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民主·憲政》摘要 5、無知與自由

簡體傳統

　　政治事務的本質是如何對待人。因此，任何政治理論和學說都有意或無意地以關于人之本質特征的假設為出發點。
　　不同性質的政治理論對人類知識狀態的界定大相徑庭，對此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認為，絕大多數人都是無知的，只有少數天才才能做到全知，并能掌握終極真理，另一派則認為，所有人的知識都是有局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通曉一切，或是把握終極真理；一派認為，盡管所有的人當初是無知的，但其中的少數人憑借著理性和直覺最終可以克服這種無知，另一派則認為，人類的相對無知性是無法彌補和不可克服的。對人類無知狀態的不同看法，影響到對人的政治潛能的估價，最終也就形成了風格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論大廈。
　　哈耶克斷言：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無知這一事實之上的。研究社會的哲學家和學者們通常都對這種無知一略而過，或是只把它當作一個小小的缺陷。但是在談論具體的道德或政治問題時，他們卻假定人們可以乃至已經獲得了相當完備的知識。哈耶克的矛頭是針對著上面所說的前一種知識論，即他所謂的建構理性主義，也就是波普爾所謂的天真的理性主義。這種知識觀有三個基本主張：一是所有的知識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而且其總和是固定的；二是所有的知識盡管是分散的，但卻是可以集中的，并且被少數（政治）天才所掌握；三是知識可以通過人為的手段被合理地配置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哈耶克所奉行的是他所謂的進化理性主義，或者說是波普爾所說的批判理性主義，也有三個相對應的立場：一是所有的知識和信息并不構成一個整體，事實和信息是不斷變化的，所以，知識也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總和；二是知識可以交流，可以擴展，但卻不可能完全集中于個別人或個別機構手中，更不可能被個別人所完全掌握；三是知識是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得到相對最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創造知識的人得到最為合理的報酬，否則，勢必會造成知識閑置和人才浪費，從而侵蝕到創造知識的積極性
　　近現代科學的發展說明，公認的無知范圍的擴大與這種發展同步進行。盡管多數人認為，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無知的范圍在逐步縮小。恰恰相反，科學上的每一個重大進步總是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更加陌生無知的領域。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某種領域無知，甚至不知道有該領域的存在（如量子力學、生物工程）。當人們不知道自己無知時，總是傾向于斷定自己是有知的。正如波普爾所指出的：“由于我們的偏見。我們的輕心、我們的愚頑，該受責備的正是我們自己；我們的無知的根源正是我們自己”，尤其是輕率地斷定我們有知。
　　但使事情變得復雜的是：人們在事實上處于無知狀態時，主觀上卻認為自己有知。先知、巫師就特別擅長“知道”他們所根本不知道的東西。有時，出于（尤其是政治）利害的考慮，權貴絕不愿也不敢承認自己無知，如安徒生童話中的穿著新衣的皇帝。哈那克強調：承認無知的不可避免性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他論證到：如果有全知的（ omniscient ）人，如果我們能洞察并預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的一切，我們也就沒有多少自由了。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為它為不可全知，不可預見的事物留下了空間，為我們實現自己的目的提供機會。沒有自由，便沒有選擇。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剝奪自由是因為它沒有為可錯性留下空間，它要求人們始終走少數人所發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只有那些追求真正自由的人才把自己歸入無知者的行列，而有些自奉的智者卻強制世人放棄自由，追隨他們所發現的“終極真理”。正是由于充分地承認我們的無知這一事實，
　　“全知全能”的建構理性主義假設還給政府的運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若是根據這一主張把社會中的資源統歸給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通常是政府）來分配，并做出經濟決策，就會出現知識短缺和傳遞上的問題。政府必須為稀缺的知識找到一個效率最高的用途。政府要想成功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擁有大量的知識，而且必須擁有它在事實上不可能擁有的全部知識。政府把資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之前，還務必首先要明確這些用途是什么。面對這些不可克服的無知，政府在決策時的主觀主義就在所難免了。所以，大部分行業和資源，一旦完全為政府所支配，其萎縮和枯竭就成了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