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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這場戰爭對其勝利者和中國本身都未帶來什么長遠的好處，如果說從這場戰爭的結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訓，那絕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訓。

【編者按】

在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裴士鋒2012年的歷史著作《天國之秋》中，把太平天國放在19世紀的世界史中來考察，他以歷史學家的中立視角，將這場戰爭定義為“內戰”而不是“叛亂”或“起義”。裴士鋒認為，西方人應該了解這一段中國歷史，因為他們介入了這場內戰。

《天國之秋》中文版2014年9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以下內容為《天國之秋》結語，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十九世紀中國這場內戰所奪走的人命，最廣受認可的估計是兩千萬至三千萬人。這個數據必然不夠客觀，因為沒有可靠的當時人口普查數據可供比較，因此這個數據基本上是根據若沒有這場內戰，中國后來應該會有多少人口推測出來。據一九六九年發布的美國一項研究結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軍攻下南京將近五十年后，中國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零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國境內一組學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發布的一項更晚近研究，估計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蘇——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間，人口共少掉約八千七百萬：其中五千七百萬人死于這場戰爭，其他人則是因為降低的出生率而無緣出世。對這場戰爭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沖擊，他們推測是七千萬人死亡，人口總共少掉一億多。這些較高的數據，晚近傳播更廣，但引發爭議，批評者主張后人無從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戰爭、疾病和饑餓，有多少人移居他地過活。但就連走過長江下游地區的人所寫的最主觀軼事雜記，都證明中國城市和鄉村所蒙受的深深傷創——太平天國戰爭過了幾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創傷——而今那些數據開始讓人感受到，在這場據認是人類史上奪走最多人命的內戰中，中國所蒙受的破壞和社會混亂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見。

由于混亂與暴力程度驚人，這場戰爭最令人驚愕的結果，或許是清朝在平亂后仍繼續保住江山一事——而且不是在太平天國覆滅后茍延殘喘幾年，而是又存世了將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漢人民族主義革命推翻。但不能說是清朝打贏了反太平天國的戰爭，而應該說是清朝獲救——靠曾國藩的省級民兵隊和英國人的隨意干預兩者聯手而獲救。這兩股勢力——一來自內部，一來自外部——彼此猜疑甚深，但他們各自的攻打太平天國行動，事后來看，似乎像是在協同作戰。這兩者都為拯救清朝而戰，因為他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深信清朝的存續比較有利于他們各自的未來：對曾國藩來說，那將保住在戰前就讓他受到許多好處，那由高位、肯定、道德和學術成就組成的體系。至于英國人，則是因為某些英國人——整體來講影響力頗大的一群人——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國主宰中國，乃是確保英國對華貿易繼續成長，從而彌補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在美國）之嚴重損失的唯一辦法。

如果說這場戰爭結束后的情勢發展令曾國藩失望，對英國人來說，最終的回報則更令人不看好。英國人預料平亂之后，對華貿易會大幅成長，結果是一場空。事實表明，這場戰爭的結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開始。帕麥斯頓勛爵認為，英國出手助清廷對付太平天國，將提升英國在華的利潤，后來的發展的確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認為的那些。事實上促進英國對華貿易的不是和平的降臨，而是戰爭的持續。英國人的介入，使太平軍無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邊地區長期陷于戰火，從而使中國的商人、財富和貨物，為了躲避英國人所協助維持不墜的混亂，而大量涌進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錢人推高地價，為上海洋商帶來可供他們買進再轉手賣出的大量貨物。此外，只要長江沿岸的戰事仍熾，中國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價錢，雇請掛外國旗幟而不會受到攻擊的船只運送他們的貨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國一滅，這些好處全部消失。長江恢復航行安全，外國航運業者的優勢隨之大減，而難民離開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著崩盤。戰爭期間的榮景為漫長衰退所取代，英國前兩大商行在衰退期間破產。諷刺的是，任何人——特別是帕麥斯頓——都未能體察到，讓中國恢復安定其實從不符合英國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也沒有什么令英國人樂見的發展。介入中國內戰，未讓他們從清廷那兒得到他們預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對他們重開對外通商的大門。卜魯斯會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國官員政策”受到嘲笑，在許多人眼中，那項政策使得英國政府變成清朝統治者抱在膝上玩賞的小狗。但在無奈接受自己在中國這場戰爭中的角色之后，英格蘭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為不斷有人重述卜魯斯對中國情勢的看法——到了幾乎眾皆認同的地步——這場戰爭中的破壞皆是太平天國所造成，太平天國是不折不扣的一股無法無天的勢力，太平天國是所有文明有禮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敵。從這個觀點來看，英國介入這場戰爭無疑就是人道義舉。由于這一時勢觀被奉為標準說法，戈登與華爾將以中國這場戰爭的偉大外國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將被視為挽救中國免于毀滅的人。相對于發動鴉片戰爭和燒毀圓明園之恥，戈登和華爾被昂然標舉為華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樣的道理，這場戰爭在英語世界里將被永遠定位為太平叛亂，而非內戰——意即英國站在清朝那一邊，把太平天國視為純粹是反對正當合法政府的叛亂者，不法之徒和混亂的制造者，造成當時混亂的唯一元兇。

異議的聲音寥落，但仍有一些在當初就質疑本國介入政策之依據的人，在戰后繼續表達不以為然之意，盡管他們當下明知這類異議不再受到歡迎。英國駐華領事富禮賜曾走陸路游歷太平天國領地，在南京城外的小船上住過數個月。他在一八六七年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所寫的一篇文章，就以極為尖銳的口吻表達這類觀點。文中，富禮賜駁斥英國境內的傳統觀點，認為消滅太平天國并未使中華帝國走回正軌，且哀嘆“事實再怎么形諸文字，都無法掃除偏見……而我在太平天國統治區的經驗，盡管得自在該國京城的長住，只要與既有的看法背道而馳，就永遠得不到正面看待”。他指出消滅太平天國后對華貿易的衰退，然后語重心長地說道，英國人民于這場戰爭期間仇視叛軍，但“如果明天投票，會有多少外國人不希望他們回來？”

事實上，誠如他親身體會到的，太平天國從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蟲，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沒人想聽真相。他寫道：但如果要我說說南京真正的主流秩序，那的確很像華沙條款，但仍有其秩序——天王的軍官里有一位特別厲害的將領……在未淪為戰場的地方，土地得到充分耕種——太平天國部隊的行為絲毫不比清軍的行為惡劣——且紹興與杭州之類城鎮的居民，在太平天國治下過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復、落入蠻族官員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鑿鑿說出這些事，我會被斥為叛軍，被斥為在詆毀如今正籠罩該帝國的燦爛政治黎明。

一九一一年清朝終于覆滅時，中國將落入新一代反滿革命人士之手。這些人非常清楚他們的反清前輩的作為，其中有些人剪掉辮子，留起長發，看起來就像典型的太平天國分子。還有些人寫宣傳小冊，痛斥曾國藩是古往今來最大的漢奸，為了保住滿清異族王朝殺了不計其數的漢人同胞。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最著名的領袖是廣東人孫逸仙。他從小聽人講述太平天國英雄的故事，朋友還替他取了綽號“洪秀全”。攻下南京后的幾十年里，雖有李鴻章與左宗棠等前將領和漢族官員推行改革，力圖振衰起敝，但中國國勢仍每況愈下。在國內，他們成就不凡，在消滅太平天國后又敉平了捻亂和回亂，使一度分崩離析的帝國恢復秩序。但對外戰爭所招來的巨額賠款使國庫破產，而滿清朝廷改不了的腐敗與守舊之風，阻礙了他們的全面改革。國內或許已經安定，但放眼世界舞臺，中國已落后于正以驚人速度崛起的鄰國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國的前車之鑒。一如一八五零年代日本政府選擇不與外國沖突，而是與外國簽訂條約，借此免于一場日本版的鴉片戰爭，一八六零年代具影響力的年輕武士，則把打完內戰的中國視為前車之鑒，認為若沒有徹底改革，日本可能也會淪為和中國一樣的處境。一八六零年代更晚時的一場革命，讓位給一場如火如荼展開的工業化與社會轉型計劃，這項計劃與洪仁玕為衰弱不振的中國提出的振興構想，盡管在宗教上無相似之處，在精神上卻出奇類似。到了一八九零年代，日本的現代化海軍將徹底擊潰清朝艦隊，日本將從中國取得臺灣，作為其第一個重要殖民統治區。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改革者將把日本視為中國救亡圖存必須效法的榜樣。

但或許中國不必走到這樣的境地。一九零九年接受英國記者采訪時，日本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四任總理大臣和十九世紀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提到剛在中國境內展開最后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收場的反清革命活動，并且說那其實老早就該發生。在他看來，中國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國于五十年前開始的工作，而他堅信如果當初外人不阻擾太平天國，他們早就已經成功。他告訴那位記者：“你們西方人，特別是你們英格蘭人，與中國交往時所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協助滿清鎮壓太平叛亂。”

伊藤博文的說法和戰時主張保持中立的許多觀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轍。那些觀察家主張英國不該插手，因為中國這場戰爭是自然的朝代更替過程的一部分，得讓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主張：“幾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亂發生時，滿清已是山窮水盡，而戈登及其‘常勝軍’阻止它遭推翻，進而阻擋了一個正常、有益的自然過程。自那之后滿清的所作所為，無一證明他們值得一救。滿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滿清垮臺，由于垮臺是必然且不久后就會發生，動蕩將更為暴烈，而且會拖得更久，因為那被延遲太久，老早就該發生。”

太平內戰當時，有些英國人——在上海、在英國國會和在報紙上——極力主張，外國出兵介入中國內戰以恢復中國秩序，長遠來看對中國不是件好事，反倒會使中國人繼續受老早就不再強盛與清明的腐敗政權壓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見之明，有助于證明那些英國人的確有先見之明。他回顧太平天國戰爭后清朝的統治歲月，斷言“自那之后滿清的所作所為，無一證明他們值得一救”，而當時許許多多中國人若聽到他這個看法，大概會迅即表示認同。

從一百多年后我們今日的觀點來看，伊藤博文的預測——滿清遭推翻時，“動蕩將更為暴烈，而且會拖得更久，因為那被延遲太久，老早就該發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訪兩年后，滿清覆滅，由中華民國取而代之，而中華民國幾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離析，陷入內戰。中國受苦于數十年內戰，國力衰弱，面對外敵的持續入侵幾乎束手無策，將在接下來的二十世紀里，竭力恢復其在過去的歷史長河里與世界舞臺上曾長期占有的顯赫強勢地位。一九一二年，當這個遭延擱的徹底改造過程終于如火如荼展開時，這個國家已遠遠落后于競爭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頭趕上都似緣木求魚。

這場戰爭對其勝利者和中國本身都未帶來什么長遠的好處，如果說從這場戰爭的結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訓，那絕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訓。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場戰爭如此收場，或許該歸咎于我們大無畏傳教士的助理洪仁玕。

在香港與傳教士共處數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國人，能充當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橋梁。這一信念使他提倡對洋人安撫與開放的政策，從而最終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樣的，也可歸咎于生性內向的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暫駐在之后，就認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沒有國王或治國理想的亂民，據此讓他的母國政府相信，必須站在他認為中國境內唯一可長可久的政權那一方，介入中國的內戰。

洪仁玕與卜魯斯的共通之處，在于都自認對于對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認識的事物有他人所沒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們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即他們都錯得離譜。因此，外國介入與太平天國覆滅的故事，或許最終只是告訴我們信任不該信任之人會帶來多大的遺憾。這個故事說明了我們認為跨越文化與距離的聯結——我們對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們認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沒有差別的信念——有時其實只是我們虛構的東西。當我們慶幸終于看透將我們與另一個文明隔開的那扇陰暗的窗戶，心喜于在另一邊的陰影之間發現隱藏其中的類似形體時，有時我們不曉得自己只是在凝視我們自己的倒影。

網載 2015-06-05 14: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