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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歷史與文化-三國智謀精粹（四）

6、國破家亡：孫皓罷名將陸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權，賢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國如此，吳國亦然。無獨有偶，劉禪寵信宦官黃皓，孫皓寵信中常侍岑昏。劉禪、孫皓兩人性格雖各異，但其用人之道則相同，劉禪昏庸，故被黃皓擺布，孫皓“才識明斷”，但為人兇暴，殘殺忠良，致使眾叛親離，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這些人不學無術，好事不做，壞事做盡，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且孫皓暴虐遠超劉禪，岑昏之惡甚于黃皓，在暴君、佞臣朋比為奸之下，朝政比蜀國還糟，吳民比蜀民更苦，國弱民窮已到了極點。

　　蜀國亡后，吳國內政如此腐敗，其被消滅之日已屈指可數。

　　殘暴愚昧失江山

　　在歷史上，有的封建統治者，能善始善終，被贊為明主！有的則不然，善始而惡終，成為暴君。孫皓正是后一類的暴君。據 《三國志》裴松之注《江 表傳》記載：“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凜，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翁然稱為明主。”可是，在他的統治地位鞏固后，志得意滿，專橫日甚，有諫已的動輒殺戮。孫皓是靠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見皓所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諫，孫皓大怒，斬二人，滅其三族。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斬殺。由是群臣緘口，不敢再諫。前后10余年，殺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宮數千，仍采擇無己。宮人有不合意的，或剝面，或鑿目，殘忍之極。他出入常帶鐵騎5萬，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孫皓為人好大喜功，尚窮兵默武。他擬伐魏以一統天下，便召術士廣尚問吉兇，尚對說：”陛下籃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他把術士的話當真，便決意伐魏，可見孫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華核勸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驅逐。于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陸抗是吳國名將，鎮守襄陽的魏國名將羊祜知他足智多謀，堅守不出。陸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輕動。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邊境安寧。孫皓命陸抗急速進兵，陸抗上疏備言晉未可伐之狀，勸他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孫皓以抗違己命大怒，降為司馬，令左將軍孫翼代領其軍。孫翼是無才之人，當非晉軍敵手。未修內政而欲攘外，未有不敗的，故東吳有識之士早料到”東吳錦繡江山，不久屬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塹變通途

　　長江自古稱天塹。而它之所以成為天塹，是因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無人民協力，它只不過是條“小溪”，一跨便過。孫權雄踞江東時，國富兵強上下齊心，軍民協力，曹魏視長江為畏途。曹操與孫權在孺須對陣，見吳軍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長嘆：“生子當如孫仲謀！”知不能勝，乃撤軍，魏主曹丕領兵到廣陵，隔江遙望，見吳軍兵強馬壯，嘆說：”魏雖有武士千群，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曹操父子如此驚怕東吳，因有前事為鑒。曹魏犯吳界，大多以失敗告終。而東吳不可犯，是因人心歸附，故能組成攻不破的銅墻鐵壁。迄孫皓繼位，殘殺賢臣，掠奪百姓，人心已離散，恨不”吾與汝偕亡，”長江之險，無人為之守，已失去其天塹作用，吳國臣民，對“助紂為惡”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臨近，近臣認為“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不等孫皓首肯，數百人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厭棄吳主，故晉將杜預率兵南征，雖有橫江之鎖、沉水之錐為阻，也一跨而過。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剩下孫皓這個孤家寡人，只好效劉禪之樣，輿梓自縛，向晉軍投降。 

二、風格

　　形成一國執政者的用人特點，這與其人個性、愛好、道德觀念及其處境和所處的時代都有關系。孔明是荊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見稱于時，其用人也就具有個人的個性：他選拔人才始終堅持一個準則，即德才兼備。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難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學以忠孝相標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為了搜羅人才幫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舉”的用人特點。孫權是個慎重、果斷的人，他選拔人才是經過認真考核、反復考慮的，當他確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孫權的用人準則，雖為他們帶來了許多英才，但卻不是盡善盡美，在長處中亦見其短，否則蜀中怎會無大將，曹魏奸逆萌生，而東吳無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為何，從三國用人風格的比較中，我們或可悟出一些道理來。 

1 .德才兼備：孔明的用人特點

　 劉備死后，孔明執政時，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養和大力提拔。他選拔人才不僅重視才干，也極重視德行，如他在《前出師表》里推薦費祎、董允時，特別強調他們為人“良實，志慮忠純”，并告誡后主要”親賢臣，遠小人。”古人所謂“賢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濟世之才的人。

　　孔明認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又說：“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為人擇官則亂，為官擇人則抬，是以聘求賢士。”（見《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舉措第七》）故孔明把擇賢做為其重要職責，把德才兼備做為其選拔人才的準則.他培養和提拔的后繼者姜維、費諱、董允和姜維都是德才兼備之士，為時人所淮重，當時蜀人把他們四人并列，稱為‘四相”，贊為“四英”（《三國志，蜀書·董允傳》裴松之注引《華陽國志》），除了姜維外.

　　《三國演義》對蔣琬、費祎、董允僅簡略提及，《三國志·蜀書》有關他們 的傳記則寫得較詳。他們都是蜀國后期的實際執。政者，了解他們的為人及其對蜀國的貢獻，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點。

　　有才無德不能結人心

　　孔明用姜維做為繼承人，而不用時人認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三國演義》說魏延腦后有反骨，而史實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漢一員猛將，其武藝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將”之下，劉備在世時對他是很重視的，如他從曹操手里奪取漢中后，需大將鎮守，眾論以為必用張飛，張飛也認為非已莫“屬。豈料劉備卻破格選用魏延，把他從牙門將軍提升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使“一軍盡驚”。劉備死后，諸葛亮執政時倚他為軍中支柱，由于他屢立戰功，提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時人都認為他是孔明的當然后繼者。可是事情卻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選定蔣瑰為他的后繼者了。他在給后主的密信中說：“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這是什么原因呢？原來，孔明選拔后繼者，是根據其德才而定的。魏延雖有才干又勇猛過人，但“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團結人。如他與楊儀是孔明軍中的左右手，卻鬧得水火不相容，甚至與楊儀爭論時，“舉刃擬儀”，使“儀泣涕橫集”。顯然不能團結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國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沒有托之以重任，這說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與魏延是正確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顧大局，為個人私怨和權力，與楊儀火并，結果被其部屬馬岱所殺 （《三 國志·蜀書魏延傳》）。

　　蔣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給蔣琬是對的。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他隨劉備入蜀，任廣都長。劉備因事到廣都，誤以為他不理事，當時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準備加罪把他殺掉。孔明對劉備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劉備聽信孔明，便不加死罪，僅把他撤職。后來，由于孔明的推薦和提拔，由尚書郎至參軍，后又升為長吏兼撫軍將軍。孔明率軍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給，對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贊賞他，認為“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囑，任蔣 琬為尚書令，主持國政。當時，蜀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可是蔣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日理萬機，鎮靜如常，因此，深得眾望。蔣琬為人度量寬宏，肯納忠言，秉公辦事，不計恩怨。蔣琬跟東曹掾楊戲談話，楊戲常不回答。

　　有人對蔣琬說楊戲對上太傲慢了，蔣琬反表揚楊戲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如督農楊敏曾對人毀謗蔣琬說“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有人將此告訴蔣琬，主者主張“推治”楊敏，蔣琬不同意說，”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問其“憒憒之狀”，蔣琬說，“茍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后楊敏因事 下獄，人們都擔心他被處死，可是蔣琬秉公處理，楊敏得免重罪。由于蔣瑰為人忠心耿耿，大公無私，度量寬宏，故深得眾望。在他執政期間，做到人和國安，沒有辜負孔明的重任 （《三國志·蜀書·蔣琬傳》） 保衛蜀國達29年之久。

　　費祎、董允和姜維也對蜀國做出杰出的貢獻。費偉是個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東吳，吳人“論難鋒至”，而費偉“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孫權贊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蔣瑰為尚書令，日理萬機，應付自如；處理軍務，指揮若定，使邊境無虞。 （《三國志·蜀書·費祎傳》）董允任侍中守尚書令，他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擇民女以充后宮，他據理直爭，堅決反對，后主無可奈何。得到后主寵愛的宦人黃皓也很怕他，終允之世，黃皓不敢為非作惡。他不圖名利，蔣瑰認為他輔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議“宜賜爵士”，他固辭不受（《三國志·蜀書·董允傳》）.孔明對姜維甚為賞識，認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才兼于人”。蔣琬、費偉相繼逝世后，由姜維負起保衛蜀國的重任，他繼承孔明的遺志，堅持北伐，互有勝負。由于后主昏庸。對姜維派重兵守衛陰平等地的建議置之不理，使鄧艾得以偷渡陰平，直搗成都，蜀漢終于滅亡。

　　蜀之亡，不能歸咎于姜維，除了形勢所趨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馬昭說：“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

　　孔明逝肚后，蜀國軍國大政先后由蔣琬、費祎、姜維主管，時間長達29年，比之劉備、孔明兩人治蜀時間還多9年。在蜀魏對峙中，蜀弱魏強，對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觀上不存在蜀勝的形勢。孔明曾竭盡全力，也勞而無功，單靠姜維等的主觀努力是不可能扭轉這種局面的。而蔣瑰、費祎、姜維等竟能保衛蜀國達29年之久，如他們沒有非凡的才能和無限的忠心，何能如此！這不僅說明孔明善于”任賢舉能”，也證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備做為選拔人才的準則是完全正確的。

　　重操守，以身作則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備，這與他個人風格有關。孔明本人就是個德隆才高的大賢人，他未出草廬已預見天下三分，為劉備制訂正確的戰略決策——“隆中對”；為北圖中原，統一中國，他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風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謀私利，他病危時自表后主說：”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余財，以負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經人了解，確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則的影響下，其僚屬大都清廉自持。如費祎“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姜維也是“宅舍弊薄，資財無飾，側室無妾媵之褻，后庭無聲樂之娛。” 

2.唯才是舉：曹操的用人特點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發布《求賢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發表《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進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張對于有缺點的人，不能廢棄不用，不管是卑賤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要推薦，《三國演義》沒有提及這些《求賢令》，它通過對曹操用人事跡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特點反映得很具體。

　　各路人馬前來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國人才甚眾，謀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階、賈翊：武將有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名將及許褚、典韋等猛將。這些謀臣、武將有不少是三國時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謀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談的杰出戰略家茍或外，郭嘉也是個很了不起的謀士。他為曹操多出奇計，而每計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遺計定遼東”里，特別談及他的超人智計。袁熙：袁尚被曹操打敗后，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夏侯諄等將主----------------------- Page 37-----------------------

　　張乘勝追擊，曹操笑說：“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后，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數日后，忽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脫，”不出奉孝所料！”眾官問其故，操遂出郭嘉遺書以示之。書略說：”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孫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心并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這便是郭嘉的”急之貝“合，緩之則離”的定遼東策略。“典韋寨門死拒敵”（第十七回），“許褚裸衣戰馬超”（第五十九回），”張遼威震逍遙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戰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動地描述了典韋、許褚、張遼、徐晃等猛將 的英勇事跡。這些猛將，有的原是俘虜，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賞識而被捉拔為大將。上述的謀士、廣將來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邊，為他出謀獻策、效命沙場，故曹操能統一北方，雄視中國。

　　雖不得關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視人才。他千方百計爭取關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關羽溫酒斬華雄時已為曹操所賞識，故能接受關羽三事之約，以促其歸降。爾后，封官爵，贈美女，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極盡其籠絡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關羽便以斬顏良、文丑以報之。關羽之去，曹操遵約“開綠燈”，并親往贈袍送別。如非曹操放行，關羽縱有天大本事，能過五關斬六將，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愛才，他不得關羽其人已得其心，故關羽在華容道甘犯軍令狀，義釋了曹操。關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脫華容道的，他早已成為刀下鬼了。

　　不念舊惡，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罵過自己的人，他也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陳琳曾為袁紹寫討曹操檄。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罵個透，曹操見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獲陳琳，他不加責備，僅問道：“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意思說為袁紹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降將張繡叛變，夜襲操寨，如無典韋以死拒敵，操將無法逃脫。這次戰役，操折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和愛將典韋，史稱”清水之難”。曹操對此痛恨不已，終生難忘。后張繡又降，操因用人之際而寬恕之。曹操能不記私仇，這是因他能以事業為重。因要圖天下，就要搜羅人才以擴大自己的力量，這就不能老是計較個人的恩怨，只要對事業有利，盡力化敵為友。不僅曹操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敵人之臣而對他有所疑慮，因其敢于直諫，切中己弊，對他十分敬畏。諍臣遇明主，傳為千秋佳語。雍齒曾助項羽，幾置劉邦于絕地，而劉邦統一天下后，為顯示其寬宏大量，先封雍齒為侯以安眾心。武則天讀駱賓王的 《為徐敬業討武瞾檄》，并不因其極力貶己 而惱怒，反而憐其才說：”此人不用，宰相之過也，”但唐太宗對魏征，劉邦對于雍齒，不如曹操對于張繡的怨深；武則天憤駱賓王之才，而不能使之為己用，而曹操則能用陳琳。故說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論出身，全憑本事

　　曹操因重視人才，實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這對于曹魏事業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對封建社會人事制度也是一個重要改革。東漢未年，封建統治者取士大都以門第、品行作為首要條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特別是由于外戚、宦官兩大幫派爭權奪利，取士只講派別而不問賢愚，那個幫派掌權，就都用那個幫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個幫派的人。

　　當然對自己幫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實行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門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勛就有官做。這就為下層士人及廣大平民廣開仕進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講門第，并不是不重視“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終歸是個封建統治者，他的思想意識必然受到時代的制約，雖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賤”的人，也竭力爭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詐裝患風癱病，拒絕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誘之下，他怕被殺頭，只好出來任職。又如張邈叛變時，劫畢湛（是時為操別駕）母弟妻子。操對畢湛說：“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無二心，攥為之感動得流淚。可是，畢湛一轉身，便溜了。后畢湛被生擒，人們都認為他必死，誰知操不僅不殺他，反任他為魯相，說：“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對曹操的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應作如此理解：不管貴賤，不論品行好壞，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薦。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點。不過，這種用人方針僅在曹魏初期施行，隨著曹魏政權的鞏固，北方士族己都歸附，形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士族勢力，迄曹丕繼位，明令規定九品官人法，規定士人等第，微賤的人被排擠不能入品，也就是說微賤的人是沒有資格被推薦做官的。這已不是”唯才是舉”，而是又走”唯品是舉”的老路了。 

2022-12-08 19: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