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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前言：

    漢武帝繼承了漢高祖以來，數十年休養生息所累積的國家資源，對內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運作的理論與方法，對外則連年發兵征討匈奴，開拓四裔，使大漢聲威遠播，國勢達于頂峰。而在一片繁華景象中，財政短絀、外戚干政的亂源卻悄然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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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實的角度看來，始皇一死，秦帝國蕩然無存。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功績并不因之而湮滅。不出10年之內一個新朝代繼之勃興。茲后延續達400年。漢朝在公元前后各經歷約200年，全盛時管轄的人口約6000萬，足可與羅馬帝國相比擬。就是從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時間上講，兩個帝國也可以相提并論。只是中國方面內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項背。

    這個新朝代被中國作家極度的恭維，因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平民所創造的功業。漢朝創業之主劉邦是秦帝國里位卑職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兩個丞相，蕭何和曹參，曾任縣級的小官僚。樊噲日后為大將，當日不過是屠夫。另一大將韓信寒微時曾一度乞食，黥布與彭越曾為盜。從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來，以前各領域內的貴族統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毀。組織新政權時，既不能追隨舊世族的蹤跡，也無須憑借他們大張旗鼓。這可不是說中國社會革命的條件業已成熟，即使幾千年后中國也還沒有樹立一種民主體制。能夠確切地代表龐大而又均勻的農村基層組織．在這時候更不足論。

    漢朝的組織者承襲了秦朝所遺下寬闊而又均勻的基層，而且以靈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過于極端。他們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進三步,退兩步”。以幾十年的經營，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而成為中國整個帝制時期的楷模。

漢帝國的統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帝國跨地過廣，不能全部由中央集體管制，于是采取一種“斑馬式”的省級組織。有些地區秦前所設郡縣仍原封不動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區則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為業。帝裔里的近親，亦即劉家的叔伯、兄弟、從兄弟等封為王，功臣中之卿相則封為侯。他們的領域和直隸于中央的郡縣犬牙根錯。這種互相監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過度集權，可是這也不是全面退卻，有意在長期間內再構成戰國期間的紛爭局面。這樣的安排純系一時權宜之計，從未預計長久保持。即使在創業人劉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國，因有心和無心的差錯，被削被除。劉邦的呂后及以后襲位的皇帝，遵循著這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公元前154年，去帝國的創始已半個世紀，朝廷的舉措更是向各王國施加壓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變。叛亂勘平后，很多王國即被撤銷，余存的不僅面積減縮，而且內部的行政權也被中央政府接收。這種加強中央統治的政策，至第5個皇帝劉徹在位期間達到極點。劉徹溢號漢武，他在位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這54年的御宇期間，在全漢朝是最長久的，對以后的影響也最深遠。

    劉徹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識形態的立場。其宗旨經過綜合，則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他和他的近臣將所謂“儒術”擴展之后又延長，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步驟。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約束，待人之寬厚，人本主義之精神，家人親族的團結，和禮儀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構成官僚集團行動上的規范。孟子所倡導的人民生計與國本攸關也毫無疑問地被尊重。往重農桑貶斥商業原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來構成武帝御制意識形態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專利鹽鐵，以嚴峻刑法維持人民紀律也同樣被襲用。

宇宙觀與政治

    更有很多信條，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張也不見于孔子語錄仍被收納于這體系之內。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禮祈禱，企求與神祗直接接觸。他朝中博士認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東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種基本之色彩、五聲之音階、五種個人之德性，甚至五項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會貫通。例如火，色赤，見于夏季，與用兵有關。這種觀念源于一種信仰，它認定人世間任何‘物”，不管是實際物品，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種類譜上的相關價值，所以可用數學方法操縱之。其根源出于《易經》，它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古老經典。這種利用假科學說真問題的方式，跡近于迷信。暴露了當日讀書人承受了至大的壓力，他們急不得暇地務必將天地的現象予以直截的解釋，包括可以獲知之事物。漢代的朝臣不斷以這種帶著詩意的方式去貫徹他們的主張，強調良好的政府是基于倫理的和諧，甚至將天候與政治混為一談。只是如此一來，他們也將專制皇權合理化了，使之比較溫和，同時鼓舞百官的自信。他們因此覺得盈天地之道（我們稱之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縱使天子之職位世襲，臣僚則以文筆見長，但因為彼此有了共通的認識，也能在行動中儼如一體。如此將宇宙觀及政治學混為—談。籠統地稱之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種目的，但其流弊則是一經擺布，今后兩千年則再難以搖撼之。誠然，它所遺下之影響時至今日猶未衰竭。

匈奴問題

    西方人士認為中國人之保守性緣出于環境上有一成不變之因素在。只要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則須維持其一定結構。今日很少有旅游者履足中國而不將八達嶺的長城列入行蹤之中。秦始皇首先構造的長城，位于15英寸等雨線之北，今日早已頹廢。現存之磚墻系15世紀所建，上面之樓，系16世紀新添。當日火藥之使用早使類似的設防在世界其他各處失去時效。當這綿延幾千英里的城壁展現眼前時，觀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斷的修補翻新，就不待解說而了解中國邊防問題與中國文化之源起幾乎同一長遠。它與漢武帝劉徹的關系乃是這位不同于常人的君主，16歲登極，享國54年，正值漢朝威勢達到最南峰時，曾企圖一舉而永遠解決游牧民族的問題。可是縱使他的軍事行動一再獲勝，他的目的卻迄未獲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時，他的匈奴戰爭使國庫大為虧損，這也是西漢（亦稱前漢）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種操阿爾泰（Altaic）語的民族的名稱，他們在中國歷史初期為患北邊，此后千百年間，至少還有一打以上人種上或同或異的游牧民族接踵而來。匈奴組織上的初期早熟對中國的帝制一統有連帶關系。這也就是說當中國全境一統時，游牧民族也必具有類似的結構，反之亦然。漢時匈奴已有24個部落的結盟，他們力之所及綿亙1500英里，自東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們曾號稱以30萬騎兵圍漢代創始者劉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數字可能夸大，但是無疑的，在重要戰役里他們不難以10萬之眾，投人戰斗，并且不必全數集結，而是在戰場上協定，分成若干縱隊。因為他們以游牧為生，在環境上占優勢，此即軍事理論家所謂“戰斗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當中國人尚要組織動員、裝備、征調、訓練之際，北方之勁敵則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驟。他們的及齡壯丁早已在馬背上，他們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從來不缺乏流動性。

    兩方交戰時其程序極為殘酷，因為戰場就是沙漠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帶，環境本來就蕭條。當兩方交鋒之際，絕無后撤退卻之可能，而以漢軍尤然。戰敗者固然難幸存，即戰勝者亦死傷慘重，逃脫幾全不可能。俘虜數少，而交換之俘虜尤少。投降的則依例改換身份，從此終身夷狄。漢軍戰勝時則對部落之牛羊一網打盡，視作戰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漢人，其慘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漢代的征伐無非展開一種序幕，以后這兩種文化尚要長久地在歷史中膠結，沒有一方能以永久的勝利或全面的失敗改變局面。影響所及在中國的文藝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愛國心長，摩拳擦掌地發出好戰喜功的聲調。也有很多在吟詠間，表現著厭戰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親自作全盤謀劃。他決定用兵的戰斗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親定賞罚。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10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50萬人為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索接近敵方，并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500英里的范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俗情形是兩軍迎戰，爭斗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國方面之死傷率達60％一70％，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14萬馬匹出塞，不到3萬南歸。武帝長久的御宇期間，前后執行這樣的戰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

政府征發與農民生計

    全部戰費為數幾何？司馬遷略稱內地輸送64石的糧食只有1石運達前方的說法，雖然不能在事實上認作確切無訛，但他這句話至少暴露后勤問題的艱巨。并且武帝之戰略在于鞏固邊防，當敵方威脅既除，便大規模移民實邊，因之耗費更多。很多籌款的辦法因而產生，包括向商人抽資產稅，抽舟車許可證稅，以贖鍰代刑罚，政府專利于鹽、酒及鐵，又直接參與經商。這種種征發，以及戰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權之趨勢有進無退。以下尚待說明，皇帝親自與聞軍政，與漢朝宮廷之政治有極大的關系。

    漢武帝是否因他的軍事行動而折斷了帝國的脊椎骨？歷史證據不容我作這樣簡單的結論。即在匈奴戰事最高潮之際，中國境內的繁榮并未受影響。此中矛盾也給關心中國歷史之人士一個機緣檢討一個具有恒久性的問題：從紀錄著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其中情形以戰國時代魏國之李悝所敘最為剴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紀作《漢書》時，猶覺得這故事中有關稅收及財政一節在當日仍息息相關。他所說李悝的計算，有如下述：

    一個農夫，帶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畝。每畝出粟一石半。全年收獲為一百五十石。土地稅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糧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錢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舉辦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為家室用度的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應費三百文，五口共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與喪葬之費不計，而因軍事動員之額外賦稅又不計。

    李俚補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糶谷物。當糧食在市場剩余時由官方收購，不足則官方拋售。在武帝時代此項政策由治粟都尉領大農（糧食部長兼代財政部長）桑弘羊主持。桑從商人出身，在此時兼替公家牟利，以籌措一部分收入，補足軍費。這辦法一經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還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計算成為中國專制時代的一般準則，與長城同樣恒久不滅。其數目字可以因時期而不同，但是這公式與原則即罄歷史家記憶也莫不如此。在這種政策下，農民總是被迫去開發生田，一到耕地經營成熟，總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產。所以中國農民雖不受莊園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農戶也是自耕農身份，也算得是一個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場之窄狹，他們也經常受高利貸及各種盤剝之苦。當政府收購或出賣糧食時，其業務非一班文學之士的官僚所能勝任，也缺乏適當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圓滿。簡而言之，政府經商涉及變動的數字，而農業之管制方式，則視一切為定型。此中之缺乏協調，經常不斷地在中國歷史中產生悲劇。當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圖部分地使其財政商業化時，總遇到強烈的反抗，沒有一次能有長久及圓滿的結果。以漢代來說，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規劃無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權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國之官僚對于佃農之出現不得不重視。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取糧食及人力為準則。大凡地主一出現總有威脅這稅收基層之趨勢。以上述例子看來，小自耕農亦無力再供應一個地主。只是中國的作法通常忽視這全般情勢，仍受中央集權的影響。他們倡導小自耕農而不滿于地主，已半將他們自己管制的方便，混雜在人道的立場內。固然，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在經濟思想上不能算是圓滿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籌謀之必要（如對付匈奴來犯），我們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為“錯誤”。可以斷言的則是，稅收與土地占有有密切的關系，二者也需要與中樞行政配合。如是之牽扯構成中國宏觀歷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間之征發，民不堪命是對以上情形而言，這已由司馬遷和班固提及。漢代尚賦予省級（郡）官僚相當的權力，他們可以選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親民之官，則始終缺乏封建體制里領主與封域的密切關系。它的稅收為土地上之收獲的1／15（不及7％），人頭稅為每個成人每年120錢。再有兵役，可以令每個及齡壯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錢。對漢代國富而言，此稅率不能算是極苛，但是征收時系全面的課予全民，不管農戶是否僅有田5畝。到了農村，稅則全部有條理的執行。武帝期間已有人指責，實付稅數超過法定“數倍”。此中有一蹊蹺，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視各地時，很多郡守因籌備供應不及而被責，兩個郡守甚至自殺謝罪。可見得在后勤方面講，上級已用最大的壓力加予下級，不僅到頭仍有不如意之處，而且理想與事實之間差距極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積極籌邊政策已被放棄。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維持他們的團結。中國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發遠征軍及于草原地帶。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隨后降漢，接受了中國的名號，使漢廷再將邊防的衛戍減少。

外戚專權

    可是在這些軍事行動中已產生了一個皇帝外戚得權的成例。劉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權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發生不少周折。在軍事行動中他對自己所寵信的將領賞賜過厚，而對其他人則處分過厲。總之，在征匈奴諸役的過程中他集結了龐大的權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讓人代理。李廣為能將，得人心，漢軍及匈奴對他有同樣的敬畏，可是始終不得封賞。 在最后一次征戰之中，他被逼迂回，終在行軍時失道。大將軍衛青，是皇后衛子夫之異母弟，揚言要報告皇帝聽候御前處分，李廣羞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衛青的三個兒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親的軍功封侯。另外一個將軍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終受皇帝恩寵。各方傳聞前線將土饑不得食，霍去病行軍之廚車南歸時猶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問。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將軍名號。后來此名號落在他異母弟霍光頭上，而霍光終生未帥兵出塞，可是卻成為朝政糾紛的中心。

    武帝既歿，霍光為攝政，輔助一個八歲的小皇帝，如此13年，這髻齡的皇帝也未有子網而先歿。霍光與皇后商議之后迎立一位皇子為帝，才27天，他認為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廢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個后裔。他才18歲，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車之時表現著極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沒有成就無人敢與之爭的權威。公元前80年他執行了一次整肅，反對他的一派多人被處死，包括前述執行武帝財政的桑弘羊。現存的史料根據當日朝廷紀錄寫成，內中指出這些人意在謀反，企圖罷廢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見他們與霍光之沖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爭執和家室間的糾紛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當時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謂深得人心。他在執政期間對武帝好大喜功的邊防政策有了明顯的收斂。在他主持國務的20年間，賦稅已經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開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關鹽鐵專利政策的公開辯論。之后政府放棄了酤釀的專利。

皇權的性質

    綜合說來，漢武帝劉徹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為不易。在討論他們的行為與個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則是，中國的皇位乃是世間無從合理維持的一種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腳踏兩條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義，也不能加法實之全部鐵面無私，而又要兼顧兩家之長。即在專制時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萬個官僚去治理6000萬的人民，他所能憑借的手段極少，而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一面須通過無數的矛盾與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權和氣魄。

    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讀者可以領悟到天子之責為“天子”，乃是不意之間被命運派去處理一個局面。如果我們借彼觀此，可以想見密西西比河會更換河道而趨向弗羅里達入海；一次旱災、蝗災會使愛荷華及堪薩斯全部顆粒無收；而北方與加拿大為鄰的國界大部為沙漠，當中只有很少的幾個綠洲。漢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農夫自居，不時發出通告，表示對人民生計的關懷。我們無從指斥其余部為矯揉造作。因為他們向小自耕農抽稅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是從一種比喻看來，他們所設計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還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輕。越去權威愈遠，與原來沒想之間的差誤愈多，所以權力務必凝聚在上。有時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實際情形的差異可以大得驚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強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間最后的威權，他的仲裁帶著神權的判斷力量。在這種作風下，制造了一種權力政治的傳統，視一切技術問題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種習慣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現。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擺脫人的弱點時，當朝中換班或政策改變之際，各項陰謀與詭汁可能泛濫到無可收拾，及于宦廷內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靜的情況下去世。但是兩年后的一次政變使他的妻兒及多數的親眷喪生。但一連串事件仍方興未艾，外戚仍在宮廷之內的政治內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將軍僅為朝中名號，已不參與邊境之征討。傳統上這一職位總是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實際上居其職者總是一個政客，而不復為高級將領。總之他倚此名位聲勢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離宮闈之間的人主。這傳統上之成例一經樹立，以后只有繼續展開，終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國歷史中最離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為翼位者、偽君子和操縱言論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維為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帶革命性的人物。環境上顯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評斷，可是沒有一個簡單的稱號足以將他一生行止歸納無余。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歷史，用不著將他詳盡的傳記搬出。

    王莽是漢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個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親。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為攝政之前，她的三個叔父和一個從兄已相繼以大司馬、大將軍的名號輔政達28年。當時漢代宮廷陳腐無生氣，如果王莽能在此時振衰去弊，他的功業可能使歷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實，因此他以華美的言辭所作的各種公告更帶著盲人瞎馬的成分，他的矯揉造作也更不可寬恕。

    他所對付的問題不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只能以公眾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只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內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后者一般由資歷晉升，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內，一般農村內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并”。這現象一出現，日后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這一問題也與2000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緣。

    由于土地稅系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于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隨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財產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絀。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將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可是如此一來只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除此之外只有減除稅額，只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確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于生產品之—半。雖說不無夸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圣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等到事與愿違，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卻。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他的金融政策將布匹龜殼全當作貨幣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復雜的兌換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范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號外，大致如故。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并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嘆為奇跡。傾慕之余，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于失敗。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后來武裝部隊逐漸崇秦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殺，兩年之后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別。是以，前漢為西漢，后漢為東漢。

黃仁宇 2013-08-16 16: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