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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中筠：著名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八十一歲的資中筠先生，堪稱一代知識分子思想生命的底色。在過去，她經歷過埋首書齋的生活；一度，她似乎看見了國家光輝燦爛的未來，但隨即又陷入了迷惘和反思；她曾懷著對理想的信念和階級出身的原罪感，卻逐漸禁錮了自己的思想。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被迫來到農村勞動的她開始了對自我的疑惑與思索；改革開放之后，她決定潛心從事學術研究，歷經人生起伏的她重拾自我，恢復獨立的思考。
 這些年來，資中筠先生從沒停止過對心靈自由與思想獨立的追求，和對社會前途的憂慮與思考。百年文化教育轉型的追求，資中筠將其總結為“公民”二字。
 問：您曾經回憶過，民國時期北京的小學開設有公民課，現在也有不少人重新提倡公民教育。您是否覺得現代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識？什么又是公民意識？
 任何一種社會，人們從小都要受教化，中國古代最重視教育，所謂“養不教父之過”，但問題是用什么樣的倫理來教育一個人。如果我們從一個人的“私德”來看，那么全世界應該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儒家崇尚忠信，哪個國家也不會崇尚背叛和欺騙。但是到了一個現代工業的社會，情況和古代農業社會是不一樣的，人跟人的關系變得特別復雜。因此，除了個人的“私德”，一個人對社會也負有一種責任。公民的概念是現代社會的概念。在王權時代是不講公民的，那時候是講臣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西方也是這樣。直到中世紀以后才開始有公民或者市民的意識。公民的意思，首先是說每個人的權力是平等的，而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里，這是一個契約社會，因此公民是一個社會人。這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是你有哪些權利，第二，你對社會負有哪些基本的義務。我讀小學的時候，學校專門開設有公民課，內容是什么呢？包括不要隨地吐痰，不要闖紅燈，上街要靠左邊走（那時是靠左邊走，二戰后才改成右邊），等等。那時已經是三十年代了，我記得在高年級的公民課就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的內容了，不過很快日本侵略，我沒趕上讀那些課本。最近，我看到了更早的這類教育，就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的國文課本里面。當時的課文還是由文言文寫成的。三年級的課程就講，人是自由的，每個人都有自由，但一個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當時高小的課本內容已經涉及到民主國家的概念了，我讀到這個是很吃驚的。這說明自晚清以來的仁人志士，已經引進了公民的概念。我不知道這些課本是誰編寫的，但早期的教育家們，已經把這些原則引進中國，算到今天，也有一百年了。
 問：和西方的科學文化一樣，公民的概念也是舶來品。但為何今天的中國能接受西方的科技、經濟乃至生活方式，卻對于思想上的東西接收緩慢？
 這就是晚清以來所謂的“體、用”之說，只要器物，不要精神、制度。民國以后對公民社會基本上達到共識，盡管實際上并未完全貫徹，一方面實行公民教育，一方面又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是矛盾的。1949年以后曾經把所有這些觀念都冠以“資產階級”，予以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有不少進步，但是其實自由貿易、私有財產的概念也不是很痛快地就接受的。并不是一搞改革開放，民營經濟就馬上發展起來。比如，物權法的通過，就十分艱難，而且這也還只是不到十年的事。到現在，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也沒有享受平等的權利，。可以說，我們對外開放比對內開放要進行得快得多，到現在，我們對內還沒有完全開放。
 而說到公民的概念，所謂的公民，第一條就是自由，我們說的四大自由，出版、言論、自由、結社，如果這四條不具有的話，那么這個人也并不是完全的公民。現在，對于公民教育有很多民間人士在不斷推動，我知道深圳有一個學校，還是教育部承認的，就在做這樣的嘗試。從小接受這樣的教育，這對于一個小孩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嘗試值得鼓勵。
 問：市民社會在18世紀興起，那也是個人主義在歷史上興起的時間。個性的解放和社會的良性發展有什么關系？
 有直接的關系。如果人的個性沒有獲得解放和獨立，總是依附于外界的某一個人或思想的話，他就不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個獨立的人，每一個公民都屬于他自己，不依附于外界。比如說農奴在土地上依附于某個家族，我們在過去依附于單位，是一個單位人，而不是個人。我在1979年看過阿登納回憶錄，當時還非常不理解，他說德國人能夠接受法西斯主義，是因為它的個人主義還不夠發達。當時我們不是認為個人主義都是壞東西嗎？所以我對這一點印象特別深。在二戰前，德國人對個人的權利意識還不夠強，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很強，所以希特勒有群眾基礎。但比如說英國這種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就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義。個人的獨立性和成熟與整個社會是相關的。
 但個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礙別人的自由。約翰?米勒寫的《論自由》，嚴復最早翻譯時的題目叫《群己權界論》。這個題目非常得自由的精髓，也就是說群體的和個體的自由邊界在什么地方。譬如說，我為什么不能隨地吐痰，按我的自由是我愛吐哪兒就吐哪兒，但我這么做妨礙了別人的健康，也妨礙了別人要求衛生的權利。因此權利和義務一定是相輔相成，如果只講義務和奉獻，而完全不講權利，實際上演變成只對一個領袖盡義務，那么這就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法西斯社會。
 問：歷史上關于“啟蒙”的概念今天又被人重提。但是這種“啟蒙”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担？知識分子、大眾或是其他？
 所謂啟蒙的意思，是指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回歸常識、事實和邏輯。與啟蒙相反的就是顛倒黑白和不顧邏輯。我在1949年以后也曾一度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能力，我當時不得不努力扭曲自己的想法去符合另一種想法和邏輯。后來忽然發現，大人物的想法也可能是錯的，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原來是對的，我覺得這就是自我的啟蒙。還有一種情況是互相啟蒙，我現在常常看到一篇文章感到豁然開朗，獲得了新知，這也是一種啟蒙。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總有人先知先覺，有人后知后覺。我覺得一個人讀了幾本書，就自以為是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去教訓別人，固然不可取，但是，就像先富起來的人有義務把他的財富回饋社會，知識也是一樣，應該回饋給社會。既然有幸多讀了一些書，先想到一些問題，就應與大家分享。當然這和財富有一點不同，就是別人可能認為我說的是錯的，那么正好大家可以交流、碰撞。但它的前提是要在一個平等的，允許討論的氛圍里。
 另外我認為，真正的思想是不能作為一種商品來賣給市場的。當然知識分子也不能喝西北風，他得有謀生之道。就像龔定庵說的，著書都為稻粱謀，當一個人沒別的本事，只會寫書時，他當然只能以此為生。但知識和別的商品不同的是，知識分子不能昧著良心，為了賣出商品而迎俗媚上，歪曲事實，違反真理。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里，市場和自由思想二者應該是不矛盾的，一個人可以寫好書就能養活自己，而不一定非得靠說假話才能養活自己。知識分子在二者之間應該作出選擇。我經常跟人家講，不能太強調客觀：我要是堅持說實話的話就要倒霉，等等。我說，你要是想堅持真理的話，就應該有準備，那就是你要倒點霉，但這個倒霉不至于要到餓死的地步。
 問：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的獲取已變得非常便利。那么傳統的知識分子概念還成立嗎？或者知識分子的含義已經有了新的變化？
 對于互聯網，我主要還是給予積極的評價的。如果沒有互聯網的話，外面的事情，可能我好多都還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對現在的一些社會問題發表評論，就是因為一些朋友通過網絡讓我了解到現在正發生的事情。但是互聯網發展到“微博”，不能代替深層的思考，互聯網上信息傳播跟快，來不及核實，也可以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微博上廣為傳播的都是一些短小的警句，讓人讀后覺得說得特別過癮。但這不能代替一個人的深思熟慮和真正的讀書。我發現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簡單的結論，但他們并不知道這個結論的論證從何而來。孔子有兩句話說得特別對，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網絡不能代替人的反復思考，所以我覺得紙的書，還是不可替代的。還有網絡和微博在中國起到特殊作用，是與中國特有的新聞環境分不開的。
 問：如今的不少人懷念民國時期的清華、北大。老清華講義像是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等又重受重視。您作為老清華學子，認為現在的大學教育和以前相比，缺失了什么？
 從大的方向來講，通識教育在萎縮，知識越來越碎片化。不單是中國，現在全世界也面臨這個問題。比如，一個人研究歷史，那么他可能只研究歷史中的某一小段，而其他的部分他可能并不了解。這是因為現在競爭太激烈，每個人都必須標新立異，在自己的專業里面鉆研，范圍日益狹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國家特有的課題制。我覺得課題制是非常害人的，規定一個教師每年要發表多少篇文章和著作。在過去，有許多有學問的老師講課是沒有書的，甚至連講義都沒有。他就這么直接講課，我們在下面拼命記筆記，將來考試的成績，有的時候取決于記筆記的能力。老師的學問就在這些筆記里。一個老師如果有一些心得，他可能等上十年才寫了一本書。但這種知識是有價值的，可能寫出傳世之作，因為沒有課題制在逼著他。現在每一個老師都得搞個課題。老師的基本工資是很低的，但實際收入卻很高，主要就是靠課題。那么這樣的話，自主的、真學問就會越來越少。老師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作坊頭。
 學術是需要權威的。文革把學術權威打下去以后，形成斷裂，后來的人們發現學術界沒權威了。大家誰也不服誰。那么學術質量誰來評呢？就只有靠行政系統制定規則，他們的辦法就只能是量化的方法。一旦學術評論采用量化標準，老師的收入就變成和工廠的工人一樣是計件工資了。學術界同行之間的認可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形成，沒有積累也就沒有同行的共識，但是在學術方面還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一樣是斷代的。
 問：您如何看“國情論”？有不少人總是將中國的各種現象歸結于國情，似乎一切現狀都因為“中國特色”而趨于合理。但其他國家好像都沒有此類論調？
 現在我們老說國情，也就是為了維護既存的缺點。比如說，我們要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市場，我們的民主和市場要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為什么優越？因為從理論上講，資本主義是不平等的，而社會主義是平等的，更重視老百姓的福利。所以我們不能實行資本主義那一套。但現在明明我們的國家現狀是比資本主義還不平等，貧富差距大得多，特權要大得多，而且最基本的安全和公民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于是，又有一種不合邏輯的理論出來，那就是我們是初級階段，人家是發達階段，他們的“原始積累階段”也是很殘酷的，所以國情不一樣。但這前面就省略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們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不應該有原始積累。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既不符合事實又不符合邏輯，但符合國情。
 還有一個國情論是我們的老百姓不適合實行民主，不應該有自由，素質太低，連影星成龍都說過類似的話。在我看來，這種國情論屬于胡說八道，這完全是對于中國人的一種侮辱。它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的老百姓根本不配享有別國人民享有的的基本權利。變成這樣的一種國情了。這個問題百年前梁啟超的《新民說》中已經說清楚了。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園”一文中已經引用過，這里就不重復了。
 問：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挑民主的毛病，比如臺灣等地的選舉亂象，并以之為理由認為東亞文化不適合民主。
 正好相反，和我們都是同文同種的臺灣，民主制度現在相當成熟。所謂國會里頭打架又有什么關系？其實國會里也不是天天打，只是當有這種特殊情況發生的時候，媒體特別喜歡報道。他們能夠審判陳水扁本身就能說明問題。我第一次感覺到臺灣的民主比較成熟，是他們的百萬民眾倒陳水扁的靜坐。那次活動既沒有發生軍警鎮壓也沒有發生暴力，人群有秩序地慢慢就退去了。其實臺灣本地人情緒是非常激烈的，但他們現在已經能夠不訴諸暴力，這本身就說明那里的民主已經相當成熟。這更加說明，和我們同樣的文化，同文同種的人是可以實行民主的。至于其他有些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常有動亂，一方面說明還不夠成熟，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軍人干政，“文斗”不解決問題，就由槍桿子出動，這不是民主制度之過，而是相反。
 當然，民主也是有毛病的。比如美國，按我的話說，它的民主正在異化中，是應該進一步進行改革了。其實美國民主制度歷史上進行過好幾次改革。但不管怎么樣，這也無法證明專制比民主好，這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就像魯迅說過的，我們拼命地反對外國人的奴役，不能反過來是說，還是做自己人的奴隸更好。但現在的邏輯就變成魯迅說的這樣。制度有毛病不要緊，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人經常研究其他國家的得失，但不能回過頭來說我們還是回到過去更好。原刊 《周末畫報》 《紐約時報》2012新年特刊 來源：博客

资中筠 2012-04-27 03: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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