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呈現的幾點史實

簡體傳統

    民國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有關張學良（1901—2001）的研究論文、論著可謂俯拾皆是。面對這些觀點莫衷一是的論文、論著，張本人曾發出如此感嘆：“我進（近）十年來使我覺著歷史上記載疑案重重，就如我這個人還活著的，對于有關我這個人的記述，我所聽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確。我這人性格毫不護短，我有我的缺點劣點，我有我的短處，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聽見外間記載、傳聞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張緣何大笑不止？主要還是因為這些論文、論著大多隔岸觀火、隔靴搔癢，甚至違背史實，很少符合歷史本相。

    就張本人的口述歷史而言，唐德剛在張氏口述歷史的封底上就說“張氏的口述，隨性而談，隨意而至，流于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經意間，好比在歷史的鐵屋子里，開出一片極窄的天窗，露出來的，是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唐式所言不完全是出于圖書宣傳、策劃之目的，而實在是讀者閱讀本書的真切感受。這本口述歷史中偶爾呈現的幾段語言，往往都可視作是一位歷史當事人對歷史事件及其其中的歷史人物最真實的印象與評價，這種印象與評價，是完全赤裸裸而沒有相關諱飾的。研讀歷史的人都明白，得到這種赤裸而沒有相關諱飾的原汁材料其實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就我個人而言，看張學良口述歷史確實能有不少新體驗，下面就撿取幾點讀后印象深刻的說法來重點闡釋：

    一、父親不是土匪

    關于張學良父親—-張作霖---的出身問題，過往學者及坊間傳說一般都認為張作霖起于“草莽”，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張學良對此卻頗不認同。他說，他父親和他二大爺為爺爺報仇，失手打死了王家老太婆，就跑到毅軍宋慶的部隊去當他的部下，當了幾年護衛兵升官并榮耀回家，但仇家仍不放過他，他又逃走了，“他沒辦法，就跑到一個地方。他認識那兒的一個人，一個獸醫，治馬的，他就跑到那兒避難去了，幫著人家，當一個下手”，“那時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馬的人，大多數都是有問題的，還有一種叫販馬的，就是偷人家馬來賣，都差不多，都經過這個獸醫，都在這個地方轉手。所以這獸醫呀，跟這些人最容易接觸，因此我父親自然就認識一些草莽英雄。后來他們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親的朋友”，“這時候正趕上義和團變亂，東北沒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莊都自己自保了。就是這個時候，我父親起來的，這就是人家說他是土匪的原因”。“我父親并沒有當過打劫那樣的土匪。那他這叫什么？他就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幾個人，做‘保險隊’。什么叫保險？就是咱們唱戲的那話---坐地分賬。就是你這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每月給我多少多少錢。如果有土匪來打你，有什么旁人在這兒經過，我負責給你打，但是你拿錢。就這么著，人家說我父親是土匪。其實他不是”，那個時候維護地方治安有兩種，一種是“人民自己保衛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覺，女人上炮臺警戒”；另一種就是“人民請別人來保護自己，就是我父親這種。我父親當年就是干這個的”。

    二、十一個情婦

    張學良口述歷史最有趣味的地方恐怕還是“張狂”性地談了很多年輕時的風流韻事。

    他說，那時候“我什么都干，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鴉片”。就惡跡而言，張是吃喝嫖賭抽都干。

    不過，除了抽鴉片，這五樣，張學良“好女人”也可謂首屈一指，口述歷史中著墨也比較多。他說“我過去做事情，我這個人我自己向來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但“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那是女人追我”，“我告訴你這個，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國人，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十一個女朋友，情婦！我的情婦算一算有十一個”。不過，“有一樣啊，我有勢力，和權勢這也有很大關系，我并不是仗著我權勢來，人家是因為我的權勢而來，這也很有關系。我有我就不說了，我再說這個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離開了”。

    “人家說老要張狂少要穩，我現在就是張狂”。張學良老年“張狂”性地談了自己年輕時的花花公子式生活，從這種生活狀態的描述中倒也能透視出紈绔子弟別樣的性格特質。

    三、厭倦內戰

    對軍閥內戰及國共內戰，張學良都極為反感。

    張學良說“我和部下都很親，很親”，內戰“自個和自個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說，我那時候作戰心里難過得很，我父親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后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這打什么意思呢？這干什么呀？為什么打內戰呀？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的還可以。我真是厭倦，我一直厭倦內戰，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厲害的”。

    張學良這個厭倦內戰的心態，也是導致后來“西安事變”發生的直接誘因之一。

    四、不抵抗命令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政策，多年來一直傳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后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推到張學良頭上。對此，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八人訪談時，談到“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強調蔣先生沒下過“凡遇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命令，“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至于為何下這樣的命令，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繼續澄清說，當時“我在北平負責任的時候。‘九一八’事變以后，我在北京負責任”，受蔣介石委托，汪精衛“跟宋子文兩人來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著蔣先生一封信，他說我有蔣先生一封信拿來，那時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跟汪院長談一談。我就簡單跟你說吧，他來了，就說現在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讓我們跟日本打一下子。我就問他，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么辦法嗎？他說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聽，說是不是中央里有所準備？沒有！能打怎么樣？一定打敗！那我一聽，為什么要打？我他說首先在外面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他們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我說，汪先生你說什么？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的地盤，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樣做，我問心無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我說蔣先生的信是這樣的，將先生在信里讓你跟我商量，蔣先生要給我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什么不給我下命令？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我說你為什么不給我下命令？你給我下命令，我當然要服從，我沒法子，我非服從不行呀，你既然這個事情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我說這話就是主題，我這個人吶，我這人說話，有時候一著急毫不客氣的，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拿我部下做交易，犧牲我部下而來換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別找我張學良”。

    可見，“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奉命不抵抗、沈陽一夜間失守，其實奉的是張學良的“命”。蔣介石當時還是希望張學良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來緩解南京政府的壓力的。

    六、西安事變

    關于“西安事變”發生的真正動因，學術論文、著作、回憶資料及影視作品提供了多角度的解析路徑，對此，張學良多不茍同。作為當事人，張學良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我跟蔣先生兩個沖突，沒旁的沖突，就是沖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沖突就是沖突這點，沒有旁的沖突，一點沖突沒有，旁的沒有沖突”。這里，張學良并未很好地理解蔣之“安內攘外”政策，其實蔣對抗日實踐思考的更為深刻、長遠，要在東部攘外就必須整合中西部地域，做攘外的堅實大本營。張學良對此卻不甚清楚，就“跟蔣先生是痛陳吶，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蔣先生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還不如？將先生大罵我呀，我跟他這樣吵呀，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后來也很安慰我幾句。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愿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我這個人是這樣子，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么兇，她可是怕我發火，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這么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你！”

    因此，張學良還說，“我做那件事（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里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

    張學良一輩子活了101歲，因“西安事變”變故而絕大部分時間處在幽禁狀態，九十歲之后才重獲自由。張學良口述歷史所言的基本都是幽禁前的事情，他說“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后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命”。其政治生命只有15年，雖只短短15年，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發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與其息息相關。張學良作為當事人及知情者，他的話語權威性極強。雖不能說其所言內容百分之百確切，因為畢竟時隔經年，人的記憶有時也會有偏差。但總的來說，這部口述史的真實性還是相當高的，隨著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其說服力某種程度也已得到驗證。張學良口述歷史應當引起知識人及普羅大眾足夠的重視。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