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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真正的作家，都是敞開胸懷，一都是當作姊妹兄弟的。

    希望中國的作家們真正地團結在一起。

    為建設祖國而努力。

    祝你好！丁玲9月9日我認為，她是誠懇的，我給《中國》寄了一篇小說。

    我對她的確沒有誤會，這顯然是她的誤會。

    我從來沒有瞬和她深談過，是因為她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人各有志，我對她很理解，但不能茍同。

    人，砸碎別人強加的精神桎梏，比較容易；砸碎自己給自己套上的桎梏，卻很難，因為自認為那是閃光的項鏈，而不覺得沉重。

    羅曼·羅蘭曾經說過：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義，它只教人不去注視人生的苦難和心靈的弱點。

    我們當和太容易被夢想與甜言蜜語所欺騙的民眾說：英雄的謊言只是怯懦的表現。

    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的真面目——并且愛世界。

    作為后輩對前輩，我和她沒有任何隔閡，一如50年代，我同她，喜歡她。

    但我沒有向她表達過，因為我不善于表達。（星統夫人別腹黑）

    她很好強，也的確是一位強者。

    她很強，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對于她，委屈比苦難對她的傷害要大得多。

    在晚年很想辦好《中國》，團結老、中、青年作家。

    可惜，由于時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還沒有把中國人的劫難以及文學的劫難的深層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與世長辭了。

    我的悲劇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難逃。

    1957年9月中旬，我不能繼續參加反丁陳的那個大會，云南省委書我記、軍區司令兼政委謝富治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和判。

    因為春天我在途經昆明的時候，參加省委宣傳部的胡風一次會議上，講過一次人話。

    當時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蕭短華試圖保護我，不讓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劃為右暫派。

    而比他職位更高的一位領導人堅持要把我劃為右而又派，我和那位領導人并不相識，只是因為分工領導軍隊長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蕭華，總政創作室的右派多，正好久說明蕭華不稱職。（暗夜姬：拍賣絕版妖殿）

    我不得不在深秋季節，千里迢迢，遠的因赴昆明，接受批斗。

    總政創作室，在我之前，已經有公緣劉、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為右派。

    我的問題由于上層意見的不統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還沒定案。

    創作室主任虞棘在創作室的會議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樺劃為右派，并透露了蕭華的態度，同時，也把周揚在某次講話中的意見說了出來。

    進入深秋以后，周揚感到在全國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過是不是可以寬大一些的表示。

    虞棘的言，立即遭到創作室副主任等人義憤填膺的反對，他們反駁虞棘說：讓蕭華、周揚到我們會上來，聽聽我們的意見。

    徐光耀已經劃成了右派，白樺也應當劃成右派。

    可見在政治運動中，無論多么左都不會錯。

    而且，即使像蕭華、周揚那樣的高級干部，如果在飛速左轉的戰車背后助一臂之力，他們的確力大無窮；如果試圖去阻擋一下，不僅無能為力，一不當心，自己也會被卷入車輪之下。（西界封神）

    因為向左轉的戰車，從來都不會裝上剎車裝置。

    創作室的積極分子們突然把矛頭指向虞棘，指責他一貫右傾，姑息養奸，使創作室的年輕作家都墮落為右派。

    天啊！總政創作室剛剛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樣大的能量呢！他百的革命資歷很長，抗戰時期在膠東地區是一位權威的劇作家，幾乎當地所有的秧歌劇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但在政治斗爭面前，他是一個很膽小的人，因為他太了解其年中的利害了。

    虞棘當場昏倒，并立即送進北京醫院，才沒有繼續對他施加壓力。

    這些關于我的會議，我都沒有資格參加。

    好心的小秘書經常向我透露一些內，所一以，我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著角色的轉換。

    1958年春天，由軍事法庭宣判開除軍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從此被逐出文學界，逐出公開的社會生活。

    瞬1957年以后，作為右派分子，我常常想到云南西雙版納傣族一種愚昧而古老的陋習：當你一旦被一個有權威的人指稱為琵琶（鬼）的時候，你的親朋好友和近鄰就信以為真，對你群起而攻之，把你當成禍害一切活人的鬼。

    焚燒你的房屋，有理；打你，也有理。

    把你驅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親人都和你斷絕關系，你立即成為一個行動在陽光下的幽靈。

    1957年的反右斗爭，和傣族這種愚昧而古老的陋習多么地相似啊！我再也沒有蓮花池時期那種對客觀世界的過高希望和自尊了，所以也就沒有在蓮花池時期那樣深重的痛苦和困惑。

    此后的一連串政治思想迫害運動，可以說，無一不是反胡風運動的翻版和繼續。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并非史無前例，從內容到形式，和反胡風、反右派一脈相承。

    都是在極端權力的控制之下，以文藝批判為先聲，先行定罪，挑動群眾，施行殘酷批斗，抄家封門，私刑逼供；叛賣自保，告密有功，腹誹立案，任意株連。

    污蔑、羞辱、囚禁，甚至處決人，都不需要任何程序。

    不同的只是：這種任意踐踏公民的行為，在神我州大地上無所不在地肆虐，受害人從知識分子擴大到黨和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罷了。

    歷次迫害運動嚴重挫傷了中國胡風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與獨創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殘酷地短剪斷了。

    到了這種時候，我已經不單單是逆來順受、也暫不單單是委屈和激憤了。

    而是像越冬的落葉喬木那樣，而又有了默默的思索。

    在暴風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長光里枝葉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久在1979年收到胡風的來信和贈詩之前，我一直都的因以為胡風不可能活著從雙重牢獄（一重是客觀上造成的緣冤獄，一重是自己的心獄）里走出來，因為有許許多多優秀知識分子沒能活著走出來。

    結果胡風活著走出來了，除了極少的幾個人，絕大多數人都熱地迎接了他。

    他的復出雖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卻雄辯地說明：中華民族良知未泯！一直到1984年，我才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他見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我特別奇怪并為之黯然的是：他在1979年11月14日給我寫信時的自由心態和熱竟會蕩然無存！他在信里不是曾經答應過我嗎？也許還不止一笑而已咧！可當我和他見面時，他不僅沒能一笑，可以說是一言未。

    是因為他對和我同去的那位風派朋友有戒心？還是因為醒來時反而失去了夢中的天真？他復出以后寫的那幾篇短文能說明他么？他不是有了人身自由嗎？看來，人身的自由和人心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總之，很費了我一番猜測。

    我在國外經常遇到一些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大國的作家們都在干什么？即使是從數量上來說，作品為什么如此之少？我很難用簡單的語言回答他們，這篇文章權當一個比較能夠百說明問題的回答吧。

    1998年7月16日于上海

網載 2015-09-08 22: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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