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民國 —— 南京政府那十年》

簡體傳統

　　第一卷南北風云

　　本卷內容簡介：

　　1926年7月正式開始的北伐戰爭，是一場令國民黨成功問鼎中原的戰爭。可是在此之前，北伐取勝的條件幾乎全不具備，即便在戰爭爆發之初，國民黨集團的實力也遠遜于北洋集團的實力總和。然而，以“革命”為號召的國共兩黨在蘇俄顧問、蔣介石等人的領導下，及唐生智、馮玉祥等部的配合下，究竟是憑借什么有利條件取得了戰爭的最后勝利呢？當北伐軍由珠江流域一路橫掃至長江流域之后，國民黨內部的各種矛盾，連同中蘇矛盾、國共矛盾等一齊爆發了出來，一時之間，中國的命運再次走到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

　序言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只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悲劇的時代而已。
　　只是，這個時代距離我們今天非常切近，簡直呼吸可及、觸手可感，遂令我們耿耿在懷。
　　我下決心描述這個時代的初衷，誠然是為了表現這個時代的悲劇，但又是為我的那部《大轉折1937：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始末》作前傳，揭示出一些相應的、復雜的時代背景問題。另外，這個時代對于今天也最富于啟示意義，何況其間也時時穿梭著幾個深具人格魅力的杰出人物。
　　這將是一部篇幅達上百萬字的時代史詩大劇，初步劃分為五卷。它會盡量全面地講述各個方面的情況，使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諸如以下的重大問題：為什么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會采取不抵抗的立場？為什么汪精衛會有從主戰到主和的態度轉變？為什么蔣介石始終堅持對日隱忍？為什么反蔣派都喜歡打“抗日”的旗號？為什么這十年中國的重工業沒有太大起色……
　　從1927到1937這十年，常常被人稱為“黃金十年”，對此我是不太認同的。這是一個兵連禍結、腐敗橫行、民生極苦的時代，盡管這也是一個充滿希望、豐富多彩的時代，但隨著日寇的進攻，一切都成了夢幻泡影。當然，“黃金十年”作為這十年的代稱也未嘗不可。
　　由于這段歷史人物眾多、頭緒繁雜，且政治禁忌頗多，史料的問題更讓人頭疼，雖然時間跨度不大，但正如有些人所感嘆的——治民國史，比研究宇宙史都難！因此，不揣冒昧的我只準備重點描寫國民黨方面的情況，尤其側重于表現國民黨內部的權力之爭、派系之爭，也就幾乎等同于描寫一部民國版的《三國演義》。
　　由于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巨大的歷史慣性，以及現實的某種變態，使得我們其中很多人津津樂道于權謀、權力之爭，對于國人之間的內訌常常表現出一副欣賞的態度，我認為這是需要我們好好反思的。
　　在“黃金十年”這樣一個內外煎迫、憂患重重的時代，國人之間依然充滿了各種鉤心斗角、爾虞我詐，這充分表現了國人好內斗的劣根性（大學教授里都能分出什么法日派與英美派這樣嚴重對立的山頭來）。如此劣根不除，我們這個民族何日能夠真正成熟起來？
　　通常學術書只是負責揭示真相，且表達非常枯燥、缺少人文關懷，遠遠不能滿足普通讀者希望從歷史閱讀、歷史探究中獲得教益、能量和趣味的渴求；因此，我的這部歷史立矯其弊，運用活潑的表達，將歷史大事與人物的命運沉浮相結合，將事的歷史變成人的歷史，力求生動有趣。
　　不過，越是細節化的東西，越是難以辨別真偽，越是容易被扭曲，因此，很多時候我在處理時只能大處著眼、大而化之，望大家留意。
　　另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特別交代：
　　第一，在那個時代，“革命”成了神圣的東西，路線、權力斗爭都打著“革命”的旗號，最終的失敗者總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革命”的歷史，貫穿了中國20世紀大半以上的年月，對中國現代史影響至深，假如這筆賬不清算明白，那么我們也仍舊是一個不成熟的民族——而事實上，我們尚是一個不成熟的民族，隨時都有可能再次跌倒。
　　第二，“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這三個名詞已經嚴重的政治符號化，為了去符號化，盡量還原歷史真相，所以行文中將不再使用這三個名詞，而是使用他們自己最常用的本名。
　　第三，為了這部大書，我搜集、閱讀了很多相關材料，進行了個人前所未有的艱苦的前期準備工作，以期能夠對得起大家的期待和鼓勵。然而終究年少識淺，氣躁心浮，還望大家多多指教才是。
　　第四，我是以作傳世之信史的態度來對待本書的，希望未來的一段時期里，當大家想要好好了解這段歷史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此文。至于最終的結果到底如何，也只有盡人事聽天命了。

　　好吧，不羅嗦了。這是一個長長的故事，從頭講起是不可能的，那就讓我們從它的脖子講起吧。

　第一章、蔣汪的第一回合

　　No.1 三月二十日的政變

　　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是一個血腥的日子，它預示著又一個政府的終結；在南國的廣州，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之下，卻也在暗潮涌動。

　　3月19日上午，有一位病病歪歪的同志在與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中正見面時，隨口問道：“你今天黃埔去不去？”蔣答：“今天我是要去的。”

　　二人分別之后，到了9點10分，那位同志又打電話來問蔣：“黃埔什么時候去？是啊，幾點去？嗯，到底什么時候去？”如此一連問了三次，一向疑心病很重的蔣忽然覺得這其中必有蹊蹺，于是答道：“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

　　原來這位帶病堅持工作的同志正是時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黃埔軍校黨代表的汪兆銘，最近他同蘇俄、共產黨打得火熱，所以比較反共的蔣疑心汪會對自己不利。此時，廣州政府內部斗爭相當激烈，誰能保證汪主席的病不是“司馬懿式的陰謀”？

　　下午1點鐘，蔣又接到了代理海軍局局長、海軍局參謀廳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打來的電話，請求調回廣州，預備給蘇聯參觀團參觀。
　　蔣隨即不滿地表示道：“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么呢？”

　　放下電話，蔣越發覺得事情蹊蹺：這小子沒我的命令他要開去黃埔，到回來了，為什么又來問我呢？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里，他就要開回省城。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這里面一定有陰謀！

　　本來，蔣打算去汕頭找陳潔如膩歪幾天，連船票都買好了，可是現在覺得非常不對勁。思來想去，不甘心坐以待斃的蔣決定反擊“陰謀”。這種心理狀態，像極了那種整天疑神疑鬼、風聲鶴唳、担心老公有外遇的家庭主婦。

　　下午5點，蔣召集了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第一軍經理處處長徐桴、海軍艦隊司令歐陽格等自己人來開會。

　　在會上，蔣分析道：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內擁有相當勢力，且駐省城滇軍朱培德部與己不合，其部又有共黨朱德統率之大隊兵力，且獲有海軍的支持，頗非易與；不如我們先退守潮州、汕頭，徐圖規復。

　　陳肇英則認為：我們出其不意，先發制人，可收奇功；假使考慮退路，蔣校長還可以命令可靠海軍，集中廣九車站待變，以防萬一【1】。

　　蔣認為可以如此賭上一把，遂采納了陳的建議，開始布置反擊事宜。

　　會議開了整整一夜，到了凌晨四點，蔣前往第一軍總指揮部，毅然下令鎮壓中山艦的“陰謀”。

　　蔣的具體命令如下：一，廣州全城戒嚴；二，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余人，占領中山艦；三，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四，監視蘇俄顧問，將其衛隊繳械。

　“有名的三月二十之變，也和西安事變一樣，同是一個難解之謎，不過三月二十之變，其難解在原因，而西安事變，其難解在結果。”這是陳公博的回憶錄《苦笑錄》（陳自以為又叫《洗冤錄》）里提到的。

　　事變發生的時候，陳公博住在廣州的東山，那里是廣州最幽靜的地方。蔣和他住得很近，沿河的地域則住滿了蘇俄顧問團。

　20日的早晨5點多，陳公博還睡著，站在門口的衛兵突然闖進來，報告了東山地區戒嚴和蘇俄顧問團住宅被包圍的事情。陳很納悶，他想：這是準備解決哪一部分不穩的軍隊嗎？如果是，自己這個軍委政治訓練部主任（還担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等職）、汪的心腹也應該預先得到通知啊！如果是政變，自己的住宅也會被包圍，自己已經被人視為很重要的左派人物了。

　　陳公博趕緊穿好了衣服，給國民政府打了個電話，是值班的副官接的電話。

　　“請問，政府辦公大樓里都有什么人？”陳問。

　　“報告陳主任，現在還早，沒到辦公時間，沒有什么人。”副官答。

　　“那有軍隊包圍國民政府嗎？”

　　“沒有。”

　　陳公博生平最服膺和親近的、視同知己的黨內兩個人就是廖仲愷和汪兆銘，廖已死，現在只有汪了。他又趕緊打電話給住在西華二巷的汪，不巧的是，無論普通電話還是軍用電話都打不通，陳預感不妙，連忙收拾一番、穿上軍服便直奔汪宅。

　　來到街上，陳公博注意到戒嚴的士兵都是第一軍的，第一軍是經過精心培養和改造的黨軍，被公認為是政治最可靠的，黨軍怎么可能有反黨的行為？陳暫時放在心來，他忽而想起了前天晚上的事情。

　　18日的晚上，汪兆銘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宴請了各軍政治部主任，其中到場有的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軍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五軍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等人（第四軍還未選定）。

　　席間，汪突然對陳說：“今日不知為什么，在黃埔軍校演講時，有些頭暈，現在還是昏昏鄧鄧的，大概老毛病又要復發了。”

　　“汪先生是太辛苦了，應該休息一下了。”陳很關切地說。

　　“哪能夠！我說給你們一段故事”，他對在場的人說道：“有一次，監獄里頭有一個囚犯患了病，獄醫來看過之后，說：‘最好你遷地療養一下’，話是好聽的，你想一個囚犯怎能可以自由地搬到別處療養？我現在就是十足那個囚犯。”

　　大家都被汪逗笑了。其實他確是肝糖病重，辦事的時候竟至屢屢昏倒。很快，汪夫人陳璧君就發現了丈夫的病狀，汪是個懼內的主兒，因此被強行留在家中休息。

　　19日上午，汪與蔣碰面后，便準備請了病假不再到國民政府辦公，他一連多次詢問蔣的行蹤，正是為了心里有個數。可是沒想到蔣心虛如此、野心如此，乃至弄巧成拙！

　陳公博到了汪家，上了樓，發現汪主席并未在臥室，而是睡在樓上廳中一張帆布床上，面色蒼白，顯然病得很沉重。當時，曾仲鳴的夫人方君璧在調藥給汪。

　　看見陳公博大清早到來，陳璧君好奇地問道：“公博，看你急匆匆的，有什么要事嗎？”

　　“外間戒嚴，汪先生知道嗎？俄國顧問的公館也被包圍了，這是怎么一回事？”陳匆促地問。

　　汪見問，答說：“我完全不知道，剛才有人來報告，我還在懷疑。”語氣中有不經意之感。

　　“我剛才打電話到這里，連電話也不通了。”陳想追究電話不通的原因。
　　汪立即解釋道：“那是璧君因我病，怕電話嘈鬧，故意把聽筒擱起的。”
　　正當陳向汪匯報剛才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時，第二軍軍長譚延闿和第三軍軍長朱培德進來了，這兩位是不喜蔣的人物，但他們又是國民黨的邊緣人物，他們此次是帶來了蔣寫給汪的一封信。

　　信的大意說：共產黨圖謀作亂，所以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汪主席原諒。

　　譚延闿還匯報說：蔣已經占了東門外造幣廠的舊址做司令部，李之龍等人已經被扣，第一軍中的黨代表不管是否共產黨，一律全體免職、概行看管。

　　蔣中正如此大膽，如此目無黨紀，氣得汪主席連忙坐起來怒斥道：“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說完，他禁不住一陣頭暈，又倒在病床上。

　　“我看介石有點神經病，這人在外面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說。”朱培德說道。

　　此時，大家都不明白蔣要干什么，說是要奪汪的權吧，但當時汪蔣的交誼非常深厚，大家有目共睹，兩人還差點換帖成兄弟；反對共產黨似乎也不可能，因為蔣最近的演講中，還申明要消滅黃埔軍校內共產與反共產的斗爭。

　　“我也和你們一齊去造幣廠。”汪又立直了身子，抓起一件長褂穿上，可是才穿到一半，就又暈倒在了床上。

　　陳璧君在一旁著急地勸阻道：“你身體這樣，是不能去的。”

　　汪越急越氣，最后說道：“好！等你們回來再說吧，我在黨有我的地位和歷史，并不是他蔣介石能反對掉的。”說完，便躺下了。

　　陳公博從未聽過汪先生說出過類似的自負的話，他明白，這一次汪先生是真的氣極了。
　　譚、朱二人正要出去，但是又担心會被蔣扣留，于是委托陳公博通知魯滌平（譚的嫡系，二軍副軍長）和黃實（朱的嫡系，三軍參謀長），讓他們布置軍隊以防不測。
　　“兩位只管放心去，通知兩方軍隊的責任都在我身上。”陳堅定地說道。

　　譚、朱二人前腳剛走，時任財政部長的“國舅爺”宋子文和李濟深又接踵而至，但是此時汪已經不能多說話，只好由陳介紹情況。

　　“我也想去造幣廠看看。”陳講完了情況，宋子文表示道。

　　“你去不得，過去對于財政，介石對你很不滿意的。”汪不忘勸止宋道。

　　第四軍是粵軍，戰斗力可謂是諸軍之冠，所以身為第四軍軍長的李濟深并不懼怕蔣翻天，而且他也是個堅決的反共分子，所以當汪建議他立即回軍隊掌控大局時，他以素來慢吞吞的神氣說道：“今日哪里有辦法？不只電話電報給介石派人守住了，連鐵路和輪渡的碼頭他也派人守住了。現在誰也不能離開廣州半步，離開是有危險而于事無補的。”李濟深的語氣是安詳的，他的弦外之音似乎是在說，盲動是不可取的，犯不上庸人自擾，此時不如先看看情況再說。

　　陳公博不管他們了，趕緊去通知魯滌平和黃實做好應變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