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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
 
 初識越勝，是在1982年9月，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在廬山開會。上山前，幾個年輕人到九江煙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長江，有人提議買酒喝，他立即贊成，說：“我不會喝酒，可是我喜歡看你們喝，你們醉了，我也輕飄飄了。”這句話使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他。后來我發現，他其實酒量驚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夠，又去打了兩暖壺生啤，結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幾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們經常一起逛書店。當時新華書店有一些機關門市部，往往隱藏在某一條小街上，打折出售積壓的文革前出版的書，真正價廉物美。我們專愛尋訪這樣的寶庫，必能滿載而歸。和越勝逛書店是一件樂事，他愛書，懂書，走進書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個角落里藏著一本好書。那時候他工資低，還要養女兒，不像我財大氣粗，結果是他的發現往往成了我的收獲。然而，他從此惦記在心，十多年后，他遠在巴黎，還會不斷開出書目，要我把某某書讓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對我們一起買過什么書了如指掌，我賴也賴不掉。
 
 和越勝相識時，我正失戀。他常對我說：“書，音樂，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為他是開導我，其實不盡然。看到戀人回到我身邊，他由衷地替我高興，但仍勸我：“浪漫一陣后回到古希臘。在古希臘，女人沒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寧靜。”在一次朋友聚會時，他說自己：“我不能再愛，再愛，就從希臘人變成羅馬人了。”可是，說了這句話沒幾分鐘，他突然激動地喊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沒有給我一個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國了，他們后來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這個人易感，包括對女人，是優點也是弱點。一次在鎮江開會，某校一個女研究生喜歡我，與我比較親近，被同來的系領導提前遣回學校了。我很難過，會餐時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討厭你們，你們為什么這樣對待一個弱女子！”越勝跑來勸我：“人家小年輕抽抽風還可說，你抽什么風？”我破口大罵：“你不是人，你是一團概念！”后來他向建英轉述，建英大表贊同，氣憤地說：“我們倆一路走，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沒有看見！”其實這多少有些冤枉他。讀著歌德的詩，他會大聲感嘆：“歌德這老東西，性欲極強！”可見他明白利比多的價值，只是認為不值得浪費在女人身上，而應該升華為藝術。
 
 越勝稱得上空靈。詩的國度，水天一色，如果說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貴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們聊起貴族主義對于文化的必要，某人舉出希特勒的例子，他當即駁斥：“希特勒是什么貴族？一個奧地利下士！他怎么會保存高級文化？國家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擁護納粹的都是工人！”能夠進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數幾個真正的文化偉人。他曾興奮地向我宣布：“現代文化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貝多芬與歌德的會晤，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貝多芬與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賞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熱那一陣，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談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對我說：“就文化這一塊干凈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勝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一說起朋友來便眉飛色舞，沒有了分寸，仿佛個個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后，他便經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沒文化之輩，始終被拒之門外。這成了此君的一個心病，一次酒醉時號啕大哭，傾訴委屈，而他毫不為所動。
 
 他實在是一塊做沙龍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細心，對每一個客人都照顧周到，但絲毫不露痕跡。一進他的家門，客廳里有一流的音樂，餐廳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會感到輕松踏實。倘若是學界朋友為主，我們也不怎么談學問，多為閑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若干智力相當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賞，那種氛圍著實令人愉快。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于當一個鑒賞家。他嘆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什么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盡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只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并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持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對象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余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后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余拳擊協會會員，什么時候練上一百回合。越勝談書極精彩，我常常聽得入迷，心想這樣的人不寫作實在可惜，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于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只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最后一篇談艾赫瑪托夫的《白輪船》，通體高貴而淳樸，活脫脫越勝的心性，讀得我潸然淚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么遙遠。在那以后，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九十年代我兩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剛到的那些天，他帶著我逛巴黎，看博物館，一路講述每個地點發生的歷史事件，如數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開一至二瓶法國紅葡萄酒，與我共飲，常常還發表品嘗心得。他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里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對國內的書情比我更熟悉，讀得也更多。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
 

周国平 2012-04-27 0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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