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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多尋找“普世”的東西與中國現實的結合點，而不是制造兩者的對立面。讓“普世”的好東西給中國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別讓我們首先付出社會動蕩的代價。
 
 經濟學家茅于軾獲美國智庫頒發的弗里德曼自由獎，它兩年頒一次，獎金額25萬美元，屬于西方較大的獎項。近年來中國自由派人士在西方獲政治類或變相政治類獎項的人在增多，與中國其他名人在國際上獲獎頻繁大致同步。
 給人一個總印象：中國崛起給中國人在世界上創造的機會相當全面，中國國內的著名自由派也以特殊方式從國家發展中獲益。
 與中國數學家、鋼琴家、名模在世界上獲獎相比，中國的自由派們在西方成名，對中國崛起并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依賴更大。如果中國的地位對這個世界無關緊要，中國自由派的國際地位也將貶值。
 茅于軾等自由派促進了中國多元化的形成，很難說中國今天的繁榮和強大里沒有他們的一份貢獻，更難說他們給中國社會平衡制造的難度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所有這些思考有意義的前提，是中國當前的強勁發展得以延續，而不是中斷。
 茅于軾先生是朝著“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顧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從歷史的宏觀面上看，今天中國有這樣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響越大，牽制他們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現。否則中國就會是在山區下坡路上制動失靈的危險卡車。
 自由派人士在輿論中的聲音很大，但他們確需對自己在中國社會的位置做更客觀的擺正，公眾也應有更寬的視野。自由派人士處在相對激進的角色位置，在任何國家他們都很難成為主流。
 西方給予中國人的政治化獎項，選的基本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顯然愿意他們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中國社會，中國成為那輛下坡猛沖而制動失靈的卡車，西方的頒獎相當于再猛踩幾腳油門。
 中國當然不是那輛卡車。所以很多事情的利弊都不是絕對的，激進思想未來再主導中國很難。在中國這個合力的大熔爐里，會有很多歪打正著，或者正打歪著的變形發生。誰都別輕易以為自己在“創造歷史”。
 今天能完全看清國家的“正確道路”非常難，而且對“正確性”的認識，每一代人會因利益位置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我們不能把形而上的東西放在判斷力的最高位置，也不應只限于知識精英的思考框架。我們應緊扣中國當代大多數人的福祉。
 讓我們多尋找“普世”的東西與中國現實的結合點，而不是制造兩者的對立面。讓“普世”的好東西給中國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別讓我們首先付出社會動蕩的代價。
 希望在西方獲“政治獎”的中國人，能跳出這些獎項針對中國的公開或潛在含義，創造性地擺脫西方頒獎與中國社會對之警惕形成的困局，將自由派對社會進步的正面意義最大化，負面風險最小化，做各國社會轉型中最具建設性的自由派精英。
 中國知識分子大概都懂得團結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茅于軾先生以其80多歲的見識，體會應更深。做到尖銳，在今天的中國已很容易。幫助國家團結，卻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攜自己對公眾的影響，加入到這個行列。

环球时报 2012-04-27 03: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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