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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詔書—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終結的標志

鄒愛蓮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6歲的皇帝溥儀頒布的“退位詔書”，通常稱為“清帝退位詔書”或“宣統退位詔書”“溥儀退位詔書”。

一在中國歷史上，以往的“退位詔書”是指權臣當朝、皇室暗弱時，處于弱勢的君王不得已把皇位禪讓給大臣而發布的告天下書。一般有兩份，一份是皇帝退位前先自責一番的“罪己詔”，另一份是通過一定形式發布的禪讓“退位詔”，但宣統帝的這份退位詔書則略有不同。

一是“罪己詔”不是為退位而發，而是在“退位詔書”頒布之前的3個月，即宣統三年九月初九，由溥儀父親監國攝政王載灃以宣統帝名義發布的，目的是想通過主動“罪己”來保全帝位。詔書中除“罪己”之外，還表示：今后皇帝將“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于憲法者，悉皆除罷。”

二是“退位詔書”實際上是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這一天連發的三道懿旨。其中的第一道為“宣布共和國體由”，后來被人們稱為退位詔。此詔經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后，由袁世凱轉交清廷公布。另外的兩道懿旨，一道是致全國軍民的，又名“民政部等嚴密防范地面由”，說明退位是為人民、為國家著想，希望全國能繼續保持安定；另一道致清朝宗室和滿、蒙、回、藏族人民，題名為“優待條件尚為周至等由”，告訴他們皇帝之所以退位，原因之一是對清皇室和各族都各有優待條件，并且條件還可以接受，請他們理解，以“化除畛域，共保治安”。

還有一點與其他朝代不同，即以袁世凱名義發布的“政府令”。歷史上，老皇帝退位后，新皇帝登基都要發布“登基詔”。“罪己詔”“退位詔”“登基詔”作為新舊政權交接的標志，往往作為一組文件保存。但是宣統帝退位后中國要實行共和，因此不能再有皇帝“登基”，同時，雖然詔書宣布“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但畢竟還未正式選舉。這樣，在既沒有皇帝也沒有總統的情況下，袁世凱便在第二天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的名義，發了三通“政府令”。一通致京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官員在新官制未定以前，要照舊供職；一通致軍警：繼續執行舊軍紀警章，全力維護社會秩序；一通致京內各部院衙門：原各部院正副大臣改稱正副首領。

清帝的退位詔，與其他兩道懿旨和1912年2月3日授權袁世凱和南京臨時政府談判的詔書合稱《遜清四詔》，后被內閣中書張朝墉收藏。張歿后，由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購得，1975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現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原件向全國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檔案管理制度，內閣大臣又將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凱頒發的政府令都作為最重要的上諭檔案，全部抄錄進《上諭檔》，永久保存。這些《上諭檔》現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對照退位詔的原件和抄錄件，除抄錄件沒有加蓋印章和袁世凱簽名被簡寫成“袁”外，其他內容無任何不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文后11位大臣的簽名中，紹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簽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內閣會議當天4人請假。

二在“退位詔書”中，清廷稱：“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涂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輟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圣天下為公之義……”詔書內容文優言簡，讀之感到清廷通情達理，顧全大局，退位完全是為國為民。其實不然。和歷朝皇帝“退位詔書”一樣，其一，清帝“退位詔書”亦是出自大臣之手（系由張謇幕僚楊廷棟捉刀，張謇潤色，袁世凱改定）；其二，內容雖冠冕堂皇，也只是說給天下人聽的，退位實屬萬不得已之舉。

清朝自1644年入關到宣統帝即位，已歷十朝十帝。順治帝福臨即位時曾昭告天下，愿國祚永久，世世和天下臣民“共享泰寧”。但是，經過260多年的統治，到了宣統帝溥儀手里，社會已經發生了巨變，清朝已不是剛入關時的清朝，更不是盛世的清朝。究疾之源，清朝從乾隆中葉起，便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吏治和軍隊日益腐敗，財政日趨緊張，各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正在清朝統治江河日下之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迅猛發展。鴉片戰爭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之后，中國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地位，隨后的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不論清朝是敗還是勝，最后都以簽訂屈辱的條約而結束。其間清廷雖也曾想要振作圖強，出現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但是既不能改變封建專制，也未能富國強兵。

清廷在長期執政中，不僅喪失了國土，虧空了財政，更喪失了民心。1894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之后，全國要求實行立憲、速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從宣統元年（1909年）開始，各省諮議局相繼成立。清廷雖不得已成立“責任內閣”，但只是一種姿態，成立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皇族內閣”，這更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和輿論譴責。不久，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之火迅速燃燒，各省紛紛宣告獨立。在清帝退位之前，已有17個省宣布獨立，占全國省份的2/3，他們實際已經脫離了清朝統治。1911年12月4日，南方各省共和聯合大會召開，決定從速在南京組建臨時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民國政府誕生。

如果說光緒時期清朝政府還有個空架子，而到宣統繼位時，連這個空架子也支撐不起來了。不僅內憂外患，財力枯竭，而且內無可用之良相，外無可御敵之將才。

一是沒有強有力的軍隊。清朝入關，靠的是勇猛善戰的八旗軍，這支軍隊入關后逐漸喪失了戰斗力。咸豐朝后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湘軍和淮軍，在甲午之戰中也未能抵御住日本的侵略，所以清朝末年便有了北洋新軍。但這支新軍用來鎮壓全國革命力量卻遠遠不足，這也是袁世凱同意與臨時政府和談的主要原因。

二是沒有可以信賴的將帥。最可指望的新軍，軍權掌握在袁世凱手里。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曾命滿洲正白旗出身的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抵抗革命軍，但蔭昌對袁世凱一手操練起來的北洋軍隊根本指揮不動。商議再三，最后只好請載灃最不喜歡且已被罷免的袁世凱再度出山。這是清朝滅亡前最無奈的人事選擇，軍政大權拱手讓給了袁世凱，是戰是和，全由他說了算。這時的清廷，等于已經交了權，清朝滅亡，只在早晚間。

三是沒有能支撐大局的良相，孤兒寡母的朝廷，內心沒有主見。隆裕太后既沒有孝莊太后的能力，也沒有慈禧太后的手段，她是沒有主見的太后；攝政王載灃則既不如輔佐順治帝的多爾袞，也不如輔佐同治帝的奕，他是一個軟弱的攝政王；首揆總理內閣大臣慶親王奕劻則既貪且庸，多年來與袁世凱一唱一和，看到岌岌可危的局勢，不僅沒有積極幫扶，反而在最危急關頭接連提出辭職請求；最堅定的親貴少壯派人物良弼，在清帝頒布退位詔書半個月前的1月26日，被革命黨人炸斃，其他宗社黨成員被嚇破了膽，紛紛逃出京城，此后清廷里連個敢說硬話的人也沒有了。

四是沒有充裕的財政后援。多年的戰爭賠款掏空了國庫，尤其是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清朝財政遭到空前浩劫，僅庚子賠款總額就高達白銀4.5億兩，不算利息，每年就需籌款2200余萬兩，占清朝財政總收入的1/4強。所以到清朝后期，清政府財政連年入不敷出，到辛亥革命爆發時，財政赤字已高達近7000萬兩。所以，當有人提出反對清帝退位時，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強有力的反駁理由就是：軍費不足開支一個月！

五是沒有了外交上的支持。外國人支持清政府，只是為了能攫取更大利益，在看到清朝已經不保的情況下，就把扶植目標轉到了袁世凱身上。住在東交民巷的外國公使團做出了“保障袁世凱的地位并給以便宜行事機會”的承諾。當袁透露出要與革命黨和談時，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出面為他搭橋。同時，為了給未來的共和國打開一條外交上的生路，孫中山在回國途中，也曾專門赴英與四國銀行團會談，磋商停止給清廷借款事宜。孫中山的活動，也促使了西方各國不再對清廷予以支持。

三在清廷無力抗拒革命浪潮的情況下，袁世凱懷揣陰謀，運用軍事壓力和政治欺騙的兩面手法，用革命黨壓清帝退位，又用清廷的存在迫使革命黨讓出中央政權。在得到孫中山“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明確表示后，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上奏隆裕太后，言稱：為清室及滿人計，當以清帝退位為上策。隨后，又由他的心腹出面威脅清廷：現在退位尚有優待條件，再不退位連優待條件也沒有了。

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萬般無奈之下，清廷于2月1日決定退位，2月4日由袁世凱與革命黨商討退位優待條件，2月10日，優待條件得到隆裕太后認可。其主要內容為：清帝仍保留皇帝尊號，仍暫住宮廷之內，日后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民國每年撥給皇室費用400萬元；皇室的私產，由民國特別保護；皇室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此外還規定，皇族的王公世爵照舊保留，并免服兵役。由此看，清帝退位并非如詔書所說，全是為國為民，除出于無奈外，更多的是為自己。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皇帝退位的日子。這一天，除隆裕太后代表宣統帝發了三道懿旨外，其最高辦事機構——內閣，還以宣統帝名義批復了20件大臣奏折，下發了9道日常公務上諭。但是，這一天，只是清廷最后一天行使權力的日子。“退位詔書”的頒布，標志著清朝的覆亡，也標志著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終結。這一天，又是成千上萬革命志士浴血奮戰換來的日子，僅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就在海外流亡奮斗了17年。今天，在我們總結清朝興亡的經驗教訓之時、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應該回味這一天，也應該認真解讀一下清帝的這篇“退位詔書”。

作者簡介

鄒愛蓮，國家檔案局巡視員、研究館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相關學術成果有《清代金榜——通向紫禁城之路》、《清代的文書檔案》（合著）、《御筆詔令說清史》（合著）、《中葡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等。

綜合 2022-01-09 19: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