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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鄧小平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許多言論被當做國家的大政方針來對待，并作為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也被當作兩個新“凡是”對待。在許多企業里、開發區里和商業中心，有鄧小平語錄的標語。在許多城市的廣場、中心、交通路口，有鄧小平語錄的巨幅電子屏幕和人像。其實，鄧小平不是理論家，許多言論僅僅是口頭上隨便說說而已，只是其觀點具有實用主義價值。現舉例說明。
 
 1.“白貓黑貓”論
 
 原話大致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來自老百姓的俗話，其實用主義意義很明顯。但如果加以推敲，完全可以把他當作謊話。1976年，由四人幫推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這句話被當做鄧小平“反動謬論”的典型之一加以批判。從真實的貓來分析，衡量一只貓是好貓的標準顯然不僅要看它是否會抓老鼠，還要看它其它各個方面、各種表現。抓老鼠僅僅是反映貓的食欲和捕食能力，可以把它當作好貓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如果把它比作人，那么，工作能力能力強的人，不一定是好官。改革開放后，正統渠道的提拔官員主要是看能力而忽略了品德素質，從而使大量腐敗官員進入官員隊伍，邊腐敗邊提升。所以，貓論的應用是有條件的，不能隨便生搬硬套。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運動的一個波浪，但鄧小平言論的過份隨便也是招致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之前，劉少奇的“剝削有功”論，也是劉少奇說話過于隨便的表現。既然承認有“剝削”，就不能再承認“有功”，為何不說“這不是剝削”呢？
 
 2.“什么是社會主義請不要爭論”
 
 原話大致是“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還搞不清楚，請大家不要太多的爭論，關鍵是建設社會主義”。這也是一句口頭語，多種場合說法略有不同。意思是在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上空發議論，無非是浪費時間，不如做一些實際工作。也等同于“少談些主義，多干點實事”。然而，理論研究本身是一種探索，不是浪費時間。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尚未搞清楚的情況下，就去建設社會主義，一旦搞錯了，就得返工，那浪費才更大。到目前為止，什么是社會主義，多少有點眉目，但確實搞不清楚，社會主義僅僅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適應的一套經濟制度。改革開放30年，私有制經濟迅速發展，不知中國大陸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此，不如說，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有利于國家和人民就行。
 
 另外，還有“不要對姓資姓社作太多的爭論”的一些口頭言論，意思差不多。
 
 事實上，邊理論爭論，邊干實事也行。讓理論家爭論理論，讓實干家干實事，不是更好嗎？
 
 干實事固然重要，理論爭論也很有必要。可是，搞不清楚的事還是不能干。
 
 3.“摸石頭過河”論
 
 這句話的意義是：改革是一種嘗試，沒有現成模式可以模仿，只能靠自己探索，需要開放的思想，需要一種科學精神。但是，用山里人過河的俗語表達，變得俗氣不堪，只能表達鄧小平對改革的前途缺乏遠見，心中無數，步驟、目標不明確。
 
 改革開放30年后，人們諷刺這句話：河上有橋為何不走，還要摸石頭過河？改革開放就是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思想，引進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該照搬照抄的就照搬照抄，該模仿的就模仿，為何非要化代價自己去摸索不可？一般而言，人類的文明是相通的，外國行得通的優良制度，中國也行得通。例如，市場經濟、民主人權等等，都是全人類的優秀文明成就，具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照搬照抄。當然，運用者也需要自己的智慧，根據本國實際制定可行性法則。我們常聽說，“我們用了七八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兩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云云，用于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顯然是張冠李戴。其實，這句話證明了人類文明成果是可以照搬照抄或模仿的，借用別人的文明成果可以節省成本和代價，避免重復別人走過的彎路。別人得到了成功經驗，我們可以拿來運用。摸石頭過河是浪費時間，跟空發議論爭論什么是社會主義一樣，很不值得。當然，如果中國要走在別國之前當先鋒，就需要自己探索。
 
 4.“如果出現兩極分化，就證明改革開放失敗”
 
 原話有多種版本，不同場合說法稍不相同，但意思是一樣的。同時，鄧小平又極力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那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與“共同富裕”之間究竟該怎么處理，鄧小平也沒有多大把握。
 
 而今，中國人確實富裕起來，但富裕程度不一樣。一些人認為，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少數人掌握了極大部分社會財富，所以，改革已經失敗。在一這人群里，掀起了反對改革開放的浪潮，要求殺富濟貧均貧富，極力主張返回毛澤東時代的“共同富裕”。顯然，問題在于，一部分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后富裕起來，還有極少數人尚未富裕起來，這是不是“兩極分化”？如果做一個統計并畫成圖形，發現人均收入分布是橄欖型，即正態分布，大多數人是中等富裕，這是“兩極分化”嗎？兩極分化的圖形應該是一個啞鈴型。
 
 而且這種“兩極分化”真是罪大惡極嗎？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標準。同樣，鄧小平隨便說說的目的是為了盡早實行改革開放，解放人們的思想，打破毛左思想的束縛。而今，鄧小平的說法，成了繼續改革開放的障礙。
 
 什么是“兩極分化”？怎樣實現“共同富裕”？怎樣處理“貧富差距”與“共同富裕”的關系？恐怕是鄧小平過于簡單化，鄧小平自身思想受到局限，不懂得這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5.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80年代的一場政治運動，被不少人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繼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場左傾運動，主要發動者包括胡喬木、鄧力群等，在這場運動中，巴金等大批文學家、思想家人受到公開批判，一些黨內民主法治意識的科技文化精英被開除出黨。當時資歷較淺但作品前衛的劇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高行健被迫移居法國，后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次運動后來因為胡耀邦等人的反對而告一段落。但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向鄧小平提出辭職書辭職，就因被人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針對“自由化”，鄧小平說：“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1]
 
 鄧小平還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力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采用。”[2]
 
 1989年的政治風波被武力平息后，鄧小平又說：“一些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3]
 
 根據鄧小平的理論認為：自由化的實質是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不可能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絕對自由。事實上絕對自由是沒有的。任何自由都是有條件的，受約束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是人們對必然的認識，只有當人們掌握了事物的客觀規律的時候，才有自由可言。在政治上人們的自由，一定要受法律、紀律和道德規范的約束。否則，就會妨礙和侵犯別人的自由，一旦同四項基本原則對立起來，那就把自己完全置于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了。
 
 鄧小平的見識十分有限，對自由化的理解就是文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鄧小平十分憎恨文革，竟把自由化看成是文革。把美國的民主自由當成是文革中被中國人批判過的那一套。對民主倡導者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斗士”，戴帽子，打棍子。用文革思維反文革，始終跳不出文革的圈子。理論批判也繼承了批判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吻，諸如“推翻共產黨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鬧動亂，走回頭路，吃二遍苦，我們堅決不答應”之類的語句。而且，自由化倡導者的言論自由權被剝奪，容不得對方的辯駁，自由化的原意得不到伸張就遭到狂轟濫炸。
 
 顯然，對“自由化”的理解，反對者們故意嚴重曲解，誤導人民，引起對立沖突，造成動亂，然后把動亂歸因于自由化的倡導者。反對者認為，自由化是資產階級所特有的，無產階級不能自由化。一旦自由化，全國就變得無法無天，政局動蕩，四分五裂，內戰不斷，血流成河，國家滅亡，人民遭殃，真是危言聳聽，凡是能夠羅列的罪名全扣在自由化頭上。
 
 其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本意是在憲政法治的前提下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市場自由”等等，所以被曲解的“自由化”的含義離題萬里。長期以來，由于軍隊國家化，平等自由，民眾的不滿情緒隨時得到釋放，沒有內戰，西方自由化、民主化國家的社會恰恰是穩定、和諧，繁榮昌盛，生活幸福。臺灣民主化后，更是證明了這一點。可見，鄧小平說話也常常帶有情緒化、感情色彩，把自己的好惡、偏見當作批評的武器，既沒有理論根據，又沒有事實依據，更不會邏輯推理。
 
 在鄧小平的力主下，把“四個堅持”作為“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憲法中寫到的“四個堅持”是“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然而，理論爭論的結局是：由于馬克思主義規定了馬克思主義本身及其結論的正確性是可以懷疑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么，大家搞不清楚。馬克思主義充其量是一種學說和學派，尤其是“列寧主義”被蘇聯的實踐所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只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跟毛澤東本人的思想關系不大，否則，怎能理解毛澤東的錯誤和文革罪行？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被認為是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的繼續和翻版，是專制性質的內容，與當今世界共同倡導的民主法治背道而馳，是導致文革罪孽的理論根據。同樣“社會主義”是什么，連鄧小平自己都認為是暫時搞不清楚而不要爭論的內容，怎能強制人們堅持？最后只剩下“共產黨領導”可以強迫人們堅持一下，但又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黨專制，是腐敗的根源，究竟怎樣堅持？所以，把“四個堅持”寫進憲法，究竟是捍衛人權還是褻瀆憲法尊嚴？
 
 現代民主意識并不是取消共產黨領導，而是實行憲政法治，共產黨執政應該由全體公民選舉授權。事實證明，自由是全人類的一項基本人權，誰反對自由化誰就是侵犯人權。誰放棄自由化，誰的人權就被侵犯。
 
 100多年來，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大批文學家、思想家、科學家、社會學家，對“自由化”都有深刻的理解，在學術領域里極力倡導自由化、民主化，而鄧小平是僅僅依仗權勢強行推行經濟改革的改革家，對“自由化”的認識很膚淺，提不出任何先進的理論，僅憑著其對“自由化”、“民主化”的一知半解，就利用特權理論打壓人權理論。
 
 6.“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韜光養晦”策略
 
 韜光養晦，是漢語的一個成語，主要是隱藏才能，不使外露的意思。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這個成語被鄧小平拿來，闡述中國在當時情況下的外交戰略方針。
 
 在針對釣魚島、南海諸島主權爭議時，鄧小平也提倡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韜光養晦策略。認為，今天我們不夠強大，待我們的子孫強大了，這些島嶼的主權自然屬于中國了。然而，在國際上，領土、領海的主權歸屬是按當時實際的控制權而不是歷史上的歸屬和版圖。
 
 另一方面，中國無法隱藏才能。在GDP剛超過日本時，就大肆宣揚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中國崛起，很快會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事實上，中國的人均收入大約位于世界100多位，綜合國力不到日本的1/3，軍事實力尤其是空軍和海軍，不到美國的1/10。由于一黨制的一貫做法是歌功頌德，因而夸大成就，暴露力量，結果尚未強大，就遭到西方和周邊國家的重重包圍和聯合制約。
 
 長期以來中國對釣魚島、南海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維護主權，認為多國可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而鄰國踴躍占領和開發，中國卻袖手旁觀，不去開發，結果招來群鼠咬大象的局面。而今，領海主權被鄰國先下手為強而奪走。在越南、菲律賓的步步進逼下，小霸得寸進尺，中國軍民步步退縮，幾乎整個南海喪失殆盡。據最近的一次調查，僅南海就出現了多達1000口外國油井，44個外國鉆進平臺，已經被越南開采的石油天然氣達250億美元，而中國依然處于韜光養晦的幻想和“土地換和平”的美夢中，連一滴石油都撈不到，而95%以上的中國南海漁民停止捕撈，從“一桶水半桶魚”之稱的南海撤走，生怕被外國軍隊逮捕、撞船而葬身大海。擁有這么巨大的海洋，南海漁民們的生計卻成了問題。
 
 自從1999年起，臺灣的中國軍隊撤走駐扎在南海諸島的海軍陸戰隊，軍艦停止或減少了南海的巡邏，過去建筑好的軍事設施幾乎全部放棄，臺灣軍事力量的防御重點被轉移來針對大陸的進攻。放棄了對這些“芝麻”的保衛，轉而對臺灣這個“西瓜” 的保衛。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韜光養晦策略被認為是一個喪權辱國的策略，是一條投降主義路線。土地換和平，等于賣國！顯然韜光養晦策略是鄧小平理論的又一個重大失策。
 
 中國應該隨時準備殲滅一切來犯之敵，寸土不讓、寸土必守、寸土必爭。中國應該聯合美國，兩岸一致，共同對付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的侵犯。
 
 7.“一國兩制”論
 
 原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用于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和臺灣問題。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時，似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為香港、澳門是主權回歸，只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就滿足港澳同胞的愿望。在解決臺灣問題時，“一國兩制”論完全失靈。鄧小平的兩種制度是指大陸的“社會主義”和臺灣的“資本主義”，而事實上，這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制度理論為依據的。臺灣方面認為，臺灣是三民主義或自由地區，沒有“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對于臺灣，提不出自治的理論來。因為臺灣一向自稱“中華民國”跟大陸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臺灣并不需要自治，而要重返大陸治理大陸，跟共產黨一起輪流執政。
 
 顯然，臺灣問題不是主權問題，不是經濟制度問題，而是執政權力的問題。
 
 如果建立一個統一國家，把一切執政權力交給共產黨，共產黨接受，而臺灣各黨就拒絕；如果把一切執政權交給臺灣各黨，臺灣接受而大陸共產黨不接受。
 
 “一國兩制”論在臺灣問題上之所以失靈，因為，臺灣和大陸的政治制度只能是一個，就是“共和制”，而“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制度對于臺灣，即使大陸人都完全無所謂。在共和制的條件下，只能實行“憲政法治、多黨競選、三權制衡、平等自由、公民社會”的民主制度，沒有別的出路。要求臺灣如港澳一樣實行自治是不切實際的。在大陸的政治制度尚未設計完善的情況下，談兩岸統一，必然要碰壁。
 
 臺灣在國民黨的改革下，已經實現了民主，真正走向共和，而大陸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執政制度的對立才是兩岸不能統一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臺灣問題上，不是提“一國兩制”，而是“政府組建”問題，關鍵是中央政府怎樣建立或怎樣選舉產生；其次是軍隊國家化等問題。
 
 8.“發展才是硬道理”
 
 很難考證“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的出處，可能是鄧小平在許多場合講過此話并有題詞。人們很難把握這句話的確切含義。大致理解起來，“發展”應該包括經濟發展、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該是全面發展。但從語錄出現的場合大多在企業里或在經濟技術開發區，鄧小平又特別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概“發展”主要是經濟發展。
 
 至于“才是”一詞，有排除性，其它的就“不是”了。“硬道理”對應于“軟道理”和“無道理”了。除了“發展經濟”，其它的道理都是軟道理或者都不是道理。
 
 綜合起來理解，“發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說發展經濟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其它的都不重要，一切要讓位于經濟發展。那么，民主人權等等怎樣保證？這些都不是硬道理。于是，高壓維穩出現了，強制拆遷出現了，政治體制改革不搞了，民主法治忘記了，三權制衡不要了，提升官員不講官德，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可見，把經濟發展作為中心工作在題詞的時候當然沒有錯，但說它“才是硬道理”就顯得毫無道理了。而且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民的需求也越來越高，人民從滿足活命的需要，提高到滿足安全的需要，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再提高到自我實現的需要，當今的人民出現了當家作主的需要。因此，改善人權、實行民主逐漸成為國家和政府的中心任務。
 
 結論
 
 鄧小平言論到處出現，尤其在官員的發言稿里。不論是口語還是標語，都當作真理，有時甚至高于法律。這跟文革時期的“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相類似。鄧小平言論大多是出于實用主義價值觀，對于從文革的思想僵化狀態中解放出來具有指導性和開創性意義，因此，時代色彩很強。但是，由于鄧小平言論的思想體系不完整，常常是信口開河，片言只語，通常是會議的即興講話的記錄，支離破碎。又由于站在一黨立場上，個人好惡感強，證據不充分，缺乏嚴密的邏輯思維，漏洞百出，含義不清晰，常常被人誤解或曲解，導致一系列的理論和思想混亂。一些人大肆宣揚“鄧小平語錄”，并當成新的“兩個凡是”。這充分證明了這些人的思想尚未解放，強人政治意識根深蒂固，民主法治意識沒有樹立起來。濫用“鄧小平語錄”治國，有時導致喪權辱國，禍國殃民。
 
 中國還是應該走民主法治道路，應該把精英和大眾的理性思維集合起來，應用集體智慧的結晶作為治國的理念。
 
 參考資料
 
 [1]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月.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123-125.
 
 [2]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194-197.
 
 [3]鄧小平.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1990年7月11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59-361.

徐政龙 2012-04-27 03: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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