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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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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因為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恐怖主義成為熱門話題。有人說（我聽一位專家從電視上說，名字忘記了），歷史上沒有恐怖主義，即使你能舉出相同的事，他也說，這有本質不同，似乎恐怖主義是一件新鮮事。事情真是這樣嗎？
　　希臘的哲人嘗云，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不能涉于同一條河流。中國的古人也說，刻舟求劍不可取，抽刀斷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時間的長流中分辨差異。可現代人的現代感卻不一樣，他們喜歡到處劃線，特別是以我劃線，以現在畫線（既是開始，也是結束），把古今當天壤之別，好像什么都前無古人，是直接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他們一往無前，也一往無后，永遠運動，也永遠靜止，就像在跑步機上的樣子。
　　我看，這種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義便是例子之一。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下面，讓我們講一下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
　　主題是刺殺和劫持。
　　一、恐怖主義一鍋粥恐怖主義，英文叫Terrorism，詞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義），只是顯得正經一點，專指有政治目的讓你想不到、嚇一跳的恐怖活動。它不像資本主義的“主義”是一套制度，或馬克思主義的“主義”有一堆理論。在西語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個詞，翻成東北話，就是“唉呦我的媽呀主義”。大家千萬別拿它當什么高深術語，見著“主義”就肅然起敬。
　　有人說“怕死比死更可怕”，談論恐怖主義，也是劍拔弩張，比恐怖主義還恐怖。
　　現在，所有人都在談“恐怖主義”，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談這個主義。“恐”在“反”下，當然是負面的東西。大家對“反恐”的正當性幾乎毫不懷疑，但誰反反誰，反什么怎么反，卻言人人殊。它是一個運用極其廣泛，但指謂極不確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確定，就是說話人極其厭惡，賦予對方的“邪惡”（evil）含義，這就像我們氣急了亂罵，罵別人是“混蛋”一樣。“混蛋”是什么意思，本身就很糊涂。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在西方都是罵人話，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時也差不多，但沒有一個字眼比它更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義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國討厭的國家、組織和個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則用它指車臣武裝分子或其他分離主義者，我國則指東突，阿拉伯世界（不是所有國家）和歐美的左翼團體則反唇相譏，說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兩國自己，布什、布萊爾，再加沙龍或什么人。這真像莊子說的“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所不在”，“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天下大亂，人心大亂，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可指的卻絕不是同一回事：說誰是誰，誰說誰，誰就是誰。我們只能說，美國財大氣粗腰桿壯，樹敵最多，要反的恐怖主義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實上，這里根本就沒有統一的定義，或者也可以說，有太多的定義。定義到底有多少？有人統計，光是1999年，就有160多種（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為，恐怖主義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讀書》雜志討論，又搬出個“國家恐怖主義”，更凸現了問題的紛亂如麻。我叫“恐怖主義一鍋粥”。
　　本文無意給時下的定義逐一評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義”的使用范圍，粗線條地捋一捋。為了討論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現有中文譯本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下簡稱《不列顛》），不是當作權威，只是用作參考，看看這個詞在西方語言中大概是什么樣。
　　首先，《不列顛》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對政府、公眾或個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各種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組織、民族主義團體、民族集團、革命者以及軍隊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義者”。
　　這個定義比較寬泛，可以稱為“廣義的恐怖主義”。它的特點，是把政治目的訴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的軍隊、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義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組織、團體和個人都有可能。實施對象也一樣。可見，在作者看來，恐怖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價值判斷（當然，從下述例子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惡）。雖然總的印象和感覺，這不是一個好詞（比“戰爭販子”還糟，總是讓人聯想到最低級的犯罪），很少有人樂意拿這頂帽子扣自個兒頭上，說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體例子。《不列顛》說，色諾芬筆下的“攻心戰”是恐怖主義，羅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義，中世紀的宗教審判是恐怖主義，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是恐怖主義，美國三K黨的種種暴行是恐怖主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風靡一時的無政府主義暗殺是恐怖主義，納粹統治是恐怖主義，現代社會、種族、教派沖突中的一方或雙方也經常使用恐怖主義，等等。然后，說到大家關心的現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極端組織，如紅色旅和赤軍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最后一種，如果算恐怖組織，照美國原則，該決不妥協，干嗎還談判，玩什么“和平路線圖”呢？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還有一點，它說，現代恐怖主義和過去不同，它的最大特點是以暴力行動代替合法政治，喜歡搞綁架、暗殺、劫機、爆炸和劫持，最像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而且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等等。但前后到底有什么不同？還是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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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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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且不管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適，作者的理解有無偏頗。這里，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義這類事，乃自古有之，于今為烈（將來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是個頭）。這個詞是外來語，咱們有點陌生，但它絕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兩個世紀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過是一個老掉牙的普通詞匯：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絕接受的統一標準強加于大家各自堅持的主觀感受，即從說話人的立場（立場和信仰是不能討論的），他們可能會被譴責這類行動的人稱之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譴責呢，當然也就不是了。
　　我們要看說話人是誰。
　　這是廣義的恐怖主義。
　　二、刺殺歷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規模殺戮的戰爭也是；刺殺政要、權貴是，屠殺平民、戰俘也是（白起和李廣都坑過降卒）；桀紂幽厲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也是；亞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歐洲征服世界的種族滅絕也是（如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還包括最卑鄙的綁架）；日本用零式飛機撞美國航母是（屬于自殺式攻擊），美國用原子彈炸平廣島、長崎也是（屬于直接攻擊平民）〔零案：1995年，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對比的是，美國紀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紀念的是廣島、長崎“原爆”〕。它們可粗分兩大類型：一類是以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的非常手段作困獸之斗，一類是以絕對優勢對前者作斬盡殺絕的大規模報復。以巴沖突是這兩大類型的現代縮影。兩者具有同質和對等的性質，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循環相報，莫知其極。這是《舊約》時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蘭圣戰的古老原則。憑借強大實力，對一切反抗做斬草除根的徹底消滅（最常見的辦法就是種族滅絕），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強調的基本原則，也是西方戰略傳統的基本特點。對付一切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亞述、蒙古式的“斬草除根”（如越戰中所見）卻受制于現代西方的道德準則，即當今國際主流用以譴責“恐怖主義”的道德準則，非但不能隨便使用，反而經常遭受輿論的譴責，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報一（或以百以千以萬報一），也還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將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也“斬草除根”（連講都不敢講）。所以，當今國際主流的合理說法，就是要把前一種恐怖定義為“恐怖主義”，而把后一種恐怖定義為“反恐”。對比于“廣義的恐怖主義”，我們可把這種恐怖主義叫做“狹義的恐怖主義”。因為這種“恐怖主義”的對立面，肯定是反對這種“恐怖主義”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嗎？這是現代人的困惑。
　　這里，我們不妨按最狹窄的定義來討論恐怖主義。中國歷史上最接近這種定義的恐怖活動，不用說，還是刺殺和劫持。它們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類最現代的恐怖手段。
　　我們就從刺殺說起吧。
　　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專諸、要離、豫讓、聶政、荊軻。他們在漢代名氣最大。
　　下面介紹一下：（一）曹沫。
　　春秋早期魯國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書對他的名字有許多不同寫法，其中一種是曹劌。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過去，我們在《左傳》中見過此人，名作曹劌。他在長勺之戰，為魯莊公出謀劃策，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戰術，出人意外地打敗了齊桓公，因而備受毛澤東的稱贊。此人出身卑賤，但足智多謀。他為魯莊公獻計獻策。有位老鄉說，這是人家貴族的事，與你何干，他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莊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結果證明，他確實很厲害。毛澤東說“卑賤者最聰明”，舉例很多，其中就有他。這是一種記載。另一種記載，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筆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任為將。魯與齊戰，三戰皆北，被迫在柯地簽訂不平等條約。在莊嚴的儀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頂住齊桓公，逼他退還魯國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脅下，桓公被迫答應。一經承諾，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臉不變色心不跳，說話和原來一模一樣。
　　這些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貴族，而是卑賤者中的聰明人，他不會像貴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卑賤者愛使用非常手段，即貴族不恥的糙招，特別是在實力懸殊、強弱不敵的戰爭中。第二，曹沫參加的戰爭，正是這樣的戰爭，齊國非常強大，魯國非常弱小，他以奇謀僥幸打敗齊桓公，但三戰皆北，不能扭轉戰局，萬般無奈，才鋌而走險。他的成功是靠兩點，一是齊桓公地位高，名氣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話非同小可，不便在莊嚴的會盟儀式上出爾反爾，管仲勸他不可背約。這兩條都是抓住了貴族的弱點。當然，在其他古書中，還有漢畫像石中，這次劫持，參加者還有魯莊公。逼急眼了，魯莊公也放得下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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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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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很簡單，穿鞋的打不過光腳的（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面）。
　　現在，在上博楚簡中，我們發現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曹沫之陳》。它的出土有一個意義，就是證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動和兵法有不解之緣，兩者不一定是對立的東西。
　　正規的戰法是戰法，不正規的戰法也是戰法。
　　（二）專諸。
　　年代比曹沫晚，為春秋晚期人，事見《刺客列傳》，乃吳國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個重諾輕死的亡命徒，類似俠客。公子光（后來的吳王闔閭）善遇專諸，答應死后為他贍養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確，就是派他搞刺殺。刺殺是為了政變。其結果，必然是一死。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實是劫持，不是刺殺，嚴格講，是屬于下面要談的另一類。劫持，是以被劫持者為人質，提出各種要求（如贖金），殺人并不是最終目的（雖然其結果，常常和刺殺一樣，人質還是死于非命）。
　　專諸和曹沫，共同點是不要命，勇敢。孫子講御兵之法，說吳、越世仇，同舟共濟，也會齊心協力，關鍵是死無退路。人心都是肉長的，勇是逼出來的。當兵的也是人，沒有多余的命，令發之日，淚流滿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孫子兵法。九地》），“諸”就是專諸，“劌”就是曹劌（即曹沫）。他們是春秋時期最有名的兩個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離。
　　也是吳王闔閭的刺客。吳王派他刺殺另一個吳公子，名叫慶忌。要離是個枯黃干瘦風吹都要倒的弱者，慶忌是個武藝非凡膂力過人的壯漢。要離斷臂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刺客列傳》不載），也是驚天動地。這事在戰國時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絕秦王的無禮要求。秦王威脅說，您難道沒有聽說過“天子之怒”嗎？“天子之怒”是“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反問說，那大王聽說過“布衣之怒”嗎？“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當時，他舉了三個刺客，一個是專諸，一個是要離，一個是聶政，其中就有要離。說罷“挺劍而起”。結果是“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戰國策。魏四》）。
　　（四）豫讓。
　　戰國早期晉國的刺客。《刺客列傳》說，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誠，是個講義氣的亡命徒。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骨以為飲器（學者考證，這是草原地區的習俗），他發誓要為智伯報仇。為此，不惜殘身毀容，隱姓埋名。先裝受過刑的殘廢，給廁所刷墻。后裝麻風病人，把自己弄成啞巴。兩次刺殺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誠，解衣令之刺，讓他撒氣，然后伏劍自殺。這是快意恩仇的個人行為（和《游俠列傳》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導演，也許夠不上“主義”。但刺殺和劫持，從法律角度講，是最低級的犯罪形式，它們和稱為“主義”的活動在形式上無法區分。
　　（五）聶政。
　　戰國中期韓國的刺客。聶政刺韓累（韓國的相邦），見《刺客列傳》，亦屬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還有烈女，即聶政的姐姐，名叫聶榮（也作“聶嫈”）。弟弟死了，無人收尸，姐姐發現，終舉其名，最后哭死在尸體旁邊。郭沫若寫過一個劇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頌聶政和他姐姐。
　　（六）荊軻。
　　戰國末年燕國的刺客，其先乃齊人。此人亦見于《刺客列傳》。這是距司馬遷最近，他親自做過調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請教），著墨最多，記述最詳，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較復雜，大家都很熟悉，這里不必多談。有趣的是，最近陳凱歌拍了《刺秦》，正是講荊軻刺秦王。電影主題很前衛，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殺人盈野，太殘酷，荊軻代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祖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想去除掉這個暴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乃千古絕唱的慷慨悲歌。但他這么干，豈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有人會提傻問題。
　　春秋戰國是天下大亂的時代，養士之風盛于一時，故刺客特別多。秦代法制嚴苛，此類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屬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風余韻，反而見重于漢代。因為秦政既敗，原來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經常出現于漢畫像石。當時人對刺客是抱欣賞態度，非但不以成敗論英雄，還充滿憐惜之情。大眾有大眾的邏輯，法制拗不過文學。司馬遷也說，他們是“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況漢初功臣，位同宰輔的張良，本來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擊，天地震動，暴秦垮臺，頓成英雄。當官的都如此，老百姓還忌諱什么。這是那時的風氣。
　　中國的刺客史，這里不能詳談。漢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輪的刺殺高潮，其時，正值無政府主義暗殺風靡全球，熱血青年，奉為時髦。“斷頭臺上凄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我國留學生和革命黨紛紛投身洪流（如徐錫麟、秋瑾和汪精衛）。現在的說法，是叫“和國際接軌”。
　　魯迅說，中國也有“脊梁”，他說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錫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鄉），或如聶榮，屬于撫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說《鑄劍》也是歌頌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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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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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刺殺，目標明確，主要是政要和權貴，普通百姓不值得殺；手段也非常簡單，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發性強，威懾力大，有攻心奪志的奇效。
　　恐怖主義的一大特點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殺傷。刺殺是暴力的基礎形式，刑律屬于人身傷害罪，而且是故意傷害罪，逮住就是個死，最低級，最原始，但“擒賊擒王”、“攻心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規模報復，也是重在心理威懾。如二戰中美國對柏林的戰略轟炸，以及他們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就是屬于這種毀滅性打擊。二戰后的美國戰略叫“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是這種想法的延續（參看泰勒將軍在《音調不定的號角》中對這一戰略的反省）。
　　傳說，小太監和老佛爺下棋。小太監說，對不起，我殺您一個馬。老佛爺說，我殺你全家。古代的有限報復（低于種族滅絕的報復），大抵如是。比如誅夷九族或滿門抄斬，就是古代常用的辦法。兵刑是一個道理。
　　三、劫持劫持，也叫綁架，古代有兩種說法，一種叫“持質”，一種叫“劫質”。“持”是用暴力挾制，“劫”是用暴力脅迫。兩個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說，把“質”抓起來、扣起來，作為交換條件。
　　中國古代的“質”是什么？這個問題值得討論。“質”這個字，有一個含義，是對等或折合，并包含對質、驗證的意思。用現在的商業術語講，就是抵押（作動詞）或抵押物（作名詞）。抵押物可以是財寶，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綁票的“肉票”就是換取贖金的人，現在叫“人質”。
　　抵押，在人類的交往、交換中非常普遍。俗話說，半斤換八兩，人心換人心。人心怎么換？總得有個禮物或憑信。比如，兩個情人，解個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時也是憑信。禮儀往還，互送見面禮，也是人之常情。這種見面禮，主要是玉帛、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為了換這類東西。過去，郭沫若引※鼎，說五個奴隸只能抵“一匹馬加一束絲”，太殘酷（《關于奴隸與農奴的糾葛》）。其實，現代的很多馬（如英國和香港的跑馬）也比人值錢。
　　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和“質”的概念有密切關系，商業契約叫“質劑”，管理市場的官員叫“質人”。推而廣之，一切抵押物和憑信物也都是“質”。如雙方盟誓，起誓的約言，就是一種“質”。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質為臣”，“委質”的“質”（字亦作“贄”），即上面說的見面禮，也是一種“質”。古代的各種交往，都少不了見面禮。孔子收學生，要交一束干肉。相閨女娶媳婦，也要納徵送財禮。“禮”這個東西，誰都喜歡，但也是約束。很多禮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飯。如古代軍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就是皇上手里的人質。漢將李陵兵敗浚稽山，被匈奴俘獲，全家被殺，就是漢武帝撕票。明將吳三桂守山海關，李自成勸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禎留下的人質，不答應，他老爹的人頭就掛在了城墻上；入清作藩王，兒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師，表面很風光，也還是人質，一旦起兵造反，照樣撕票。還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輸財貨，竭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還有和親與質子，接受對方的“禮遇”。玉帛女子都是“質”。我們的概念，和西方簡直一模一樣。劫持，英語叫kidnap，本來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質，英語叫hostage，本來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禮。他們的hostagetofortune，是聽天由命，隨時可能失去的東西，特別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寶，我們叫“室家之累”。
　　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發生劫持，古人怎么辦？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唐律疏義》卷十七規定：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為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聽身避不格）。
　　「疏議」曰：有人或欲規財，或欲避罪，劫持人為質。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不限規避輕重，持質者皆合斬坐。“部司”，謂持質人處村正以上，并四鄰五保，或知見，皆須捕格。若避質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聽身避不格”者，謂賊執此等親為質，唯聽一身不格，不得率眾總避。其質者無期以上親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對劫持者要毫不手軟，見著就抓，抓著就殺。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質換取贖金，還是以人質為掩護，對付抓捕，也不問其原來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這種事，一定要處以斬刑。當地居民組織的負責人，還有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凡慮及人質安全，故意回避躲閃，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兩年。只有人質的某些親屬，即屬于“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這一規定中，擒殺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質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計。
　　清代研究法律的專家沈家本認為，漢律可能也有相應的規定。他舉了四個例子：（1）《漢書。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香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殮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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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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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這是西漢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蘇回，原來的目的是劫財，但蘇回為郎，又是“宿衛臣”。廣漢化解危機，并非全恃武力，還靠個人威望，攻心奪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殺，殺則罪重；釋質，反可獲得寬大優待，活著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說不定碰上特赦，還能幸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誠信。
　　（2）《后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案：這是劫地方官。
　　（3）《后漢書。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
　　案：這是綁小孩求贖金，純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橋玄的大義滅親。橋玄把自己的孩子給害了，還向皇上進言，說“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這是當時對付綁票的辦法。
　　（4）《三國志。魏志。夏侯惇傳》：“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后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沖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惇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兇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注：”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勢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案：這是劫將軍。傳言“國法”、“國憲”，可見避質不擊，是違法行為。韓浩所為，受到魏武嘉獎，一是拒絕求贖，二是擊賊不顧質，這是漢法和唐法都強調的東西，現在的說法是“絕不與恐怖主義妥協”。上條云“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此條亦云“由是劫質者遂絕”，這都是夸大其詞。沈家本說得好：“史雖云劫質者遂絕，亦但戢一時耳。”人類反恐反了幾千年，總也反不完，要想畢其功于一役，那是談何容易，布什總統說了，長期著吧。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辦法。換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簡單，肉票自個兒就把自個兒撕了，于名節無虧，還不給政府找麻煩。
　　此外，我們還可討論一下，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種什么樣的罪行。中國古代法律，李悝《法經》和漢《九章律》都以《盜》、《賊》為首。《盜律》的對象是盜竊財物罪，《賊律》的對象是人身傷害罪。上面說的刺殺，很明確，那是屬于《賊律》。但劫持不一樣，它雖有暴力挾持的特點，有時還真的把人質給殺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殺人不是最終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數，主要是求贖，為的還是錢，所以古人把它歸入《盜律》的范圍。《晉書。刑法志》說“舊律”的《盜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劫略”是搶劫財物罪，“恐猲”是敲詐勒索罪，“和賣買人”是買賣奴隸罪。“持質”是此類的補充規定，本來屬于“科”，特點是“劫召其財”。它最接近的是“恐猲”，即敲詐勒索。這些罪行和《賊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們分出來，立為《劫略律》。
　　一般的綁票，劫人是為了劫財，比如綁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樣，它是以人質為政治籌碼，跟政治對手討價還價，比如曹沫劫齊桓公，要求的是齊國侵占魯國的土地。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漢代劫官員，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說的例子，地位還不夠高。漢代末年，賊人特多，大家就連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讀《三國演義》，大家都知道，張讓、趙忠等宦者，李傕、郭氾等軍人，他們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見《后漢書》的《董卓傳》和《宦者列傳》）。那時的時髦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也是劫持活動。很多人都以為，只有白臉曹操這么干，其實這是那時的流行思想。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項羽拿劉邦他爸當人質。《漢書。項籍傳》說，楚漢相持，漢軍畏楚，躲在山頂上，項羽架口大鍋，說你給我下來，不然的話，我就把你老爹給煮了。項羽的辦法太陰損，劉邦的辦法也流氓。他說，我和你受命懷王，結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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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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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不懂人權，“擊賊不顧質”，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級、首長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來分著吃，這是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地方，但現代人不也講“不妥協”論嗎？不妥協的結果，還是常常“顧”不了“質”。因為慮及人質安全，要錢（或其他條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還大。更何況，現代人看重人命，實有高低貴賤之分。天下窮人的命，古代不值錢，今天也不值錢。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錢，今天也值錢。美國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樣。恐怖分子跟美國賭命，關鍵就是不對稱（實力不對稱，人命也不對稱）。看看美國有名的反恐電視劇《24小時》吧，Jack愛老婆愛孩子，愛得要死要活，很能體現家庭至上的美國價值觀，只要老婆、閨女被綁（導演是成心讓她倆動不動就被綁架），他就什么都答應，刺殺總統都行。這和中國古代的“不妥協”論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優劣是一回事，戰術上的優劣是另一回事。這里關鍵是，拼命的事，躲也躲不過，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么辦？這才是問題所在。有此考慮，我曾設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給綁了，布什該怎么辦（中國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與刺殺相比，劫持更有頭腦（商人頭腦），它比刺殺更老練，有更多的權謀在其中（以命換命，一直有價值計算）。現代歐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還不怕別人死嗎）是其下手之處。談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時間，假談真打，是惟一對策。
　　然而，惟一的對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對策。
　　四、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災難，一大悲劇，數量驚人的平民喪生其中，受害最大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斬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對比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開頭，這里做一點總結。
　　在“恐怖主義一鍋粥”里，我們是否還可以理出一點頭緒？我想，透視古今，從批評的角度反觀，也許倒能明白一點。試試吧。
　　第一，人們對恐怖主義的批評，最基本的一點，是它使用暴力，搞議會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議會政治的人，他們用投票表決，對外發動戰爭，對內進行鎮壓，并不能改變其暴力的性質，而且照樣會出恐怖主義。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選的總統。暴力當然可以是單向的，但更多是對等行動，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當然也要按法律規定來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約流氓掐架，挨個收拾），這很簡單。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國際警察，即使有國際法庭和聯合國，照樣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聯合國本身就是強權政治的產物，槍桿子里面出公理（凡爾賽和約和雅爾塔協議，都既是戰爭結束的果，也是重起釁端的因）。美國可以隨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國際間的暴力使用，誰是“警察”，誰是“流氓”，其合法性該由誰來解釋，這一直是大問題（當然美國是以“國際警察”自居，而且定義了“國際流氓”）。強權政治還是支配一切。國內的暴力使用，也不見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謂的“賊”、“匪”定義，就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第三，暴力還有正規和不正規之分。恐怖主義當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說，凡不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向正規軍人挑戰或應戰，而是用隱蔽的和突然的方式發動襲擊，就不是戰爭是犯罪，這也不對。人類自有戰爭，從來就有兩種戰法，強對弱或弱對強。通常所謂的正規戰法，只是前者。這樣的戰法絕不是惟一的戰法。我們不能說，只有弱者用強者的辦法對付強者才算戰爭。這在軍事學上是講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書都強調一點，謀略是和詐偽有關。而“兵不厭詐”的要義是：沒有規則就是惟一的規則。如色諾芬的書就把恐怖主義當軍事手段。克勞塞維茨也說，戰爭體現的是“兩極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極端傾向，“除了受內在的牽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戰爭論》）。即使伊拉克戰爭，美國的暗殺、破壞和收買內奸，作用也不亞于狂轟濫炸。還有，我們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定義是從搏斗講起，單兵的殊死搏斗，是戰爭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恐怖就是戰爭的繼續。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們總是習慣于把利益沖突轉化為道德（或宗教的）說教，因而把暴力分為好暴力和壞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壞，只能從政治目的判斷，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復雜，很難按道德來評判。現代恐怖主義，背景很復雜。冷戰時期，出于反蘇反共的戰略利益，美國支持的多是獨裁政權（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戰犯），并人為制造了很多“捉對廝打”的地區對峙和地區分裂，撕裂殖民統治和戰爭遺留的歷史創傷，引發宗教、種族、政治和文化的沖突。現在的恐怖主義，更直接與美國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蘇，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還有解體蘇聯的戰略有關。恐怖活動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說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們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誰，也就夠了——敵人總是邪惡的。但這種說法不能提供標準。比如，同是刺殺，同是劫持，同是自殺式襲擊，單就形式講，我們很難說，它是好暴力還是壞暴力。自古以來，刺殺對象，主要是權貴和政要，但現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殺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殺。暗殺現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導彈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轉（要玩也只能是自殺性襲擊）。二次大戰后，真正熱衷此道是誰？反而是美國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薩德（后者尤精此道）。“斬首行動”或“重點清除”，其實就是刺殺，而且明殺多于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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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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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人們當作絕對標準的最后一條，即“襲擊平民”，這點也有問題，至少作為普遍標準，還很有問題。現代戰爭的文明化是神話，無論當年的越南戰爭，還是現在的伊拉克戰爭，平民的被殺都是數量驚人，遠遠超過各種自殺式襲擊。更何況，這些死傷，很多都是故意制造，更不用說制裁期間死于病餓的平民。我說過，手術式的精確打擊，這并沒有改變眼前的殘酷事實，軍人還是軍人，他們不是醫生。軍人平民分不清（為什么分不清，這后面意味著什么），出于防衛的不得已誤殺，不過是借口。《不列顛》說，現代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請問，在炸彈隨處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們能夠離開這個“大現場”嗎？“誤殺”也太多了吧。挑個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歐美的大醫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殺后救，毀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虛偽了點？它讓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謁過的耳冢。日本名將豐臣秀吉征朝鮮，殺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這是仿《左傳》“京觀”，體現他的大慈大悲。他為朝鮮人吃齋念佛，超度亡靈。
　　總而言之，歸納上述批評，我們可以看出，它是用層層剝筍的辦法，把恐怖主義從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為中剝離出來，等同于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定義為“狹義的恐怖主義”。從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質不明或不便稱說者，現在多冠以“武裝分子”）。至于這類活動的起因，其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特別是作為其報復對象的另一種暴力，則往往忽略不計。關于后者，這里不能詳談。我只想說一句，即便是最“邪惡”的恐怖主義，也仍然沒有離開《不列顛》的基本定義，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動，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贖不是錢，而是政治條件）。對這類活動，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評最文不對題，也很難自圓其說。孟子問梁惠王：“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回答是：“無以異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來，以暴易暴，雖有強弱之異，但總是對等行動。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紅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樣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別是一切勢同水火的行動總是互為因果，強勢的一方總是身披光芒，弱勢的一方總是如影隨形，光明和黑暗的斗爭，往往不過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當人們痛心于這類災難時，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們是不是也應反躬自問？
　　即使最狹義的恐怖主義，根源也在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一手遮天。我們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國的作用。大道理總是管著小道理。
　　目前，最狹義的恐怖主義，即國際主流定義的恐怖主義，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頭打坦克，這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考古學家說，石頭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沒有歷史）。它和列強手中日新月異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是鮮明對照。還有，我們不要忘記，恐怖戰術的出發點是不怕死（對方的說法，反而是“懦夫”）。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讓我想起中國最著名的軍事家吳起。
　　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愛兵如子而著稱。但中國的恐怖戰術，只有他講得最清楚。他有一個比方，“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照他設想，假如有一支五萬人的軍隊，個個都像這種“死賊”，恐怕就是天下無敵了（《吳子。勵士》）。
　　吳起后來死在楚國，死在楚悼王發喪的儀式上。當時，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團團圍住。他不愧是軍事家，死到臨頭，還玩兵法，竟厲聲大喊，我倒要叫你們看看我是怎樣用兵。說罷，往楚王的尸體上一趴，亂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爛。楚國法律，凡是用兵器傷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參加圍攻吳起的人，幾乎都被滿門抄斬（《呂氏春秋。貴卒》、《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他以一死證明了他的兵法。
　　吳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個死人殺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厲鬼復仇（經常是在活人的夢中復仇）。我只聽說過“自殺性襲擊”（最能欣賞自殺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沒有聽說過“被殺性襲擊”（很多動物，含毒帶刺，是用這個方法）。
　　這是最令人驚奇的事。
　　2004年8月4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一」
　　我曾說過，世紀之交，無禧可慶。近來的反恐戰爭，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沖突，反而愈演愈烈。拙稿寫成后，在俄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別斯蘭事件（9月3日）。謹以此文紀念喪生于這一事件的所有無辜死難者。
　　2004年9月9日。
　　「附記二」
　　我在這篇文章中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有些讀者在網上說我搞錯了，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其實并沒有錯。為了解除讀者的誤會，我寫過一篇小文：《為什么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因為文章枯燥，這里不再收入，讀者有興趣，可查《讀書》2004年9期，129－134頁。但我確有硬傷，而且很嚴重。比如一不小心，竟把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布萊爾錯寫成克萊爾，現已糾正。又《讀書》雜志編輯部轉來黃力民先生的信（1月19日）。黃先生指出，我把《音調不定的號角》的作者寫錯了，他的作者其實是泰勒，不是麥克納馬拉。這本書，我還是當中學生時讀的，當時是內部讀物。40多年后，記憶散漫，產生混亂，而又失于核查，我很感謝他的糾正。另外，我應補充說明一下。二戰時期，美國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他們對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結束二戰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特別是50年代，美國曾醉心于大規模報復戰略。但朝鮮戰爭受挫，迫使他們重新思考。泰勒此書就是反省大規模報復戰略，并提出用靈活反應戰略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美國的戰略千變萬化，然而，在西方戰略傳統的影響下，對于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來說，大規模報復始終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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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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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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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2013-08-19 13: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