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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鄺海炎

來源|天涯博客

每年六月，網上都會掀起“抵制狗肉節”和“反抵制狗肉節”的各種狗血劇，今年情況如何？據《法制晚報》報道：去年，愛狗人士的反對達到高峰，今年記者再來玉林，發現不管是當地人還是愛狗人士，情緒都逐漸平靜。政府嚴禁當街屠狗，市民自發給志愿者買雪糕，而愛狗人士也意識到：“吃狗肉是習俗，想感化他們。”雙方由“激烈對抗”轉為“和平感化”當然是好事，因為不管是理論抗辯還是肢體沖突，愛狗人士都沒有擊中痛點，產生閉環，也就不得不轉入“持久戰”。

理論抗辯無法擊中痛點，形成閉環

從權利角度看，反對別人吃狗肉當然沒道理。愛狗人士說，“狗是伴侶動物，能與人進行情感交流，不能吃”，那養蜜蜂的對蜜蜂有感情，還有養蛇的，養螞蟻的……照此推論，人根本就不能吃任何動物。所以，動物權利論的鼻祖辛格就主張對動物采用平等的道德考量，他邏輯徹底，主張素食。可中國的愛狗人士卻是吃著雞肉三明治、啃著牛排反對別人吃狗肉，這是辛格所說的“動物種族主義歧視”，更是雞賊人格。

動物保護主義率先在歐美興起不偶然，農業社會轉向城市社會后,人們對自然的態度也從實用主義轉為浪漫主義。寵物不僅可以營造一個“浪漫化的自然”，更可以顯示“人類的愛心”。主張保護野狼的美國年輕一代可能一輩子都沒見到狼(新英格蘭已滅絕百年），但蒙大拿牧民因野狼的牛羊損失卻實實在在。更殘酷的事情是，每當地震后，很多城市都會捕殺犬類，為什么？因為這些狗會吃尸體。你要那個時候還主張保護狗就是奇葩了。

所以，吃狗肉這事還是汪曾祺在《四方食事》中說得有“人文精神”：“有些東西，自己盡可以不吃，但不要反對旁人吃，不要以為自己不吃的東西，誰吃，就是豈有此理。比如廣東人吃蛇，吃龍虱；傣族人愛吃苦腸，即牛腸里沒有完全消化的糞汁，蘸肉吃。這在廣東人、傣族人，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他們愛吃，你們管得著嗎?……總之，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

但是，目前反對別人吃狗肉沒道理，并不意味著“狗肉節”不該受到抵制。康德認為，道德法則是理性人基本于善的意志，為自身立法，只有理性行為者的自律才是有道德價值的。因此，人類對動物雖然沒有直接的道德義務，但人對動物仁慈卻可以培養對其他人的仁慈。基于這點，人類確實應該朝減少動物痛苦、少吃動物的方向前進。

邏輯上論證“權利”，經常會遇到“bug”

說白了吧，從邏輯上看，目前“反對吃貓狗”是動物權利訴求中的一個bug。什么叫“bug”？系統漏洞也。比如，福柯說，從受傷害程度看，“以拳頭擊打某人面部，與用陽具強行插入某人陰戶，沒有本質區別。”我那個“人見人愛，豬見豬拱”的朋友肉唐僧就進而認為，“我們之所以判強奸重罪，完全是觀念演化過程中的一個bug和殘余。”像我們身體上的腋毛，有防汗臭、防細菌、減少運動（或勞動）時腋窩摩擦進而保護細嫩皮膚的功能，就不能說是bug。但像扁桃體、闌尾，就確確實實屬于bug了。

常人看來，說“以拳頭擊打某人面部，與用陽具強行插入某人陰戶，沒有本質區別。”簡直不可理喻，陰戶與臉肯定有差別，剁小弟弟和剁手指顯然就不一樣嘛。肉唐僧后面解釋：“原始人認為非法性交會帶來整個部落的壞收成，希臘人認為強奸了一個人的妻子有可能會因為種下野種而偷走了那個丈夫的全部財產。是因為這些原因，才判強奸重罪的。”這里其實暗示了“觀念發生學”原理，即人類社會最開始出于功利的考慮會因為習慣積淀為心理文化觀念。舉個例子，“美”這個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就釋為“羊大則美”，因為羊是人類生存的重要需求對象，羊越肥越能滿足人的某種需求。同理，陰戶與臉的差別本來是因為“陰戶被插入可能懷孕進而影響財產分配”，這顯然比被打臉嚴重多了，慢慢的，出于對這種事情的恐懼，人們就會將具有生殖功能的陰戶神圣化，也就與臉有了心理觀念上的差異。再舉個例子，為什么同性婚姻現在困難重重呢？用網友“灰鴿子銀水”的話說：“對同志婚姻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一男一女婚姻’的神圣性，這種神圣性恰好是建立在繁殖、撫育后代的實用層面。異性的神圣化保證了‘繁殖義務’這種可笑的概念存在，它保證你自己被綁進這個不斷同義反復的倫理學黑洞里。 ”所以，用我另一朋友“fufuji97”的話說，“人口老齡化的未來，同性婚姻是不是會再次當作異端而打入違反道德的行為行列，很難說。”

這些例子說明，從邏輯上去論證“權利”經常會遇到“bug”。遇到“bug”怎么辦？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人們的心理文化觀念。臺灣的錢永祥先生是華語文化圈主張“動物權利”的理論教父，他最近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在過去，蓄奴、娶妾、酷刑、圍觀各種凌遲死刑都是正常的事，但是到了某個階段，人們開始無法承受這類暴行，情緒上生出反感，對受害者生出同情，在價值上則譴責這類作法。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原因當然極為復雜，不過一個簡單的總結就是：人類的道德意識、對于他人苦難的感覺方式，在歷史中一直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關鍵一步就是：我所想象的自我，對自己的期待，已經不容許我再重復前人那些傷天害理的暴行。”他的思路還是靠“內省”來提高人類的道德敏感度，這一思路當然沒問題。

哲學家列維納斯有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回憶了他以前的經歷。他是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曾參與過抵抗運動，并因此被捕。當時他跟一些猶太抵抗者一起被關在法國的一個戰俘營，集中營里的人覺得自己不像人，沒有人的尊嚴，這不是因為吃不好睡不好，而是他們嘗試跟看守互動，那些看守不理他們，他們這些人對看守而言不構成“相遇中的他者”，他們喪失了“他者”的資格。列維納斯說他們是一群沒有所指的能指，是一些空洞的符號，好像要指示什麼，但是什麼都沒有。忽然有一天，在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人類資格的生活里，有一只狗出現了。這只狗是從戰俘營外面的野地上跑過來的，牠每天看著這些戰俘白天去勞動，晚上回來。那只狗很奇怪，這些戰俘根本沒有什麼食物可以喂牠，他們甚至不能去撫摸牠，但是這只狗每天都看著他們，看到他們勞動回來之后就對他們搖尾巴，有時還會跳起來快樂地大叫，這是這個集中營里唯一會對這批猶太犯人表示善意的生物。他們給牠起名叫Bobby。然后列維納斯說了很有名的一句話：他說Bobby是“納粹德國最后的康德主義者”。這事引來中國文化名人梁文道的一番感慨：“列維納斯的哲學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我們不要考慮這些問題。因為你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已經進入種類思考，就像我開始的時候講的，先問這個個體具不具備某些資格，牠有沒有某些理性能力，有沒有某些感知能力，牠是屬于哪一個族群，然后我才決定要不要道德地對待。列維納斯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當下相遇的這一刻，這張臉呈現出的表情，如果牠痛苦，如果牠讓我覺得可被傷害，牠就對我構成了一種道德的要求，我就已經負有責任。”

但像列維納斯、錢永祥、梁文道這樣具有極強“道德內省”能力的畢竟是少數吧，恐怕蕓蕓眾生、匹夫匹婦未必有這種能力，所以，在“道德自省”外，社會性的“文化涵化”或許更為重要。

“道德自省”外，更需“文化涵化”

什么是“文化涵化”？按照百度詞條解釋：“文化涵化是指異質的文化接觸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變化。具體言之，有下列特征：1、涵化與出于資源的借用不同，多是在外部壓力下產生的，經常伴隨著軍事征服或殖民主義統治。2、涵化與個別文化因素的借用不同，往往意味著許多文化因素的變化。3、相互接觸的群體，總有一個是強大的，處于支配地位，另外的則處于從屬地位。從屬的群體通常從支配的群體借用的文化因素較多。但也存在相反的情況，若從屬的群體存在強大的文化優勢，最終被涵化的將是支配的群體。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入住中原的情況，就是如此。接觸的群體有時也會各自喪失文化個性，而形成一種新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民族間“文化涵化”的例子多不勝數，那在秉承不同生活觀念的群體間的“文化涵化”有木有呢？當然也有，最典型就是梁武帝推廣素食的歷史經驗吧。

中國佛教并不是一開始就吃素，吃素是佛教傳入中國將近五百年以后的事，而這事的總導演就是南朝的梁武帝。梁武帝為何要煞費苦心地推動佛教僧團的素食運動？而當時的佛教僧團為何愿意配合？“王力足相治問”固然是個重要因素，在國家力量威脅下，梁朝僧侶不管意愿如何，大概也沒有太多選擇余地。只是，《斷酒肉文》頒布之后不過三四十年，梁朝即已滅亡，其他君主不見得有梁武帝那樣的虔誠，想要嚴格執行素食規定。再說，就算梁武帝對僧團素食的意愿如何堅定，當時他所能掌控的領土只是淮河以南，北方僧團并不在他統治下，就算后來北齊文宣帝的支持，文宣帝的統治時期更為短暫，為何北方僧團仍然接受了素食的要求？

對于這一問題，臺灣學者康樂先生在他的《佛教與素食》一書中有著精彩解答。原來，佛教傳入中國四、五百年后，盡管人數在持續擴張，但相對于全國總人口，比率還是不高。在傳統的士農工商社會里，出家的僧人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梁武帝想要解決這一關鍵問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克服這兩項人類本能的重要誘惑，無疑可以得到一般人的欽佩與尊敬。所以，梁武帝在《斷酒肉文》里向參與大會的僧侶指出：佛教僧侶飲酒食肉的話，在社會評價上不但比不上道教，甚至連在家人也不如，那僧侶還有什么立足之地？因此，佛教僧侶必須要有其獨特、且值得尊敬的生活樣式，足以讓人一目了然地將其與道教和一般俗眾清楚區分開來，也就是說，佛教僧侶團必須塑造出一種屬于自己的形象與身份，從而超然于士農工商之上。這是梁武帝堅持佛教僧侶必須拒絕酒肉的主要緣故。

后來的南宋大儒朱熹對佛教毫無好感，甚至主張“釋老之學盡當毀廢”，但對于素食主張卻沒有抨擊。因為除非朱熹贊同“弱肉強食”的原則，否則面對“肉食即殺人，殺生則傷慈悲”的指控，他和儒家都無力招架。這也說明，梁武帝的素食改革契合了社會需求，使佛教逼格迅速提升，一下子占住了“愛惜生命”“慈悲”的精神高地，也就在中國社會有了一席之地。

看到了吧，即使如梁武帝這樣握有普遍王權的九五之尊，他也沒有強迫治下所有人吃素，而只是說服自己所屬的宗教團體吃素。這種通過“先鋒隊”的道德感召來提升社會道德的模式是相當高明的——對外，它默認了社會上的精神等差和信仰多元，給各種宗教信仰與思想留下了競爭空間；對內，它使信仰者獲得一種受社會尊重的身份認同激勵，牛逼感爆增。這才是穩健的逼格生產體系嘛!

回想前些年有一次，北京著名公知們聚餐，不知誰選了一家狗肉館，文化名人章詒和因為愛狗，到達后立馬拂袖而去，那“大姐大+高冷范兒”弄得吃狗肉的公知頓覺自己逼格不夠，好不尷尬。如果你真的愛狗，不去做打橫幅反對他人吃狗肉的low事，只是決然不與吃狗肉的為伍，那“有距離的尊嚴感”和“讓人跪舔的高冷范兒”不就油然而生嗎？你身邊的人吃狗肉還能心安理得嗎？當無數個愛狗人士這樣選擇，中國敢吃狗肉的人不就難成氣候了嗎？那時候再主張“動物權利”不就水到渠成了嗎？可中國的愛狗人士們聽得進這些嗎？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