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漢語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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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來到了一個難言的地方。

這么多的書,我們的作家、學者、思想家們寫的書,以文集、叢書等各種名目出現(其中也有我的),我沒想到漢語里誕生了那么多的話。

從語言出發,你我最終要走向生活;而從生活出發,最終需要語言的支撐呼應洞明。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寫書、讀書的緣由之一。

但在這里,在當下,關于你我置身其中的生存環境已如一部二十四史,難言,無從談起。我們如果想在語言里有所言說,就得像這些書一樣,“編碼”,不得不借助他人、異物、大詞。

若干年前,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寫詩嘲笑說,“販賣語言的人窘態百出”。如今我知道自己同樣如此。

是什么樣的宿命引領我來到這里?是什么樣的言路和思路引領你我來到這里?

所有那些關于新年新千年的美麗新世紀的言詞和事實都離我們相當遙遠,而我們有五千年的重負。

但是,回憶起來,我們確實有過一個世紀末的狂歡。在它的最后幾年里,那么多人言說、亮相,如今競相結集、出版。漢語作家們享用了我們市場化的最早的果實之一——文化產業的多樣和豐富,專欄作家、記者訪談、隨筆、札記、爭鳴,等等,從形式、規范、分工中走向大眾,走向據說最為自由的散文隨筆形式,一個個躋身于功成名就者的行列,成為大大小小的神祗,眾神喧嘩,組成了一個極為繁華的都市符號世界。這些言語如今都匯集成書,讓人敬畏;在世紀末的時候,據說散文隨筆類的叢書文集出版也成為一件盛事。

自然不用懷疑漢語作家們的寫作功力了,對相當多的作家甚至值得花費筆墨來饒舌贊美的,因為出版本身就是一種認同,何況打開一本本書,你就會與一個個成功人士相遇,你將聽見里面各個人物的獨語。溫柔的獨語,悲哀的獨語,或者狂暴的獨語(借何其芳的話,雖然接下來,照例是,“黑色的門緊閉著:一個永遠期待的靈魂死在門內,一個永遠找尋的靈魂死在門外。每一個靈魂是一個世界,沒有窗戶”)。你還可以遇到各種各樣好的事物:大師、領袖、學者、文人、長者、青年、雅人、寶貝、流氓、美女,各種各樣的好名稱:學問、道德、傳統、文化、民氣、理性、公義、東方、全球化,等等(借魯迅的話,雖然接下來,應該是,一切不過做戲,一切不過無物)。

你我因此發現我們確實經歷過一個浮華的時代,我們享用過世紀末的狂歡。

但是有什么缺席了?有什么消失了?有什么受傷了?為什么這么多言路和思路領我們來到難言的地方?

甚至你我的鄰居,一個下崗工人,他進了書店——為了孩子,他也感受到了當今漢語作家們的活力,那么多書啊,他們在書中都說了什么,他試著看看那些他懂得的題目,然而他只能搖搖頭;甚至你我的表弟,他從鄉下跑到城里,他看看雜志、周末副刊,你們又在拿我們說事兒哪,他說。他們的世界進入漢語言的世界就成了他們不再熟悉的異質的東西;甚至你我的父母,一種民間功法的信仰者,一種說唱藝術的愛好者,他們靠一種古老的活法兒支撐著自己,因為漢語里沒有他們的存身之地,他們為我們的“世紀狂歡”和“現代進程”所棄。

誰在背叛?什么是我們世紀末狂歡的本質?什么又是我們世紀末熱烈中的積極力量?

“假如說本世紀我們民族有什么中心命題,假如說我們一百年的歷史有什么精神現象,那么,沒有比人的解放更能表征我們的世紀風云了。無論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是要民族及其成員獲得解放,獲得做人的感覺。這是最高的要求,其他的,做一個皇帝,一個富翁,一個其他文明承認的學者、大師,倒在其次,倒是最不需要智慧和勇氣的”。但是,我錯了,世紀末的狂歡里早已丟掉了近二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的主題或說精神,只有在部分作家那里,還有著對于現代社會發展的公正自由承担,無論是林賢治先生“自制海圖”,汪暉先生“死火重溫”,汪丁丁先生的邊緣隨筆,徐友漁先生的直面歷史……都有著多多少少的担當。

更多的作家,則在太陽底下過起好日子的寫意,他們在一花一世界里得到了幸福,在音樂、文學、繪畫那里找到了暴富的快感。每一個個體都是優秀的,你我不能不驚嘆漢語里的聰明、博學、玩物、藝術。

這些眾聲喧嘩里最具深意的莫過于作家們多在暗示筆下展示的是一個多么美麗、完整、有意義的世界,只要讀者想要在文學、音樂、繪畫里有所涉足,就應以之為標準,因為他們已經成功地進入那彼岸世界。歷史、藝術、當下事件、崇高、苦難,都有著標準的理解或應對形式,甚至道德,也有著求助于傳統的雜文的好手段(由魯迅鍛造的偉大的文體如今淪落得近乎二丑藝術了)體現出現,而憂傷,有著現代都市里憂傷酒吧或音樂會之類的進行消解。最為自由的語言形式并沒有體現出人的思想、自由國度的思想。當你還在拓荒的時候,語言里已經在收獲了;當你還窮弱無告時,語言里已經強大得不可戰勝了;當你痛心于前現代的罪惡時,語言里已經絕望于后現代的現代性悖論了;當你甚至代言不了自身時,語言里已經代表全體了……

為什么不能隨之而去,在那些一本本美麗的話語里流連?這里就是羅馬,就在這里跳舞吧。為什么不能像這些時文一樣,生活在表面,與風嬉戲一生?

因為漢語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有著現時十數億的人眾,它的當下狀況絕不是自足的、封閉的、自言自語的,而是開放的、在路上、并與他人溝通著的,每一個漢語作家的成就受限于整體的進程,更準確地說,漢語作家的成就要由他與整體間的對話交往來說明。正是在這里,對讀書人來說,書不應僅僅是語言和文字技巧的混合,就像對共同體成員來說,社會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率或有多少人可以吃飽飯,那樣的讀書人也就與“豬食主義者”、“豬權主義者”無別。

什么是當代漢語的思想?什么又是當代漢語的任務?

是啊,你我活在歷史里,你我活在今日的中國,你我需要什么樣的話語才能安生?人生多苦辛,而有時又極易得到慰安,那能溫暖我們的漢語又是什么樣子的?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

但是,無論我所熱愛的漢語作家們怎樣“各各奪取它的生存”,成就了一叢叢茂盛的野草,“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而“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

“正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和理想告訴我們,天地間最偉大的事業,莫過于做一個人,因為一般者還不是人,因為學者、大師、政治家、巨富還不是人,因為名利包裝的還不是一個人,因為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全稱的極遠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因為做一個科學大師還不是人,做一個自己生活得小康的成功者還不是人,一個感覺良好的腳踏中土西土的發達者還不是人,一個不知人間何世的無邪者還不是人……做一個人,這是啟蒙運動以來最高的文明指令。人是目的,這是數百年來人類現代化的目的。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國是。人的公正、自由、良知,乃是中國現代化的主題。遺憾的是,在最需要溝通的漢語里,寫作者多是各各忙于自己的美麗的新世界了。

在最為自由的文體里少見人意味著什么?你我已不知道如何做一個人、一個中國人了?你我已不知道一個人一個中國人的樣子或理想境界了?你我已同這個人心久違了。自從中國被拖入現代化進程以來,漢語就一直在鑄造它,時而小成,時而大敗,但這個人心并沒有消失、死絕,它就在你我的耳語中,在大師們的一念之間,在兄弟姐妹們無助而抬頭張望的眼光里……這個人心“花果飄零”,但它一直存在著,它等待著漢語的賦形,它等待著自己的現身。“人心總是肉長的。”你我生活過的鄉下,人們吵架至極處總會如此求助,是啊,血肉之心,這也是你我聽過的最簡單也是最高的語言。

眾多的漢語作家們努力的應該是這樣一個美好的世界。盡管你我使用了一個悠久文明的語言,卻不得不尊奉另一種文明話語為偉大的中心和榜樣,但我們自己的人心一直期待著,正義、良知、精神、魂魄,賦形為人的健全、高貴和尊嚴,賦形為現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人。就像在現代化進程里一度出現反動的俄羅斯,人心也沒有失去,甚至經由俄羅斯作家們的鍛造,人心震撼了世界,對英語世界、法語世界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正是在語言中的人心的照耀下,以文明中心自居的人們懷著微妙的感覺被迫把目光投向東方,并鼓起勇氣承認偉大的中心正在移離他們的語言,因為俄羅斯人在面對黑暗的勇氣和獻身語言的精神中,也有著一種“逼人的輝煌”。

經歷過夏天的人都感到了這個冬天的寒意,似乎整個漢語的季候一片荒涼、蕭索,只剩下譯語、官語、隱語和鄉愿的啼唱。

為什么這個時候難言,為什么你我還要深沉地(也許是疲倦地)沉思?

是啊,我已經聽見了漢語作家們沉默的聲音,他們歡樂過、斗爭過、哭泣過,但他們沉默了,他們活得也不容易,他們活得太累了,他們的思想已經冬眠。

舍爾巴特:“你們都疲倦了,這只是因為你們沒有集思想于一個最簡單、最偉大的計劃。” 
    


余世存 2012-02-29 19: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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