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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問世以來，舊制度在變革中更易引發革命，在近年的學界，成了一種流行論點。美國政治學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關俄國、中國革命的宏觀論述，更是強化了這種觀點。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成了一個改革引發革命的典型案例。[①]似乎改革成了舊體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還好，一改，死得更快。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寧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確，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證這個觀點，這場革命，的確發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認真的一場改革過程中，打響第一槍的新軍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產物。多少年來，對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會矛盾，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因而引發了革命。客氣一點的說是操作不當，不客氣的干脆等于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改革的條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諸項改革中，最令人爭議的就是廢科舉，在許多學者看來，這項改掉了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僅打掉了士子們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斷了民間精英跟朝廷的聯系。也導致了大批士子沒有出路，傾向革命。所以說，革命發生，土崩瓦解，勢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統治的危機，造成了革命的形勢嗎？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項改革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彈，造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呢？新政期間，所有跟新政有關的民變，比如抗捐抗稅，抵制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規模的。連廢科舉，都波瀾不驚。以至于當時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莫理循樂觀地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舉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從1906年開始廢科舉——注釋)，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么激烈的變革。”[②]原來一直認為是專門針對廢科舉的民間騷動，山西的干草會的所謂“燒先生，打學堂”之舉，現在發現其實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戶行為。跟新政沒有任何關系。所謂的打燒學堂，只是揭帖傳單上的宣傳。[③]這一時期發生在江蘇宜興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學堂事件，根據當時的報道，大抵由于經濟糾紛。[④]按道理，改革舉措，涉及哪個人群，哪個人群受損，就容易引發沖突。軍事改革，面臨被裁撤、降等威脅的舊軍，出現過嘩變和騷亂嗎？沒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機構人員鬧過事嗎？也沒有。廢科舉，事關千萬士子的前程，真正起來鬧事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嚴格來講，新政舉措中，真正引發激烈的民間反彈和抵制的，其實是禁煙。當時的朝廷，下決心在幾年內讓中國禁絕鴉片，從鏟罌粟，到禁絕交易，多頭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禁煙舉措一樣，中國的禁煙，也在很多地方都引發了民變。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眾抵制鏟煙苗，跟官府發生沖突。后來山西巡撫派新軍鎮壓，死傷過百，成為轟動一時的“文交慘案”。[⑤]1911年春天，在溫州也發生了鏟煙委員下鄉鏟煙，連委員并隨從七八人一同被鄉民打死的事件。溫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樣，下鄉鏟煙的專員，都帶有武裝，配置新式洋槍，但是，卻都遭遇鄉民激烈的武裝抵抗，規模達到成百上千人。[⑥]這樣的騷亂和民變，在整個新政期間，算是規模最大了。然而，這樣的民眾騷動，其實跟新政的改革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無論什么時代，只要禁煙，就會有這樣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國學者看來，中國那一時期的禁煙，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國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盡棄。[⑦]
 如果說新政的改革，把人們的胃口吊了起來，形成欲壑難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新政到1911年，滿打滿算，不足9年，開民智的效果，還不明顯。西方的觀念，即使在比較開放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紳們比較急切的改革呼聲，無非是趕快立憲。他們連模仿日本和德國的欽定憲法大綱，都沒有進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義之前，立憲和革命，一直是在兩個軌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臺的滿人少年親貴肆無忌憚地收權得罪了人，主張立憲的人，并沒有革命的沖動。
 雖然報紙上時常可見文人們對新政的譏諷，披露新政出的諸如食洋不化的笑話。但總體上，新政的面貌給人印象還是不錯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給北京帶來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鋪的馬路，有幾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馬車，有外國式的住房，有電話和電燈，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辦的警政，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稱贊道：“他們控制的街頭交通令人贊佩。各城門不再出現堵塞現象，人人都必須循序而行不準許向前猛沖猛撞。即便是由德國兵駕著的笨重四輪運貨馬車也不準破壞馬路規章。有一個討厭的士兵裝腔作勢不肯服從指揮并且拔除他的刺刀來，維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這個兵逮了起來，押到附近的警察所處。那個兵在當天晚些時候才由一名德國軍官從那里營救出去。”[⑧]得到同樣印象還有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醫生杜格爾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醫，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間，奉天一片陽光，鴉片在禁絕，學校在興辦，幾位總督都擠出錢來支持他開辦醫院。雨天泥濘不堪，旱天塵土飛揚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樣。——筆者注)，現在興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開始出現了路燈，幾年后，路燈變成了電燈。隨著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現了數百輛黃包車，俄式無蓋四輪馬車已經非常普遍，官員們出行則乘坐國外封閉的四輪馬車。”警察也來了，“小小的藍色崗亭出現在街角”，警察開始指揮交通。奉天甚至組建了衛生委員會，頒布了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城市衛生方面的法律。[⑨]不僅城市有了新面貌，開展了地方自治的鄉村，治安狀況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研究，都不能否認，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時期是社會秩序最好的一段。
 這一時期的統計數據，也很說明問題。新政時期，是一個民族資本投資的小高潮。從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業9家，資本599280元。1904年，企業23家，資本5222970元，1905年，企業54家，資本14813391元，1906年，企業64家，資本21278449元，1907年，企業50家，資本14573047元，1908年，企業52家，資本22527338元。1909年，企業29家，資本9947254元，1910年，企業25家，資本4944740元，1911年，企業14家，資本2290500元。[⑩]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這個新政比較健康發展的時間區段內，企業和資本的增加是相當快的。與此同時，國家的財政狀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應該說，在支付4·5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的前提下，作為國家主要收入的關稅和鹽稅，已經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國家歲入1億的基礎上，1908年，國家年財政收入已經到達2·6321億兩，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門的收入0·3801億，全國的財政收入則達到3·0122億。[11]不錯，在此期間，國家財政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較高，但也沒有超過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資政院之后，國家有了預算，預算需要經資政院審議通過。1911年(宣統三年)的預算，原來歲入為296961909兩，歲出381357175兩，赤字84395266兩。但經資政院的審議，歲入增加為301910294兩，歲出降為298444360兩，從赤字，變成略有盈余。[12]不僅中央財政狀況大有好轉，地方財政也相當寬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結余。多的達到上千萬兩，少的也有幾百萬兩。辛亥革命后民軍的擴充，大部分用的是這個錢。
 這一時期財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稅的因素。新政期間，的確開征了一些跟新政有關的捐稅，比如警務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現代方法的財務整頓的功勞，比如肅親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門稅監，采用現代會計制度，嚴禁關員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終提獎。最后在短時間內，稅收增加了兩倍。[13]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稅收過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觀。而我們知道，傳統稅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損耗，經手人的貪瀆。雖然說，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機器，已經銹蝕，吏治的腐敗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發了漢人士紳和紳商的積極性，各地的士紳和紳商，通過地方自治以及辦學，興辦各種社會團體的途徑，以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新政。對于地方官員的不法行為，他們不僅可以通過傳統的途徑走御史門路彈劾，更可以通過斥諸媒體，全國通電，示威請愿等形式表達抗議。新政時期抵制美貨，收回利權和立憲請愿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顯示了士紳紳商的實力和威力。新政時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預備立憲，給了士紳和紳商參與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過來極大地制約了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行為。與此同時，自1903年蘇報案之后，朝廷的媒體政策逐漸開放，大量的民營報紙問世。少數具有革命傾向的報紙自不必說，就是一般的民營報紙，也多半以與官府為難為事業。凡是嗅到官員的貪腐和不法，一定大張韃伐，毫不容情。在這種特別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員落馬的多了。據統計，僅1909和1910兩年，經攝政王載灃批準革職的大小官員，就達千人以上。[14]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說，這一時期的吏治狀況，是有所好轉的。在媒體和士紳天天盯著，痛加批評的情況下，至少不可能變壞。吏治好轉，官員貪腐減少，民眾的負担就輕，所以，盡管新政增加了許多新稅，但民眾的反彈卻不強烈。后來的革命，實際上是社會中上層對統治者不滿的爆發，而非民眾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廣大的農民基本沒有關系。由始至終，農民連響應革命都興趣缺缺。
 當然，廢科舉的確很有問題。科舉制度，本質上是一種選官制度。以考試選官，原本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就目前來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是，在古代的中國，這個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綁在了一起，使得學校教育，基本上以科舉為導向，到了明清兩代，官學系統，居然成了科舉的一個臺階，基本上喪失了作為教育機構的功能。而且連帶著把民間的私學體系，也跟科舉聯系起來。雖然說進私塾讀書的人，未必都要考科舉，但其中學的好的，肯定是以科舉為目標的。這樣一來，整個學校體系，所教的內容，基本上被科舉左右了。顯然，這種現象，是導致中國社會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師徒相傳，口傳心授的一個重要原因。間接地，也跟近代科學技術難以在中國發端，不無關系。
 一直以來，對科舉的詬病就沒斷過，而近代則更是把中國之弱歸結于這個制度。似乎只有廢除了科舉，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國落地。在廢科舉的時候，實際上人們是把科舉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廢科舉，才跟興學堂相對應。事實上，當時興辦的新式學堂，是面對社會的，目的是給社會輸送各類的人才。而科舉考試，則是面對官場的，為官場選拔人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科舉和學校制度剝離開來，保留科舉，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種種榮譽和特權，僅僅作為選官之用。而同時廢舊學，興新學。但是，當時的改革，卻把這兩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說，這樣的改革，的確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會導致民間私學的動蕩，私學市場萎縮，一些不發達地區以教書為業的人，生計會出現問題。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現了秀才上街抗議游行的現象。這一時期，山西個別地區打先生，燒學堂的風波，多少跟廢科舉有點關系。傳統的士紳金字塔結構，也會因此而出現麻煩，新學堂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或者留學生，到底要擺放在哪個位置，有點混亂。但是，這種改革并沒有導致大批的士子失業，沒有奔頭。當時學堂一興，大批的士子都奔學堂去了。當時傳說是小學相當于秀才，中學相當于舉人，大學相當于進士。當年考一個秀才相當難，但進個小學卻容易得多，進中學，難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興辦學堂，名額比當初的秀才的學額，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們實際上是把學堂當便宜科舉看的，蜂擁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發生前夜，這些學堂學生多數還沒畢業，出路問題，并不嚴重。同時，由于改革，新事業也在出現。1905年之后，是中國民營企業的高峰，報館也在紛紛興辦，比起從前，新的就業機會，還是多了起來。據統計，新政時期也是一個民營資本投資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現各種新事業，士人的機會從另一個方面也在增加。隨著朝廷軍事改革的推進，投身待遇優厚的新軍，也是一種不錯的出路。況且，即使新學堂興辦了，但舊式私塾教育，一時半會兒也不可能消亡，整個民國時期，私塾都在頑強地生存。我們不能斷定，在新政時期，教舊書的人，就沒飯吃了。迄今為止，我們也沒看到有關士人失業的確切資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說政府的聯系是否中斷了呢？顯然也不是。科舉廢了，民間與朝廷，以科舉作為階梯的聯系方式是斷掉了。但當時的改革，又創造了其他的聯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組織，預備立憲期間的準議會諮議局，以及這些機構背后的各種社會組織，學會、商會、農會等等。我們知道，科舉作為一種士子跟朝廷的聯系，是無聲的。一般來說，除非出現明顯的科舉舞弊，或者特別的政治事件，士子無法通過科舉這個形式，對朝廷發聲。但各種地方自治組織，各種商會、學會之類的社會組織，卻有這樣的發聲渠道，更不要說作為士大夫的議政平臺諮議局和資政院了。事實證明，自廢科舉之后，士紳與清政府的溝通和對話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紳和紳商不僅跟地方當局溝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對話，也有了管道。即使1908年之后上臺的滿族親貴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視民間的聲音，立憲請愿雖說失敗，但也不是沒有一點成果——畢竟預備期縮短了3年。沒有了選官制度，但不能說士子們就沒了進入官場的渠道，很多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分子，比如回國的留學生，有不少都通過一種特別的留學生考試，進入了官場。在改革后的各種新式機構中，洋學生的比例相當的高。進入新軍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晉升的機會也多，從士兵變成了士官和軍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軍事改革，產生的新軍成為清廷掘墓人的問題，其實也不能單從表面上看。的確，軍事的改革是導致了新軍和舊軍的矛盾。不僅原來的綠營面臨被淘汰，或者轉為警察的命運，就是曾經叱咤風云的湘淮軍，甚至由部分由淮軍改編的練軍，也不得不退為巡防營(相當于地方部隊或者武警)。面對裝備好，待遇優厚的新軍，原本應該感到不滿的是他們才對。但是，反倒是新軍容易出事，這里有緣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軍比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較新，這樣的新，也曾讓一部分地方官產生畏懼，覺得這些新軍的軍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異動。好些地方都出現了限制新軍的舉措，平時不發子彈，演習時限制子彈數量，關鍵時刻甚至連槍栓都卸了。但是，明顯作為次等軍隊的巡防營，卻從沒有這方面的限制。更過分的是，有的地方官還用巡防營監視新軍，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視。在各個國家，各個不同軍種之間，軍人和警察之間，都免不了有沖突。試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現口角，有槍有彈和有槍沒彈的人之間，肯定前者氣更粗，膽更壯。原本是天之驕子的新軍，忽然成了受氣包，心氣如何能平？其實，當時的思想趨新，是社會的潮流，不見得一定跟革命有關系。把這種新視為洪水猛獸，其實是一些官員的神經過敏，或者，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思想太舊了。其實，北洋軍也是新軍，為何北洋軍就比較穩定？北洋軍里也有不少學堂學生，甚至留學生，為何他們傾向革命的人很少？[15]很簡單，當時沒有落到北洋軍頭上的歧視。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舊事物難免出現捍格和沖突，如果一些官員思想比較舊，喜舊厭新，捍格和沖突就會更加嚴重。但解決之道在于不斷推進改革，讓舊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舊事物。軍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軍取代舊軍，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國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為這些矛盾和沖突，就質疑新事物的“忠誠”。北洋軍也是新軍，在當時就沒有人懷疑他們的忠誠。即使在南方新軍中，不穩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習染的新軍士兵，即使在被革命黨人大規模滲透的湖北新軍中，也是少數。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時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義時，湖北的一鎮一協新軍，在武漢的，差不多有一萬人，參加起義的不過三千，而且基本上沒有軍官參與，其中也難說沒有被裹挾進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張的估計，湖北新軍一鎮一協一萬五千人中，革命黨人也不過將近兩千，同情革命的人約四千。[16]事實上，如果不是革命黨據點提前暴露，黨人花名冊落到湖廣總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處置嚴重失當，殺人示威，導致謠傳滿天，說瑞澂要按圖索驥，大開殺戒，等于反向為革命做了動員，形成了舉事死，不舉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態勢，起義能否如期發動，能否有那么多人參加，都是未知之數。很多地方新軍的不穩，實際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視有關，這樣的歧視，激起了新軍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軍的不穩，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學生的革命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憶都說，他們自回國那日起，就在準備革命。參加留學生科舉，積極投身仕途都是為了爭得日后革命的本錢。但是，當年留日學生占據了新軍的半壁江山，國內的軍事學堂，基本上是留日學生在控制。[17]但當日他們的思想傾向，到底是趨于革命還是立憲？誰能說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勢，他們能否投身革命，真還不好說。武昌首義，那么多學堂學生和留學生出身的軍官，何以只有一個吳兆麟參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學時參加過同盟會，也不見得回國后一定會堅持革命立場。后來的回憶，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閻錫山說他和趙戴文兩個回國的時候，每人帶了一顆炸彈，供發動革命之用。[18]誰都知道，那時候的炸彈非常不穩定，稍有顛簸，就可能爆炸。革命黨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學會了制作，在國內制造然后使用。誰能坐幾天的船，從日本帶回去？萬一風浪顛簸，在船上爆炸，豈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說得怎么好聽，山西辛亥起義，率先發動的不是身為標統(團長)的閻錫山，而是管帶(營長)姚以價，而姚恰恰是個所謂的保皇黨人。
 當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憲為標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滿人的統治，滿人皇帝的統治，是不是像呼吁立憲的官紳們說的那樣，皇權永固或者“世襲罔替”？我看不會。當時的王朝，畢竟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這層窗戶紙，早就被革命黨人捅破，滿漢一體的神話，早已破滅。而且經革命黨的宣傳，滿人在入關之初的暴行，也為世人所知，極大地削弱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盡管新政預備立憲時期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皇帝權力還相當的大，但畢竟已經開始厘定皇權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著有了限制。立憲是要有選舉的，按選舉的路子走下去，在漢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極少數的滿人特權肯定會越來越受到限制。滿人的統治，走向名存實亡或者消亡是遲早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1908年之后，新上臺的滿人少年親貴一邊推行預備立憲，一邊回收權力，集中資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權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實從他們自身考慮，也不是沒有道理——把軍權，財權以及全國的大部分資源都抓在手里，漢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嗎？然而他們忘記了，這樣做，勢必會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當時最有實力的漢人士紳，立憲派人士。一旦革命黨來放火，就沒有人幫著救火了。掌握海陸軍大權的旗人，從載灃、載濤到蔭昌和薩鎮冰，權力是有，但卻指揮不了軍隊。不止是軍隊不聽話，他們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膽略也有限。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那個家族，那個統治集團可以江山永固的。是體面地退休，還是被人趕下臺，是兩個必然的選項。
 革命的發生以及迅速擴散，的確因為朝廷的政策引發了怨望之情，情緒還相當大。但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當時當家的滿族親貴，逆改革的潮流而動所致。政治改革的趨勢，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權力，在當時而言，就是讓漢人士紳和紳商，進一步分享權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滿人親貴，不僅拒絕分權，反而大肆收權，推行鐵路國有(收回資源)，收回軍權，搞皇族內閣(收回并集中行政權)，因而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代表士紳和紳商的立憲派，也開罪了地方實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讓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們就能加入。革命黨人，恰在此時，扮演了一個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勢了。這期間，1908年最高領導人換馬，絕對是一個時局轉換的樞紐。正如費納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說：盡管新政期間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預備立憲的方案也切實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勢混亂，或許也由于清政府對于改革缺乏真正的興趣，這個方案的許多措施僅僅停留在紙面上。”[19]不肯選擇體面下臺的滿人親貴，最后實際是被逼下臺。雖然小皇帝沒有上斷頭臺，但滿人整體的命運，卻相當悲慘，很多人不得不選擇偽裝漢人，才能活下去。雖然說，革命的發生，革命黨之所以有機會，是當家人少不經事，嚴重缺乏政治經驗惹得禍。但是，改革也的確存在某種政治陷阱，即所謂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統治者，越是容易傾向于以收權來穩固統治，借助強權威懾反對者。人們很容易直線式地想到，抓權在手，總是要保險一點。從而忽略了這樣的抓權，會開罪什么人。忘記了所謂的權力和資源，實際上是要由人來掌控的，能力不濟，掌握在手里的東西，一樣會丟掉。當時的滿人，的確處于某種困境之中，少數民族政權，同時入關時又有“歷史問題”，經過將近260年的養尊處優，整體素質又在下降。試想，如果當時的皇帝，是漢人，而且沒有過去的“歷史問題”，這樣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發生，不是改革引發了革命，而是改革進入了自己的陷阱，當家人身陷其中沒能及時自拔。所以說，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當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①] 參見，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節和第四節。
 [②] 駱慧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473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
 [③] 參見李天德、李明吾：《長治、高平的干草會》，《山西文史資料》第四輯。長治市文史研究館：《上黨干草會運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
 [④] 《辛亥革命》(三)第389、454、455頁。
 [⑤] 王用賓：《記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幾件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第118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張之芯等：《“文交慘案”資料四則》，《山西文史資料》1991年第4、5期。
 [⑥] 林損：《林損集》中冊，第1031—1033頁。合肥，黃山書社，2010。
 [⑦] Francis CliffordJones，ChinaLondon， Arrowsmith， (1937)pp148.
 [⑧] 《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473、431頁。
 [⑨] (英)杜格爾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67—170頁。中譯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⑩] 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93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11] 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第140頁。濟南，齊魯書社，2002。
 [12] 《前清宣統三年歲入歲出預算表》，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冊，第25—32頁。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年。
 [13]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31—32頁。臺灣，傳紀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4] 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5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北洋軍至少有日本士官生30多人。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第94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6] 羅爾綱：《晚清兵志》第四卷，陸軍志，第2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17]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第93—101頁。
 [18] 《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山西文史資料》1991年第4、5期。
 [19] Vinacke， Harold Monk .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times. New York： A.A. Knopf， 1928.pp210.

张鸣 2012-04-27 03: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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