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家很窮，鄰居家很有錢。看到鄰居愛喝咖啡，連忙學樣，逼著全家扔掉茶杯；偷窺到鄰居穿花褲衩，又強令全家人換上花褲衩。喝了百年咖啡、穿了八十年花褲衩，才發現鄰居的錢大多是父輩搶劫來的遺產。就此，又立馬深愛上了鄰居的祖宗，于是，天天在家罵完父親罵祖宗，夜夜夢見自己原本是鄰居家的兒子，后來索性給全家改名換姓。 原作者：我思故我在123ABC
罵祖宗與認洋人為主子，拒絕奮發圖強------這就是百年前胡適等人的所作所為。
胡適等人所做的一切，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中國不如歐美，是因為我們的祖宗和血統不如歐美。所以，他們堅稱中國“百事不如人”。面對“山河破碎風飄絮”的悲慘局面，他們始終只干一件事：罵自己的祖宗，摧毀中國現有的一切，同時拜洋人的祖宗。
鴉片禍害國民；中國人淪為低端商品，被當豬仔賣；中國礦產被成船運回家；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葬送。被洋人抽打得滿臉鮮血，清朝皇室始終不長記性，幾十年里，不見有半點長進。后來大家決定推翻這個腐朽的王朝，于是剪掉鞭子，辛亥革命成功了，啟用中華民國年號，大家便歡呼革命成功。睡一覺醒來，軍事大佬們發現，頭上有沒有辮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了皇帝：我的地盤我做主。大佬們都想做全中國的老大，那就打吧。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僅是中華歷史上最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為無恥的40年。此時的中國亟需什么？強兵！只有強兵，才能抵御外侮。對此，胡適們呲之以鼻。何況，熱愛租界的胡適們，從不認為洋人駐兵中國有什么不好，一旦洋人都走了，沒有租界了，胡適們住哪？此時的中國亟需什么？富國！只有發展經濟，才能讓全國百姓吃飽飯，胡適們同樣是毫無興趣。月薪300多大洋，一年的收入可在北京城黃金地段買一座三進大四合院。此時的中國，最最亟需什么？國家統一！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富國強兵的希望。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實現國家意識的增強、思想認識上的統一。偏偏，胡適們鬧騰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新文化運動。
3、丑惡無知的新文化領袖
新文化運動有兩大領袖：陳獨秀、胡適。二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陳獨秀是一往無前、沖鋒陷陣的斗士，胡適則是手搖鵝毛扇的軍師。若干年后，陳獨秀在窮困潦倒中死去，而胡適實現了自己“他日為國人導師”夢想，在成功與喜悅中壽終正寢。
我們不要過高地估計了民國時期“大師”們的知識與眼界。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處處標榜民主與科學，開口閉口世界大勢，實際上，他們對當時世界十分無知。1919年1月17日，北大畢業生，此時已身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的袁同禮，在《北大日刊》發表了一篇有關諾貝爾獎的文章。他僅列出一份并不完全準確的1913年前諾獎獲得者名單，對此后的可謂一無所知。專門負責搜集、管理世界學術信息的圖書館館長如此，其他的教授們的情況可想而知。
洋博士胡適應該比較了解歐美的實情。但是，胡博士回國后，主要給學生們教授“國學”，忙著寫什么“白話詩文”。他的導師杜威博士來中國講學，他做翻譯，他翻譯道：“美國男女平等，一點兒界限都沒有”。當時，在歐美，婦女不僅沒有實現與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沒有選舉權。顯然，這要么是他的老師胡說而胡適（假裝）不知道，要么是胡適亂翻譯。
陳獨秀十分天真，天真到近乎有點傻。當時，洋人的兵艦、軍警在中國大地橫沖直撞，駐北京的日本軍隊，更是動不動在北京城溜達一圈。就這樣，陳獨秀天天大罵軍隊是萬惡之源，高呼中國取消軍隊、停止征兵。我們都知道，當年，倘若沒有張作霖的數十萬大軍，東北早就被日本人包圓了。
1919年1月22日，日本毒死了朝鮮國王（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鮮，廢黜其國王），引發了朝鮮的“三一運動”，超過200萬朝鮮民眾游行示威。對此，陳獨秀撰文《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這回朝鮮的獨立運動，偉大、誠懇、悲壯，有明了正確的觀念，用民意不用武力，開世界革命史的新紀元。……我們希望朝鮮獨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民意不用武力’的態度，永遠不招一兵，不造一彈，做世界各民族新結合（不叫做國）的模范。……我們希望日本人，縱然不能即時承認朝鮮獨立，也應當減少駐留朝鮮的軍警，許他們有相當的自治權利。……我想富于自由獨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對于朝鮮人這回悲壯的失敗，都應該流幾點同情的眼淚。”
我們不要過高地估計了民國時期“大師”們的知識與眼界。洋博士胡適應該比較了解歐美的實情。但是，胡博士回國后，主要給學生們教授“國學”，忙著寫什么“白話詩文”。他的導師杜威博士來中國講學，他做翻譯，他翻譯道：“美國男女平等，一點兒界限都沒有”。當時，在歐美，婦女不僅沒有實現與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沒有選舉權。顯然，這要么是他的老師胡說而胡適（假裝）不知道，要么是胡適亂翻譯。陳獨秀十分天真，天真到近乎有點傻。當時，洋人的兵艦、軍警在中國大地橫沖直撞，駐北京的日本軍隊，更是動不動在北京城溜達一圈。就這樣，陳獨秀天天大罵軍隊是萬惡之源，高呼中國取消軍隊、停止征兵。我們都知道，當年，倘若沒有張作霖的數十萬大軍，東北早就被日本人包圓了。陳獨秀有著專橫之至的悲劇個性。胡適在充分利用他這一弱點之后，表揚道：“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在民主科學的旗幟下，陳獨秀不容反對者說出一句話來。正是這種專橫的個性、幼稚的思想，在他担任中共總書記期間，幾乎徹底毀滅了中國共產黨。擺脫他領導后的中國共產黨，在兩三年時間里，便發展成擁有十萬大軍的政黨。正是在堅決反對“言必稱希臘”的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才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誰反對自己的觀點，便不惜采取排山倒海式的人身攻擊，讓他自此閉嘴，這就是陳獨秀。與陳獨秀一起英勇戰斗的，還有一位名士叫吳虞。陳獨秀、吳虞都僅游歷日本，未在任何大學接受過任何系統的教育。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基本是來自對日本馬路上的觀感，拍腦袋想當然。可以說，是極端的性格，使他們爆得大名。凡是儒家提倡的，吳虞都堅決反對，什么孝順、家庭、仁愛、貞潔等等，統統無條件的反對，他的理由是：西方人從來不要這些。因為他論證了孝順、家庭是“萬惡之源”，一下子贏得了“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的榮譽稱號。 這一時期，只要膽子大，缺德到一定級別，便可一夜成名。因此，每天都有雨后春筍般的驚世駭俗的學術成果誕生。比如吧，當時有“大師”研究后認為，孩子是父母快活時不小心弄出來的，所以，孩子沒理由，也沒必要孝順父母。相比之下，當今性學專家李銀河教授還局限于“性自由”階段，尚未延伸到性自由之后的問題，實在是太膚淺。 胡適、陳獨秀、吳虞等著名教授絕不只是說說而已。北大教授集體嫖妓，有婦之夫的老師迎娶女學生，如此等等，成為當時臭名昭著的新聞。最有價值的實踐，莫過于吳虞，他唾棄孝順，便以拳頭痛扁親生父親；他討厭家庭，所以不給親生女兒學費；他高呼婦女解放，于是，一邊嫖妓一邊娶小老婆。知識青年們的腦袋頓時炸了鍋，醍醐灌頂般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后，原來是孝順、家庭、仁愛、貞潔等玩意惹的禍。思想被“解放”的小伙子們，拋妻棄子離家出走，當上了“文學青年”， 女學生也離家出走，當上了 “娜拉”。 “文學青年”一邊與“娜拉”們愛得死去活來，一邊撰文大罵父老鄉親父母兄弟姐妹。“娜拉”們徹底解放了身體與道德，一邊與幾個男人同床共枕，一邊發表難以割舍其中一人的“愛情”日記。就這樣，誕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現代作家”。 忠孝是愚昧，貞潔是罪惡，家庭是牢籠，祖宗是魔鬼，父老鄉親則統統是愚民，只有自己才是古往今來的最聰明、最偉大的圣賢。以忠孝、貞潔為基礎結成的家庭鑄就的中華歷史、華夏國家與社會，自然是十惡不赦的。文學青年們以為，自己的責任就是要徹底顛覆這一切。 他們這些驚世駭俗的新發現，構成了“現代文學”主流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眾所周知，第一個鼓吹全盤西化的人，就是胡適。胡適現在所要做的，當然是用洋知識證明中國文化一文不值。胡適當然知道，反對忠孝仁愛，否定家庭和貞操，等于想與野豬野狗為伍，無異于反人類。胡適是怎樣化解這一難題的呢？他說，忠孝仁愛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國傳統，中國獨有的寶貝只是八股文、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之類的玩意。這邏輯奇怪不：一個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塊疤，便說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這難看的疤才是他獨有的寶貝。倘若將這邏輯用到胡適身上，也很有趣：胡適家獨有的寶貝，就是他老婆那雙獨一無二的小腳。胡適最大的長處，就是公然顛倒黑白。中國歷史上什么最強，胡適就說這方面中國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說：“中國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我們知道，中國自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開始，便開始以紀傳體記錄歷史，當時的歐洲人還在干嘛？僅就《史記》，其中的哪一個人物不是鮮活無比？當今有多少成語源自這一個個“傳記”？他走上講臺上中國哲學史課，直接從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時期講起。為啥不談夏、商、西周的前十王？ 胡適說了：此前的中國歷史不靠譜，“東周以前無史”，中國文明史也就二千來年。胡適當然知道有人正在研究殷墟甲骨文，不過，只有證明中國文化丑陋時，他才會想到，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商朝，特迷信鬼神。胡適為啥要抹掉這段歷史呢？因為此前的歐洲史，除了原始森林就是野人，連從西亞和北非搶幾個神話胡編幾個故事的機會也沒了。 胡適就收手了嗎？遠沒有。胡適親手培養的顧頡剛等“專家”成長起來了。在胡適的精心呵護下，一下子，幾乎所有的先秦時期的經典，都成了“偽書”。
1934年，胡適完成了一部論著《說儒》。此時，胡適已經是聲名顯赫的文壇領袖了。以他30年代的著作為例，更有利于人們了解胡氏“學術”風格。 《說儒》洋洋灑灑數萬言，歸納起來就四個字：儒學下賤。 1、一切從這個假設開始：“從儒服是殷服的線索上，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 2、接下來，不知依據什么，他說：“我們看殷墟（安陽）出土的遺物與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3、接著，大膽判案：“這種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別訓練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喪禮需用相禮的專家。……他們只是‘儒’。4、接著，初步結案：因為“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說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胡適猜想“大概當時的禮俗，凡有喪事，必須請相禮的專家”，接下來，他不知依據什么，作出結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即：所謂儒，就是專門靠為別人辦喪事混飯吃的人。5、繼續推想：“他們（儒）既須靠相禮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講氣節了。”6、于是，胡適宣稱：“在前三章里，我們說明了‘儒’的來歷”。7、轉眼間，胡適翻臉不認人，忘記“推想”、“大概”這樣的字眼，出臺了鐵板釘釘的成果：“老子……然而他還是一個喪禮大師，還不能不做相喪助葬的職業；孔子……他也還是一個喪禮大師，也還是‘喪事不敢不勉’。”就這樣，根據假設基礎上的假設，依靠推測基礎上的推測，胡適給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崗位：“喪禮大師”。 儒家、道家的祖師爺都是“喪禮大師”，很自然，春秋戰國時期所有的知識分子，“喪禮是他們的專門，樂舞是他們的長技，教學是他們的職業，而鄉人打鬼，國君求雨，他們也有事，----他們真的要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 上述這一切，都是因為胡適發現了“儒服是殷服的線索”。 最最奇特的是，這個所謂的“線索”，依然來自胡適“大膽的推想”：因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別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歷史眼光的人，他懂得當時所謂‘儒服’其實不過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國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認那是他的‘鄉服’，而不是什么特別的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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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血軍事 2015-08-23 08:5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