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談電影和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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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

我以前看過很多小說,小說、文學作品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從武俠小說看到幾乎沒小說可看,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每天就在租書店等新書,初中時也是如此。也因為無聊,所以開始看起言情小說,像郭良蕙、華嚴、金幸枝等作家,到了高中時,我幾乎把所有的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都看完,又開始看翻譯小說如:《泰山》、《魯賓遜漂流記》、《金銀島》……這些書都是在學校的圖書館借的。到大學,看得就更廣了,包括一些存在主義、哲學方面的書都看,也開始看臺灣的小說,當時的書評書目出版社從民國五十二,五十三年就有編短篇小說集,我有個習慣,如看到某位作者寫得還不錯,就會一直找他的書出來看,然后看到陳映真的《將軍族》、《鈴硝花》、《山路》……這些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當時看了有一種很奇怪的反社會、反法西斯、反極權的不平心態。

本來《悲情城市》是要拍楊麗花的故事,或用楊麗花、周潤發來演,后來沒成。故事的設計上是以光復后在基隆走私的家族為背景,將前一代面臨“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轉換,在故嘉中都有設計。解嚴后,邱復生找我拍片,所以我想以“二.二八”為時間背景。當時的數據很少,包括“二.二八”的真相,也只找到一本數據,其他則是訪問老一輩的耆宿去了解一些真相。其實更早之前曾和朱天文、吳念真約陳映真在明星咖啡廳(我有幾個劇本都是在明星咖啡廳寫的).談論要拍他的《鈴踏花》或是《山路》的可能性,但他勸我們不要拍,怕我們會得不償失拍出問題來,于是作罷。對《悲情城市》最早的感覺是聽那首由洪榮宏翻唱、粱弘志重編《悲情的城市》的歌。這首歌我在初中、高中時就常唱,歌給我的感覺很強烈,于是就拍了時局轉換,日本人戰敗要離開,國民政府要進來,在權力交替的過程中的個家庭,并非主要拍“二.二八”事件因為我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成因非常復雜,在電影上很難去呈現這些復雜的困素,所以我主要拍的是一個家庭,只是背景設定“二.二八”那個時代。

從那時開始.我就將以前我對臺灣近代史了解的部分,及看小說得來的印象所累積出來的熱情,開始做三部曲,正好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已出來,拍完《悲情城市》,接下來拍《戲夢人生》,《戲夢人生》是在拍李天祿時,接觸到他整個故事.當時正好是日冶時代;再來就是《好男好女》描寫白色恐怖。《好男好女》開始走形式,有三個時空。我感覺到時代的意志影響到人,當時的臺北現代人是個人的情感最重要而不是時代的氛圍,就像《好男好女》那時候,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跟鐘浩東、蕭道運夫婦及李嵐風他們向往革命,這些在日治時代可能成為精英分子的人,他們所向往的是回歸祖國去參加抗戰。這跟現代的年輕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雖然是革命去參加抗戰,基本上還是和情感連結在一起.但現代是純粹個人的,每個時代不一樣,人本身卻是好男好女,所以我才用這樣一個題目,總共有三段:一段是她自己的過去;一段是她準備拍這個白色恐怖,因光明報案準備回到大陸的這一段,三個時光交錯。

很多人都會問我,我最滿意的作品是不是《悲情城市》?老實說我每次拍完總會感覺每部影片好像能量不足似的,也可以說我永不滿足,從來沒有因為拍完某一部影片就認為自己很了不起。《悲情城市》拍完、看完、剪接完、再試片,看完試片出來后,我還認為是部大爛片。原因是它的條件不容易拍,我說的是現實實際的條件,包括場景都很困難,所以拍得很累,那是我拍得最累的片子。等于是從自己成長經驗的題材跳到歷史經驗的題材--這并不容易,亦沒有感到所謂的顛蜂,反而認為那只是一個階段:從自己的經驗,進而了解到自身、了解到周遭別人的不一樣,才有能力去做這一部分。(訪問/整理:臺北電影資料館 林盈志)

來源:臺北電影資料館  作者:侯孝賢



網載 2015-09-09 14: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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