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陸出版第一本《慶親王》蓋棺論定活脫脫曾一的慶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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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親王缺少了政治家、治國理政的最為重要的素質，那就是政治道德和底線倫理。雖然慶王奕劻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資深官僚有著所謂“老成持重”、“老成謀國”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質，是個接近于合格的新政領袖。

上海機關報澎湃【編者按】中紀委曾專文指出：對于身處民族復興大時代的我們，慶親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們應該照一照的鏡子。近日，第一本有關慶親王的傳記《慶親王》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還原了這位晚清大老虎腐化墮落的經過。澎湃新聞經授權摘錄其中的一篇。

今人對奕劻之了解多與貪腐有關，從清末至今，輿論多以奕劻為一腐化昏聵之老朽，史家劉厚生先生曾言：醇王奕譞之貪黷，遠比恭王為甚;而慶王奕劻之貪黷，尤十倍于醇王。這種評價已成為晚清北京一般之輿論。從史實而言，奕劻貪腐大爆發于庚子議和之后，尤其是入值軍機處以后。民國學者許指嚴在《十葉野聞》一書中曾說：

慶王奕劻之貪婪庸惡，世皆知之，其賣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勝數。似其門如市也，戲稱之曰老慶記公司。上海各新聞紙之犢尾，無不以此為滑稽好題目，蓋前此之親王貝勒入軍機當國者，未嘗有贓污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慶王以辛丑和約成，大受慈眷，然實李文忠(指李鴻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為之助成，慶王可謂今天之功矣。顧榮祿未死以前，慶王實絕無議政權。及榮祿死，太后環顧滿人中，資格無出慶右者，遂命領袖軍機，實則太后亦稔知慶之昏庸，遠不及榮祿也。慶之政策無他謬巧，直以徇私貪賄為惟一伎倆，較之樹黨羽以圖權勢者，尤為未達一間。其所最好者，多獻禮物，拜為干兒，故門生，干兒滿天下，然門生不如干兒之親也。

奕劻貪腐確為事實，但說其昏聵則是誤讀此公，久經官場的慶王爺絕非糊涂蛋，其人精明得很。奕劻是個功利的現實主義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財富是他信仰的一種理念，無論是制度，還是改革，抑或是憲政，在他看來都是一種工具，權力才是一切。慶王奕劻并沒有問鼎最高權力的野心，他只有將權力轉化為財富的欲望。

坊間傳聞奕劻與人交往，不論親疏，只論金錢，給錢多就親近，給錢少就疏遠。有些與奕劻有金錢交往的官員便成為京城傳聞的主角，以《夢蕉亭雜記》一書而留名后世的陳夔龍就是一例。陳夔龍，本是榮祿心腹干將之一員。榮祿死后，他通過夫人又與奕劻結上了關系。傳說陳夔龍的夫人幼即拜老慶為義父。陳夫人對待這位當國的義父極為孝順，凡所貢獻，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問暖噓寒。不僅如此，為了丈夫的政治前途，陳夫人甚至常居老慶邸中，累日不去。慶王每日上朝，她常親將朝珠于胸間溫之，然后，再掛在義父的頸上，然后把慶王送至門外。京師有人為此寫詩道：百八牟尼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成為當時一大趣聞。

在陳夫人的積極公關下，陳夔龍仕途一路躥升，幾年間便升至開府大清國最為實缺的直隸總督。據許指嚴記載，夔龍督直時，每歲必致冰炭敬數萬，幾去其的入之半，其他緞匹、食物、玩好等不計。對此，奕劻也覺得不好意思。他曾對陳夔龍說：你也太費心了，以后還須省事為是。陳夔龍則敬對說：兒婿區區之忱，尚煩大人過慮，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瑣事。慶王聽后莞然，蓋默契于心也。

這個故事的戲劇性和香艷程度都過高，真實性也無從考證，但陳夔龍攀附奕劻而爬上高位也是事實。不過有的故事則是明顯的虛構和捏造。同樣還是在許指嚴的書中，曾提及清末重要官員陳璧，說陳璧起初不過是個窮困小京官，后來得到一位金店老板自助，花錢賄賂奕劻，還認慶王為干爹。最后，陳璧才得以平步青云，最終混上郵傳部尚書。事實上，陳璧進士及第之后，當了很長時間的御史，后來因為工作業績優異，被任命為順天府尹。八國聯軍進京之時，陳璧留守北京，負責總理衙門日常工作，與占領當局多方周旋，很好地維護了國家利益。新政之后，陳璧一直是大清經濟改革的實踐者，主持了多地的實業建設。后來，因為驕人的工作成績，陳璧相繼出任商部侍郎、度支部侍郎。郵傳部成立之前，陳璧也絕不是什么窮困小京官，早已是副部級高官。在郵傳部成立之后，他自然成為郵傳部尚書的當然人選。陳璧為清末的金融改革、鐵路建設做出過非凡的貢獻，最后卻因經濟問題而丟官，但并無證據證明陳氏是靠著奕劻而上位的。許指嚴的故事不知來源為何，實在是毫無根據。

雖說陳璧一事乃是民國人的杜撰虛構，但手握重權的奕劻之貪腐確有其事，而朝中言官御史對之也屢屢彈劾。一九○三年十月，御史張元奇曾上折彈劾奕劻之子載振宴集招歌伎陪酒，生活糜爛墮落。這件事尚未涉及奕劻本人，而且喝花酒這種事情在官僚群體也不算新鮮事。故而，朝廷發了一道上諭，令載振當深加警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算是個口頭警告處分吧。

真正第一次針對奕劻本人的重要彈劾事件是一九○四年二月的御史蔣式瑆彈劾的奕劻在匯豐銀行一百二十萬巨額存款事件。

御史蔣式瑆是光緒十八年的進士，曾在翰林院工作多年，后轉任為御史。在清末鼓勵個人創業的經濟政策背景之下，蔣御史也曾投身商海，辦過電力和水泥公司，不過效益不是很好。蔣御史對慶王奕劻的進攻始于一九○三年，這一年九月，御史蔣式瑆曾上折子，以御史風聞奏事的特權對慶王奕劻提出指控：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素有好貨之名，入直樞廷以來，曾幾何時，收受外省由票號匯集之款，聞已不下四十萬兩，其在京師自行饋獻者尚不知凡幾，賄賂公行，門庭若市。

蔣御史的第一封奏折對奕劻的指控沒有過硬的材料，貪腐行為沒法坐實，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蔣御史沒有輕易放棄，他在等待機會，再次向奕劻發起進攻，打掉這只腐敗的大老虎。一九○四年二月，蔣御史不知從哪兒得到了奕劻在英國匯豐銀行存有巨款的消息，于是上折子說：

臣風聞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日宣戰消息已通。慶王奕劻知華俄與日本正金銀行之不足恃，乃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金送往東郊民巷英商匯豐銀行存放。該銀行明知其來意，多方刁難，數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僅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憐。該親王自簡授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若市。上年九月間，經臣據折參奏在案，無如該親王不自返，但囑外官來謁，一律免見，聊以掩一時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不計外，尚能儲此巨款，萬一我皇上赫然震怒，嚴詰其何所自來，臣固知該親王必浹背汗流，莫能置對。命此款由匯豐銀行提出撥交官立銀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開辦。

御史蔣式瑆的這個奏折信息量極大，其一是慶王奕劻有一大筆錢存在了外資銀行，就是東郊民巷的英資匯豐銀行;其二是這一大筆錢的來歷可疑，奕劻父子生活奢靡，怎么能存下這么多錢;其三，當時大清政府正在籌辦中資銀行，也就是戶部銀行，即便朝廷不追究奕劻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也應該督促奕劻將巨額存款轉存到國內中資銀行，以示對國家金融改革的支持。

御史風聞奏事，朝廷就會有所回應。很快，朝廷派出以另一位軍機大臣鹿傳霖為首的調查小組介入慶王奕劻在外資銀行巨額存款一案。匯豐銀行是英資銀行，在大清那個時代，中國政府是無法調查其往來賬目的。鹿傳霖的調查組只能找到銀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詢問該行同慶王爺奕劻有沒有經濟往來，他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蔣式瑆的彈劾僅僅是聽聞有其事，但沒有一件實質的證據，這一點讓調查組無從查起。最后，調查小組因查無實據結案，還以無證據誣蔑親貴重臣為由訓斥了蔣御史，并將其調回翰林院工作，不再担任御史職務。

面對親王重臣、首席軍機大臣奕劻，御史蔣式瑆實在微不足道，即便擁有不須負責的風聞奏事專權，蔣御史也未能成功指控奕劻的巨額存款一案，自己還丟了御史的差使。那么奕劻在東郊民巷的匯豐銀行究竟有沒有存款呢?

奕劻的貪腐是毫無疑問的，盡管坊間傳聞有杜撰成分，但奕劻貪腐的基本事實是存在的，所謂無風不起浪是也。在清末的北京官場，奕劻好貨的名聲在外，也就是人人皆知他貪財。慶王奕劻是搞權力尋租的高手。在入值軍機處之后，特別是在榮祿死后，自己成為首席軍機大臣之后，奕劻就大肆將大清王朝的干部提拔問題市場化，下面的官員只能是提錢進步，慶王府變成了交易所，時人譏之為老慶記公司。光緒二十八年，榮祿病重期間，京城官場盛傳奕劻將當上首席軍機大臣。政績卓著，且又善于鉆營的袁世凱就拿出十萬兩銀票，派出能與奕劻說上話的楊士琦到慶王府，給奕劻奉上這一筆巨款。從此，袁世凱與奕劻開始了金錢與權力的友誼。此后，每逢年節或是慶王府的紅白喜事，袁世凱都會奉上不菲的銀子，這讓慶王爺著實開心。深諳中國政治邏輯的袁世凱還和慶王長子載振拉上關系，二人換帖子，結拜了兄弟。如此一來，也可以說慶王成了袁世凱的干爹。

那么貪腐成性的慶王爺在匯豐銀行究竟有沒有存款呢?晚清時代，京中達官貴人在外資銀行存款是個很普遍的現象。據晚清報業名人汪康年在其日記中記載的一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這種現象的常態性，汪氏一次在酒桌上遇到一位京城一家外資銀行的高管，這位高管很是高調張揚，在席間宣城自己在京城金融界地位很高，接的都是王公貴族的大業務，京城不少王公貴族的存款都是他經手。從這位有點吹牛皮的銀行高管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京城達官貴人在外資銀行存款應該是個常態。

清末朝廷還有一位與奕劻有著不相上下貪腐惡名的大佬，此人名為葉赫那拉·那桐，那桐是清末著名的滿人學者，與端方、榮慶并列為旗下三才子。不過這位旗人才子對大清江山沒有多少感情，也沒有什么政治操守，唯一的信仰就是銀子，通過權力填滿自己的口袋是他最感興趣的事情。在朝中為官之時，那桐與奕劻成了貪腐好搭檔，二人合作賣官鬻爵，被人稱為慶那公司。那桐留下了一本《那桐日記》，成為后世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那桐在其日記中曾經記載，僅在一九○一年，他就在匯豐銀行存過兩萬兩銀子。那桐既然存了，那么作為伙伴的奕劻也就有可能也在匯豐有存款。民國筆記史料中曾記載，辛亥革命以后，奕劻頹喪不歡，家人勸其離開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時不愿走，一詢問，方才知道老王爺在東交民巷外國銀行還有三百多萬兩的存款。據曾經在載振府上當差多年的汪榮堃回憶：奕劻一旦無權后，還是一個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現款入民國后完全存在東交民巷里的各外國銀行，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匯豐銀行等，每月家庭生活開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還用不完。從種種資料來看，奕劻在匯豐銀行有大筆存款肯定是事實。

那么，為什么朝廷調查組卻什么都查不出來呢?

其一，奕劻是個絕頂精明的老滑頭，昏聵不過是他掩人耳目的偽裝。朝廷調查組去匯豐銀行查證的時候，恰好是星期天，銀行不辦公，要等周一才能辦事。有了一天的時間差，慶王奕劻就有機會通過關系去消滅證據。

其二，奕劻有可能沒用真名存款。根據《那桐日記》記載，這位那大人就曾經以紹景忻的化名在匯豐存錢。既然那桐會假名存款，奕劻也就可能同樣這么做。

其三，奕劻等滿清貴族官僚是匯豐等外資銀行的大客戶、金主，匯豐銀行也有可能刻意隱瞞事實，幫奕劻脫身。

其四，御史蔣式瑆手中沒有過硬證據，這直接決定了后來案件發展的走向。蔣式瑆參劾奕劻的證據是聽說的，就是所謂的風聞。據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中記載，匯豐銀行的會計吳懋鼎與蔣御史有交情，奕劻在匯豐存款一事就是吳氏告知的。另據《慈禧傳信錄》記載，匯豐銀行高級職員華某曾與載振在一家酒樓喝花酒，不知怎地，得罪了振貝子，被這位官二代打了一頓。華某懷恨之下，方才托人將慶王存款一事告知蔣御史。無論是哪種可能，蔣式瑆都沒有奕劻存款的確切證據，這也就似乎決定了此案日后的走向。

清末新政期間，朝廷也曾籌劃成立獨立的中資官方銀行，后來成立于一九○五年的大清戶部銀行是第一個中國官方銀行。作為新政舵手、朝廷重臣的奕劻理當為中資銀行多考慮，把錢存進去就是最大的支持。但是，奕劻沒有!為什么呢?首先，奕劻對資金有安全角度的考慮，存入戶部銀行，朝廷會不會查賬，會不會打虎，這些都是奕劻所担心的。此外，作為一個絕對的功利取向的老官僚，奕劻對大清的國運可能是悲觀的，存入匯豐銀行就是為了隨時與大清朝切割，做個十足的裸官。

不可否認，開始于一九○一年的清末新政開啟了大清帝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太后和整個朝廷有改革的誠意;也可否認，慶王奕劻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資深官僚有著所謂老成持重、老成謀國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質，是個接近于合格的新政領袖。但是，慶王奕劻缺少了政治家、治國理政的最為重要的素質，那就是政治道德和底線倫理。在一個道德上存在極大負面評價人、一個官德屢屢被否定的人，居然成為大清帝國新一輪改革的旗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悲。貪官奕劻能否引領大清帝國完成新政改革的任務，戰勝革命的步伐，實現民族獨立和振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