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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8騰訊思享會演講答問部分

問：作為現在處在歷史轉折點上的青年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智慧來判斷未來？

劉仲敬：智慧這件事情是一種共同演化的問題，也就是說是，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東西，關鍵在於，你經驗所形成的那個邊界跟你所在的環境是不是有一種良好的協調關係。如果有，那麼一般來說不是因為你本人的緣故，而是因為產生你那個社會在它自己演化的過程中間，跟它自己原先的環境達成了較好的配合默契。如果是一個共同演化的體系，這種默契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是如果是一種以武斷方式，人為引入依靠概念結構維持的東西，那麼它一開始就跟它所在的環境處在格格不入的狀態中，而且這種格格不入的狀態會隨著演化而不斷的擴大，開始還比較小的磕磕碰碰，隨著時間會越放越大，衝突會越來越明顯，就像是移植器官的排異反應一樣難以避免。這與其說是許許多多具體問題難以解決，還不如說是你產生這個體系的方式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可以說吧，一開始你自己定了一個錯誤的定位，然後就給以後的人留下了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你如果一定要說你是你本來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的那種人，那麼你給自己安排的任務肯定就是你無法完成的。而你為了完成這個跟自己本身完全不配套的任務，又會做出其他更多的事情，使你在原先陷入的困境越陷越深，像是一隻落在蜘蛛網上的飛蟲一樣，不掙扎的時候你陷得還要淺一點，越掙扎你就陷得越深。

問：第一，您說純粹依靠史料的史學是不可靠的，您同時又說四大文明古國的敘事和多元文明平等的敘事是神話、是沒有史料依據的，那我們為何不能說您的這種以以色列北部為中心的文明擴散論不是您劉同學自己的建構呢？第二，您剛才講到了自然條件的演變對文明演進路線圖的影響，您說那時的喜馬拉雅山沒有現在這麼高，但是印度板塊碰撞到歐亞板塊是七千多萬年前的事情，一萬年喜馬拉雅山才長1.2米，這麼一點點的落差到底能引起溫度和濕度多大的變化呢？您如何解釋。

劉仲敬：你剛才那種說法就跟多元平等的理論是差不多的。你一定要說，為什麼警察可以打小偷而小偷不可以打警察，這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為什麼說中東地區是文明的起源而其他地區是文明的邊緣，有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因為它跟目前的世界體系是一致的。如果它跟目前的世界體系是一致的，那麼它就是最好的解釋。你要有絕對正確的解釋方法，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理論多多少少都是零星材料和虛擬想象的結合。但是，你如果要說所有的虛擬想象，所有理論的可靠程度都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它們都是不同程度的虛擬，那就是一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問題了。儘管歷史上沒有完全白的烏鴉，但是，各種烏鴉黑的程度明顯是相差甚遠，而且你完全有辦法把不同的黑的程度解釋清楚。

還有關於喜馬拉雅山的問題。你說的好像是造山運動是一個事件發生完了以後就不再發生了一樣，實際上青藏高原上升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進程，在現在也還是這樣。而且關鍵不在於它的高度有多少，而是它在這個上升的過程中引起了氣流的變化。從古地中海到東方 — — 並不是什麼七千萬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距今一萬多年以前的事情 — — 像里海、咸海這些地方，一直到現在新疆北部這些地方，在漢代以前，是有大片森林和獅子出沒的地區。外伊朗地區留下來的那些壁畫當中，有很多都是當地君王怎樣捕獵獅子的圖畫記錄。儘管不一定是絕對寫實的，但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當地的居民是經常看到獅子的。而直到東晉時代，佛教的朝聖者通過中亞路線來往印度的時候，現在的新疆，也就是當時的西域那個地區，在當時仍然是有獅子的。但在宋代以後，森林就變得很少了，獅子也就變得很少了。氣候變得乾燥、變得更加寒冷的趨勢是用很多方法都可以看出來的。不僅有文字記錄，樹木和花粉這些東西也可以留下很多記錄。而且，你不用追溯到高古時代，就是追溯到文字能夠記載，漢代班超以後這個時代，你也可以看出，從漢代到唐代再到明清時代，中亞地區的城邦一直是處在不斷退縮狀態的。漢代時期，張騫和班超所經過的路線，大部分已經連在沙漠之中，他曾經經過的古老樓蘭王國早已經不復存在。重新建立的鄯善，已經從沙漠的邊緣後退了一千多里了。這些證據都是明擺著的。所以，你要想否認中亞地區整個生態環境的惡化，應該說是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情。因為現在還沒有出現與此相反的說法。

問：依照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的描述，如果沒有東方向西方輸入的造紙術和印刷術，怎麼會有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怎麼會有近代民族國家的想象？您如何解釋。

劉仲敬：沒有什麼就沒有什麼這種邏輯是很荒謬的。如果沒有印第安人發明的樹皮的話，有很多人早已經死於瘧疾了，像新加坡這種地方是根本不可能變成繁榮的資本主義城市的。那麼你能說是，因為沒有印第安人，所以就沒有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的文明從本質上來講跟印第安人的文明是平等的。這樣的推論，你要堅持也可以，因為反對它是沒有必要的。但是它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假定西方的文明是依靠東方的造紙術建立的，這到底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你所吃的那些麵包也不是孔子時代吃過的，孔子從來沒有見過小麥，你吃的都是孔子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這又說明什麼問題呢？答案是什麼也說明不了啊~~~這不過是文明傳導的一個孤立因素而已。

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說，有東方向西方的傳導，也有西方向東方的傳導。但是我得說，這是一個誤解。你現在所使用的東方和西方的概念，一般來說都是指的是歐洲和非歐洲的差別，這不是文明演化史上的東方和西方。文明演化史上，其實沒有東方和西方的區別，只有核心區和邊緣區的區別。從敘利亞和以色列邊境，從亞述和以色列時代那個文明，在地理上講，也許是處在現在的東方，但是，它毫無疑問是希伯來人和希臘人的直系祖先，而希伯來人和希臘人又是現在美國人的直系祖先。你要按照這個推論的話，你甚至可以說，為什麼不把這些人算成是東方的祖先而一定要算成西方的祖先？這是沒有意義的說法。

東方和西方之間誰輸入文明多，誰輸入文明少，不是取決於它是在東方還是西方，而是取決於它處在文明的核心區還是處在文明的邊緣區。核心區的定義很簡單，它就是輸出較多而輸入較少的地區。例如中古時代的唐朝和印度相比，印度就始終是輸出較多的一方，而唐朝則是輸入較多的一方；同樣是中古時代的唐朝和日本相比，唐朝又是輸出較多的一方，日本是輸入較多的一方。你要找相反的例子當然也可以，例如日本的刀具之類的也有它的逆向輸出，但是你說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唐朝和明朝對日本的輸出是超出了日本的反向輸出的。這個結論大體上是站得住腳的。

當然，如果你目的是為了辯論勝利的話，你當然也可以列一個表，列出日本向唐朝和明朝的反向輸出，列出一個幾千項甚至幾萬項的名單，在別人給你列出同樣的名單以前，你可以花上幾天時間去做這個事情，然後別人就喪失耐心不跟你辯論了，你就可以假定自己勝利了。但是如果你要根據所謂健全常識的做法，只要廉價七成正確的話，我覺得浪費這種時間其實是一件根本沒有必要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你只要瞭解大致上的框架就行了，無需瞭解每一個細節，就會得出差不多的比例感。

問：您的《經與史》是從殷商時代講起的，那麼您認為夏文明是否真正存在過？

劉仲敬：夏朝即使存在，現在也沒有任何證據。它不存在的可能性大於存在的可能。因為，殷商以前並不是沒有考古遺跡。假定夏朝是在殷商以前的某一個歷史時期的話，那麼這個歷史時期，在中原地帶已經有很多遺址被發掘出來了，例如有些人就堅持說二里頭就是夏代，另外一些人則反對。不管他們支持還是反對哪一個證據，但是很明顯，如果二里頭或者其他時間相近的遺址能夠算是夏代或者相當於是傳說中的夏代的話，那麼它顯然也不符合大多數文明的基本定義，它沒有一個成文的文字體系。如果要把這樣的遺址也算是一個文明的話，那麼文明的定義的門檻就必須做相應的降低，那麼其他許多原先通常不算是文明、而只算是前文明的遺址也可以升格為文明了。

如果說發現的相當於夏朝時期那些中原遺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話，那麼：第一，像美國南部霍皮人【主要生活在亞利桑那州東北部的一種原住民】那些遺址好像也可以算是一個朝代或者文明了；第二點更重要，就是說，假定推論為夏朝的那個時代，在中原地區、山西南部或者河南北部或者其他周邊地區出現的遺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在江西、浙江、四川發現的同一時期的遺址，比它更有資格稱為朝代：因為論文字，它們同樣都沒有文字；論其他方面，無論是陶器、青銅器還是建築物來說，這些南方的遺址都要比黃河中游的遺址要結構更複雜、造詣更深。如果一定要承認夏朝的存在的話，那麼我們也勢必得承認同時代的這些遺址也代表著相應的朝代，例如是巴蜀的什麼什麼朝代、前三代的什麼朝代，江西、浙江的類似文明也必須給它一個相應的朝代的稱呼。這樣做事情就變得更複雜。

老實說，這樣做其實是有一定的可取之處的，就是說它比原先的敘事體系更接近於真實，更真實地反映了史前時代東亞的那種缺乏一個固定中心的狀態。殷商可以看作一個固定的中心，因為它至少是一個具有強烈擴張性的軍事中心和巨大的祭祀中心。它的軍事力量是當時最強的，而它的祭祀禮儀擴張到它軍事力量所能夠達到的範圍之外。所以你把殷商當作當時的東亞地區中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殷商以前的那些遺址，無論它是不是夏代，也當作中心的話，就一點道理都沒有了。比較接近於合理的說法就是，當時沒有什麼中心。如果一定要搞一個中心的話，這個中心放在錢塘江東岸或者是放在四川盆地，都要比放在中原地區更合適一些。

問：大洪水呢？

劉仲敬：所謂的洪水就是指秩序的崩潰。秩序的崩潰是由於文明本身秩序產生機制的破壞所造成的。這種機制是一種內耗的機制，它不能容許自發的小共同體成長發育、積累資源，而是不斷地破壞它，把已經積累起來的資源打散。然後這個社會也許通過它不斷的汲取，在表面上有一個巨大的上層建築和貌似強大的國家組織，但它的基層一定是極度松懈和潰散的。這樣的社會很容易在僵硬的上層遭到動搖以前，在基層就遭到巨大的滲透和破壞。而明顯的特徵就是，在它遭到這種滲透的時候，基本上不會激起重大的排異反應。這就是基層組織趨向於崩潰的一個癥狀。只要秩序內出現真空，那麼它肯定會有填補真空的力量產生，如果內部的力量不足以填補真空，那麼周邊和外來的力量一定會引入。如果你用殖民主義或者其他抽象的話語，實際上是拒絕了最優秀、最能保護你的一種秩序來填補真空，十之八九你就會得到其他的、比殖民主義糟糕得多的秩序來填補。所謂更好是好的敵人就是這個意思。凡是在人類社會中能夠建立的秩序，都是要消耗成本、消耗資源的，而且肯定要讓一部分人、甚至全部人付出一定代價的。但是這不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共產主義說，所有的秩序都是惡秩序，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邪惡，顯然不是這樣。你通過健全常識就可以看出，周代的統治秩序就是要比殷商的統治秩序仁慈一些，至少他不用大規模的殺人來祭神。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終極追問的話，也可以來一個文化多元論。我們憑什麼認為殺幾千人祭神就是不對的？只殺馬殺牛來祭神就是比較好的？我們用更高的標準來說，大家都是邪惡的，殷人和商人也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孔子幹的那些事情全都是白搭。但是，這種說法是大家能夠接受的嗎？你也可以說，我們之所以認為周人比商人要稍微文明一點兒，是因為我們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或者是跟儒家思想同構性比較強的其他思想。但是你既然已經接受了這種思想，而且推翻這種思想的成本太高的話，那麼你很難抓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拎到天上去的。所以比較合理的、合乎健全常識的說法，是承認：第一，沒有完美的秩序；第二，各種不完美的秩序當中，不完美的程度是有一定的差別的。如果你一定要說，完美不完美是你主觀的判斷，那也可以。你也可以說，你本人和跟你價值觀相似的群體比較傾向於這一種秩序而不是那一種秩序，那你就要老老實實地放棄那種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裝逼言論，老老實實地說，我就是喜歡這種秩序，這種秩序對於我來說比其他秩序要更好一些，那麼我當然要促成它的實現，而不願意為了「更好」的緣故，破壞了本來可以得到的、勉強還可以維持的秩序。

問：我說的大洪水是夏禹治水的那個，您認為這個大洪水是否存在過？

劉仲敬：夏禹治水包含著幾種不同來源的神話：包含了南方會稽一帶的築堤的神話，因為有些技術可能是當地特有的；但是同時也包含了黃河流域洪水泛濫的神話。這些依據，你可以看出，黃河下游的最古老的城邦往往以「丘」來命名。「丘」就是說它不是設在低地上，而是設在山坡上。為什麼設在山坡上？合理的因素可能就是害怕水淹。但是這幾種不同來源的神話是很難湊到一起的。例如南方的治水就跟北方的治水是不同的。所以傳說中的夏禹有好幾個來源，有的來源把他安置在山西南部，有些來源把他安置在河南中部，有些來源把他安置在東南一帶。這就說明，夏禹的神話可能跟老子的神話一樣，他最初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在不同地方曾經出現過不同的文化英雄。最後在大一統建立以後，後來的文人為了把相互矛盾又有相似性的傳說整合起來，重新修改神話體系，把幾個不同的神話人物合併為同一個人，然後才產生了夏禹的神話。我認為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問：蘇美爾文明和中國文明是何種關係？

劉仲敬：蘇美爾文明顯然是跟殷商文明是有關係的，因為他們有很多烙印是烙在殷商文明身上的。但是這倒不見得證明說是，殷人一定是西來民族，因為他們的時間差了幾千年，蘇美爾文明已經衰落的時候，殷商還連影子都沒有存在。所以完全可能是蘇美爾產生出來的文明遺產，通過間接傳播和刺激的方式，最終來到了中原，而殷商接受的影響很可能是通過非常間接的途徑，而沒有直接接觸蘇美爾文明的本體。但是如果真的在高古時代存在著越過古地中海南岸的移民團體的話，這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說這兩種可能性造成的實際結果差別不大，也很難加以區別。

問：您覺得伊斯蘭惡秩序入侵的可能性有多大？

劉仲敬：穆斯林所代表的秩序也許還不能說是惡秩序。有很多證據證明，它在某些方面比儒家的宗族主義帶來的秩序，至少是抗風險能力要更強一些。在明清五百年時間內，西北地區有一個現象，就是說，每一次發生飢荒的時候，都有一批比較窮困的漢人會投靠穆斯林，然後變成穆斯林就再也不會變回來。相反的情況就很少。這就說明什麼問題？穆斯林的宗教組織在抗風險能力上比儒家的宗族主義要強一點。特別是在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連比較強大的強宗大族都很少有，散沙式的小農特別多，那麼這樣的小農，按照某種價值觀來說，他們是特別平等的，但是就是因為他們特別平等，所以每家每戶的剩餘儲備都非常少，所以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就特別弱。如果有什麼豪強門第之類的、特別大的財主之類的，有特別多儲蓄的話，那麼他本身反倒可能變成一個有儲蓄抗風險的基地。但這樣的組織沒有。

而伊斯蘭社會呢，它的宗教組織，因為有從事慈善活動的長期的團體，所以在政府之外，有一個政府不能幹預的從事宗教慈善活動的社團傳統。在這方面他們的成績好像是比東亞的儒家社會要強一點。因為他們儘管同時都可以被稱為東方專制主義社會，但是中東的各王朝在它倒臺的過程中人口損失的比例，沒有東亞各王朝在倒臺的過程中人口損失的比例那麼大。這就表現出它的社會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是要稍微強一點的。這樣也符合其他方面所顯示的歧視鏈。就是說，歐洲的社會組織大體上講比中東的社會組織要強一個數量級，而中東的社會組織又要比東亞的社會組織要強一個數量級。每一個都能夠吃掉下一級組織，但是吃不掉上一級組織。在軍事組織和社會福利各個方面都是這樣，所以這可能反映了他們所在社會的秩序生產能力的強弱。這個秩序生產能力的強弱同時體現於經濟、軍事和社會福利各方面，而不是只體現於一方面的。這就好像一個人如果身體強的話，他不大可能是只有胳膊強，可能是胳膊和手同時強。如果胳膊弱的話，那你可以合理地推斷他的腿可能也是比較弱。差不多就是這樣的。

問：第一，現在中國的處境是不是和二戰前的日本有些相似？第二，在大洪水來臨之際，如何在散沙社會中自保？

劉仲敬：這個形勢還是相差甚遠的。當時日本所處的還是一個列強橫行的時代，它處於國際社會演變的早期，比較接近於春秋時代。如果說日本在當時的情況下採取冒險行動，其實它是有一定合理依據的，因為當時的世界有很多比較勢均力敵的強者，可以說，後進者通過投機行為出頭露面的機會比較大。現在的這個世界已經是一個晚期的世界了，已經比較接近於戰國時期或者是羅馬時期，可以說，投機的餘地已經大大縮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它相對於當時的國際主流，另類的程度是很小的，儘管它不斷地抱怨因為自己是有色人種而受到歧視，但是它那種不管說是立憲君主制還是絕對君主制的體系，在歐洲都是可以找到匹敵的。它那種以武士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也比較接近於歐洲近代以前的封建組織，它跟歐洲的相容性是遠遠超過任何時期的中國的，比大清更接近於歐洲，更比共產主義的中國更接近於歐洲。所以它的相容性要大得多，它的挑戰依據也要大得多。現在的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比當時的日本要孤立得多、軟弱得多，它自身的社會能夠提供的資助要少得多。而世界體系已經演化到，可以說是只剩下一棵大樹的地步了，已經很難有合縱連橫的餘地了。所以從各方面來講，它的處境都只會是更糟而不是更好。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是採取冒險行動的話，十之八九會落到比日本人要慘得多的那種下場。

至於在社會動亂的情況下你怎麼樣自保的問題，這就取決於你自己所在的共同體的強弱了。而共同體的強弱主要不是取決於你自身的能力，而是取決於你依附的傳統。而傳統這個東西都是依靠千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秩序積累搞出來的。可以說，得到這些傳統的人都能夠有了大樹可以依徬，能夠繼承先輩的遺產，比沒有這些傳統的人要強得多。所以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選擇一個傳統最強的大樹抱在上面。

問：第一，您對中國未來20–30年的發展路徑是怎樣的判斷？第二，有人說中國需要來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啓蒙運動，您認為中國是否有這個土壤？

劉仲敬：可以肯定，就是說，中國現在所走的每一條路都已經是走到盡頭了，哪怕是再往前走一步，都會面臨著它無法控制的強烈反制。但是走到盡頭又會發生什麼？這就像是跳下懸崖以後會發生什麼一樣，這是不可預言的。誰也沒有辦法說，你跳下懸崖以後會發生什麼。也許從此以後你就不復存在了，在你不復存在以後，所有問題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這一切都只能說是臆測，奇點以後，原有的規律是失效的。你現在所形成的所有預測，都是在產生你的社會存在的條件下才有意義的。在這個社會不存在以後，它就不再有任何意義。如果你想局部地保存你所習慣的這個社會，那你肯定需要做一系列的犧牲。但是犧牲哪一部分呢？犧牲哪條路線呢？這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問題。很可能因為在調整和犧牲的問題上達不成共識，本身就會激起強烈的衝突。

至於啓蒙，啓誰的蒙啊？以什麼為出發點的啓蒙呢？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啓蒙本身就是一個定義極其模糊的概念。如果啓蒙是指近代，清朝末年以來引進西方思想的運動的話，那麼我得評價說，這個啓蒙運動進行得非常糟糕。我們現在尊重的那些啓蒙者，很少能夠抓住西方文明的基本脈絡，引進的下游的枝節太多，而最根本性的東西反倒引進太少。而且，越往後越糟糕。清朝末年那一批人引進的還比較到位，五四運動以後，基本上是每況愈下了。甚至出現了一種專門引用西方的那些批判性和破壞性的東西，來干擾西方那些建構性和基本性的東西的傾向。引進的選擇其實也是一個德性的考驗。你能不能判斷出真正重要的東西，或者說是心懷惡意地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去專門引進那些解構性的東西，對你將來的命運是有很大影響的。就近一百多年的引進史來說，很明顯，無論是從技術上講還是從德性上來講，漢語世界的表現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我還得補充一句，這個漢語世界是包括南洋和臺灣香港在內的整個漢語世界，他們的表現比起日本人或者土耳其人都是相當糟糕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整體上他們製造了一個扭曲的格局。

問：是什麼因素導致了西方文明獲得了秩序呢？

劉仲敬：演化體系中是沒有確定因素的。你可以想象一個原始的星雲，最初的星雲都是差不多的，在演化過程中，它會面臨著兩種前途。一種前途是，大部分的質量會集中到中間部分，剩下的一點質量集中到外圍部分，最後就形成太陽系這樣的結構：大部分質量在中間變成恆星，一些小的質量在邊緣地帶，變成繞著恆星轉的行星。但是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現另外一種結局，就是說，質量會分散，形成一個雙星系統，雙星系統分擔了全部的質量，雙星系統中間沒有像地球這樣的行星出現。這兩個系統在結束的時候是大相徑庭，在開始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你要說是在哪一個階段截然分開的，這很難說。照天文學家的解釋，最重要的是角動量的因素。在一個達爾文式的演化體系中，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任何因素能夠解釋全部體系，你只能用體系本身來解釋體系。

如果說，文明是怎麼產生的？那麼答案就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各個實體的一個組合，形成的一個網絡結構。它照定義來說，就是多種秩序的組合。多種秩序的衝突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種保障。當一種秩序逐步的整合到吞併了其他秩序，使秩序僵硬到沒有辦法來調整的情況下，那麼它自己內部的生命力都已經結束了。這到底是系統一個固有的衰變趨勢呢；還是出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本質上是可以避免的？這很不好說。但是我相信，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內外體系的聯動性：在一個國家內部，就是它的各階級和社會團體之間能不能保持平衡的問題；在國際上，就是各邦國之間能不能保持平衡的問題。這二者是聯繫在一起的。國內的憲制和國際體系的演變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彼此之間會相互強化、相互鎖定的。如果在國際方面走上了多國體系滅亡、強化大一統的方向，那麼你在社會體系上，基本上也是會相應的走上瓦解階級結構，實現散沙和平等社會的目的；如果相反，國內的憲法結構能夠保持自由的話，那麼國際上的多國體系多半也能夠保持。這是一個互相鎖定、互相強化的過程。但臨界點在哪裡，那是不好判斷的。你即使放小單位，像法國這樣一個較小的實體，你也很難判斷，到底真正的臨界點是出現在美男子腓力四世屠殺聖殿騎士團【腓力四世，1268–1314，法國卡佩王朝國王，綽號「美男子」。他曾派兵拘捕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使其在受辱後死去。又向繼任教皇克萊門特五世施壓，命其宣佈聖殿騎士團為異端，隨後將騎士團成員交由國王法庭判罪，對主要首領處以火刑，並攫取了騎士團的財產】的時候，還是出現在路易十一強化君主專制【路易十一，1423–1483，法國瓦盧瓦王朝國王，以詭詐著稱，被稱為「蜘蛛國王」，他使用分化挑撥、軟硬兼施的手段對付封建君侯們，吞併了勃艮第公國、安茹公國、普羅旺斯伯國和曼恩伯國等】的時候，還是出現在路易十四窮兵黷武的時候。答案是都有可能，也許都是不確定的。你在系統內部，只能描述，不能判斷。

問：您在知乎上被黑的最有名的案例是，回民那個事情之後，您說「大刀向卡菲勒頭上砍去」，「痛懲暴支」。您如何解釋？【整理者注：此處已做精簡處理。】

劉仲敬：我發現你還沒有把這個典故搞清楚。你沒有搞清楚，陳寅恪說的「古典和今典相互印證」。你想一想1930年代的口號是什麼，當時的口號有兩條：第一條口號叫做「痛懲暴支」，這是日本人喊出來的口號；另一條口號叫做「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是中國人喊出的口號。好，現在你來套一下，用今典來套一下古典：「痛懲暴支」這句口號可以留下；然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變成「大刀向卡菲勒的頭上砍去」，你難道還沒有看出這裡面的格局嗎？在這個新的格局中間，暴支現在站在日本這個位置上，而穆斯林則站在當年中國人站的那個位置上。他們處在弱勢，所以用義和團的精神高呼：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大刀向卡菲勒的頭上砍去；處於強勢的這一方，則高呼著：痛懲暴支，痛懲暴烈的穆斯林。如果你沒有看出這種典故嵌套的話 — — 我估計大家可能都沒有看出來 — — 那麼後面你說的那些東西就全變成廢話了。然後他們在這兒激憤的時候，我基本上是在背後嘲笑他們的。

2023-11-25 12: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