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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經歷過漫長的積累和演化過程。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個又一個朝代終結了，但敬天、信神、仁民、愛物的價值核心卻從來沒有失墜。

在這種價值指導下的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部門，以滿足人不同層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為社會服務，社會的存在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倫理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社會的基本內容對政治起著制約和引導的作用。當政權偏離了正義的軌轍，人們可以依據社會公認的準則規范政權、校正政權，甚至推翻政權（替天行道）、重建政權。孔子說過，“禮失而求諸野”，意思是說，朝廷失去禮儀，要去民間把禮儀找回來。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其重要性甚至遠在政權之上。

傳統中國文化深厚的精神內涵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健康的社會意味著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會聽憑GD愚弄和恐嚇。因此，GD要全面根除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因素，用黨文化取而代之。

在GD統治下，社會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GD聲稱“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在一片殺伐聲中，破除的是中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ZG基因的黨文化。

或許有人以為自己沒有受到黨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電視和報紙上的時事，或者基本不參加政治學習。可是，ZG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而不是“黨領導一切減去你的個人生活”。黨文化對中國人生活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可以說，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大陸，就不可能不受到黨文化的毒害。

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深刻而徹底。歷法節慶、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ZG揉捏成它想要的樣子。我們下面從幾個簡單的例子入手，討論生活中的黨文化。

現在的中國人把傳統的歷法叫作農歷或陰歷，把“正月初一”稱為“春節”，這里所用“農歷”、“春節”等說法帶有明顯的黨文化含義。一個名詞的改變看似無關緊要，但幾千年歷史的傳承卻會因此斬斷。

中國人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中國對歷史的記載之詳盡和準確遠非有著同樣久遠歷史的歐洲或非洲可比。這固然由于中國人有記錄歷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紀年方式。

簡單地說，“歷史”就是對“哪一年”發生了“什么事”的記載。如果紀年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會給修史帶來極大的障礙。也正因為此，歐洲的歷史在統一歷法（十七——十八世紀）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亂的。

中國的傳統歷法以干支紀年。所謂“干支”是“天干”與“地支”的簡稱。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地支。紀年則按順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為始，六十年循環一次，周而復始，直至無窮。這種干支紀年的方式使中國歷史擺脫了年代的定位問題，幾千年后，中國人仍能很輕易的將中國史書中的紀年對應到西元的紀年上。

另外中國人也以干支來紀月、日和時。換句話說，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個字，每一個時刻都由年、月、日、時的干支來標記，因此共有八個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點，就屬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時”，此時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國最早的歷法是軒轅黃帝頒布的。軒轅黃帝被尊為“人文初祖”，因此，中國人對歷法的重視可見一斑。《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都對歷法進行了修訂，在帝舜的時代人們對一年的天數、節氣的劃分已經相當準確。

由于軒轅黃帝是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因此中國人從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視道家的陰陽學說。歷法也表達了陰陽平衡的概念，中國的傳統歷法是陰陽合歷，既不是單純的陰歷，也不是單純的陽歷。

現在人們常用的公歷就是一種太陽歷（簡稱陽歷），它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為基礎，其月份的劃分與月亮的盈虧沒有關系，只是個名稱而已；伊斯蘭教歷法是一種典型的太陰歷（簡稱陰歷），它完全以月亮的盈虧周期為基礎定月份，每年12個月，大約354天，所以積33年與公歷相差一年。

注重陰陽平衡的中國古人制定的傳統歷法，同時兼顧月亮的盈虧周期和地球繞太陽的公轉周期。其歷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陽與地球之間，月球被太陽照亮的半球背對著地球，這一天從地球上看不到月亮）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則為“望日”（月圓之日）；通過設置閏月，使歷年的平均長度接近回歸年，是一種“陰月陽年”式的陰陽合歷。它既能使每個年份基本符合季節變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與月相對應。此外早在舜帝之時，準確描述季節變化的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就已經完成，傳統歷法中的節氣取決于地球繞太陽公轉位置的周期變化，屬于太陽歷范疇。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天人合一”，道家認為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因此極為重視對天象的觀測。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專門寫了一章“天官書”，對星球的運轉規律、位置以及對人間格局的影響做了詳細的闡述。

由于天干地支對應著五行，并進一步對應方位、顏色、季節、五臟、社會結構等，因此成為周易預測學的主要依據。以干支紀月時，這里的“月”也是傳統歷法中的以月相盈虧為基礎的月，即周易預測也必須基于傳統歷法。

在歷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發生什么大事、天災等，都會改年號，所以歷法中又加入了年號。如我們所熟悉的“貞觀”、“永樂”、“康熙”等都是年號。因為傳統皇朝的歷書都由皇帝頒布，與皇帝年號聯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傳統歷法被稱作“皇歷”。又因為最早的歷法來源于黃帝，因此也叫“黃歷”。

皇歷以干支紀年，包括二十四節氣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兇、宜、忌，涉及婚姻嫁娶、儀式慶典、建造搬遷、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歷法充分體現了陰陽五行的思想, 蘊含著自然循環運化的規律，即時（時間）空（方位）互動，和“陰”與“陽”的作用結果，同時反映了中國古人對宇宙相生相克、禍福轉換、改朝換代、循環往復等規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國傳統社會敬畏天地神明、考慮天時、地利、人和的價值觀。

中國歷法由于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預測學內涵而成為ZG消滅的對象。

ZG建政之后，開始認為“皇歷”代表了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與預測學、風水等有關的內容，于是廢止了“皇歷”。叫“黃歷”或“夏歷”則會讓人回溯歷史，于是稱傳統歷法為“陰歷”。應該說，“陰歷”的叫法是錯誤的，中國歷法是“陰陽合歷”，叫“陰歷”就打破了傳統文化中陰陽平衡的觀念。然而，ZG覺得“陰”仍然是道家的提法，還是帶有修煉內涵，于是在1968年，ZG以破“四舊”為名把傳統歷法叫成“農歷”。

ZG把傳統的皇歷叫作農歷，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傳統歷法的作用僅限于農業，是計算農時的需要。這也是和ZG唯物論的原則一致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農耕社會產生出的歷法其作用只限于農事，只對農民有用，與現代社會、與其他人沒有太大關系。傳統歷法由此而被邊緣化。實際上如前所述，傳統皇歷的作用絕不僅限于農業，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關的部分，是其直接將“天地人”的關系反映在內的以天干地支為基礎，根據五行生克確定的每日吉兇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為核心的各種年節、祭祀活動。這些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文化內容，能夠使中國人時時回溯自己的文明傳統。ZG把它簡單叫作農歷，實際上是籍此貶低掏空蘊含博大文化內涵的傳統皇歷，截斷傳統文化的承傳。今天的年輕人說到農歷，只知道它和寥寥幾個剩下的傳統節日有關，還與農民種地有關，而不知道其中蘊含的深厚傳統文化內涵了。此外在ZG黨文化中，農民常與“政治覺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后”等聯系起來，ZG把皇歷叫農歷是對傳統歷法的一種貶損。

過年是華人社會最大的傳統節日。《說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谷大熟”。古人豐收后要感謝神明保佑，因此舉行謝神祭祀并祈禱來年風調雨順的重要儀式。

傳統的新年是從臘月八日開始，直到正月十五結束。“臘八”是佛祖釋迦牟尼開悟成佛的日子，民間與寺院都在這一天喝臘八粥，祈禱來年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接下來就是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這一天是灶王爺上天的日子。民間認為灶王爺監看著一年以來一家人的一舉一動，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要上天庭去匯報。至除夕再貼上新的灶王像。這種活動是中國人“頭上三尺有神靈”的一種表達。由于相信灶王的監督作用，人們自然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

臘月三十也稱“除夕”，是新年慶賀的高潮，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貼門神、接福神、財神、貴神、喜神、太歲神、請灶王爺像、貼春聯、放鞭炮等都與中國人敬神的傳統有關。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臨時性供桌。春聯的原形是桃符，因為傳說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時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題字“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成為正式的春聯的開始。

祭祖也是過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將祖先牌位依次擺在正廳，陳列祭祀的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長幼的順序上香跪拜。《論語》上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因此祭祖不僅是孝道的表達，也是對古人道德傳統的繼承。

1949年9月27日，ZG商量奪取政權后建政事宜，將“正月初一”改為“春節”，似乎只是個普通的慶祝“春天”的節日而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樣是ZG為了批判、替代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的需要。這樣一改，傳統過年中感謝神明看護、尊敬神明與先祖的文化內涵就被去除了。

這時過年的吉祥話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傳”等政治話語，春聯變成了“翻身不忘GD，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變成了“憶苦思甜”，組織看政治電影，組織有“教育意義”的聯歡會，搞“團拜”，唱“人民公社新風多，婆婆嬸嬸都唱歌，春節不去搞迷信，大家上臺演節目”。張貼的年畫從敬神祈福變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好”、“春節期間學習老三篇”、“全家學公報”。ZG的報紙是這樣描述百姓過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團圓機會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的準備大年夜吃“憶苦飯”——“這頓‘年飯’，是階級教育飯，我們一定吃在肚子里，記在心坎上，永遠不忘階級苦，永遠跟黨干革命！”還有人計劃開家庭批判會，或者準備看看親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獲”，暢談“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節日變成了GD給老百姓洗腦灌輸黨文化的政治課。

文革結束后，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近二十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被ZG鼓吹為中國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會完全是歌唱“主旋律”，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主題貫穿始終，而且格調越來越趨于粗俗低下。千百年來蘊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懷被ZG破壞殆盡。

傳統節日除了過年被ZG叫成“春節”外，還有很多被ZG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黨節，以黨文化取代傳統文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節日都與修煉、神佛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比較重要的傳統中國節日除了新年之外，還有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盂蘭盆會、中秋節、重陽節、冬至，此外還有浴佛節、七夕等。

元宵節在“正月十五”，原本來自于道教的“上元節”，傳說中為天官大帝的誕辰日。漢明帝劉莊因為崇信佛法，于是下令寺院與民間在這一天放燈，象征佛法大明。自此，元宵節也成了燈節。

清明節是祭祖掃墓的時候；端午節一說起源于祭祀屈原、一說源自于龍神崇拜。中秋節起源于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后漸漸留下了賞月的習俗。重陽節為九月初九，按照中國的術數，“九”象征極高（道家講九層天）、極廣（九州方圓）、極深（九地之下）、長久等等，此時人們賞菊、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等。冬至則是帝王到天壇祭天的日子。

浴佛節在四月初八，又稱佛誕節、龍華會，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進香、參加齋會，舉行布施、放生等活動。七夕是七月初七，源于牛郎織女的傳說。盂蘭盆會在七月十五，是薦亡的節日，起源于佛教中目犍連尊者依釋迦佛開示，設盆齋僧，使其母脫離餓鬼道的典故。

略述中國的節日，可看出無節不與祭祀、神話或佛、道教有關。如果這些節日得以保留，并依循傳統慶賀，則中國文化中與神有關的部分會代代相傳，這是GD所不能容忍的。為了割斷中國人和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傳統文化價值之間的承接、聯系，讓中國人不再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和保護，完全暴曬和浸泡在黨文化之中，通過日常習俗對民眾進行洗腦，ZG除了正月初一這個被改稱“春節”的節日而保留之外，其它傳統節日，無一為ZG的法定假日。傳統的節日民俗被ZG擠壓得失去了生存空間，不得不遺憾地退出歷史舞臺。

同時，ZG制定了其它“節日”，為其統治服務。這些“黨節”包括“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節”等。

過節的時候，回溯節日的起源常常成為當天的熱門話題，而ZG所指定的節日，無一不與“階級斗爭”或“革命”有關，或者是對它自己的里程碑的紀念，這種節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讓人順服它的意識形態，以及慶祝ZG的成立和發展。不僅如此，在黨節里還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黨節，就組織“歌詠比賽”、“文藝匯演”等，為惡黨歌功頌德。需要強調指出的是，ZG動輒給它的節日冠上“國際”二字，好像真是全世界的盛大節日。到了國外人們才發現除了幾個共產主義小兄弟，人家外國人過的都是自己民族的傳統節日，根本沒有“三八”“五一”“六一”的。GD故意渲染“工人、婦女和兒童”是被歧視的階級和群體，鼓動他們起來斗爭。其實，恰恰是在GD國家“工人、婦女和兒童”才是真正受到壓迫的。GD利用這幾個節日不過是為了配合其階級斗爭的需要。

“三八婦女節”常見的活動是評選模范或者是“三八紅旗手”，舉行女性為主的運動會，文藝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會、慶祝會、聯誼會等集會性的活動。近年來三八節的慶祝被要求搞創新，但不管多少過法，主題可以概括為進一步借節日來加深人們頭腦中“女人半邊天”，“男女都一樣”的黨文化，表現黨對女性的“關懷”，突出黨讓婦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時讓女模范們對黨歌功表忠心，對其他人進行洗腦。

“五一勞動節”起源于1886年5月1日，以美國芝加哥為中心，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五一變成黨節，慶祝的活動給人灌輸“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評“勞模”，從下到上，給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業的突出代表以榮譽，甚至直接吸收入黨，讓人們感覺到自己被承認肯定，高興之余不忘是黨給了自己這一切。通過對這些優秀者的統戰進行對各個行業的進一步控制，同時壯大自己的門面。

“五四青年節”則起源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原本一場維護主權的愛國運動，經GD宣傳成為“覺悟了的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臺”的標志。

慶祝“六一兒童節”的主要國家都是“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國家。“兒童節”的起源莫衷一是，ZG把這個節日也歸結到“反帝”上。“兒童節”的慶祝活動歸婦聯管，去公園也好，文藝演出也好，孩子過節卻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說大人想聽的“小孩話”，各種活動由老師一手操辦，其意義不單純是慶祝和娛樂，“五講四美”、“做接班人”、“知榮辱慶六一”等等活動的主題都要符合黨的某個階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們耳濡目染的是黨文化里借文藝之名達到政治目的的一套，還有“主題隊日”、“歌詠比賽”，天真的孩子們從小就被迫適應這套虛偽的做事方式。

不僅如此，六一前后是入少先隊的日子，在“隊旗”下宣誓：決心接受中國GD的領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從小就把孩子們拉到ZG的邪惡政治里邊。

“七一”則是個不倫不類的“節日”，因為ZG并非7月1日成立，卻被ZG規定為“黨的生日”。實際上，ZG是由蘇共在1920年8月派代表維經斯基來中國建立的，黨名也是蘇共所取，當時稱為“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又稱中國GD”，其使命為蘇共所托付的“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1921年7月所召開的只是ZG的代表大會。從常識推論，也是先有GD，后有代表大會。

ZG一大是蘇聯人出錢召開的。后來投靠汪精衛成為第二號大漢奸的陳公博是ZG創始人，一大代表。他攜新婚夫人借開會機會到上海“公費旅游”，住在大東旅社。7月31日，在陳公博住所隔壁發生一起情殺案。隨后法租界警察來辦案，ZG才移至嘉興南湖開會。當時成立政黨是合法的，警察也并不是為了抓ZG代表而來，而ZG卻將警察的到來渲染成“對敵斗爭”的險惡。1981年，ZG黨史研究室根據1921年8月初《申報》上關于情殺案的報道推算出ZG成立時間為7月23日，并寫進《ZG黨史大事年表》中。

事實上，現在很多華人將10月1日稱為“國殤日”。自ZG建黨以來，帶給中國人無盡的苦難，特別是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ZG造成了大約80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出賣了數百萬平方公里領土，毀盡了中華文化的精華，對于道德和生態方面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ZG強迫人民慶祝它的成立與發展壯大，等于強迫人民慶祝自己日益深重的苦難。

ZG把“五一”、“十一”變為七天長假，天數雖多，卻沒有自主調劑的余地。中國人常在這幾天安排旅游、結婚或其它重要活動，這些活動常常給人留下美好的回憶，以至于多年后也許還會指著自己的結婚照或旅游紀念照說“這是我某某年‘國慶’節照的。”從而潛移默化地將ZG的節日，與普通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聯系起來。

正統文化重視四大禮節：冠禮、婚禮、喪禮和祭禮。

“冠禮”是指成人禮，按照儒家禮節，男子二十歲行加冠禮以示成年，意味著真正承担社會責任的開始。“喪禮”是在人過世之后的喪葬儀式，常請僧道追薦亡魂。“祭禮”則是祭祖、祭神的禮節。ZG奪取政權后，上面的三種禮儀都被廢棄，這與其中包含的敬天敬神，“慎終追遠”的因素有關。

然而“婚禮”畢竟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無論是中國古人還是西方人，婚姻為一生的約定，要拜天地神明，隆重其事。

《禮記》中專門有“昏義”一章（“昏”為通假字，同“婚”，因古人婚禮常在黃昏時分舉行），規定了“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這六禮。其中“納采”指提親；“問名”指詢問女方姓名，以便占卜吉兇；“納吉”指將占卜的好消息告訴女方；“納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禮；“請期”則指男方通過占卜擇定婚禮日期后請求女方的同意；“親迎”則指男方在婚期去迎娶女方。

儒家認為，婚禮是兩姓合好，上則行宗廟祭祀的職責，下則養育后代，因此婚禮是恭敬、謹慎、尊重婚姻的正禮。迎娶之日，男女要先拜天地，請天地作為婚姻的見證；拜高堂，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并請父母做婚姻的見證；夫妻對拜，以示相敬如賓。

西方的教徒結婚則要上教堂，請天主為見證，不信教的人也要念誓詞“從今以后，無論是順境或逆境，富足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都將愛護你、珍惜你，直到天長地久。我承諾一生一世，對你忠心到底。”

正統文化中的婚禮一方面表達了對天地神明的尊敬，另一方面將人倫之常通過外在的喜慶又不失莊重的禮節表達出來，有對祖先的敬、對父母的孝、也有夫妻之間的恩和義。

婚禮的細節常常成為人一生中最幸福的回憶，因此GD也一定要把婚禮作為其鞏固和維系統治的重要方式。在ZG插手之下，婚事帶上了強烈的黨政治色彩。例如結婚需要“黨組織”批準，不同“階級”地位的相親相愛會受到警告或不被批準。而黨的干部則常常由“組織”給配一個，于是這樣的家庭充滿對黨的感激，變成黨的“微型戰斗堡壘”。婚禮的儀式被鼓吹為“新事新辦”，不再拜天地神明，而改為向黨唱贊歌，用黨替代了傳統的神的位置。

《百年風俗變遷》提到了ZG建政后的婚禮形式，除了在服裝上去掉了男子的馬褂長袍、女子的鳳冠霞帔而改穿列寧裝之外，證婚人也從天、地、父母換成了“黨支部書記”。結婚的時間則選在“五一”、“十一”這樣的ZG規定的節日，“拜天地”變成了“向毛主席像鞠躬”。

至文革時，結婚前更要念一段毛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中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將婚姻私事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注意一個細節，就是“一切革命隊伍中的人”才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革命性高于人性。同時還要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恩情深”，“毛澤東思想是傳家寶，誰要是反對她，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在婚禮慶典上，還要繃緊“階級斗爭”的弦，向毛表忠心。

“天大地大”這首歌是1966年邢臺地震后開始傳出的。在婚禮之時唱這樣“贊美詩”式的歌曲，無非是GD神化自己的手段，并使人在回憶婚姻的甜蜜時自動想起這些贊頌ZG的歌詞。

即使在文革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有工作單位的人，尤其是有頭有臉的人的婚事仍然免不了黨組織、黨領導的介入，新郎新娘還得表示感謝黨的關懷。盡管ZG現在已經不再插手具體的婚姻形式，但經過幾十年的間隔，正統的婚姻禮節已經被拋棄，而隨之被拋棄的更是婚姻的神圣感與責任感。現在的很多婚禮，除了鬧得亂哄哄的，已經看不出其中的神圣與傳統禮儀的規范了。很多的家庭矛盾、夫妻感情破裂、一夜情的盛行，與ZG破壞正統的婚姻觀念和婚禮形式不無關系。

網載 2012-08-19 2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