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下放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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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我們夫婦同屬學部;默存在文學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學部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后共三個單元分班學習。過了些時候,年老體弱的可以回家住,學習時間漸漸減為上下午兩個單元。我們倆都搬回家去住,不過料想我們住在一起的日子不會長久,不日就該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點在紛紛傳說中逐漸明確,下放的日期卻只能猜測,只能等待。


我們倆每天各在自己單位的食堂排隊買飯吃。排隊足足要費半小時;回家自己做飯又太費事,也來不及。工、軍宣隊后來管束稍懈,我們經常中午約會同上飯店。飯店里并沒有好飯吃,也得等待;但兩人一起等,可以說說話。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雜在人群里出來。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待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們擠上了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


盡管天天在等待行期,聽到這個消息,卻好像頭頂上著了一個焦雷。再過幾天是默存虛歲六十生辰,我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面慶祝。再等著過七十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我們了。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為有你。別人得帶著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給你。”


干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他們全所是十一月十七號走。


我們到了預定的小吃店,叫了一個最現成的沙鍋雞塊——不過是雞皮雞骨。我舀些清湯泡了半碗飯,飯還是咽不下。


只有一個星期置備行裝,可是默存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東西。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沒用的東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全得帶走,行李一大堆。當時我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得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著收拾行李,并且學別人的樣,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防旅途


摔破或壓塌。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這些木箱、鐵精,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經受折磨,就叫鍛煉;除了準備鍛煉,還有什么可準備的呢。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怕不經穿;如果太結實,怕洗來費勁。我久不縫紉,胡亂把耐臟的綢子用縫衣機做了個毛毯的套子,準備經年不洗。我補了一條褲子,坐處像個布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角殼。默存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著個座兒,隨處都可以坐下。他說,不用籌備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團聚,等幾時阿圓和得一鄉間落戶,待他們迎養吧。


轉眼到了十一號先遣隊動身的日子。我和阿圓、得一送行。默存隨身行李不多,我們找個旮旯兒歇著等待上車。候車室里,鬧嚷嚷、亂哄哄人來人往;先遣隊的領隊人忙亂得只恨分身無術,而隨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幾雙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東西,去幫助隨身行李多得無法擺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熱。已為旁人效力,不禁贊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和善忠厚,阿圓有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得一據著、拎著別人的行李,我和阿圓幫默存拿著他的幾件小包小袋,排隊擠進月臺。擠上火車,找到個車廂安頓了默存。我們三人就下車,癡癡站著等火車開動。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后迸斷,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彩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干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決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默存走到車門口,叫我們回去吧,別等了。彼此遙遙相望,也無話可說。我想,讓他看我們回去還有三人,何以放心釋念,免得火車馳走時,他看到我們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離去。我們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車開,先自走了。幾次回頭望望,車還不動,車下還是擠滿了人。我們默默回家;阿圓和得一接著也各回工廠。他們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廠勞動。


過了一兩天,文學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帶自己的床,不過得用繩子纏捆好,立即送到學部去。粗硬的繩子要纏捆得服貼,關鍵在繩子兩頭;不能打結子,得把繩頭緊緊壓在繩下。這至少得兩人一齊動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請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無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別捆;而且我至少還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齒幫忙。我用細繩縛住粗繩頭,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復寫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幾部,就好比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門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處去。據默存來信,那三部分重新團聚一處,確也害他好生尋找。


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辭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


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我們等待著下干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么離愁別恨,也沒有閑暇去品嘗那“別是一般”的“滋味”。學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沒下去的也得加緊干活兒。成天坐著學習,連“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師傅”們也膩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小“師傅”嘀咕說:“我天天在爐前煉鋼,并不覺得勞累;現在成天坐著,屁股也痛,腦袋也痛,渾身不得勁兒。”顯然煉人比煉鋼費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項苦功夫。


煉人靠體力勞動。我們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筑,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扎,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有一次,我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館去搬出書籍、書柜、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嚏噴。我們盡管戴著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盡是黑痰。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屜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打,貼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我驚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弱者總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么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毀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他們一下去,先打掃了一個士積塵封的勞改營。當晚睡在草鋪上還覺得懊熱。忽然一場大雪,滿地泥濘,天氣驟寒。十七日大隊人馬到來,八十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里,分睡在幾個炕上。有個跟著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炕撒尿一匝,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我問默存味道如何;他卻沒有嘗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我。


羅山無地可耕,干校無事可干。過了一個多月,干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著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岳。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卻找不到東岳。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當然關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講些給他們聽。大家最愛聽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當地竭澤而漁,食堂改善伙食,力紅燒魚。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沒有拿掉。大家聽完大笑,帶著無限同情。他們也告訴我一個笑話,說鐵鍾書和丁XX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我代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他們過年就開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充當壯勞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幾位“老弱病殘”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雜的輕活兒。他們下去八個月之后,我們的“連”才下放。那時候,他們已住進自己蓋的新屋。


我們“連”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伙“過左派”。他們大學里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里。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斗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里,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里。火車慢慢開動,我離開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見就認識。


我們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么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錢鍾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鍾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黃大夫還待信不信,不過默存是否冒牌也沒有關系,就不再爭辯。事后我向黃大夫提起這事,她不禁大笑說:“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記不起默存當時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見他右下頷一個紅包,雖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狀卻崢嶸險惡:高處是亮紅色,低處是暗黃色,顯然已經灌膿。我吃驚說:“啊呀,這是個疽吧?得用熱敷。”可是誰給他做熱敷呢?我后來看見他們的紅十字急救藥箱,紗布上、藥棉上盡是泥手印。默存說他已經生過一個同樣的外疹,領導上讓他休息幾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燒鍋爐。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頂頭上司因我去探親,還特地給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長卻非常嚴厲,只讓我跟著別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隊。默存送我回隊,俄們沒說得幾句話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圓和我暫時還瞞著他,這時也未及告訴。過了一兩天他來信說:那個包兒是疽,穿了五個孔。幸虧打了幾針也漸漸痊愈。


我們雖然相去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卻各有所屬,得聽指揮、服從紀律,不能隨便走動,經常只是書信來往,到休息日才許探親。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稱為大禮拜。如有事,大禮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



燕南園愛思想 楊絳 2015-08-23 08: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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