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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6月16日，由時代周報、季我努學社、浙大蔣研中心、重慶出版集團北京分公司等聯合主辦的抗戰巡講活動在浙大西溪校區圖書館舉行。著名抗戰史專家楊天石教授為讀者朋友們解析了中國抗戰的三個危機時刻。

楊天石

第一個危機時刻是淞滬戰敗、南京淪陷，國民黨高層多數主和。淞滬抗戰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中國政府調集了75萬軍隊迎戰三個月——中國政府拿出了當時所可能調動的全部力量，從全國各地征調軍隊在上海與日軍血戰，由于決定倉促，指揮無方，形成潰敗。日軍違反軍事常例，血戰之后并不休整，火速進攻南京，12月13日占領南京，中國的首都淪陷。

12月15日，國民政府召集高級干部會議，會上主和、主戰兩派激烈爭吵，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干部主和。汪精衛本來對抗戰就信心不足，此時站出來，要求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組織新的政府，與日本人談和。居正、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紛紛批評蔣介石，要求和談，居正甚至對蔣介石說，你不敢在條約上簽字，我代表政府來簽。蔣介石予以拒絕，堅持遷都重慶，繼續抗戰。此為中國抗戰的第一個危機時刻。

第二個危機時刻是1938年武漢淪陷。南京淪陷后，國民政府將主要的行政和軍事機構遷到武漢，為遷都重慶做準備。汪精衛對抗戰失去信心，1938年底從重慶逃到昆明。到了昆明，汪精衛和云南省主席龍云交了底——“我要組織第三勢力”——也就是聯絡云南、四川、廣西、貴州等西南各省，成立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政府，與日本人談判。

當時汪精衛聯絡了一些人如云南的龍云、西康的劉文輝，還有一些廣西、廣東的軍事首領，例如張發奎。汪精衛出逃不僅僅是作為國民黨副總裁的背叛，而且還想帶動云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這五個省都投降。實際上，當時山西的閻錫山也產生了動搖，曾派人與日本人秘密接觸，想要和談。這些軍事將領雖然動搖，但仍然身處抗戰陣營，他們的決定要視抗戰的情勢而定。1938年的年底到1939年的年初，由于汪精衛的出逃，廣州、武漢的失陷，中國的抗戰面臨著第二個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刻。

中國抗戰面臨的第三個艱難危險的時刻，是1944年日軍進攻貴州獨山。1944年，日本人為了打通中國大陸的交通線，發動了一號作戰。一號作戰在中國近代史稱之為豫湘桂戰役，中國軍隊大潰敗，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一直打到貴州的獨山。美英蘇等大國駐重慶的大使館都很緊張：蘇聯大使館準備撤退，美英蘇大使館都準備安排僑民撤離重慶。重慶面臨空前未有的緊張、慌亂的局面。

美國的魏德邁將軍建議國民政府再次遷都，從重慶遷到昆明。中國政府則表示與重慶共存亡，不再考慮遷都事宜。國民政府一方面安撫駐華使館，讓他們鎮定，不要撤僑，另一方面調集部隊，準備以烏江為前線保衛重慶。這是中國抗戰的第三個危機時刻。

此外，楊天石先生還介紹了“九一八”事變之后中日兩國國力的對比：戰爭爆發前，日本年工業產量是60億美元，中國僅僅才13.6億美元。鋼產量方面，日本年產量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石油產量上，日本年產量是169萬噸，中國僅有1.31萬噸。日本一年可生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年造艦能力為52422噸。而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的生產能力。日本戰前的總兵力是448萬人，中國的總兵力是200余萬人，日本當時的作戰飛機有1600架，中國僅有223架，日本的艦艇285艘，中國僅有60余艘。中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軍力差距。

網載 2015-09-05 22: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