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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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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臺灣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經濟改革——從計劃經濟轉型為高效的市場經濟，使國民黨在臺灣站穩腳跟。這段歷史鮮為人知，甚至連臺灣人自己都不清楚。這場革命性的經濟改革是如何發生的？決策者如何突破重重阻力？公營企業、私營企業是如何改革的？蔣介石為何在關鍵時刻，力挺改革？陳誠、尹健容等關鍵人物如何頂住壓力和阻礙？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政策競爭，甚至政治斗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在《臺灣往事：臺灣經濟改革故事》（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5月出版）中一一揭開謎團。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第二章。

蔣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抵達臺灣，三天后，從12月13日起，“《中央日報》”（國民黨的黨報）連續七天刊載總主筆陶希圣親撰的長文：“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陶希圣以東晉“新亭對泣”的故事，引喻播遷到臺北的國民黨要員，問道：“我們的政府遷到臺北，袞袞諸公是否有悲傷的情緒和堅決的意志，同心戮力，誓復中原？如果沒有，那我們不僅自慚于王導，并且有愧于牛衣對泣的兒女。如果有，那我們就要痛下決心，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

陶希圣要求國民黨黨員改正舊觀念、舊作風，否則“過去既已失敗，今后還是只有失敗”。除了激勵黨員意志外，陶希圣呼吁黨員洗心革面，致力改革，“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

這里所謂的“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是指從思想上、結構上徹底改造國民黨；推動土地改革，實踐民生主義中的“耕者有其田”，提高農工業生產；按照孫中山遺愿，結束訓政、進入憲政，也就是實施地方自治、展開民主選舉。蔣介石親自抓黨的改造工作，把土地及經濟建設的任務交給他信賴的臺灣省主席陳誠。

革命實踐研究院：思想改造、重塑國民黨

針對大陸時期黨員信仰動搖的問題，1949年10月16日，國民黨在臺北近郊陽明山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作為黨員思想改造的基地，希望黨員從思想到行為做徹底的反省和改革。蔣介石親自參與講課、撰寫教材、召見每一位學員并審閱他們的自傳。

年輕的黨員孫運璇，當時担任臺灣電力公司總工程師，1950年春被選調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干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的培訓。孫運璇記得蔣介石許多事親力親為，親自授課、親自撰寫教材、親自審閱學員的作業，經常同學員交談，有時候還會坐在教室后面聽其他教官上課。孫運璇在臺灣電力公司待了20年，后來曾担任臺灣“交通部長”、“經濟部長”，1978年出任臺灣“行政院長”。

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課程強調對三民主義的再認識，尤其是對民生主義的實踐。每一個學員要從革心做起，擺脫自私自利、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蔣介石經常對學員講話，勉勵他們洗雪失掉大陸的恥辱，誓把生命奉獻于實踐三民主義與光復大陸的“革命大任”。

革命實踐研究院自1949年創辦以來，已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在這里受訓。幾乎每一位黨員在參選黨內或當局高層要職之前，都要到這里接受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為國民黨最重要的黨員和干部培訓學校。

黨的改造

思想改造只是改造國民黨的第一步，接下來就是結構、運作機制上的改變。

談“黨的改造”之前，先看看國民黨當時的狀況。

國民黨自創黨以來就一直為派系所苦，黨內派系大致有兩大類。一類屬于政治派系，例如西山會議派（這是國民黨內的一個右翼派系，代表人物有林森、居正、鄒魯等），改組派（國民政府南京時期反對蔣介石的派系，與蔣介石長期不和，主要人物是陳公博、顧孟余，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政學系（這是個比較松散的集團，成員多為民意代表及行政官員，支持蔣介石，代表人物有楊永泰、熊式輝、黃郛、張群、吳鐵城等），CC系（這是“二陳”陳果夫及陳立夫領導的派系，長期掌握國民黨的組織、教育部門，成員眾多，是國民黨內最大、最有力的派系），三青團（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基礎，多為黃埔畢業生，以陳誠為核心）。另一類則是地方實力派，也就是地方軍閥，例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馮系（馮玉祥）、閻系（閻錫山）等。

到臺灣后，派系斗爭的惡習仍未停止。其實，丟了大陸，地方實力派失去了槍桿子，成了光桿司令，政治上已經發揮不了作用。但是政治派系，尤其是CC系和政學系的沖突仍然層出不窮，團派因陳誠的關系，也涉入權力的競爭。

1949年底臺灣面臨的內外情勢極為嚴峻。當時，中國共產黨已席卷整個中國大陸，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大多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已出現各種背棄國民黨的動作。美國杜魯門政府早已在1949年8月5日發表《對華關系白皮書》，把中國大陸的失敗責任全部推給國民黨，同時停止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英國也停止和國民黨當局的來往，更在1950年1月承認了新中國政權。國民黨當局在臺灣岌岌可危，隨時會有覆亡的危險。

情勢如此危急，黨政高層領導之間的對立與派系沖突依然不斷，甚至直接波及蔣介石本人。

蔣介石對派系爭執深以為苦。他明白，國民黨要想在臺灣站起來，就必須徹底改革，而黨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終止黨內的派系斗爭。

想要改革這個老舊腐化、派系勢力盤根錯節的國民黨，談何容易？蔣介石苦思良方，甚至一度想徹底拋棄國民黨，重新建立一個新政黨。他也想過干脆把國民黨改名為“中國民主革命黨”，以別于老舊的國民黨。

想換掉國民黨這個名字的，不止蔣介石一人。當時幾位黨內重量級人士也提出改換黨名，好讓國民黨脫胎換骨、從頭新生。例如蔣經國、蕭自誠（“《中央日報》”副社長）、陶希圣（“《中央日報》”總主筆）等曾提出“三民主義黨”、“三民主義革命黨”、“中國民主勞動黨”等建議，但都因為牽扯過大、反對者眾而無下文。

CC系不合作，處處牽制

1950年3月，為了積極改革，蔣介石打算更換“行政院長”。他想以陳誠換掉閻錫山。陳誠是蔣介石信任的嫡系將領，跟隨蔣介石東征北伐、“剿共”、抗戰，屢立戰功，深為蔣所倚重。蔣介石曾表示：“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在蔣介石眼里，陳誠果決剛毅，是最能担當改革大任的“行政院院長”人選。他表示：“現值鞏固臺灣，策劃反攻大陸之際，以陳君嚴厲中外，文武兼資，對于剿匪戡亂，夙具堅定信心，任為行政院長，必能勝任愉快。”

然而，事情沒有那么簡單。“行政院長”提名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蔣介石積極與黨籍“立法委員”溝通，但遇到相當的阻力，尤其是“立法院”最大的派系CC系，強烈地反對陳誠。CC系成員多次公開表示“陳誠不宜”，他們認為陳誠是軍人背景，對外觀感不好；有些則明確指出，陳誠個性剛愎，難以勝任“行政院長”之職。蔣介石信賴的張群、雷震也有意見；省主席吳國楨干脆提出辭呈，表示他的不滿。

更讓蔣介石意外的是，“中央組織部長”谷正鼎不但不挺蔣，反而建議采用假投票方式先試探黨籍“立委”心中的人選，因為CC系“立委”人數多，陳誠肯定很難出頭，這擺明了是唱反調。

中山堂同哭

對于這些反對的意見，蔣介石極為憤怒，認為這些黨籍“立委”真是不知死活，把大陸弄丟了，到了臺灣不但不知悔過，竟然還像在南京一樣囂張跋扈。他在日記中寫道：“不禁怒從中來，痛憤莫名……半日郁結不能自解，甚以立法委員至今還未有覺悟，仍如往年在南京無法無天，以致有今日亡國之悲劇，是誠死不回頭矣！”

挫折接踵而來，蔣介石在大陸慘敗后一直壓抑在胸中的羞憤，終于在1950年3月6日爆發了。

那天原是國民黨在中山堂舉行例行總理紀念會，沒想到蔣介石一上臺，劈頭就說：“中華民國亡了！”在座的黨政干部嚇了一跳，全場頓時鴉雀無聲，空氣幾乎凝結了。蔣介石接著指著自己說：“我是亡國之奴。”他這個亡國之奴要對“亡國之主”講幾句話。他說，大陸失敗是他領導無方，心中羞愧，無地自容。今天大家在臺灣，實際上是處于死里求生的狀況，退此一步，別無死所，而他也沒有臉流亡海外。可是，同志到了這個地步還在計較個人利害、相互攻訐，他至為痛心。說到這里，蔣介石眼淚奪眶而出，言語哽咽，幾度中斷說話。

蔣介石一向嚴謹自制、重視個人尊嚴，自從失掉大陸政權以來，雖然內心極度悲憤自責，但在公開場合，他還是頗為自抑，神色鎮定。這是他第一次放下領袖的尊嚴，把一直隱忍、壓抑的羞憤一股腦兒發泄出來。蔣介石的言辭和眼淚深深感動了在場1 000多名黨政干部，很多人隨著流淚，最后唏噓流涕此起彼落，“全場多泣下”。

這場“中山堂同哭”，反對者的態度軟化了，“閣揆”人選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轉，吳國楨取消辭職，CC系領袖陳立夫也表示支持陳誠出任“行政院長”。當天晚上迅即召開“中央常會”，出席會議者388人，306人投票同意。這樣，便以多數票順利通過了陳誠提名案。

1950年3月15日，陳誠順利就任“行政院長”，開始鐵腕推行改革。

派系不合，紛爭不斷

不過，問題并沒有解決，當局內部的爭執仍然不斷。“行政院”和省政府就常有沖突，這是因為“中央政府”遷到臺北，管轄范圍和臺灣省政府絕大部分是重疊的，其中分際很難一刀切清楚。如果省主席肯退一步容讓，也還罷了，偏偏當時的省主席吳國楨相當強勢，他和陳誠經常為了省政府與“中央”究竟誰該掌握財政資源，爭論不休。吳國楨動不動就威脅要辭職，而陳誠個性也強，不肯退讓。這樣的爭執經常發生，蔣介石十分不滿，抱怨：“辭修與國楨意見沖突……行政院與省政府不能合作，政經皆難有重大進步。”陳誠、吳國楨都有個人的實力和背景，蔣介石只得盡量協調和安撫。

此外，“立法院”和“行政院”之間的對立也相當激烈，主要是國民黨內最大的派系CC系的“立法委員”經常抵制“行政院”的措施。1950年春，“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一項緊急法案，希望賦予“行政院”更多應付緊急危機的裁量權。但CC系“立法委員”群起反對，他們認為不宜任意擴大“行政院”的職權，而且“立法院”也不應放棄對行政權的監督。法案最后以164票對124票沒能通過，陳誠的團派和陳立夫的CC系勢成水火。

不久，為了“立法院院長”人選，CC系又跟蔣介石杠上了。原因是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臺時，“立法院長”童冠賢提出辭呈，未隨“政府”到臺灣，一直滯留在香港，“院長”一職就由“副院長”劉健群暫代。到了1950年5月，蔣介石認為，“院長”懸虛，不能再拖下去，他想由劉健群担任“院長”，陳誠也樂見劉健群扶正。照理來說，劉健群獲任命，順理成章，而且他屬于團派，與陳誠關系良好，由他任“立法院長”，有助于“行政”、“立法”兩院的溝通合作，是個理想的安排。可是陳立夫及CC“立委”卻不支持，他們的理由是：“立法院”內情勢復雜，不急于補選“院長”。

CC系“立委”不合作，而且所持的理由太牽強，蔣介石很生氣。在一次黨內談話中，他氣憤地表示，如果大家還是這樣爭權爭利鬧下去，他就“從此了結，不再與聞黨事，大家等候共匪受俘，一一待斬可也”！

雖然說了狠話，但派系的問題不徹底解決，這樣的紛爭抵制和沖突還會層出不窮。蔣介石下定決心，徹底改造國民黨，首要之務就是去掉派系的掣肘，尤其是CC系。

終結派系，徹底改造國民黨

蔣介石對于黨的改造早已有腹案，國民黨內部也已討論過幾次，但是對于改革的方法和幅度，大家仍有爭議。蔣介石提出的改造案是個破釜沉舟的做法，停止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權，也就是把當時國民黨運作的核心機構停權，由一個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取而代之；而新的改造委員會人選一律由總裁（蔣介石）遴選。

黨內很多人無法接受這個顛覆的想法。“總統府”、“行政院”、國民黨三大秘書長王世杰、黃少谷、鄭彥棻銜命奔走溝通，希望改造案能順利通過，然而反對的聲音仍然不小。7月21日晚，蔣介石召集國民黨全體中央常務委員談話，因為第二天（22日）就要召開中常會臨時會議討論改造案，這次是正式會議前最后的溝通。會上，CC系常委王秉鈞、李宗黃等人反對停止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權，也質疑由總裁（蔣介石）一人遴選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正當性。他們担心這樣會使黨員“離心離德”。

聽了他們的發言，蔣介石怒從中來。他威脅說，黨的改造不容再緩，否則他不能再以總裁的地位領導這個黨。他并且負氣地說，如果同志不信賴他，不愿意讓他領導，大可去另行組黨。

蔣介石發了大脾氣，中常委們只好紛紛站起來表示贊成，改造委員會的原則才得以通過。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

1950年8月5日，蔣介石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親自挑選16名改造委員。他們是：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建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連震東。這16位改造委員個個年輕有為，平均年齡47歲，都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其中9位曾出國深造，兩位擁有美國大學的博士學位。許多黨政重要人士被排除在改造委員會外面。

成立改造委員會的同時，蔣介石很有技巧地把那些黨內反對改革的人孤立起來。他設立了一個中央評議委員會，把各派系如CC系、桂系、政學系等元老黨員任命為評議委員。中央評議委員地位高，但有名無實。蔣介石表面上對他們頗為尊敬，實際上是架空他們，防止他們干擾黨的改革。

把CC系和二陳權力連根拔起

最令大家跌破眼鏡的是，與蔣介石關系密切、長期主管黨務的CC系領導陳立夫、陳果夫均不在榜上。

1950年夏，陳果夫重病在床，早已不參與政治；被任命為評議委員、活躍政壇的陳立夫則什么職務都沒有。蔣介石還明告陳果夫：“立夫不能担任大事，亦不得令其再參加黨務也。”蔣介石一舉卸掉了“二陳”的權力。

陳立夫和陳果夫兄弟與蔣介石淵源深厚，他們的二叔陳其美和蔣介石是結拜兄弟，他們稱蔣介石為“蔣三叔”。陳氏兄弟長期追隨蔣介石，雙雙進入國民黨權力中樞，掌握人事和組織，還創立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中統”。“中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權力最盛時，坊間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

蔣介石對二陳素來信任，但1947年制憲會議以及之后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時，CC系未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反而操縱局面支持自己的人選，令蔣介石深惡痛絕，從此雙方結下心結。再加上失掉中國大陸，許多人都認為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黨的組織渙散、黨員士氣崩潰，陳立夫、陳果夫首當其沖，成為眾矢之的。蔣介石到臺灣后就想要壓制CC系，經過這一年來的沖突，他更堅定地要把二陳的權力連根拔起。

拔掉二陳還不夠，為避免CC系成員繼續糾纏，蔣介石不惜要求陳立夫出國。7月17日，蔣介石召見陳立夫，當面要他出國，而且是立刻出國。陳立夫驚訝之余，仍想說服蔣介石改變心意，但蔣介石是鐵了心腸要驅逐這位CC系首腦，陳立夫只好黯然去國。陳家人在幾天內辦理出國，甚至來不及跟親友道別，匆匆忙忙于1950年8月4日離開臺灣。第二天，8月5日，蔣介石宣布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

中央改造委員會

中央改造委員會不僅負責規劃和執行黨的改造政策，同時也取代了國民黨大陸時期兩個權力最大的機構——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常委）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蔣介石這次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黨務，他要徹底拋棄國民黨多年來派系斗爭、組織松散的惡習，從根本上改造這個黨，最后打造一個全新的政黨。他在日記中寫道：“所有準備工作，特別注重新組織、新綱領、新號召及新任務，與新分子之吸收計劃，政綱政策與理論等有關文告。”

8月5日這一天，16名中央改造委員神情莊重，面對蔣介石及與會人員，高舉右手宣誓，“遵從總裁領導，竭智盡忠，完成改造任務”，如果背誓，甘愿“受黨紀之嚴厲制裁”。蔣介石致訓詞，要求中央改造委員下決心“改造黨政、改造國家”，一切“從頭做起”。

改造委員會從1950年8月到1952年10月的兩年間，共召開了420次大大小小的會議，幾乎每周召開三至四次之多。委員們坦誠檢討大陸失敗的錯誤、討論黨及當局在臺灣未來發展的方向，最后確定了日后發展的原則及策略，例如將國民黨定位為“革命民主政黨”，以民主中央集權制來強化黨的組織及紀律；吸收農工、青年、婦女、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入黨，擴大黨的社會基礎；建立黨內“小組”，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單位，以加強黨員的聯系。

最重要的是，改造委員會明定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思想指導原則，誓言要把臺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范省。其實“三民主義”一直是國民黨的指導原則，但在大陸時期并沒有認真執行。這一次，國民黨是下了決心要切實以民主、民權、民生作為綱領來治理臺灣。

根據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各項原則，國民黨在各地廣設地方黨部，并深入各職業團體。黨部直接和下面的小組成員互動，彼此結成一張關系網。這張網延伸到城鎮及農村，國民黨的影響力也隨之進入。

為重建國民黨組織，改造委員會還規定，從1951年1月4日至23日重新辦理黨員登記，期限只有短短20天，凡在期限內未完成黨員登記者，一律撤銷黨籍。不少大陸時期的顯赫人物，因為沒有辦理重新登記，被免除了黨籍，包括蔣介石的姻親孔祥熙、宋子文。

1952年的國民黨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國民黨的改造工作順利完成。此時國民黨已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例如，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臺灣時，黨員只有5萬人；三年后，1952年10月17日，國民黨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召開時，黨員已達28萬余人。黨員結構中，農工占49.31%，高中以上知識分子占29.77%，25歲青年占35.29%。更重要的是，超過一半的黨員是臺灣籍人士。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國民黨人數增加到近百萬人（占臺灣總人口的10%）。

蔣介石對改造委員會的工作甚為滿意。他自認黨的改造比任何軍事政治上的改革都要困難，單單把500多位中央委員減少為48人，清除派系以及黨內的不良分子，就是“本黨六十年組黨以來所未有之成就”。他指出：“歷來靠黨為生之滓渣，凡腐化惡化分子，軍閥如桂系，黨閥如CC，財閥如宋、孔及孫科等，皆已徹底掃清。”能夠完成這樣重大的改革，憑的是他破釜沉舟的決心：“若非不計親疏恩惠，而有革命大無畏之精神，決不能臻此也。”

改造運動產生了新的領導核心，他們都是學有專精而又忠誠于蔣介石的人，都決心要洗刷失掉大陸的恥辱，徹底改掉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弊端，堅決以“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在臺灣的長期經濟與政治目標。不僅如此，蔣介石也因此鞏固了他的權力與威信，黨內再也沒有人有能力向他挑戰了。

此外，借著國民黨的改造，蔣介石吸收了一批年輕干練的技術官僚。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富有工作經驗，沒有當年大陸那些老黨員的僚氣與自私，比較有創意、敢作敢為。這批技術官僚包括日后對推動臺灣經濟改革發揮了舉足輕重作用的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璇等人。國民黨在臺灣重生，從此面貌一新。

陳誠開始鐵腕改革

蔣介石推動國民黨改造的同時，陳誠領導的臺灣省政府也正式啟動重建臺灣社會和經濟的重大工程。

陳誠1950年1月正式担任臺灣省主席，他1949年5月頒布《戒嚴法》，目的是管制人員進出臺灣，防止臺灣受到大陸崩潰、大批人員涌入的影響。這個行政命令遭到各方激烈的反對，臺灣民眾認為出入臺灣管制手續繁雜，徒然擾民，完全沒有必要。國會更是強烈不滿，立法委員指責這個做法違反憲法賦予人民遷徙自由的規定。臺籍立法委員連謀、邱漢平帶頭聯署，要在南京立法院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終止。但陳誠堅持：“國家已到最嚴重關頭，只剩臺灣這一條救生艇了！”臺灣不能再發生任何問題，非常時期當用非常手段，才能保障臺灣的安全。

接下來是救經濟，首先推行幣制改革。國民黨兵敗大陸，金圓券急劇貶值，臺幣因為和金圓券相連，因此受到重創，導致臺灣金融波動，物價有如脫韁野馬，大幅上揚。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價上漲率高達52.6％，臺灣經濟瀕臨崩潰。

1949年6月15日，陳誠在臺灣省財政廳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嚴家淦的協助下，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把從大陸運來的黃金、白銀、美元作為準備金，發行新臺幣，同時停止使用舊臺幣。《方案》規定，舊臺幣4萬元折合1元新臺幣，并限定在1949年12月31日之前兌換。他要切斷舊臺幣和大陸金圓券的關系，同時也用新幣制重建臺灣人的信心。幣制改革相當順利，很快控制了通貨膨脹，穩定了臺灣的金融。

地方自治

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根據蔣介石的規劃，除了黨的改造、土地改革、經濟建設之外，還要推動新的、有政策、有效能的政治。1950年元旦，他提筆寫道：“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后種種譬如今日生，對于黨務、軍事、政治與政策、組織教育及作風與領導方式，皆須徹底改革重新來過。”同時在當年的“大事表”上，他又認真地寫下 “地方自治”四個字，決心要在臺灣實施民選縣市長，并把它列為當年最優先辦理的事。

地方自治？真的還是假的？臺灣從日本殖民地回歸中華民國，不過5年，臺灣人民從沒有担任行政主管的歷練，更沒有直接選舉的經驗，怎能實施直接選舉？更何況，國民黨遷臺僅僅幾個月，政經社會都還不穩定，1950年初的臺灣內外交困，物價飛漲，社會動蕩不安，海峽對岸的解放軍隨時可能解放臺灣。百廢待興，怎么說，地方自治都不是當務之急。臺灣有什么條件來做？蔣介石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膽量和決心實行地方自治？

蔣介石自然有他的考慮。他認為，實施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獲得真正的民主，獲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通過推動地方自治，可以安撫臺灣人民，穩定局面。還有一層，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不斷以“政治民主”號召人民，給國民黨極大的壓力，無奈兵荒馬亂之中，蔣介石有理說不清。所以，到了臺灣，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產黨更好。所以，蔣介石立志要把臺灣建設成“三民主義模范省”，來跟共產黨競爭。他的日記透露了這個心思：“以政治經濟的成果為反攻大陸恢復民國之基本武器，來與共俄斗爭，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既然“退此一步別無死所”，還有什么好猶豫的？于是蔣介石痛下決心實行地方自治！

果然，省政府及黨內立刻有人反對，蔣介石身邊的人也表示疑慮。他們質疑：國民黨在臺灣還沒有站穩，這個時候實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實際、好高騖遠。也有人担心，社會尚未完全穩定，選舉恐怕會給地方帶來騷擾，造成地方派系恩怨。更多黨政干部担心，自由選舉對國民黨不利，因為大多數公職將由人口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響。還有人懷疑臺灣人過去從未有過行政管理經驗，當選者可能不能勝任行政領導的工作。

對于這些顧慮，陳誠和行政法學者阮毅成（也是國民大會代表，大陸時期曾担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10年）曾有過一番談話。陳誠最担心的是，這個時候推行地方自治，是否不切實際，又恐怕徒然引發地方恩怨。阮毅成表示：“非常時期最能完成正常工作。”他以自己抗戰時担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實行縣政改革的親身經歷，說明“非常時期，人們對政府的信賴加強，政府的信譽提高，新政反而容易推行，政令也容易貫徹”。至于地方恩怨，他特別提醒陳誠，選舉如要成功，最重要的是必須“大公無私，選賢與能”。如能做到這點，就不會造成不滿和地方恩怨。陳誠聽了他的分析，表示：“這更加強了我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的信心與決心。”

早在1949年7月，蔣介石就指示陳誠成立“臺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先行研究實施的內容及步驟。從1949年8月到12月，四個月間，研究會舉行了三十幾次會議，有時一開就是連續三天，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下來，沒有人覺得累，反而個個精神抖擻，覺得自己任重道遠。

1950年4月通過“臺灣省地方自治法規”，隨后臺灣省政府頒布了16項“法規”，例如“臺灣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灣省各縣市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臺灣省各縣市長選舉事務所組織規程”等，開始循序執行下列事項：調整行政區、整理自治財政、充實自治教育、厘定自治“法規”、訓練自治人才。

準備妥當后，1950年7月2日開始實施選舉。先是改選縣市議會的民意代表，其次選舉縣市長，然后選舉省議員及地方基層代表，最后則是選舉省長。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配合地方自治，增加地方財政資源，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1950年9月特別通過了一項決議，把煙酒及林業的管理和稅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這樣地方政府有了稅收來源，才有預算來推動地方事務。

綜合 2022-01-09 19: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