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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不能動，罪名不能動”

10月12日，這個“兩案辯護律師小組”就算正式成立了。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實行封閉式辦公，大門口有解放軍站崗。

17日，律師司司長王汝琪和司法部常務副部長陳卓領著我們開會，會上講了司法部給我們定的工作原則。按照我的話講，原則就是“事實不能動，罪名不能動”，但可以講罪行，態度好可以要求從輕處理。“事實不能動”，主要理由是這些事實都是經過幾年反復的審查，肯定確鑿無疑；“罪名不能動”，是說反革命性質不能動。你想作為律師來講，辯護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把這兩方面都封死了，還要律師干什么？不過我在這些問題上，就是你說你的，我做我的，因為這是業務問題。事實上我們的堅持也起到了作用。

會上宣布成立律師小組，組長是陳守一，讓我和韓學章配合他工作。可是開會那天他就沒來。散會以后，我陪陳卓又去找陳守一，說人都來了，小組正式成立了，您老人家是組長。陳守一堅決不干，說什么也不干，他們全家都反對他做。但工作還是要推動啊，這樣子陳卓又宣布：“守一同志不來，張思之同志作組長”，我就這么替了陳守一。這樣律師組一共是17名律師，按說10名主犯，最起碼應該有20名辯護律師，但一是挑人實在很難，二是當時也是寄希望于會有被告不找律師，先湊了這17個人再說吧。

我們討論完工作原則后，整天就在那兒海闊天空的，設想律師參與這個案子可能會遇到什么問題。第一步我們要會見被告，會見被告可能遇見什么問題？大家就在那兒七嘴八舌地討論。現在看來，我們是把當事人看成了我們的對立面了，所有這些原則都是出于對他們的一種防范。他們可能怎么攻，我們應當怎么守。甚至這樣的問題都已經提出來了：如果被告要跟你握手，你怎么辦？當時我們說這要回避，我們不握。不過真正會見的時候，每一次空間距離都特別大，所以也沒有握手的條件。

結合這些討論，我們制定了一個“會見被告人注意事項”。你不要小看這個注意事項，這個也是要報“兩案”指導小組批準的。這些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要承擔責任，這也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情況和業務水平，現在看起來真是慘不忍睹啊。

當時境外的記者一直到處搜尋這些律師的下落，想從律師這兒弄點情況走。雖然我們的紀律是不請假不能出門崗，但還是有人跟記者有過接觸。

不久，一位叫潘乃剛的美國律師，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在‘兩案’中，中國律師的作用現在看來等于零”。我當時非常氣憤，“兩案”審判還沒開始，從哪里看出律師的作用等于零了？我們的作用也許很大，也許是負面的，都有可能，但你要有根據。這件事之后，我們就從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搬到了第一招待所。

沒有人愿意給江青辯護

盡管我們到位了，案卷和材料卻在特別法庭那里，一直不送給我們。后來在我們一再強烈要求下，讓我們看了一個錄像。實際上是幻燈片，里面沒有多少與案情有關的東西，只是反映了被告人在監獄里的活動，對于辦案來講價值不大。

離開庭還有7天了，才把案卷給我們送來。后來我就想，如果不是審判過程拖得很長，我們可以陸陸續續地看這些材料的話，我們是很被動的，因為材料太多了。你想啊，審查“四人幫”審了多少年啊。所以后來在總結工作的時候我就跟司法部的人講，這種做法必須糾正，不然以后的律師很難做工作。

看卷之后就有一個分工問題。最早的時候，我們有過設想，比如王洪文需要律師，誰給他辯護；張春橋需要律師，誰給他辯護。大伙很自然地就有一個想法，誰去替“老娘”（江青）辯護啊？據我所知，我們這17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沒有一個人愿意給江青辯護。當時我跟上海的韓學章講，如果“老娘”提出來要找律師，你做是最合適的了，第一都是上海的，第二都是女同志。韓大姐一口回絕：給誰做都可以，只有她絕對不行，甚至砍頭也不行。

11月12日下午，江青明確提出，她需要律師。整個“兩案”主犯里邊，她是第一個提出來的。陳卓就跟我談：“兩案”辦定了，讓你去見江青。第一，弄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如果她真需要律師，就確定你做她的辯護人。

1980年11月13日，第一次見江青

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準確，1980年11月13日，我和華東政法學院刑法教研室的朱華榮一起到秦城監獄會見江青。我當然是有情緒，江青這個人確實太壞太壞太壞，但是整個過程我都對自己講，你要永遠記得江青是你的當事人。

到了秦城監獄，獄警把江青的情況簡單做了一個介紹，然后就說，你們有沒有興趣看看她的居住環境。我說應該看一看。那個樓是很長的那種樓道，里面有很多房間，只關了她一個人。牢房上邊有一個監視孔，24小時有人監視她。房間有十七八平米，一個單人床，一個寫字用的臺子，一個小的衛生間，里面有抽水馬桶。

我們等她的時候，獄警把她坐的位置都準備好了，談話要有一張桌子，桌子前放了一把椅子，那就是給她坐的。江青進來后，捋了捋頭發，手就按著椅子背，沒有坐。這時候我示意她坐，她才坐下。那時候我就想，哎呀，真會演戲。“老娘”嘛，很刁的嘍，她怎么可能對我們這樣的生人規規矩矩地站在那里呢？如今這么多年過去了，想一想未必是演戲，把這看作是一種禮貌，可能更客觀一些。我說人家是演戲，無非是聯系了人家的歷史，作出了主觀判斷，沒有多少道理。

見了面我才知道，江青心里其實已經有了自己的委托律師人選，而且一共有四位。第一位是曾任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的史良；第二位是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的周建人；第三位和第四位比較特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杰，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李敏。她給我做了說明為什么要找這四個人：史良和周建人都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第三個劉大杰，她說因為我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現好，我信得過；第四個李敏，她說如果這三個人都不行的話，我找家屬總還是可以的。按照她的說法，李訥精神狀態不是很好，所以她要找李敏。我一聽這四個人，前兩個都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個不可能，而且年紀都很大了；劉大杰當時也正在受審查，這個也不可能；李敏是家屬，用家屬做辯護人，我們的限制是很嚴的，最高法庭是不是能批準，我一點把握都沒有。所以我給她講：“現在不是講這四個人，是你愿不愿意找我們，或者你愿不愿意由特別法庭給你指定，咱們解決這個問題。”

江青并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轉而要求我和朱華榮先做她的法律顧問，回答她提出的一些問題。

“我找你們是跟他們辯，不是來跟我辯”

在談話里，江青經常胡扯。她沒談幾句話，就跟我說：“這伙人是法西斯，當時他們把我抓起來，摔在地板上，就再也不理我了。”這個情節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一聽，心里竊喜：“老娘”也有這個日子，也會被人家摔，也摔了6個小時。多少人被你們摔了6年，你知道嗎？但是后來通過種種材料我察覺，這是“老娘”的夸張。

江青接著說：“公訴人非常壞，還沒跟我談完呢，怎么就起訴了……”我回答她：“什么問題叫談完了，什么叫沒談完，難道你叫我去審查公訴人？”江青就叫起來了，這是原話：“我要你們做律師，是讓你們跟他們辯去！可不是讓你們來跟我辯的！”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跟我們說：“辦我這案子不容易，這是我們黨內的事。當然你們要辦也可以，不過，你們要學習‘十六條’，學習‘九大’的文件，學習‘五·一六通知’。”我說：“江青，你離題萬里了，我作為律師，學什么、不學什么，我比你清楚，我心中有底，這些事情可與案情沒有關系呀。”她說，“你不了解，我們黨內的情況相當復雜，不是誰來都可以替我辯護得好的。”我說，“這個事情與案情的關聯性確實不大，至于說你對我們是不是信任，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她講：“那好，如果你是葉（劍英）、鄧（小平）派來的，那你跟他們站在一起，你當然不可能來做我的律師，我跟葉、鄧什么關系？”她停了停，“你知道嗎？我們是對立的。當然了，如果不是對立的，我也不會到這里來。”后來她又停頓了一下，這個細節我記得太清楚了，她說“那當然，這話就講遠了”，她自己就剎住了。

談話到這兒已經無法繼續了，我再次問她，是否要法庭給她指派律師。江青說她要考慮一下。事實上，會見一結束，江青就告訴監獄的政委：“那個姓張的態度非常不好，又是官方派來的，我不要，姓朱的還可以。”政委還跟她講，“那不行啊，姓朱的是助手啊，你不要他（張）要他（朱），這個有問題啊。”“那不行，我不要，我說什么也不要”，江青態度很堅決。我知道后心里非常開心，真是松了口氣。

應該再給江青一次機會

江青在我們的心目中，是最壞最壞最壞的，是禍國殃民的。給她辯護，不說自己的感受如何，全國人民都會罵你。所以我當時的思想觀念，戴著江青辯護律師的帽子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和我一起去的朱華榮，是想給江青辯護的，對她也和顏悅色，特別溫柔。后來我跟朱華榮還開過玩笑，我說：“華榮，你知道不知道，咱們跟江青會見，有錄像哦！”他吃驚地說：“真的啊？那怎么辦啊？”

朱華榮的主導思想就是盡量爭取讓江青請我們做律師，讓我們來辦這個案子，他認為這個案子值得一辦。現在看來，我們從法制的角度來考慮，江青這樣的被告人，是應該有人給她辯護的，沒有是個缺陷。做律師的人對這種案子應當有興趣，不是因為辦這個案子能出名，而是因為這個案子有很復雜的背景要你研究，有很多一般人設想不到的法律關系需要你琢磨。

如果讓我辯，我也只有辯。但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我當時的思想狀態、思想水平，我都做不了什么。因為事實我敢碰，罪名我不敢動。

張思之與江青見面之后，“兩案”審判組又重新指定傅志仁律師與朱華榮搭檔，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這次效果就更差一點了，因為江青已經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要求你們是做我的代言人。傅律師就告訴她，我們律師不可以做你的代言人，我們可以做你的律師，可以做你的顧問。這樣就徹底吹掉了，以后她也沒再提找律師的事。

當時我的想法跟現在我的判斷有個差距，當時我認為她是試探性的。事后我冷靜下來分析這個問題，未必完全是試探性的，她還是愿意有律師為她辯護的。她說過：“我很需要人來為我進行辯護，一個是我身體不太好，我擔心法庭上比較長時間的審判過程，我可能堅持不下來，我需要有律師或者有人來替我講。另外一個，畢竟我對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完全了解，比如說我對法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也需要有人來對我進行幫助。”

會見之前，獄警把我和朱華榮的簡歷拿給江青看。她看后就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們是官方派來的，再進一步，是葉、鄧派來的。用她的話講，“你們是葉、鄧派來的，葉、鄧是我的仇人，你們能替我辦事嘛？”所以她根本就不可能讓我們去做她的律師。

如果當時指派律師她會不會接受我沒有把握，但是現在看來，我認為應當指派，最好指派。沒有辯護律師，從法制的角度講，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經過培訓的證人

正式庭審前，特別法庭做過兩次彩排，我們律師沒彩排怎么辯論，但是都去旁聽了。

有意思的是當時找李紀周模仿江青，那小子伶牙俐齒，又了解案情，把那些人給玩得亂七八糟，都招架不住，說江青要這樣可怎么辦啊，可怎么審啊。

所有這些做法，都可以做某種理解。但只有一樣，關于證人，對證人都是經過培訓的啊。比如從上海調某人來，先培訓幾天。為什么在法庭上有一些證人跟江青鬧得不愉快？那是培訓的結果。證人也培訓，這本身很荒謬。正式審判的時候，廖沫沙跟江青當場吵起來了，說話都非常難聽。一提30年代的事情江青就火了，說“你是什么東西，你算什么東西”，把廖沫沙的火也挑起來了，兩個人當時就吵起來，法庭都制止不住。這實際上是證人在庭上通過揭露被告人的罪行來表現自己。證人的責任是什么？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應該集中表現為就他的所見所聞去證明或否定事實。但實際上，咱們的證人在法庭上做的是控訴被告人。因此，“兩案”的審判，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

江青認為這是政治審判，不是法律審判

特別法庭從11月20日開始審判，審江青的次數最多，一共是六次。我沒有都在現場。有一次開庭時，江青把我認出來了，還狠狠地瞪了我幾眼。

江青最后是自己辯護的，我看了第一個感覺就是她真的需要律師，第二個就是她在胡鬧了。她就是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她就是要完全恢復自己的原始思想狀態，她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不是法律審判。

我為什么覺得江青需要有人給她辯護呢？在法庭上，凡是關鍵問題，她認為確實有證據、賴不掉了，她就回答“我記不得了”，可這就等于是變相承認了，對不對？第二，凡不是致命的問題，她就說：“是我說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某人要我做的”——那就沖著毛老人家去了，而這恰恰是“上面”最要回避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就立即被打壓，她自己的辯護權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了。

其中比較精彩的一段，是法官跟江青辯論“誰怕誰”。當時審她的是法院副院長曾漢周，“老娘”當然不買他的賬，曾漢周在她眼里算什么啊，“老娘”講話態度就很傲慢。曾漢周把桌子一拍：“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們！”江青開始的時候一愣，然后反應過來了，“什么？我要怕你？”“對，你要怕我們。”江青馬上說：“怕你？你怕我！”兩個人這樣來回幾個回合，爭論“誰怕誰”。后來“老娘”哈哈一笑，說：“你問問坐在你旁邊的江華，看我怕過誰！”這一句話把曾漢周提醒了，真的，她怕過誰啊？所以“誰怕誰”的辯論到此結束。

最后宣判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江華審判長宣判：判處江青，死刑！到“死刑”這兒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葉、鄧反革命集團”。緊跟著江華又講：緩期二年執行。他把“判死刑”和“緩期二年執行”中間停頓一下，我認為是有意的，就是要震懾她一下。而“老娘”的表現是不服，當時的判斷是“老娘”大鬧法庭。實際上，我們客觀地分析這個人，她并不畏死，死嚇不了她，如果她認準了就是信奉毛澤東思想，自然愿意為之而犧牲。所以她開口就是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像這些細節，也能反映出她性格的另一面。我不是說江青好，不是，她有非常惡劣的地方，比如她欺負人，欺負護士，那是非常惡劣的，但你不能說她都惡劣。我們過去往往從概念出發，去判斷一個人、一個事，先入為主。現在這么多年過去了，我覺得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不可以這樣。

為李作鵬辯護

會見江青的當天，我們向陳卓同志匯報。他一聽，就說：“好吧，江青的事就這樣，咱們給‘兩案辦’匯報一下。”然后又說：“她不要正好，今天李作鵬提出來要律師。李作鵬這個人，腦子轉得特快，真的需要像你這樣的專業律師去對付他，你去吧。”我說，“他拿槍桿子的人，怎么會腦子轉得特快。”陳卓說，“你不了解他，這個人應當說是破譯密碼的專家。伍總長（伍修權，‘兩案’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審判長）告訴我，這個人特難對付，又臭又硬。在過草地的時候，伍總長是李作鵬的直接上司，很了解李，所以不可以掉以輕心。”

后來，張思之就和華東政法學院的蘇惠漁去見李作鵬。李作鵬沒在監獄，他因為有心臟病，在復興醫院治療。復興醫院當時是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是給被關押的要犯治病的地方，是歸公安部管的。居住條件好些，但門口有人守著，還是監獄里的待遇。

見李作鵬很順利，我們說做他的辯護律師，問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簽了委托書。把手續辦完，就問他對起訴書有什么意見，其中的關鍵問題就是“放飛林彪”。

李作鵬一直就不服，而且他不是狡辯，他講：“是我李作鵬的，我絕對不推，我自信我的兩個肩膀撐的起。不是我的，休想放到我頭上。”應該說，李作鵬還是一條漢子。后來審判的時候，邱會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吳法憲一再裝模作樣地講，怕林彪，服從林彪，拍過林彪的馬屁。李作鵬自始至終，一句這樣的話都沒有。

江青認為這是政治審判，不是法律審判

特別法庭從11月20日開始審判，審江青的次數最多，一共是六次。我沒有都在現場。有一次開庭時，江青把我認出來了，還狠狠地瞪了我幾眼。

江青最后是自己辯護的，我看了第一個感覺就是她真的需要律師，第二個就是她在胡鬧了。她就是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她就是要完全恢復自己的原始思想狀態，她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不是法律審判。

我為什么覺得江青需要有人給她辯護呢？在法庭上，凡是關鍵問題，她認為確實有證據、賴不掉了，她就回答“我記不得了”，可這就等于是變相承認了，對不對？第二，凡不是致命的問題，她就說：“是我說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某人要我做的”——那就沖著毛老人家去了，而這恰恰是“上面”最要回避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就立即被打壓，她自己的辯護權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了。

其中比較精彩的一段，是法官跟江青辯論“誰怕誰”。當時審她的是法院副院長曾漢周，“老娘”當然不買他的賬，曾漢周在她眼里算什么啊，“老娘”講話態度就很傲慢。曾漢周把桌子一拍：“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們！”江青開始的時候一愣，然后反應過來了，“什么？我要怕你？”“對，你要怕我們。”江青馬上說：“怕你？你怕我！”兩個人這樣來回幾個回合，爭論“誰怕誰”。后來“老娘”哈哈一笑，說：“你問問坐在你旁邊的江華，看我怕過誰！”這一句話把曾漢周提醒了，真的，她怕過誰啊？所以“誰怕誰”的辯論到此結束。

最后宣判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江華審判長宣判：判處江青，死刑！到“死刑”這兒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葉、鄧反革命集團”。緊跟著江華又講：緩期二年執行。他把“判死刑”和“緩期二年執行”中間停頓一下，我認為是有意的，就是要震懾她一下。而“老娘”的表現是不服，當時的判斷是“老娘”大鬧法庭。實際上，我們客觀地分析這個人，她并不畏死，死嚇不了她，如果她認準了就是信奉毛澤東思想，自然愿意為之而犧牲。所以她開口就是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像這些細節，也能反映出她性格的另一面。我不是說江青好，不是，她有非常惡劣的地方，比如她欺負人，欺負護士，那是非常惡劣的，但你不能說她都惡劣。我們過去往往從概念出發，去判斷一個人、一個事，先入為主。現在這么多年過去了，我覺得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不可以這樣。

為李作鵬辯護

會見江青的當天，我們向陳卓同志匯報。他一聽，就說：“好吧，江青的事就這樣，咱們給‘兩案辦’匯報一下。”然后又說：“她不要正好，今天李作鵬提出來要律師。李作鵬這個人，腦子轉得特快，真的需要像你這樣的專業律師去對付他，你去吧。”我說，“他拿槍桿子的人，怎么會腦子轉得特快。”陳卓說，“你不了解他，這個人應當說是破譯密碼的專家。伍總長（伍修權，‘兩案’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審判長）告訴我，這個人特難對付，又臭又硬。在過草地的時候，伍總長是李作鵬的直接上司，很了解李，所以不可以掉以輕心。”

后來，張思之就和華東政法學院的蘇惠漁去見李作鵬。李作鵬沒在監獄，他因為有心臟病，在復興醫院治療。復興醫院當時是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是給被關押的要犯治病的地方，是歸公安部管的。居住條件好些，但門口有人守著，還是監獄里的待遇。

見李作鵬很順利，我們說做他的辯護律師，問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簽了委托書。把手續辦完，就問他對起訴書有什么意見，其中的關鍵問題就是“放飛林彪”。

李作鵬一直就不服，而且他不是狡辯，他講：“是我李作鵬的，我絕對不推，我自信我的兩個肩膀撐的起。不是我的，休想放到我頭上。”應該說，李作鵬還是一條漢子。后來審判的時候，邱會作在法庭上跪下了，吳法憲一再裝模作樣地講，怕林彪，服從林彪，拍過林彪的馬屁。李作鵬自始至終，一句這樣的話都沒有。

2022-12-08 19: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