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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群書》2003年第7期刊登了一組回憶雷海宗先生的文章，捧讀之下；對這位一代史學大師的博大精深和研究中的創見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時想起與先生有關的兩件事：
 我的專業不是歷史，沒有榮幸成為雷先生親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華時選修過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風范。事實上，真正上課一學期都不到，因為到12月，解放軍就圍城，北京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開學時，一切都變了樣，許多課名存實亡，我甚至不記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試的。課堂上教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只依稀記得他講古希臘部分比較詳細，大約只講到古代史，連中世紀都沒有講到。所以不能說我現在微薄的歷史知識得自那堂課。但是對雷先生講課的風格印象很深，后來見到王敦書先生的回憶欣然有同感：“極有條理，深入淺出，鞭辟透里，內容豐富，生動活潑……記憶力極強，走上課堂，只拿幾支粉筆……人名、地名、史實年代準確無誤”(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綱要》，“導讀”第6頁)。其中有一點特別對我有影響的是，每堂課開始，先生一上講臺首先在黑板上寫下本堂課要講的幾個年代：紀元前XX年，相當于魯X公XX年……也就是每講到西方發生的大事時，同時提醒大家此時中國處于什么年代，我們自然就會聯想到中國在差不多時候發生的歷史事件。我首先對霄先生記性如此好，十分欽佩，因為在當時一般學生心目中記年代就是死記硬背，既枯燥又困難的事。后來發現，經雷先生這樣二“相當于”，年代就活起來，也不難記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啟發我們隨時把中外歷史貫通起來考慮，這一點對我后來治學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我較早就養成一種習慣，甚至癖好，每涉及歷史事件，總是喜歡把中國和外國同時發生的事，或時代特點放在一起聯想、比較。對于專門治史的人來說，我鄭重其事提到這一點可能落“野叟獻曝”之譏。…歷史終究不是我的專業，我的修養有限，更談不到什么比較歷史。但是這樣一種把中外歷史聯系起來考慮的興趣大有助于我開闊眼界，對我在其他領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觀”都有影響。追根溯源，這方面啟蒙的應是雷先生的教學法。而在當時，我自已是決沒有意識到的。“潤物細無聲”此之謂歟！
 解放以后不久，校園內就展開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先老師，后學生。以后運動一個接一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分為“左、中、右”(當然，有幸被承認為“左”的是極少數，而且也維持不了多久)。我離開學校后聽說雷先生不但被歸人“右”類(那是遠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認為思想“反動”的。后來我再沒有聽到他的名字。待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許多遭受厄運的知識分子平反昭雪復出時，雷先生早巳歸道山，我不在史學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時又被提起過。后來聽南開大學歷史系老師說，雷先生被擠出北京，調到天津南開，為南開歷史學科的建設打下很好的基礎，至今南大歷史學是一有特色的強項。然則，雷先生之不幸，卻是南開大學之“福”。
 我則因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見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的關系，曾到洛氏基金會檔案館查檔案。忽然發現幾份饒有興味的文件；1943年至44年間，中國抗戰最艱苦的年月，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官員的著名中國通費正清與清華大學美國教授溫德聯名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信，大意謂，中國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教授現在生活陷于極端困境，連溫飽和健康都難以保證(其中提到聞一多罹肺病等等)，為搶救這批為中國的復興極為寶貴的知識精莢，建議洛氏基金會有選擇地分批資助一些教授赴美講學，既可以對他們改善生活不無小補，又可以加強美國的中國學。由于中國知識分子自尊心很強；直接由基金會出面，他們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議由美國國務院出面與中國政府談，作為兩國文化交流項目，中美雙方共同協商決定名單，再由洛氏基金會撥孰給美國有興趣的大學，由他們出面聘請對等學科的教授。這一方案果然付諸實施，名單分A、B兩批，A是被認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創造力的學者，雷海宗在這一名單上。其他有聞一多、費孝通、馮友蘭、梁思成、羅常培等十幾位教授，多數都應邀成行，利用這一機會，在學術上成績斐然。例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間完成的，馮友蘭也是在這一年中開始與卜德教授合作翻譯他的《中國哲學史》。雷海宗先生卻婉拒不就，理由是現在正是學校最困難時期，西南聯大需要他，他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梅貽琦校長曾親自動員他接受邀請，但是他留意已決，終于沒有去。這一情節見于基金會在華工作人員向總會匯報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務性一筆帶過，未加任何評論。而這幾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靈震撼。特別是八十年代開放以后正是出國潮高漲時，我當時主持的研究所有機會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每年派送幾名學者到美國或進修，或做研究一至兩年，以便回國加強本所的學科建設。這是單位和基金會之間的協議，屬于公派，相關人員有義務回本所用其所學。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約回國者寥寥無幾，大多一去不回頭。無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信是東風喚不回”。有人為爭取出去的機會，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來，卻照樣如泥牛人海，不久就斷了音訊。當然這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現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個單位的事，不必深責個人。只是在這一背景下見到這份材料，我強烈地感到了今昔對比，對本來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肅然起敬。在檔案館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強加于他的種種罪名之間的反差，又聯想到整個一代知識精英的學識、風骨和以后類似的遭遇。外人懂得為中國復興而珍惜國之瑰寶，中國人自己呢?現在終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際，他的門墻桃李為恩師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顯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對后學青年應該教益匪淺。用俗話說，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實上，在泉下是無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繼續發揚其學與識，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貢獻的年月已經永遠流逝了，又豈獨雷先生為然?嗟乎，余欲無言！
 

资中筠 2012-04-27 03: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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