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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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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雨天，正是畢業季，校園里到處是撐透明傘的青年。男生們的黑色校服與紅磚樓前的福澤諭吉的銅像，都讓人把眼前的景象與近代日本歷史聯系起來。

慶應大學源自1857年的慶應義塾（那正是慶應年間），它的創建人福澤諭吉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學者，他顛簸的生命與知識歷程，也正象征了日本在19世紀的戲劇性轉變。他先是接受的漢學訓練（漢語就像是東亞世界的拉丁文），緊接著他成為一名蘭學者（在長崎，荷蘭文是連接一個更新的知識世界的唯一橋梁），最終他成了一名狂熱的英語閱讀者，還大膽地前往了美國，并將他如饑似渴亦囫圇吞棗的見聞與思考，轉化成一本接一本的日文著作。

倘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式的人物是明治時代的政治塑造者，福澤諭吉就是整個時代的思想締造人。這個時代的基調“啟蒙與開化”、“脫亞入歐”，正是借由他的論著與講學確立的。他自己的命運，也由一個經常担心被刺殺的夷學者（明治維新前后，一股排外風潮強烈，武士刺殺這些懂荷蘭文、英文的學者盛行一時），變成了思想與輿論的中心人物。如今，當昔日的政治人物都因各種戰爭與政治的原因被刻意淡化后，福澤諭吉的影響似乎仍在繼續。他的自傳是每個日本學生的必讀書目，他的肖像被印在萬元鈔票上……

在閱讀福澤諭吉妙趣橫生、也經常過分淺薄的自傳時（他是個實用主義者，忙于在那個時代吸收、轉化各種陌生知識，不講究文字風格與思想深度），我也同時在讀容閎的自傳《西學東漸記》。

容閎比福澤諭吉年長七歲，在知識探索方面來說，也更為幸運。當福澤諭吉拼命想獲得一本英文字典、竭力獲得一次美國之行時，容閎則直接前往美國讀書，并最終畢業于耶魯大學。出生于廣東香山的容閎常是近代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也常被視作第一個現代人。與福澤諭吉不同，容閎與自己國家的傳統沒有太多糾結，他一開始就浸淫在西方傳統中。當他決定寫回憶錄時，他使用英文而非中文。這也使得他的回憶錄更容易閱讀，對于中國的觀察更有一種局外人式的清晰，而不是晚清那些年譜、筆記中的那種普遍的碎片化之感。

也是在這本回憶錄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容閎與他代表的現代意識，是如何被中國社會所排斥與扭曲，他的一腔熱情與個人才智如何被一次次吞沒。

自1855年歸國那個夏天，正趕上葉名琛駭人聽聞的廣州屠殺發生時。這位總督大人以鎮壓太平天國的名義，濫殺無辜。“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尸身堆積如山，等待掩埋……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滲透，散發出污穢惡臭的氣味……”自此，他開始體會到這個中國的殘酷、腐敗，嘗試用各種方式來改變它。

他曾前往南京拜會洪仁玕，期待這個據說也信仰上帝的太平天國政權能建立現代中國，結果只是失望。他當過買辦，或許掙到一大筆錢后，更容易行動，結果發現自己沒什么興趣。直到遇到曾國藩，他的命運才發生些變化。他發現這位中興之臣“……體格魁梧健壯，軀肢勻稱……兩只眼睛雖不大，卻目光炯炯，銳利逼人”。他提議并幫助曾國藩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這是中國工業化的開端。更重要的是，他在1872年實現一直以來的宏愿，派遣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但這好運氣隨著曾國藩離去與短暫的“同治中興”的結束，1882年時，留美學生們被召回，他一手創建的“幼童出洋肄業局”被撤銷。

此后，容閎再也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他碰到過張之洞，但發現他沒有曾國藩式的魅力，“卻有種傲慢不可一世之感……對國家的政治進行改革……他毫無表現，甚至連一絲跡象也沒有”。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封疆大吏劉一坤則只給了一份閑差。他曾建議在北京建立中國自己的國家銀行，結果發現盛宣懷的私欲徹底毀了這個計劃。

他發現“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底層的人，貪污受賄使得整個政府機構變得千瘡百孔”。他隨之寄望于康有為梁啟超在1898年的改革，接著又是孫中山的革命……

1912年他在美國平靜地離世時，中國的戲劇似乎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盡管它的結果卻并不樂觀。

作為僅有的受過正規西方教育的人士，容閎本應有廣闊的舞臺來自我實現，結果他只變成了一個邊緣的努力者。他的努力則迅速被后世所遺忘。他與福澤諭吉的自傳再恰當不過地表明了中日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迥異反應。

他的命運似乎也恰好說明了，具有現代意識與才能的個體是多么容易在中國的變革中被排擠出局。出生于中國、最終成為中國政治研究權威的白魯恂（Lucian Pye）似乎曾不無悲嘆地說過，近代中國政治有難以容納“現代人”，直到今日，我們似乎仍未走出這種循環。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