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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槍殺時還不到36周歲。兩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員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的一面沒有磨滅，而且在嚴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決定了不能茍且、不能屈從，也就是她所說的寧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氣息不合時宜，她說：“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為什么我不能選擇更簡單的道路呢？作為林昭的個人悲劇那是也只好歸咎于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都根源于她對人性的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詩、她的信仰和她豐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獄中見到北大同學張元勛，訣別之際，她鄭重托付：“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未來的人們！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

這是她留給世界的遺言，三個書名，就是她對自己短暫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詩。不了解這一切，就無法理解她的寧為玉碎，她這樣選擇不是因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視生活、太珍愛生活了。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只是一條天人共許的鐵則：“被踐踏的公義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慘厲的統治完全毒化了“原該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從而也致命地重創了以至戕殺了林昭對于生活的真摯的感情。”她說自己反右以來雙足分跨在生死門檻的兩側，一直就這樣對待生活，“也正是這種基本態度使作為一名戰士的我能在嚴酷的牢獄中多少占據到主動。”

她在寫給法院的書面答辯中指出：“歷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證明了，我們是無罪的！罪人是你們這些可恥的極權統治者，而不是我們！——不是我們，不是我們！根本不是我們。而且絕對不是我們！”面對自己棲身的時代，她最痛心的是“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為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而且更偽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統治之下，……”她說：“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凈的生活權利——生存權利而斗爭那永遠是無可非議的！”

一

林昭憎惡與人的生活相對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個空洞的不著邊際的名詞，而是有著美好而充實的內容。為此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評她“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極濃”、“驕傲自大”、“不關心政治”等等。開學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學聚會上，她唱了“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即被同學孫文鑠批評“太悲涼，有資產階級情調”。在同學、友人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懂得生活并且會享受生活的人。

羊華榮說她“不重修飾，但留意儀表之美”，送他的一張照片中身穿中式藍布上衣，白圍巾，兩條辮子上扎白色蝴蝶結，平常她都是這樣打扮。她留下的許多照片也都是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題了8個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兩條辮子的時候多，人們的回憶常常提到她的辮子。有時她也會燙發。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競雄見到她“一頭新燙的卷發”。夏天，羊華榮在蘇州見到她，“比過去胖了，身體似很好，穿著合身的旗袍，燙了發，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學張玲記得大二開學時，她從蘇州回北京，滿面春風地給大家分贈土儀，尤其對她“剪掉辮子，燙起頭發，穿上時興衣服”印象深刻。節假日她到張玲家做客，張母喜歡她穿的衣服樣式，照著樣子為女兒做新衣。她自己會裁剪衣服，陳叔方回憶，她在《常州民報》工作時，有個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藍花的連衣裙，很好看。“我說，你這件衣裳很別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說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為右派后，她對生活仍保持著美好的感覺。羊華榮記得：“有天黃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紅色呢外衣，我說：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這么漂亮。她說：這是她自己設計和縫制的，尚未完工，穿來請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對此完全是外行，但還是贊美了幾句，特別是稱贊她還會做衣服時，她顯然很高興。”她被槍殺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個武裝人員沖進來，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讓我換件衣服。”未得準許，她只能遺憾地穿著醫院的病服告別人間。

她愛吃，1951年11月，在無錫，她拿母親剛寄給她的一件新的毛料絲棉背心去換了錢，和同學倪競雄到崇安寺，一個個小吃攤吃過去，“糖芋頭、雞蛋餅、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興記小籠包，大餛飩。”背心換的錢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媽媽知道了不要氣壞了時，她笑笑扮個鬼臉。獄中她給母親的信還能一口氣開出幾十種不同吃法的食物來，她呼喊：“媽媽，我要吃啊！”她讖語般地反覆念叨：“豬頭、豬尾巴！豬頭、豬尾巴！豬頭、豬頭！”

她愛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風或下雨，她和羊華榮常到小酒店邊喝酒邊聊天，有時借了象棋，邊下棋邊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臉會發白，而不是紅。“她喝酒還能自控，我從來未見她喝醉過，即使多喝一點，也從未見她說酒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李虹崗回憶，畢業話別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僅能大口飲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負之殷切，大有‘乘風破萬里浪’之巾幗氣概。”譚天榮也說她喜歡喝酒，高興時喝上一杯，難受時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歡貓，曾對譚天榮說，她家里的人有時也稱她為“貓”，她說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沖著她狠狠地說‘殺貓吃貓肉’！”《常州民報》的同事說她的形象就如小花貓，常常開玩笑稱她“小貓”。她自己給倪競雄寫信有時不署名，就畫個小貓。許多同學都叫她貓，1955年11月她坐在頤和園大門外的銅獅子座上，拍過一張照片，她有個同班同學在背面題了“貓與獅”三個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時，叫她“貓咪”。她連糖她都喜歡帶貓字的牌子，張元勛探監原定兩次，結束時，她要張第二天給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貓頭的！”

她妹妹說“她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歡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鮮花編個花環戴在頭上，進舞場直跳到結束”。譚天榮說自己和她認識，就是在1954年歡迎新同學的舞會上，以后在舞會上偶爾也會請她跳舞。北大每個周末都會在大飯廳舉行舞會，林昭“對交誼舞的興致也頗濃”，沈澤宜回憶，“我現在還記得她扎了兩根羊角辮，各插一朵花，兩眼放光，迎著我緩緩走來的樣子，禁不住黯然神傷。”

她會拍照，1957年5月19日，《紅樓》編輯部一行10人，游覽頤和園，就是她做攝影師，拍了許多照片，不料成了絕響。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則叫這個同學“史湘云”、那個同學“薛寶琴”。她愛開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劉發清回憶，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門口，突然有人低聲喝道：“右派分子劉××到哪里去？”他吃了一驚，卻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華榮在一起，有時會即興來一首小詩，因為她做詩愛用典故，比較費解，所以羊嘲笑說：“以后得抱一部《辭源》來聽你的詩。”她反嘲說：“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對牛彈琴，我對羊吟詩。”說罷得意地哈哈大笑。羊華榮還回憶，有一次，她們在荒墳中聊天，行人聽到聲音回頭就跑，“我說：這下我們變成鬼了。她笑笑說：誰也沒有把我們當人，是鬼，人們還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墳頭說：孤魂野鬼們，來吧，來和我們共度良霄。她還講了一個人鬼相戀的故事。”1962年，他們同游蘇州拙政園，林昭說要在他衣服上畫八卦，他說那不成了狗頭軍師。她笑笑說：“是羊頭軍師。”

張元勛回憶：“她極愛與人逗嘴，每雅集總不免先口占良久，戲謔爭勝”，有點兒“尖刻”。孫文鑠說她“說話嘴不饒人”。土改時的指導員李茂章也說她：“話語風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慣的事她就要說，而且“言辭尖利，常要觸到人家痛處”。中學同學陸震華說她：“非常敏銳，三言兩語就能使人感到語中有芒刺”，那時她不過十四、五歲。在《常州民報》的同事眼里，“盡管她嘴巴不饒人，好與人爭論，不輕易放過別人的缺點錯誤，但她尖銳的批評總是伴隨著微笑進行的，給人以坦率、純真之感。”

羊華榮說：“林昭較愛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齒的古訓，她笑時習慣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愛哭，我從未見她哭過，甚至未見她掉過淚。”其實，她也喜歡哭，她妹妹說：“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張玲曾看見她一邊哭一邊記日記，又一邊哭一邊把日記一頁頁燒了。獄中，她在給《人民日報》的長信中曾寫道：“……慘厲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為著戰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強使自己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現實！——忍受更加慘烈的劇痛：能夠痛哭或者流淚亦可謂是一種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淚全無的時刻：那些灼人的熱淚無聲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勝如利刃的一刺或鋼鞭的一擊，令這顆年輕而熱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痙攣欲裂！”

她妹妹回憶，1962年她保外在家時要給家人表演“雜技”，何謂“雜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銬了180天，她要表演給親人看，反銬著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大小便等。“母親說不要瞎說。姐姐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20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期間，羊華榮來看她，她也說起在獄中如何學會戴著手銬梳頭。

她送給羊華榮一張自己繪制的書簽，題為“鐵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畫一朵小紅花，小紅花上畫兩條黑線。書簽的構思和繪制都很精巧。

她在獄中送給張元勛的小禮物就是用糖紙做的帆船。獄警說她用糖紙編了許多藝術品，種類很多，全監獄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紀錄片的特寫鏡頭中被放大，成為一個美麗而傷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鐐銬加身，高墻重圍，隨時面臨被虐殺的日夜里，林昭的心靈依然那么純凈，她對人間的愛，她對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為什么要把自己的書信集取名《情書一束》？這個“情書”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談情說愛的情書，而是她內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是她對世間感情的純真向往，她愛人，也渴望被人愛。她曾對張元勛說：“如果有一天允許說話，不要忘記告訴活著的人們：有一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他們殺掉！”

她在蘇南專科學校和北大兩度同學的羊華榮說，他們都成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閑談中，她曾說過，她過去沒有真正的戀人，只是有一些談得來或比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過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較開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達，需要與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關懷與愛，但對她來說，這未必就是愛情。

她不是傳統型的女性，她在戀愛、婚姻等問題上似無一個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談到北大一對戀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們蔑視一切，沖破阻力，登記結婚了。她對他們的浪漫與勇氣大為贊賞。她也講一些愛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戀情，這或許是她戀愛觀的反映。”

她妹妹回憶：“姊姊永遠追求愛情或者說她需要被人愛，姊姊是浪漫主義者，有許多‘男朋友’，或者他們告訴我，他們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們告訴我，他們是她的男朋友。或許她所愛的人并不能給予她同等的愛以回報。或許瘋狂愛她的人，她只是淡淡地說：‘我并不愛你。’或許愛她的人覺得在熱戀中，而她卻留下心靈的一角，深深地愛著另一個人。或許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為親密的朋友，戰斗的伴侶，生命道路上暫時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結婚。或許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愛情，她永遠需要有人愛她。她也有那么豐富的感情，在不同時期愛不同的人……”

她在獄中寫過這樣一句話：“與自己的同輩戰友們耳鬢廝磨不避瓜李是謂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確乎很豐富，1962年，她保釋在外時，曾對羊華榮說，“有位審訊人員挺有風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許會愛上他。”在那些異性朋友紀念林昭的文章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們交往的軌跡，看到她真實的情感和生命。

當年北大中文系學生沈澤宜追悔莫及，當年他拒絕了林昭的愛，無數年之后，當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現在林昭姐妹之間的秘語之中，他的眼中閃爍著淚光。彭令范回憶，她姐姐回家過暑假時曾告訴她：“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表，舉止瀟灑。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后面這個細節與沈的回憶略有出入，他說，有一次在未名湖邊放聲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對面走來，“臉上飛起紅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開刀，林昭天天到護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們相約見面，林昭表達了愛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誼。江南詩人的風度、才氣、舞技，都是這位江南才女所欣賞的，她那一句責怪譚天榮說“令”、“林”讀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還北方人”透露了內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間，他們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館相遇，兩人目光相對，沒有說一句話，就此永訣。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學生譚天榮早在舞會上認識，1956年初夏一個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門遇到，她請譚一起到圓明園走走，然后請客吃飯，點了炒腰花，相隔半個多世紀，譚仍記得她當時點菜的語氣。他們一個大談《紅樓夢》，一個大談《水滸》，從此以“姐姐”、“小弟”相稱。五、一九”后她聽了譚的演講，很欣賞，“滿懷喜悅地注視這位同學的神采風姿”。他們都成為右派后，在一次舞會上，“默默無言，相擁跳舞直到曲終人散”。一度她和譚天榮同在北大的苗圃勞動，后來她到人民大學勞動時，譚關進了北京郊區的監獄，每個星期六下午她都買了點心去看譚（始終沒有見到，譚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題為《呼喚》的歌曲據說就是為譚寫的。譚稱之為“一個沒有情節的愛情故事”。

林昭曾告訴妹妹，一個同為《紅樓》編委的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著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林昭雖然沒有接受這份感情，但他們的交往一直沒受影響，她在寫給《人民日報》的長信中自述：“想當初這個青年就學于北京大學時便自稱飛揚跌宕風流自喜，對之懷有愛慕心思的異性同學也不在少；不能無所選擇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從未為此輕怠過誰個，……我每說：感情不是一種錯誤，也不應過于責備。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總該持著尊重對方的態度。”“五一九”之后，5月22 日晚上，她站出來為受到圍攻的張元勛辯護。黑云壓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監管中的張還曾相約在什剎海“星夜蕩舟”。1966年，張坐了8年牢出來，以“未婚夫”的名義到上海去探監。他勸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頭發梳起來。”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為悅己者容！”

羊華榮回憶，1957年秋末冬初到來年春天，他和林昭幾乎每天黃昏都相約在校外見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時為了找略可避風的地方到荒墳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們也去過頤和園和圓明園遺址。“有天，她握著我的手說：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說：那我就認你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稱你為二妹吧。她點點頭。我笑笑說：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們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稱她為二妹，她則稱我為兄，自稱弟。”一次，他們從小酒店出來，羊華榮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評說：應先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說抱歉，恕我不知姑蘇閨秀們的規矩。她笑笑說：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學點規矩。她有時比較隨便，不計較，但也有女孩子的細致。”林昭以“相濡以沫”來比喻這段難忘的友情。

劉發清回憶，1958年7月他們在北大校門口相遇，林昭請他到外面吃晚飯，飯館出來，已是夕陽西下的黃昏，她建議去逛只有兩站地的頤和園，而他猶豫了一會拒絕了。“我之所以不去頤和園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滅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閑言碎語，而是害怕被懷疑在一塊搞什么秘密‘陰謀活動’，從而在即將分離之前招來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難以預料的后果。”在饑荒襲擊中國的時刻，林昭從自己的牙縫里省下50斤糧票，給他寄去，救了當時已得浮腫病的他。

甘粹回憶，1958年，林昭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改造”，他們由此相識，同為右派的他常常給體弱多病的林昭買飯送水。每當晚上，他在一樓的欄桿上拉二胡，拉他唯一會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調打動了在樓上病中的她。因為他們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說兩個右派分子談戀愛是抗拒改造。他們因此真的談起戀愛來，并提出結婚申請，遭到拒絕。1959年9月甘粹發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養病，他們在火車上話別，也是最后的訣別：“在車廂里，一向剛毅、倔強、從不流淚的林昭，卻傷心地抱頭痛哭了起來，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說自己想了很久，想寫一個東西，題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斷鐵一號》，“鐵一號”就是他們當年一起朝夕相處過的鐵獅子胡同一號。

林昭回到南方養病，結識了張春元、顧雁這些有著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稱張春元為大哥。他們辦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禍。1962年，她保外在家，給顧雁家送去省下來的糕餅券、糖票等，顧的父親患有嚴重哮喘病，發病時她會忙著敲背、倒茶、遞藥等。

1962年，羊華榮最后一次與林昭見面，“她曾說：有時真想做個不問世事，只管做飯洗衣的家庭婦女。我笑笑說：恐怕你未必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妻子。她說：不一定，我還是會做家務的。”

在這些片段的、殘缺不全的記憶中，我們才有可能接近真實的林昭，一個血肉之軀，一個多情善感、有情有義的林昭，一個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這些情感細節和她最后義無返顧、反抗強權，舍生取義的選擇放在一起，才構成一個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親希望女兒成為班昭那樣的人，給她取名“令昭”。她從小對文學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歲就開始寫稿投稿。她妹妹說她喜歡魯迅，她自己說少年時代就讀過許多魯迅雜文。她喜歡《二泉映月》，曾經想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寫一本傳記。2007年初春，我到過無錫惠山，林昭就讀過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就在那里，旁邊即是給了阿炳音樂靈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遠處。她想寫一本《中國土改史》，離開蘇南新專時，她就對同學表示，“通過工作實踐、深入生活，希望寫出一部反映中國土地革命全過程的文藝作品。”她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變成電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勞教時已經完成了電影劇本，甘粹看了，說改編得挺好。在那里，她還完成了兩首重要的長詩《海鷗之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

詩當然是她最喜歡、也是最得心應手的表達形式。新詩，舊詩，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興就來。即使在最狂熱地追求紅色幻夢的時候，她私下給女友信里仍寫下“有淚皆成血，無淚更吞聲”這樣的詩句，透露出內心的憂傷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就讀，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甘粹說她在圖書館喜歡讀筆記小說，都是古文的。學物理的譚天榮也記得她說起過，她讀過一些什么“筆記”，只要他提到某種社會現象，她就能在讀過的“筆記”上舉出一兩個例子來。她喜歡杜甫，喜歡《紅樓夢》，有同學回憶她在搖晃的電車上，一手拉著吊環，一手拿著《紅樓夢》讀的情景。譚天榮說她“似乎能背誦整部《紅樓夢》”。她成為北大校刊編輯、《北大詩刊》編輯、《紅樓》雜志編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沒有什么酒量，卻喜歡喝酒，也許就和她對詩、酒關系的理解有關。羊華榮回憶：“林昭愛詩，也喜歡談詩。有次在談論詩與酒的關系時，她說：在中國文學與詩歌的發展，酒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詩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淵明、李白、蘇東坡等。很多作品的內容是與酒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沒有酒，詩壇將一片蒼白，整個文學同樣如此。”

有一次，他們在圓明園遺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詩，還撿起一塊石頭問道：“你來自哪座仙山，為什么流落到人間？你經歷了多少人間榮華，又承受了多少人間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為什么，默默不語？”羊華榮說：“你作一篇《石問》吧。”她認真地說：“這里的石頭都有靈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頭記》，只是我們讀不懂罷了。”

所以，羊華榮1962年才會勸她埋頭研究文學，既可以掩飾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獲，這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她承認他說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難以做到。

即便入獄之后，她始終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對文學的愛，面對滅頂之災，她給審訊者的信里還說：“咱們這現代戲大概演的這么幾本：‘一家人’、‘年青的一代’、‘奪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開宗明義的第一本還只是‘一家人’。”她向往著中國大地上有一場“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而詩成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與張元勛訣別時她張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詩。她送給許多同學、友人的詩都可以證實，詩已經是她的一種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過詩表達情感和愛憎，表達她對生活的肯定，特別是她對自由難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詩集命名為《自由頌》。

她幸存下來的詩歌不多，但各種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幾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這是那個時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資格進入文學史的詩篇，也是她最后命運的預言。她就是詩中被捆縛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羅米修斯，那個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在無所不能、威力無窮的宙斯面前，受盡一切難以想像的折磨和凌辱，終不屈服并且笑著面對一切苦難的普羅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運的化身：

“啄吧，受命來懲治我的兀鷹，

任你們蹂躪這片潔白的心胸，

犧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現成，

吃飽了，把毛羽滋養得更光潤。

……

鷹隼啄食著你的心肺，

鐵鏈捆束著你的肉身，

但你的靈魂比風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巖石更堅韌。”

有了這樣一首詩，她的《自由頌》就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何況，她在獄中用鮮血寫下的許多舊體詩同樣可歌可泣，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

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

愿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

在喪失了一切自由的絕境，她仍然掙扎著為自由而歌，這樣的“自由頌”已不是輕飄飄的詩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絕唱。她曾說：“我們的血是再鮮艷不過，而且再燦爛不過的墨水，人世間其他一切墨水在這樣的墨水之前統統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實際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才會在鐵窗高墻內熱切地呼喚：“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圣、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 

傅國涌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