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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寒由于一向對現行體制持諷刺和批判立場，所以年青的他，盡管也非專業人士，卻一直被海內外自由派塑造成“意見領袖”，甚至譽之為當代魯迅。西方也不遺余力力捧有加，屢屢上榜美國《時代周刊》百大影響力人物。
 今年由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達到第二個新高潮，中國被迫超前“崛起”，法國眾多媒體都推出中國特刊，幾乎每個都要提到韓寒，真的形成了西方“談世界言必稱中國，談中國言必稱韓寒”。
 其中法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世界報》在其出版的《中國的世紀》特刊中，專章介紹韓寒，稱之為“第二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人物”(不知奧巴馬、普京、胡錦濤、薩科齊、卡梅倫、默克爾、潘基文哪個在他之前，哪個在他之后)。
 當然，韓寒相對于更激烈對抗體制的艾未未就遜色多了，艾未未被英國評為當代百大藝術家之首，法國評之為2011年年度人物，都是響當當的世界第一名頭。
 不過，韓寒在2011年末發表了《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系列博文后，盡管他有年齡優勢，但卻再也不可能在西方創造超越艾未未的奇跡了。所以也有網友直言，韓寒再也無緣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了。
 《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一出，立刻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韓寒過去的文章雖然尖銳指向現行體制，但除了少數幾篇文章外，大多都安然無事，任其廣為流傳，也沒右派所稱的“五毛黨”群起圍攻，官方更是平常之心待之。但這三篇站到自由派對立面的文章卻迎來了不同的命運：韓寒昔日的盟友惱羞成怒者有之，指其被政府收買之有之（作協副主席虛位以待），是“被五毛”，過去左派人物使用的話語也被全盤借用：批評其不讀書，淺薄，糊涂云云，更有激烈者干脆訴諸預言暴力。一時間，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氣勢。
 韓寒大概沒有想到，過去當了幾年的“五美分黨”，一夜間就成了“五毛黨”。假設過去韓寒感到中國沒有足夠的言論自由空間，現在恐怕更深刻的感受到原因何在了吧。
 我甚至感到，韓寒的最后一篇《要自由》應該更多的是針對自由派的！以我為文幾年的體會，中國官方的言論自由空間遠遠大于自由派！韓寒其實應該慶幸中國并非自由派掌權，否則，他這幾篇文章早就被“普世”無蹤了。
 韓寒的“轉變”，放到中國崛起的這二十年背景下，并不令人意外：他遠不是第一個，更遠不是最后一個。令人意外的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以韓寒的天分、敏銳的感受力，何以遲到今天才實現這種“轉變”？
 從我們在海外生活的群體來看，答案或許在他的博文《請原諒我的懦弱》中。他在回答一位記者采訪時，聲稱絕不會定居海外，原因之一是“在我的祖國，我的身邊是中國貪官，如果換了一個國家，發現身邊還是不少中國貪官，我肯定崩潰了”。韓寒不明白的是，他只有來到國外，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貪官：沒有西方社會的歡迎，沒有中國的嚴厲打擊，貪官何以放棄國內的一切外逃？你看看腐敗排名遠在中國之上的印度、俄羅斯、印尼和菲律賓等民主國家，在國內享受腐敗成果是多么愜意的事情。
 其實我更要想說的是，只有真的到了西方，和這個體制打打交道，認真的觀察它，才知道這個制度是怎樣運作的。這個缺憾，在韓寒的三篇博文中也有體現：他聲稱由于參加比賽的原因，而到過上百個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縣城，接觸了各階層人士，才推動了自己的轉變。但沒有一處提到國外制度本身的原因——盡管四年多來西方一片愁云慘淡，危機四伏。
 我還是回到自己的特色：以事實說話。
 第一個拿出來的是發達的民主國家加拿大。眾所周知，環境保護和溫室效應是全人類共同的挑戰和責任。特別是對于發達國家，責任更為重大：一是它們過去工業化進程中歷史排放量巨大。二是它們已是發達國家，有更多的能力為人類做貢獻。更何況環境惡化，發達國家更為敏感，畢竟窮國吃飯還都是第一位的。然而，12月12日，加拿大卻第一個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舉世嘩然。加拿大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表面的理由十分的冠冕堂皇：總理哈珀早在2006年就公開表示《京都議定書》是“榨取富國錢財的社會主義計劃”，現在則聲稱《京都議定書》制定的減排目標是個“愚蠢的目標，十年間也沒有制定出一項可以達成目標的計劃。”
 尋找漂亮的借口是掌有話語權西方國家的強項。其背后卻并不簡單。首先，2002年加拿大簽署《京都議定書》時被要求在2012年前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6%，但這些年來加拿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卻迅速增長，09年比90年增長了近30%。隨著2011年歲末來臨，面臨140億加元巨額罚款的加拿大索性退出議定書，一走了之。
 然而，拒不交罚金仍然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原因還是民主制度本身。加拿大是石油及天然氣的主要生產國，也是天然氣能源的凈出口國，石油出口在其經濟中占極大的比重。加拿大油砂總資源可達2萬5千億桶，是整個中東地區石油儲量的總和，但油砂的提煉成本數倍于普通石油，其開采對環境污染和破壞相當嚴重，如果嚴格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規定，進行碳排放限制，加拿大石油生產將受到致命影響，或減產或成本飆升，這都是加拿大利益集團所無法接受的。
 2006年哈珀之所以能夠勝選，就和他公開強烈反對《京都議定書》密不可分。還需指出的是，加拿大油砂集中在西部的阿爾伯塔省，總理哈珀的選區就在阿爾伯塔省的省會城市卡爾加里，這里也是保守黨的大本營。這就是為什么哈珀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原因。
 就在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協議書》之前半個月，哈珀于11月26日在溫哥華召集包括華文媒體在內的族裔傳媒圓桌會議，稱保守黨政府將制訂國家能源戰略優先計劃，全力推動能源產品輸至北美以外的國家。而更在早此之前，哈珀政府全然不顧美國環保團體“提煉油砂會成為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源”的反對，一直向奧巴馬施壓，希望他批準從阿爾伯塔到美國得克薩斯州的投資額達70億元的基石輸油管道建設計劃，以討好利益集團。由于奧巴馬政府暫緩對這一計劃的審批，哈珀甚至滿腹牢騷地說出加拿大“不是美國的專屬石油供應商”之類的話，表示將在石油生產領域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合作，加拿大要把石油產品賣到亞洲和中國去。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究竟是誰在真正控制著這個國家：并不是千千萬萬個普通選民！
 2009年5月我曾到加拿大一游，當時恰逢加拿大議會否決了政府已經加入的聯合國三個關于勞動法保護的公約。這三個公約都與反對強迫勞動、禁止童工、確保工會和談判的權利有關。由于當時對加拿大政治關注較少，不知究里，但現在看來，恐怕也和大企業、大財團的反對有關。
 第二個被拿出來的國家是響當當的歷史悠久的民主、人權國家法國。12月22日，土耳其突然和法國撕破臉皮，大動干戈：招回大使、凍結一切經貿、外交、軍事和文化合作，撕毀雙邊商業合同、威脅將取消采購出售核電站，幻象戰機等兩國合作計劃、驅離停靠土耳其港口的法國軍艦、取消雙方的軍事演習、宣布法國政府人員為不受歡迎的人，禁止進入土耳其；土耳其總理親自上電視指責法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制造種族滅絕，1945年以后屠殺了15%的阿爾及利亞人。與此同時，土耳其黑客侵入法國上百個網站，包括參議院，每個網站都有如下內容：法國士兵屠殺過阿爾及利亞人，法國士兵強奸過婦女。此情形遠超過伊朗學生沖擊英國大使館。法、土雙方形同斷交，可說除了開戰動武之外，所有手段都已亮出。
 人人皆知這兩個國家雖然都是民主國家，但雙方關系向來不睦：法國一直公開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但是此番交惡卻和這一實際利益無瓜葛，而是一件發生在一百年前、與法國無關的歷史事件。
 1915年至1917年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出現了大批亞美尼亞人死亡事件。土耳其的說法他們是一戰受害者，人數五十萬左右。但也有二十余個國家認為這是奧斯曼帝國主導的一場種族滅絕，人數高達150萬。今年12月22日，法國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否認“亞美尼亞大屠殺”屬違法行為的法律議案——而此法案曾在2006年被否決。
 應該說，法國今年的麻煩事已經不少：失業率居高不下、三A主權評級岌岌可危、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法國人權屢被批評、中東革命帶來難民潮以及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何以在此背景下，法國竟然要拿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一百年前的歷史事件動手呢？法國難道還嫌自己的麻煩不多嗎？
 答案不用我講，看到這里各位都明白一定和法國的民主制度有關，甚至還會猜測，是不是選舉就要到了？不錯，選舉到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如土耳其總理所抨擊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是為了國內選舉而煽動對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仇恨，薩科齊政府試圖通過該項法案，取悅于在法的50萬亞美尼亞裔人，為2012年總統大選獲益。
 但何以過去選舉就不會出現今天的一幕？原來法國的參議院一直由右派占據多數，但剛剛結束的法國議會參議院部分改選歷史性地改變了法國議會力量對比，左派社會黨占據了參議院多數席位。社會黨隨后宣布將重拾被擱置的“亞美尼亞”議題。于是右派政黨一方面立即指控左派利用參議院為明年大選拉票，另一方面也迅速決定不讓社會黨得呈，于是趕在社會黨和參議院動作之前，推出了嚴懲罚公開否認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歷史的議案。
 如果說加拿大是利益集團的利益綁架了政治，而法國這一次則是政黨利益損害了國家利益。目前法國在許多方面都急需土耳其的支持：它正在推行的中東和平、向敘利亞和伊朗施加壓力的外交戰略、法國的工業貿易投資在土耳其有重要的份額、法國還是土耳其第三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高達120億歐元。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比不上政黨利益以及他本人的利益重要。
 如果說加拿大挑釁的是全世界，法國則挑釁的是北約成員國土耳其。都說民主國家不會有戰爭，可以給世界帶來和平，恐怕理論和現實是過于脫節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曾創造過人類的輝煌，但任何制度都會隨著時間的演變或者不再適合，或者自我退化。西方的民主制度對外由于其低效率、高福利難以適應全球化的快速多變和激烈競爭，對內則日益政黨利益置上、利益集團綁架一切，無法代表全民。
 2011年8月，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依然圍繞預算案進行激烈的政黨博弈，為此，美國政府差一點又要關門，為此，評級機構歷史上第一次將其國家信用展望為負面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客觀說來，在全球化時代，每一個國家都不得不更像一個企業和公司，但現實中，有哪一個企業的領導人是由員工選舉出來的？又有哪一個企業存在眾多領導核心互相博弈？有哪一個企業決策效率低下而能夠生存和發展？如果民主制度無法在一個國家企業化的時代找出解決之道，恐怕就要走進歷史而不是歷史的終結。
 相反中國這種有計劃、有長遠規劃的培養、以及考慮民意下的精英選拔機制更適合今天的時代。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新聞周刊》做出如下年終結論：2011年中國是贏家！
 假設韓寒此前能夠來到西方——不用多，一年足已，他的“轉變”就不會是遲至今天了。不過轉變的晚，并不等于不轉變，現在畢竟是全球化的“地球村”時代。畢竟還有許多事情不需要身臨其境就能觀察的到。比如今年的中東革命。依我猜測，中東革命的血腥和令人失望的后果，應該促成了韓寒的轉變。
 我們看到，所有革命成功的中東國家都走向伊斯蘭化：伊斯蘭政黨贏得選舉、主張實行伊斯蘭教法以及一夫多妻制、限制婦女的權利。在今天的埃及，用自由派代表人物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巴拉迪爾的話講就是：革命之后到現在，埃及更加腐敗、經濟更加困難、失業率更高、軍政府更專制（在第一場選舉中，自由派僅獲得15%的選票）。而在由革命演變成內戰的利比亞，雖然卡扎菲橫死已經數月，但過渡政府面對國內的問題束手無策：各地方武裝拒絕交出武器，分割占據著首都，包括首相機場。雖然可以進行民主選舉，但割據武裝卻并不希望通過選票獲得權力而是以“獲得過渡政府40%”的席位做為放棄武裝的條件。
 現在的利比亞與中華民國成立初期非常相似：沒有了強人，各地自行其事。隨后將會是數年的內戰，直至一位新的強人勝出，重建秩序。而這幾乎又是韓寒三篇文章的注腳。

宋鲁郑 2012-04-27 03: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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