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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

我生后兩個月，我父親被臺灣巡撫邵友濂調往臺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我父親于十八年二月底到臺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892）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也從上海到臺灣。我們在臺南住了十個月。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后軍各營。臺東是新設白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能帶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臺東。我們在臺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戰爭開始，臺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臺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只留二哥嗣秬跟著他在臺東。我們于乙未年（1895）正月離開臺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紳民反對割臺，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干涉，各國不允。臺人公請唐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我父親在臺東辦后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那時他已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后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親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記得這一點悽慘的情狀，其余都不記得了。

二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只有23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亂里。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于光緒四年（1878）。我父親因家貧，又有志遠游，故久不續娶。到光緒十五年（1889），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才續娶我的母親。我母親結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親了。那時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兒子。大姊比我母親大七歲。大哥比她大兩歲。二姊是從小抱給人家的。三姊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四歲。這樣一個家庭里忽然來了一個17歲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后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鐘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臺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得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圣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23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后，又過了23年。這23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扎著活了23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只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穈兒（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我11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向他們道：“穈今年11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么。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淚。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財政權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淚，終年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況且我小時候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三

我在臺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回家鄉時，我號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里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并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為人詩》，他親筆抄寫了給我的。這部書說的是做人的道理。

我把開頭幾行抄在這里：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說五倫。最后三節，因為可以代表我父親的思想，我也抄在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

名分攸關，不容稍紊。

義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于人倫，

因親及親，九族克敦；

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圣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于學，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書也是我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雖是韻文，先生仍講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我不記是誰選的了。30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鼐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冊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的很熟。至今回憶，卻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卻因為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卻常常嘴上愛念著玩，大概也是因為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了《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面：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注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注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注文讀一部分）。

（10）《書經》，蔡沈注本（以下三書不讀注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澔注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松，四叔往往在山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里只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的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里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后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里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里，寧可睡在田里挨餓，卻不愿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么嗣昭要逃學？為什么一個人情愿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愿念書？后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愿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于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后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么。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后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于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后，不覺得很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里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里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

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線，我去年卻送十塊線。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于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四

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里玩耍。這小屋前面是我們的學堂，后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便住在這里。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里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面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臺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卻最急要一個回答。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宋煥哥。宋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后來我居然得著《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后，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宋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作伴的，——五叔，宋煥哥，三姊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妝里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范生，舊學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只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志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

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面，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

這兩個折子后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30多部小說了。

這里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筆》，《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后于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正是廢八股時文的時代，科舉制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只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里念的書，越到后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只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后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于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后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志異》和《虞初新志》，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志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姊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她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著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

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14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擾，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田里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9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里“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30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9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丑）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罚，或跪罚，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罚，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啊。”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責罚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嫚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深刻的影響。我14歲（其實只有12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20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一九二○，十一，廿一夜。

選自胡適《四十自述》

綜合 2022-01-09 18: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