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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許先生與2006年11月29日在臺灣大學的演講

包（宗和）副校長、葉（德蘭）教授、臺大歷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學，包副校長介紹我時，我不免感慨。回頭一想，我從臺大歷史系畢業五十三年，從碩士到現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臺灣到美國，因為當時有一股力量要把我們換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過臺大校園，常常感覺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歲這個歲數，確實是要重新回想一下這輩子所做的事。

我一輩子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里，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數十年來，我始終在知識這個領域里掙扎，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了這個志業。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同學及母校的師長們，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講題看來很啰嗦，前半是談以中國為主的歷史，后半則是談未來的展望及其相關的難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漁、采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于有特別的稟賦與志愿，使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為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可以發現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為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著卜和史的性質，他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經》里的卦辭，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象，如：「帝乙歸妹」，是說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貍過河，尾巴濕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為了專業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后果。「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已經遠遠超過專業的技術性工作，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這些提升知識到智能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并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份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做為大家思考的提示。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其實很悲苦，永遠在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有幾類人有專業的意義，如《圣經》中稱之為「法利賽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師，后者是禮節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變成族群了。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為「先知」。伊斯蘭教的系統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為「教士」、「教師」，權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還有，印度教中的婆羅門，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系、和社會其他人的關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中其實都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著類似的身分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系的實際光譜上，卻有著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占領時，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做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學到許多學問，成為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雇，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為「士」。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我在這里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于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于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于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圣繼絕學」，也屬于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并傳承所學，總盼望后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于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于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并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涂涂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里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干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担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復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里。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于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里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于統治范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是小區共產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里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識分子面對挑戰的態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之前，中國曾經碰過許多挑戰，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像明朝晚年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濟型態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后所面臨的大挑戰。這個大挑戰，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面對這個大挑戰，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度：第一，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的革命性。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里外。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現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論，相當了不起。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核。我在讀歷史之余，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并將講演的紀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全盤西化的勝利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共產黨當政以前的左派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毛澤東就如此做過，結果失敗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帶著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匯，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匯代替它。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當今課題之一：如何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于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現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昆曲），也不愿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并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后現代」何以是「后現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么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里？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當今課題之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里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里，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么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學院里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生，他現在不行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除醫藥專業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但它們的專業倫理在哪里？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么小瓶，價格25塊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里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利的結合。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對年輕朋友的期許

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

過了七十歲以后，凡是公開演講，我都當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談話，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國、大陸、臺灣看到的種種，使我痛感事情的嚴重性。當然我不希望這是我最后一次演講，盼望明年有機會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謝謝大家！

提問與回答

包副校長：現在開放提問，機會非常難得。大家有什么問題，現在可以提出來，提問的時候，簡單說一下你的學系。

問：許教授，很抱歉，來遲了點。我是公衛學院金傳春教授。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年齡層或不同經歷，張載所講的知識分子四個維度，為天地立心蠻難的，為生民立命也蠻難的，為往圣繼絕學五十歲以后才可能做得到，為萬世開太平更難，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得到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太高，而太高的理想反而缺少實務上可以達到的做法。請問，現在的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才可以切實地達到這四個維度？

許：謝謝你， 金教授。離上會談話， 已經久違了。

我想妳確實晚了點進來，沒有聽到我的開場白，尤其我特別說明我是刻意扭曲張載的那四句話，把這四個維度說成四個類型。我說過，很少有人能做滿四個類型，一個人做好一個類型就已經很好了。一個人要做到怎樣的地步才算好？這要依他的機緣、才力等種種條件而定，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我們可以找一個類型來做，能夠做多少事情算多少，如此而已。

知識分子的這四個類型或維度，分別是哲學家、實踐的服務者、知識的傳授者、理想境界的建構者。歷史上，幾乎不見全包四類的人物，我們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全挑？孔夫子也未必全包四項，他在良師這個類型做得很好，但做官大概不會很好。

我并不是要拿張載的話批判每一個人，說每個人都要做得到這四個類型，而是說每一個人從四種類型里選一項，然后盡力以赴。我自己選的是做老師這一行，能不能為往圣繼絕學，我不知道，但我盡心盡力做個文化的承載者。我的老師給我多少，我把它發揮得再多一點，傳給下一代的學生，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從三十二歲開始教書，到今天教了四十多年，我沒辦法說自己是很好的老師，但我盡力在做。至于針貶社會，是我另外期許自己要做的事。我一輩子的另一個副業就是替報紙寫文章。2005年的圣誕節，我決定停寫了，接下來的世界是年青人的，我離它太遠了。離太遠時，說的話可能會遠離現實、不切實際。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如我，一大半身體已離開這社會了，因此從2005年起，我就停止寫專論。在四個類型的工作里，我挑選了兩個去做，如果今天我給自己打分數，恐怕連五十分都達不到，但限于我個人的才力，也只能如此。

教書這一行，當年我非常盼望在臺大一輩子教下去。但1970年代，環境不容許我教下去，只好走開。走開之后，我不是不想再回來教，總有種種因素牽絆著，只好在外面東漂西蕩。我的意思是，一個人喜歡做的事情和真能做到的事情并不一致，有種種局限。我完全同意你的話，人生高標境界，其實難達到，但我們應心向往之，雖不能至，還是應懸在那里，心向往之。自己做不到，可以告訴機緣更好、才力更高的下一代去努力。告訴他們：「你能做得更好，你該接下棒子。」我剛剛講了差不多一小時的話，只講了不到半打的歷史人物，可見歷史上見于記載的也不過就是幾個人而已。我們怎能盼望學府里面與外面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高的境界要懸在那里，當作遙遠的目標。做事情，則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做，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量力是衡斷自己的力量，盡力是努力去做。還有沒有問題？

包副校長：金教授是公衛學院的老師，她對于人文方面非常關心。高研院就是希望多做些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對話。金教授本身也有相當的人文關懷。好，我們繼續，請提問。

問：我是費曼科普讀書會的約瑟。很不好意思被許教授說中，我讀許教授的書也是從管理學那邊開始看的。上個月，我向一個俄羅斯教授發問時，引用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1909~2005）的話，彼得．杜拉克說：「改變世界的不是科學，而是科技」，結果這位俄羅斯教授引用孔夫子「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回答，我嚇了一跳。很多人都認為古希臘羅馬、柏拉圖的政治學之類的知識是世界公產，所以當我在英國發現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國式的時候，反而會嚇一跳。像這些移植的東西，因為年代久遠，感覺就好像原生的一樣。請問，這些制度的移植，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謝謝。

許：制度移植沒有完全不變的，因為制度本身在原有的土壤上也會改變。你剛剛講的中國文官制度本身，就有過很多的轉折和不斷的修改。中國文官制度是經由阿拉伯世界，先到地中海的幾個城市后，再移植到英國。換言之，英國雇用文員的考試和審核制度，是從阿拉伯世界傳過去的，而第一個接受者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是私家公司，因此它的職員沒有中國士大夫對社會那么大的影響力。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士大夫精神，一些人在外面批判政府不肯參加文官制度，一些人做官，但在里面做矯正者、抗議者，進退自有原則，該離開時離開，該抗議時抗議。這種士大夫精神，不但東印度公司沒有，英國政府的文官制度也沒有。英國的文官是專業者（professional），新加坡的文官也是，效率高、清廉度第一，但沒有士大夫精神。就某方面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皇帝共天下，有相當大的一批官員，實際上是向皇權投降。但另一方面，也另有一大批知識分子，選擇抗爭。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清流濁流之爭，在朝在野之爭，和皇權的關系是亦分亦合，亦敵亦友，既合作又抗爭，雙方的緊張（tension）一直在那里。中國的文官制度，也曾移植到日本去。日本把整個唐朝的東西都搬過去了，一切唯妙唯肖，很多名稱一樣，但日本沒有科舉，也沒有中國的諫官制度，因此日本的文官也是從屬于政權，并不是獨立的專業人員。

許多移植過的制度和原來的制度不會一樣。剛剛講的文官制度，中國文官有管皇帝的人──諫官，但美國或英國的文官系統都沒有常設的監察權。例如，美國尼克松時出了事情，找不到人來管他，國會只好臨時通過個法律，臨時任命特定檢察官來管總統。股份公司是我們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移植過來制度，看看今天各大小公司的信封或名片，都寫著股份有限公司，但實質一問，絕大多數都是家庭企業，既非股份，也非有限。它們雖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但權力結構、股權掌握，完全不是那回事。另如股票市場，在西方是一回事，在臺灣是另一回事，我們的股票市場像賭場，與其原義不同。股票市場規定不許內線買賣，違規者要下牢判十年徒刑，走漏消息也要坐牢，但在臺灣就可以做，如第一家庭。股市是資本主義市場合理性的一部份，但它本身在美國也正在敗壞之中，如恩隆（Enron）公司出問題被判刑。

問：二十一世紀是信息時代。我最近碰到一位諾貝爾得獎者，問他：在信息的時代，勝者全拿（winner takesall），但這會面臨結構性的問題，那就是M型的社會現象，也就是中產階級不見了。我們會不會回到類似西方的中世紀？只有貴族與奴隸，武士是貴族的打手。您覺得應該怎樣面對M型社會這個問題？

許：這的確是極大的危機。信息社會有信息公開的好處，但信息公開后被什么人掌握以及他們怎么用信息，則是另一回事。由于信息流動沒有限制，人也在跟著流動，使人跟人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每個人都是孤立的。當我們變成孤立的群眾，自然對抗不了掌握信息的團體。再說，我們已身在消費的社會，消費的社會是希望你用得愈多愈好，如計算機的軟件、硬件幾年就需要換一次，一換就整個報廢，不報廢則微軟沒錢賺。Linux一大群人，天天跟微軟奮斗，還是敵不過，就因為微軟的力量大，許多個別的用戶沒法去對抗它。消費社會的后果，是快速消費掉人類能用的所有資源，不管是天然資源，還是人類腦力的資源。

如今，我們都面臨零碎化，變成散的、一個個無助的個人。這會引發種種問題，例如：自由的意義要如何界定？我們都很自由，沒人能管你，但卻是漂浮的，也是寂寞的。還有一大堆要界定的東西，譬如認同（identity），一個人有多重多面的認同，哪一個才是真的？戴上一個面具是一個角色，戴上另一個面具是另一角色，面對不同人時有不同的身分與角色。每個人，都孤立又有許多面貌，那我要如何認識這個人，如何跟他交流？

我們看見的是一個美好的新世界？還是一個險象四伏的新世界？面對這逼人而來的情勢，我們必須想想。如今，每當我一想到這問題時，背上一身冷汗。從一萬多年前，人類開始知道種植、牧羊以來，從沒有過現在這么大的危機。將來，或許會有更大危機的來臨，譬如一個小彗星、小行星撞到地球來。可是目前的危機，有點像是人為的解體、社會的內耗，而我們已經看到它過來的身影，聽到它腳步的聲音。因此，這幾年來，一有機會，我就提出這類的問題，要大家注意。

前天，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朋友看了后很氣憤轉寄來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是美國共和黨期中選舉募款會上一位捐款人的發言。這個有錢的人罵民主黨說：「民主黨沒有資格講公平，我做的就是最公平的事。我有本事賺你的錢，就是公平；我有本事把你弄得赤貧，就是公平。這是叢林律，從古到今，老虎吃羊就是這樣。我是老虎，你是羊，誰叫你自愿做羊呢？我選擇做老虎，就是我的公道。」這個富人的新倫理，竟然在捐款會上由富人自己公然提出來，并見諸于報章。我的朋友看了，氣得發昏，發了一百封信，把這篇文章傳給許多人。這件事告訴我們，大家不應只迷迷糊糊在專業的圈子里過日子，必須要重新問一問許多一向被認為是當然的事情。例如：人本身的定義是什么？人生的價值在哪里？什么樣的群體組合比較合理？合理的「理」字在哪里？公平，是誰的公平？是起跑點的公平，還是終點的公平？這許多問題，是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同仁必須一同去想、去回答。這些問題的重要性，超越同仁們今天發表兩篇或是三篇文章，也超越SSCI上面得到的數目字。

問：我是黃啟江，在美國教書，來臺大訪問，非常高興有機會聽到許院士的演講。我向許院士請教的是，講題「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兩者的關系是對立還是承繼？另外，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文官制度里的人，雖有諫官，但也有許多人沒什么靈魂，西周時的孔子與很多知識分子都批評過。西方也一樣，文官制度里的人，通常都不是那些可以稱為合格知識分子的人物。張載那個四個維度，是不是因為進入文官考試制度的人都沒做到，因而他才提出來？

許：我說過，我稍微扭曲了張載的話。張載「為生民立命」的「命」，不是過日子的「命」，而是另外一套，此刻不去討論。知識分子這四個類型，只要有一個人在一個類型中盡到力，這個類型就存在。中國的文官官員，有很多只怕底子不紅，不怕良心不黑，而且這種人絕對超過大半數，但畢竟有些人確實在做事，只要有若干人在，典型就存在。

中國知識分子這四個類型所涵蓋的面，在世界其他文明系統中確實罕見。猶太從以賽亞（Isaiah）以下的先知，是針貶批判者；律法師則是服務的人，他們沒有理想國，因理想國是上帝的事情。猶太教的繼承者──基督教，其理想國一直要到湯馬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才寫出來。耶穌基督提出來的理想國，是從猶太教的悖論。但等到基督教成為大的教會后，也沒有人再提理想國了。一直要到啟蒙時代，世俗世界提出新的境界，才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我認為，猶太基督傳統中，因受神學約束，理想國和宏觀宇宙解釋這兩部分確實是比較少。當然，現在有很多大學，在神學大圈圈里做了很大的改變，但上面一神信仰的鐵帽子框在那里，仍脫不出去。東正教的僧侶是俄國的官員，很多東正教官員比貴族、武士們要高明得多，但是，剛剛講的幾個境界，東正教的僧侶幾乎都缺少。回教的教士，站在教內批判政權，甚至主導政權，權力比中國儒家文官的影響還大。今天伊朗的教士會議，可以否決憲法，但這種權力是為了維護其宇宙解釋系統，他們不在乎未來理想，也不在乎服務人民。「繼絕學」，他們絕對有，但不容許悖反。

我借張載的四句話，做為培植全球文化知識分子努力的四個方向。不只是文官，今天社會上的文化界、輿論界人物，甚至文學人、藝術人，都可以參加這個工作。將來知識分子努力工作的方向，至少有四個，甚至更多，參與的人也不止于「讀書人」，范圍寬得多。我們要認真地去找這些工作，自覺地去挑這担子。

問：我是大學部的學生，對政治不很了解，我的感覺是現在臺灣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制衡力量。西方社會，例如英國，有很強大的學術力量或反對力量，可是在臺灣這力量很不一樣。我好奇的是，是民族性的原因還是以前的政治影響，讓臺灣的制衡力量不見了？

許：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我不愿意用「民族性」三個字，因為「民族性」有推諉的功效，把問題推到一個無法解釋的事情上。我覺得臺灣今天的現象，跟美國或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內涵與內容嚴重衰退，我稱之為「庸俗化」。

民主政治里，除了代表一部分人群及其利益的政黨人物，另外也應有一種思考問題的意見領袖（opinion makers）。政黨人物與意見領袖，都是專業的政治人物，他們有一定的訓練，有一定的穩定性。他們先思考問題，再把問題拋給大眾，以政黨的政見向選民投標，然后由人民選擇。人民做選擇時，是以自己的利益與福祉來做衡量標準。媒體，則是討論問題的論壇。在臺灣，政黨操作情緒，不談政見；讀者也不用媒體來討論意見，媒體則跟著讀者降低質量，漸漸失去論壇的功能。臺灣有些報紙，一張照相占三分之二頁，就是因為讀者不讀文字。另外，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有族群、語言群、本體性等先設的立場。當這些名辭一出現，所有其他的考慮都靠邊站，人民做選擇時不考慮政策的好壞，而是考慮到候選人講什么話，代表什么人。這時，人民的選擇是不理性的，是情緒化的。臺灣民主的壞，就壞在大家憑情緒和憑自己預設的立場去投票，政客們更是變本加厲在操弄這種東西。前陣子，看公視臺北市長的辯論會，那根本不是辯論，三個辯論者都該打不及格的分數，找年輕學生講得都比他們高明些。

美國也有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意見領袖愈來愈少。我在一九五七年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最常見的就是某地區某家的老太太，熱心公益，在菜場貼個小公告，說我家幾點到幾點喝咖啡。她的朋友去了后，就開始討論問題，討論不得要領時，再找個專家去討論，以形成他們的意見。誰是共和黨，誰是民主黨，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喝咖啡時應去誰家喝。這種情形，在今天的美國城市里已看不見了，如今大家意見分界的非常激烈，見了面都說不要談政治，只談天氣。后來，大家也不能談天氣，因為天氣好共和黨才愿意去投票，天氣不好民主黨還是愿意去投票，既然天氣好壞和共和黨、民主黨的利益有關，所以大家最后連“天氣”也不能談。這都是民主政治制度庸俗化的后果，而政客也有意在操弄庸俗，愈庸俗愈對政客有利。布什是最大的庸俗者，阿扁只是小布什而已，小巫見大巫。有位同學問政治上的問題。如何去改變？一個人改變不了，但是如果我們一群人在投票時討論討論，可以討論那些政治人物預設的立場有多少合理性，討論哪些政治人物真正值得我們選賢與能。

問：我是歷史系大學部的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濃厚興趣，可是令我感到困惑的是，當我放下書本看到實際生活的時候，不論遇到的人或事，似乎都顯現不出文化傳統的脈絡。當傳統的文化遇到現代化的文化沖擊時，是不是都變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傳統文化要如何去面對現代化與世界化潮流體系的沖擊？

許：你所見的今天，是不是你所讀到的傳統中國？這可是個大問題，因為中國近代的菁英，絕大部分是西化的菁英。中國真正深層的文化傳承，到哪里才看得見？我學考古學，常去考古遺址，曾連著十年跑窮鄉僻壤，前幾年我跑不動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土壤，就在這些窮鄉僻壤里。在窮鄉僻壤，可以看見最丑惡和最教人感動的東西，只是平常大家不去看或看不見。其中，最教我感動的深層文化，是我在山西朔所見，窯洞里一家人的舉止應對，無不得體。

今天的臺灣，經過好多重的變化之后，離傳統中國有相當大的距離。在這里，中國文化的深層部分從開頭就沒有移植得很透，又在一步步的轉變中不斷被傷害，弄得所剩無幾。今天的大陸，亦復如此，沿海城市已經都西化了。

臺灣展覽、演出的文化活動很多，但是對觀眾、聽眾做認真闡釋和討論的幾乎沒有。舉個例說，我在美國住的城市里有個歌劇院，歌劇院常常客滿但年年虧本，因為它花費太大。歌劇演出有季節，演出之后會有無數的大、小討論會，討論演出的經過，也討論某一場音樂、某一場故事。在臺灣，我沒看見這些。只有一次讓我很感動，那是我跟白先勇兩人推廣昆曲時，他生病了，找我做他的幫手，當時新舞臺里面八百人，外面兩百人，令我相當感動。但我相信那是白先勇的號召力，不是昆曲本身。白先勇叫大家看《牡丹亭》、《長生殿》，看的觀眾有沒有討論音樂里面與文學價值之間是怎樣勾連起來？很少很少。

再以小說論，傳統古典小說《紅樓夢》，今天有幾個人不單單是看了書，而且還會找會一群人抬杠抬到半夜三更？又如，自己看了一本好書，是否可以抓一群朋友討論。我高中時，同班同學為了屠格涅夫小說中「羅亭」這角色，分成好幾群對吵，吵了好幾個月，大家都拿「羅亭」當鏡子來反映自己。今天的高中生看不看這類小說？會不會把它當鏡子照見自己，以顯出自己的蒼白、膚淺？那時我們苦苦爭辯，吵得發昏，直到幾十年后的今天，我還把小說的這個角色記得清清楚楚。

總之，臺灣有文化活動，但都太過商業化、庸俗化，臺灣并不真正具有文化本身孕養、成熟的環境。多少年來，臺灣富足了，富足之后，應當教之，但我們沒有做到。我們教育制度上有個大缺陷，就是太看重考試，只為考試過關，而沒有培育養成一個人對自己四周事務的關懷、欣賞與批判。這部份，不單單是歷史教育要負責任，所有各行各業、各層各級都要負責任。我希望大家共同從這方面努力，很多事應先從周邊做起，這是可以做到的。

問：請問許教授，我們有什么優勢是承接文化而來？

許：我們有優勢，也有弱勢。從中國歷史上來講，優勢就是讀書人本身一直有的自我期許。這一點，今天的美國沒有，歐洲還有。自我期許，是立志、許愿，做得到做不到則是另外一回事。要自己先想想，能不能在一輩子志業里多花點心思，把我的事業與這方面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做。舉例來說，今天我可以挑一個考古學上最近發生的事情來講，我會講得非常愉快，你們也聽到了考古上一些新的訊息與新的解釋。但我為什么要挑這個講一次苦惱一次的題目？因為我立了心愿，要做這件事，這個心愿跟我一輩子讀書是配合在一起的。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Sisyphus）推石頭上山，石頭推到山頂上，又滾下來，薛西弗斯再下山去推。這是上帝給薛西弗斯的處罚，他必須一直推，一放棄就永遠失敗，當他推到山頂那個俄頃之間，石頭確實在山頂。這是鍥而不舍的一個巨大的批注。如果世界上無數的薛西弗斯立下這志愿的話，這一代不成，下一代不成，子子孫孫再接下去！慢慢做，一點點做，盡力而為之，如此而已。

包副校長：非常謝謝許院士。許院士今天談的是知識分子，他語重心長，本身也展現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面貌與內涵。一個知識分子，不僅應擁有學識，更重要的是他的風范。剛才許教授也特別提到，知識分子有時候是很孤獨的，從古到今很多知識分子都不見容于當道，但揚名于萬世。同學們很年輕，未來都可以成為有深度的知識分子，我們也應以此為期許。我記得許師母說，許院士一談到學問，精神就來，不管是責任感也好，還是他心里熱也好，可以跟你談很久，但是若談到學問以外，那許院士可能要打瞌睡了。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許院士在學問上的執著與追求。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許院士。

許：希望將來還有機會跟各位談話，謝謝各位。

綜合 2022-01-09 18: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