個人物身上，或許可以窺見作者對祖國的深情。他也遭受過厄運，可對國家和民族，依然表現了拳拳赤子心。正如瑞典皇家學院給索爾仁尼琴的授獎詞中所說：“他和他前輩作家各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象征性地表達了自己對俄羅斯苦難的沉思和對俄羅斯母親的摯愛”。
　　　　五
　　索爾仁尼琴作為一個文學上的集大成者，創作中所表現的社會觀、價值觀、審美意識，都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情況。而他的小說藝術，更值得探討，研究。　　
　　第一、索爾仁尼琴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善于結構，精于取材。有如列夫·托爾斯泰巧用開放式結構，索氏截取了舒霍夫囚徒生涯中的一天，概括其一生。在短短的十七個小時中，濃縮了個人的厄運，民族的苦難，歷史的曲折。集中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觸及了肅反擴大化、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法律問題、個人專制問題。索爾仁尼琴在早期這兩部小說中，表現了以小窺大、凝數年于一瞬，由個人及全體的卓越高超的寫作技巧，呈現凝煉，簡潔的風格。
　　第二、象征和隱喻，寓意深刻。以癌癥樓喻監獄，喻時代，喻社會。用致命的“癌”象征蘇聯社會已被個人專制、官僚主義壓迫，社會要進步，人民要自由，就必須清除社會機體上的惡性腫瘤。以科斯托格洛托夫“欲望和激情全部復歸”象征生命力的勃發和頑強，是任何磨難也磨不掉的。索爾仁尼琴善于通過象征和比喻，化無形為有形，變抽象為形象。使一切他所描摹的事物，生動地刻入讀者腦海。如他寫死亡就用了這樣的句子“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條被單的面貌出現”，“裹著白色被單的死神在他前方聳立著”。寫到社會變革，歷史轉折的關頭，作者又通過科斯托格洛托夫感覺到：“好象是在極深極深的地底下，某處的地質巖層發出了咕嚕嚕的響聲，只是在自己的范圍內產生了輕微的顫動；可這一下子卻震撼了整個城市，醫院乃至帕維爾·尼古拉耶維的病床”。索爾仁尼琴就是這般準確、傳神地寫出了主人公看報后，從最高法院人事變動中，敏銳地預測到社會變革即將到來。
　　第三、人物塑造上，多種手法交替使用。從批判現實主義大師那里，接過了真實性、典型化的方法。正如別林斯基論俄國“自然派”時所言：“所描寫的人物和其現實中的范本逼肖”。索爾仁尼琴的主人公們，帶有作者強烈的自傳色彩。舒霍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際。同時又概括了在肅反擴大化中遭無辜清洗的一代人的典型命運。這些人物，作者在塑造上，還多少借鑒了現代派“非英雄化”的處理方式。他的主人公，既無法預知厄運，也無力抵御政治災禍。大難臨頭時，被迫承受，含垢受辱。但比較現代派筆下的“現代人”，他們沒有掙不脫的精神危機，也沒有荒誕不經的言行，甚至瀕臨死亡，也不悲觀絕望。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不幸與祖國多難相關聯。所以面對災難，坦蕩自若，樂觀豁達。正如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言：“我之所以快活，是因為我對各種損失就習以為常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們，與“現代人”不同，有理智，重情感。他們身上勃發著旺盛的生命力，煥發著美的光彩。科斯托格洛托夫對女醫生薇加和卓莫卡的愛戀，是原始本能激起的高尚情愛。他的激情中又不乏自制。這種愛情清純可人，有融融的詩意，溫馨的魅力。甚至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寫上，寥寥幾筆，也能勾勒出光彩逼人的形象。費德拉烏就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他因為日爾曼血統，被清除出黨，遭到流放。可他認定自己永遠是黨的人，把黨證保留了十四年。他對黨的忠誠，至死也不會改變。這樣的形象，無疑具有極高的美學意義，蘊含著悲劇英雄的性質，悲壯、崇高，令人肅然起敬。因此可以說，索爾仁尼琴筆下的正面形象，是真正的人。他們是蘇聯文學人物畫廊中特殊的英雄。
　　第四、索爾仁尼琴擅長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維妙維肖，逼真傳神。最絕的要數舒霍夫“喝粥”和科斯托格洛托夫“啃羊肉串”。舒霍夫面對粥盆，心想“此刻應該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吃上，一定要把粥的那層薄薄的表皮揭下來，小心翼翼地送到嘴里，再轉到舌頭慢慢品味。”吃完后，他“把手伸進貼身衣服的口袋里，把包在白布頭里的那塊沒有凍硬的半圓形面包皮取出來，小心翼翼地用它去抹沾在盆底和盆邊上的燕麥粥糊。抹到面包皮上之后，就用舌頭去舔，然后再抹，再舔。最后，飯盆象洗過那樣干凈，連一點粥的痕跡都沒有”。舒霍夫吃粥前的心理活動，吃粥后舔盡盆子的舉動，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東西，令人讀后，感到辛酸，充滿同情，但又有幾分敬意。這種富有感染力的細節描寫，使讀者與人物靠近了，感同身受，有親臨其境的感受。這種細節的真實，既讓人領悟到大墻內生存的艱辛，條件的惡劣，又使人對能憑智慧多弄出兩盆粥的舒霍夫產生出幾分佩服。
　　小說在心理描寫上也很有特色，有托翁的心靈辯證法，又不乏意識流手段。比如科斯托格洛托夫入院到出院的過程，是生命回歸的歷程，也是健全心智，復蘇情感的進程。他對薇加和卓英卡的戀情，多么感人。把一個遠離女性世界的流浪漢，渴望溫柔，向往愛情，又不愿放縱自己的矛盾心理，淋漓盡致地披露在讀者面前。恰到好處地用了潛意識、夢境、幻覺、回憶，內心獨白、甚至書信等方式，表現了主人公流淌不息的心河，春潮涌動的愛情。
　　第五、悲愴冷峻、陰郁凝重的基調，豐富多彩、跌宕多變的語言。兩部小說以牢房、病室為故事場景、苦役、流放、監禁、疾病、死亡為主要內容，自然就蒙上了陰沉凄涼的幽暗色彩。但在沉重悲愴陰郁的主基調中，偶爾也有明麗的亮色，時有鮮活的語言。作者有時表現出詩人的特點，賦予他的主人公盎然的詩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愛情片斷，無異于優美動人的愛情詩。諸如“青春的熱血流遍了他的全身”，“今天她僅僅以貪婪的、火熱的嘴唇，就帶著他在高加索山脈上遨游了一番”。小說的沉郁基調中，時時也有悅耳之聲。有時是極為抒情浪漫的，有時是哲理深刻的。
　　總之，《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癌癥樓》，表現了索爾仁尼琴早期的創作特色，他繼承了俄羅斯古典文學傳統，也吸取了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精華，又融匯了現代派文學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深沉、凝重、悲愴、冷峻。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值得后人認真研究的作家。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目右加貴
　　
　　
　　
河池師專學報宜州016-022J4外國文學研究施秀娟19951995 作者：河池師專學報宜州016-022J4外國文學研究施秀娟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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