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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曉華

來源|天涯博客

在哀歌《面包和酒》中，德國近代詩人荷爾德林曾經真誠地追問：“在一個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再次思考汪國真熱時，這個句式也不斷在我的頭腦中盤旋。

斷言某個時代“貧乏”，很可能失于武斷。去掉這個形容詞，相應表述會更具普遍意味：“在……時代里，詩人何為？”它揭示了這樣的事實：詩人總是生存于特定的時代里；他/她既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又可以反過來影響時代；作為主動的生物，個體的選擇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理解到這個層面，就有可能恰當地解釋汪國真現象。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汪國真熱出現于上個世紀90年代。此前，他雖然以其“青春寫作”吸引了一些讀者，但僅僅在《遼寧青年》、《女友》、《年輕人》、《青年博覽》等非文學刊物發表過些許勵志小詩，還沒有成為流行偶像劇中的主角。到了90年代以后，他卻迅速走到了大眾文化廣場的前臺：詩集熱銷，被崇拜者瘋狂追捧，聲名一度如日中天。顯然，他的走紅與時代轉折息息相關。只有回到這個轉折中并還原其內在邏輯，我們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重啟現代化進程，傳統的意識形態、經濟體制、文化風尚都成為拷問的對象。到了80年代，啟蒙話語曾像風一樣流行。在無數的講座、沙龍、私下討論中，被反復言說的關鍵詞是：個體。人們發現，歷史進程無論多么宏大，支持它的終極基礎都是個體。個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也是歷史的歸屬。忽略個體的歷史是異化的歷史。此前，無數人曾經迷失于宏大敘事中，現在必須尋找自己。他/她不應是國家工具箱中的螺絲釘，而是自我塑造的主體。對于無數渴望獲得承認的公民來說，這無疑是激動人心的表述。于是，每當有人于公眾場合提及相關話題，聽眾的激情就會被點燃，精神的狂歡節則隨時可能拉開序幕。與此同時，知識英雄確定了這樣的信念：盡管可能存在巨大的險情和意想不到的曲折，但歷史的壯麗航程必然抵達個體普遍解放的終點站。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這些突然間都成了疑問：啟蒙話語的流行并未直接導致經濟騰飛，中國開始調整意識形態的自由度，有關新權威主義的言說逐漸占據上風；隨著經濟改革漸趨深入，“市場”代替了“文化”的位置；原本激情洋溢的啟蒙言說迅速沉寂，人文知識分子不得不克制自己拯救眾生的沖動，而善于合作和計算的商人則升格為新的時代英雄。于是，中國知識分子被拋入一種交錯狀態：既要收斂自己原有的精神激情，又要投入到激烈的市場經濟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必須重新為自己奠基。然而，離開了熟悉的啟蒙道路，我們應該走向何處呢？由于找不到答案，大批知識分子回到了書齋，沉浸于學問之中而暫時抑制思想的鋒芒。恰在這樣的背景中，汪國真的淺吟低唱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為了發出聲音，他采取了一種新的言說策略：不是批判，不是拒絕，更不是北島式的反抗，而是委婉地表達妥協的意愿。在他看來，人不應該“苛求”生活：“如果生活不夠慷慨/我們也不必回報吝嗇/何必要細細的盤算/付出和得到的必須一般多。”（《如果生活不夠慷慨 》）倘若人不快樂，那么，不是世界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心胸還不夠開闊”。（《生命總是美麗的》）相反，假如你懂得生活，幸福就會降臨。總之，問題出在個體而非社會身上。應該反思的永遠是個體。如果社會不公，那么，首先應該調整的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學著對待流言，

學著從容而冷靜地面對世事滄桑，

“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這便是我們的大勇，我們的修養。

（《走向遠方》）

向“生活”和“世界”妥協，把痛苦歸結為個體內在的欠缺，這是汪國真詩歌的重要主題。在他營造的語境中，啟蒙時代張揚的主體退隱了，代之以謹慎的個體。汪國真詩歌中的人雖然總是“風雨兼程”，但幾乎總是將批評的箭頭指向自己。其勵志詩似乎洋溢著青春的情懷，卻處處透露出內斂的精神氣質。與80年代的主流詩人相比，他展現了遠為溫和的立場。在他的文字中，讀者看不到“我不相信”等決絕的表述，相反，“是否”、“我不知道”、“假如”等詞反復出現，似乎是提問，又像是自我說服。從根本上講，汪國真詩歌代表了個體-主體對集體-主體的妥協。與后來走紅的于丹類似，他反復要求個人適應整體。正因為如此，他既適應了轉型期的某種外在需要，又展示了知識分子在特定語境中的生存策略。于是，當啟蒙知識分子暫時退隱之時，一個叫汪國真的詩人站到了大眾文化的聚光燈下。這是“時事造偶像”的典型案例。

當然，這僅僅說出了汪國真走紅的外在原因，還沒有重構他受大眾歡迎的深層線索。的確，時代需要汪國真式的詩人，但這僅僅為他提供了走紅的因緣。走紅的可能是任何一個汪國真式的人。“在……時代里”，這類詩人走紅的必然性并不保證符合條件的每個人都聲名顯赫。為什么被選中的是汪國真而非他人？他的精神氣質有何獨特之處？事實上，他并不被知識界所看好：在汪國真走紅之時，大批知識分子選擇了書齋，將原有的激情投射到學問之中，以靜觀事變的方式守護自己的精神氣節；對于他們來說，汪國真的詩句既顯露了某種犬儒主義精神，又因過于簡單、貧乏、造作而低于藝術的底線，只配被戲諷、嘲笑、拒絕。可是，大眾的選擇卻恰恰與他們相反：在被知識分子冷落之時，汪國真受到了文學青年的熱捧。是什么使大眾和精英至少暫時分道揚鑣？僅僅是由于汪國真填補了精英撤離后的文化空地嗎？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必須再次重申一個關鍵詞：市場。汪國真走紅的時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迅速興起的歷史間隙。市場經濟倡導合理的博弈，要求其參與者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上自強不息。對于無數要投身于市場的人來說，人文知識分子的退隱情懷顯然不足為鑒，有關進取的言說更能激勵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市場需要特殊的心靈雞湯：既能鼓舞眾生，又不逾越意識形態的雷池。汪國真的詩歌恰好滿足了這種需求：在他輕盈的文字間，政治的地平線退隱了，活躍于天地之間的是中性的個人。似乎是有意，又仿佛是順其自然，他們都選擇了妥協中的進取和進取中的妥協：

如果遠方呼喊我

我就走向遠方

如果大山召喚我

我就走向大山

（《山高路遠》）

響應“呼喊”和“召喚”，無疑展示了被動中的主動：個體不再是選擇的主體，但“走”的行動卻依然只能由自己承担。與躲進書齋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同，汪國真詩歌中的“我”幾乎總是“在路上”，時常洋溢著行走的激情：“雙腳磨破/干脆再讓夕陽涂抹小路/雙手劃爛/索性就讓荊棘變成杜鵑。” 個體依舊奔走于當下和地平線之間，留給世界一個“背影”。他/她可以笑對苦難，卻不能忍受平淡。為了追求成功，他不斷走向“遠方”，甚至表現出堅忍不拔的精神氣質：“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即使不能超過別人，也要保持向上的動姿，并因而不斷跨越自己：“向上的路/總是坎坷又崎嶇/要永遠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當我們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個真實的自己”。（《跨越自己》）在90年代的特定語境中，此類淺顯易懂的格言無疑既具勵志作用，又有安慰功能，因而受到不少讀者的青睞。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是汪國真選擇了大眾，毋寧說是大眾選擇了汪國真。

不過，與后來走紅的于丹等人不同，汪國真的精神氣質遠為復雜：作為一個出生于50年代的詩人，他經歷了文革、啟蒙運動、市場化，其經歷不可謂不豐富。他的詩歌雖然可以歸結為心靈雞湯，但其成分并非如很多讀者所想象的那樣單純：從意氣風發的主體到克制的個人，時代轉型的軌跡也深深地印刻在字里行間。事實上，在轉型發生之時，主體并非一下子就能適應了新的生存狀態，相反，他/她需要自我說服。落實到汪國真的詩歌中，內心沖突的痕跡依舊清晰可見：“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熱愛生命》）顯然，這種語句表達了自我規勸的努力。“風雨兼程”雖然出于自愿，但“既然”之類表述又透露出深深的無奈感。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個體，而是顯現于冥冥之中的強大力量。如果說80年代的啟蒙英雄總是堅定地朝著理想的世界挺進，那么，90年代的知識分子卻往往被拋入紛亂的星空中，面對著莫測的未來：“也許，永遠沒有那一天/前程如朝霞般絢爛/也許，永遠沒有那一天/成功如燈火般輝煌/也許，只能是這樣/攀援卻達不到峰頂/也許，只能是這樣/奔流卻掀不起波浪。”（《也許》）正由于如此，汪國真的詩句時常透露出深入骨髓的不確定感，有時甚至洋溢著宿命論的氣息：“歲月如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樣的時尚/我們怎能苛求/世事與滄桑。”（《永恒的心》）；“我不知道/是否 還愛著你/如果愛著/為什么會有那樣一次分離”。（《懷想》）相對于這種卑微感，汪國真式的自信時常顯得突兀：“你倘若有一個不屈的靈魂/腳下就有一片堅實的土地”。（《旅程》）；“我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只要熱愛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熱愛生命》)然而，“意料之中”的是什么呢？是個人的成功，還是集體性的救贖？如果命運莫測，個人又怎能自我確認？倘若集體再次成為壓抑的代名詞，又有什么能担保我們可以率性地生活？對此，汪國真并沒有——事實上，也無法——做出回答。他所擅長的是一種修辭術：通過語言層面的轉換，原本被動的狀態吊詭地再次暗合了主體的選擇，個體似乎開始重新掌握生命的舵盤。這里面確實包涵著自欺的成分，甚至可能已經衍生出一套精神偽裝術，但其中絕非沒有任何真誠的成分：在內斂的總體氛圍中，汪國真的詩歌依然隱隱地透露出某種執著乃至倔強；在他的文字中，80年代的精神血脈并未完全失蹤，而是以修正（縮減）后的形態延續下來。正如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延續了啟蒙的某些向度，汪國真詩歌也保留著80年代的精神痕跡：一群人經歷了同樣的生命歷程，具有相似的精神根性，保留了某些無法泯滅的激情。即使對于批判他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殘存的氣質也意味著安慰。在他去世之后，不少曾投身于啟蒙的人文知識分子也表達了懷念之意。其中況味，值得后人細細品讀。

單從藝術的角度看，汪國真似乎缺乏足夠的研究價值：他既沒有征用豐富的詞匯，又未曾創造出復雜的文本結構，更沒有表達高深的思想。然而，如此這般的他卻在轉型的時代里獲得了出場的機緣，站到了大眾文化的聚光燈下，以其對“中國性”的表述而走紅并引發爭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復雜的精神樣本，一種可以仔細解讀的癥候，一類值得反復審視的背影。現在，斯人已逝，但上述問題并未隨之消失。相反，它值得我們永遠深思：“在……時代里”，我們何為？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