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評傳》第五部分：內斗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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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內斗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1

    陳潔如在回憶錄中追憶，信誓旦旦愛她的蔣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與孔祥熙夫人宋藹齡在江輪上做了二十四小時會談之后，向她攤牌：
    孔夫人就徑自返回漢口。介石回家后，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告訴我，他說：“我從未將我的任何秘密隱瞞于你，當然現在也不會，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協助。孔夫人告訴我：你是一顆明日之星。你要讓你這顆明星殞落得與升起時一樣快嗎？你要讓共產黨人按照他們共黨的奸詐陰謀把你掃地出門嗎？今天，鮑羅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權力，交給加倫將軍。你定會被他們消滅殆盡，只是時間遲早罷了，這點無可置疑。難道你怯于斗爭，乖乖接受失敗嗎？我要老實告訴你：你如單槍匹馬，為國民黨的目標奮斗，我可以說，你縱使有此精神，但卻無足夠的性格足以推動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這個解放并重建中國，制定國家憲法的重責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響力、金錢、性格與威望。照目前情形，這些你一樣都沒有。環繞在你周圍的，盡是些無能懦夫，其興趣所在，無非私利而已矣。他們所汲汲營求的，無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當知這些都是真話。不過，局勢也并非絕望。我愿與你做成一項交易。是這樣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慫恿我的弟弟子文，脫離漢口政府，而且還要更進一步；他和我并將盡力號召上海具有帶頭作用的大銀行家們，以必要的款項支持你，用以購買你所需要的軍火，俾得繼續北伐。我們擁有所有的關系和門路。你自己知道，你不會再從漢口獲得任何經費或支援。而作為交換條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齡，也要答應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閣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財政部長。”
    介石看著我說：“我已走投無路。她開出很兇狠的交換條件，但她說的話卻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漢口方面再給我任何金錢、軍火或補給，所以，如果我要繼續貫徹我那統一中國的計劃，她的提議乃是唯一解圍之道。我現在請你幫助我，懇求你不要反對。真正的愛情，究竟是要以一個人甘愿做多大的犧牲來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問。
    “避開五年，讓我娶宋美齡，獲得不理漢口、繼續推進北伐所需要的協助。這只是一樁政治婚姻。”(《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下冊，頁三四四至三四五)
    陳潔如作為一個女人，這應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時刻，不太會有記憶上的錯誤，更不會說謊，但仍難免高度的天真、一廂情愿，認為蔣介石所說的都是肺腑真言，沒有感覺到夫君早已移情別戀，于是恨宋氏姊妹奪夫，遠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廣州時，蔣介石一再要她討好孫家與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請吃飯，蔣介石是如何地緊張與興奮，忘了蔣介石接到宋美齡的回信是怎樣地歡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蔣介石叮嚀她的話：“我要把孫、宋、蔣三家緊密的連接起來，要愈來愈緊密。”(見《陳潔如回憶錄》下冊，頁二六七至二六八)娶了宋美齡，蔣介石立即成為孫中山的姻親，宋慶齡的妹夫，在武漢掌管財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孫、宋、蔣三家關系不是馬上就緊密起來了嗎？蔣介石會不夢寐以求嗎？尚需宋藹齡以此作為條件來強迫他接受嗎？陳潔如一腦袋想著宋美齡對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當時的情況。蔣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謂“明日之星”，尚是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則是因其抗命，武漢中央政府的財神爺宋子文扣押他的軍火與軍餉。如果不把宋家拉過來，根本無法與武漢抗衡，更不要說謀取長江下游的意圖，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蔣有求于宋，遠過于宋有求于蔣。蔣介石說宋藹齡“開出很兇狠的交換條件”，但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條件，宋家“慫恿宋子文脫離漢口政府”、號召上海資本家捐款替他買軍火、把妹妹美齡嫁給他，只換得孔祥熙當閣揆、宋子文當財政部長兩張空頭支票，且不論宋子文當時已經是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竟會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藹齡把黃金與美人都送上門來，以換取蔣介石的兩張空頭支票，天下哪有這般美事？更何況宋藹齡是一有名的精明婦人，蔣介石還說這些條件“兇狠”，顯系謊言。他向陳潔如轉述宋藹齡的話，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盤。為了個人的權位與野心，他極力追求宋美齡，無情地要陳潔如“避開”。最有趣的是，他對陳潔如說：“真正的愛情，究竟是要以一個人甘愿做多大的犧牲來衡量的。”他自己的“犧牲”在哪里呢？
     史學家唐德剛在《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長序中指出，從“轉型期”歷史觀來看，受新式教育的智青，為了時髦、為了“革命”，拋棄發妻，移情別戀，乃司空見慣，只能說是時代的悲劇。他說：
    試從國父開始，黨國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沒有丟掉舊式老婆者究有幾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學生來說吧，能夠把鄉間的小腳老婆，帶到大都市來，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師胡適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滿口大話，濟弱救貧的文人如××、如×××、如×××、如×××……無一而非棄老妻如敝屣的絕情男人。他們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棄舊妻于鄉下，再找個識字的大腳姑娘，結新歡于都市。蔣公早年棄毛氏于奉化，娶陳氏于上海。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責。時代如此嘛!世上有幾個胡適，能超凡脫俗呢？

第五部分：內斗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2

    蔣介石見到風華絕代、家世顯赫的宋美齡，再棄陳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為當時的風氣，無可厚非，但問題不只是東方式的移情別戀或西方式的離婚結婚。蔣介石所取的行徑先是不顧文證人證悍然否認與陳潔如原有婚約，不承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著脅迫她出國；欺騙她只“離開五年”，最后想把蔣陳姻緣從歷史上滅其跡。此種行徑暴露了他的專橫性格。陳潔如與他生活七年，最有資格道出他暴烈的壞脾氣，此后他的隨從人員也不斷透露罵“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國人旁觀也看出他極端沖動以及傾向走極端的個性。(參閱 Kasanin，China in the Twenteis，P．236)蔣介石還故意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給藹齡、美齡的信，給陳潔如看過后再寄，使她知難而退。當她看到蔣致宋美齡函中說：“你因我仍在江西，以為不便來與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離開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種令你不安的疑慮。”(《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下冊，頁三五一)情何以堪？于此可見蔣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緒外，還有馬基維利式的冷酷，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白崇禧底定東南后，蔣介石自江西到京滬，成為軍事強人，四一二清黨，大肆殺戮；又以政治威脅，逼迫上海中國銀行張嘉璈“捐納”軍費一千萬元(參閱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一七二至一七五)，大展強人威風。八月兵敗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當，下野實同度假，二百保鏢隨行，權勢未減，正好趁暇進行婚事，時時出入宋府。從一封情書可知，蔣介石還利用下野后的“寂寞”來贏得宋美齡的芳心，并說在廣州時就已傾心，曾向宋子文與宋慶齡表白，但沒有結果，現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齡一人。(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贊成婚事，惟藹齡最為積極，而美齡時已芳齡三十，尚待字閨中，雖曾與同學劉紀文訂婚，但遠不如蔣介石威風神氣，實已相許。蔣宋定親遂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海孔府，由藹齡向親友宣布。十日后蔣復向上海《字林西報》記者透露，來滬“為料理個人私事，并規劃與宋美齡結婚之事”，并謂一九二一年已與元配離婚，卻不提當時離婚是為了與陳潔如結婚。又說：“五年前，余在廣州常于孫總理處，以是獲見宋女士，以為欲求伴侶，當在是人矣。”五年前為一九二二，則公然自認與陳潔如結婚不到一年，即已見異思遷，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亦招認蔣介石與宋美齡早已暗通款曲，稱之為“愛情的長跑”(見《陳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來的政治秘辛》，頁二十三)，足證陳潔如感情早已被騙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蔣介石又畫蛇添足向記者說“此種結婚，并非政治結婚，諸人皆從事于政治生涯，乃屬偶然巧合”云，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嗎？顯然由于應宋家之要求，蔣介石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在《民國日報》上，連載《家事啟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對于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復，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系。現在除家有二子外，并無妻女，唯恐傳聞失實，易資淆惑，嵩此奉復。
    更加正式地否認與陳潔如的婚約，根本連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隨蔣介石革命的蕓蕓眾生都知道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蔣夫人或蔣師母就是陳潔如，連蔣與李宗仁的蘭譜里，還有妻子陳潔如的芳名，居然就這樣一筆抹殺!而當時已被逼出國的陳潔如，外國人都以蔣夫人稱之。蔣介石居然聲言乃政敵造他的謠!真假蔣夫人以及蔣介石到底有幾個老婆，真教《紐約時報》的記者傻了眼。
    登過報之后，蔣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攜未婚妻宋美齡、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隨從由上海乘海輪前往日本長崎。一行人游覽云仙、奈良、神戶、湯本、熱海、東京等地。到神戶后特赴有馬溫泉，拜訪養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諾婚事。蔣介石在日時，忽謂將留半年、忽謂將赴歐美，結果都是障眼法。他覺得復職時機已到，即于十一月八日離日回國。
    返抵上海，積極籌備婚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登出如下一則結婚啟事：
    中正奔走革命，頻年戎馬驅馳，未遑家室之私……茲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與宋女士結婚，爰擬撙節婚禮費用，宴請朋友筵資，發起廢兵院……欲為中正與宋女士結婚留一紀念。(宋平《蔣介石生平》，頁二○五)
    此則啟事之妙，可謂“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嗎？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發起廢兵院”，他們結婚之后，廢兵院沒有下文，倒是兵連禍結，中國老百姓無有寧日。
    十二月一日那天的婚禮，有二重儀式，先是宋家親友聚集在宋宅，舉行基督教宗教儀式。美國駐滬艦隊司令布里斯托爾(Admiral Mark Bristol)也來觀禮。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說，主持牧師姓江，即衛理公會教堂牧師江長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師很認真，對于蔣介石的婚姻狀況不滿意，拒絕主持，只好改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余日章博士來主持，余雖是基督徒，卻非正式合格的牧師，也只好將就了。

第五部分：內斗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3

    這個儀式結束后，便是在外灘大華飯店的盛大婚禮，豪華飯店的大舞廳里，有來賓一千三百余人，眾多的圓桌上擺滿了鮮花，還有鮮花制成的鐘鈴。禮堂上掛著巨幅孫中山的遺像、青天白日黨旗以及巨幅喜字。禮堂的另一邊坐著白俄樂隊，于下午四時十五分開始演奏，主持婚禮的蔡元培走到孫中山遺像下，十幾個國家的公使一一到場，代表美國的仍是海軍少將布里斯托爾。杜月笙也在賓客之中。
    當孔祥熙陪伴四十歲的新郎蔣介石出現時，一身筆挺西服，引起一陣騷動。接著賓客入座，電影機發動，白俄樂隊奏起門德爾松的曲子，三十歲的新娘宋美齡冒稱二十七，一身白紗禮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紅地毯上，緩緩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著粉紅禮服的四位女儐相。
    在孫中山的圣像前，美齡走到蔣介石的身邊，然后新郎新娘向遺像鞠躬，向國旗鞠躬。當此時也，照相機聲喀嚓不斷。接著蔡元培宣讀結婚證書，讀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證婚人以及眾賓客鞠躬，同時一個叫霍爾(E．L.Hall)的美國男高音，在白俄樂隊的伴奏下，高唱《噢!答應我》 (Oh!Promise Me)。最后在掌聲雷動中結束婚禮，當晚帶著二百多名保鏢，乘車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紐約時報》在第一頁上刊出蔣宋結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報紙也競相報道，稱之為近年來中國人最顯赫的婚禮，禮物之多更不在話下，消費在數百萬元以上，這個婚禮本身足以顯示這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已經十分資本主義化了，已經向現實妥協了。
    美國記者斯諾曾訪問宋慶齡談起這樁婚事，慶齡認為兩人起先都是“投機”(opportunistic)，但結了婚多少有愛情，應屬實情。蔣介石與宋美齡即使在公眾場合也互稱“達令”(darling)，雖說是學洋派，總還有一些票面價值。然而無論如何，蔣宋聯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濃厚，尤其對蔣而言。對宋美齡而言，蔣之人品與學識俱不足取，但他權勢熏天，不久貴為一國元首，風光數十年，也足以滿足她的需求。至于對蔣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孫中山變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搖身一變為“兄弟”，為革命法統平添一層“裙帶關系”，使他更能夠將“死中山”作為“活護符”，以號令天下。再通過宋美齡，不僅把財政部長宋子文爭取過來，而且還搭上美國人的關系。不過美國關系常被人過于夸大，認為從此蔣與美帝掛了鉤。宋家在美國政界哪有這般大的影響？只是在人際關系上有所溝通而已，當然由于親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國以及美國人對蔣政權的影響，倒是與日俱增。還有許多人指出，宋美齡對蔣介石有兩大影響：一是使蔣增多一些國際知識，擴大了他局限的見聞，不過照馬寅初教蔣介石經濟知識的經驗，蔣光頭像電燈泡，里頭真空外面進不去，則增廣知識也頗有限。二是使蔣成為基督徒，于一九二八年受洗，不過受洗入教原是結婚的條件之一，我們很懷疑蔣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懷疑他完全揚棄了他母親的佛教和民間邪教信仰。據他的親信張明鎬在《蔣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憶，明說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信基督教之年——還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陰陽風水”的。張明鎬回憶：
    蔣介石老宅內設有“祖堂”，并出資重修蔣家新祠堂，在祠堂兩旁各建十間樓房，作為武嶺學校教職員家屬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題“忠孝傳家”四字懸于祠堂外門上。他不但喜歡結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陰陽風水。一九二八年，蔣偕宋美齡回籍時，到雪竇山上野餐。蔣到隱潭廟時，走進龍王神像大殿前，向龍王作揖行禮，口中還念念有詞，似在默禱著什么。根據多年來的情況看，他每遇時局動蕩，須以決策應付的時候，就回家住在墳莊或雪竇寺、妙高臺。他絕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禱祖上及神明保佑，或與親信密謀定計，把這里視作“隴中決策”的場所。

    對照起蔣介石多年在雪竇寺等佛寺的行蹤，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師、法師等的關系，張明鎬所回憶的種種，自屬可信。
    還沒完呢!在蔣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關系，也非比尋常。最有趣的是，在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一文里有這樣一段：
    父親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養治療之中，不論病情如何，父親始終安寧靜養，不煩不躁，有此修養，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囑兒在父親胸前，代為掛上平時常戴之圣母像，吟讀唐詩，有時，或于晚餐后朗誦大學、中庸。父親一生為國，一無私念，一切為公，此皆余所當學習與實踐者也。
    蔣經國文中提到的“平時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豈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兒嗎？
    由此可見，蔣介石其實絕非一個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寶能押全押，這才萬無一失啊!
    至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蔣介石“遺囑”中，說他“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蔣介石是哪一年見孫中山的？》(《千秋評論》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證出：蔣介石“遺囑”中的話是完全與事實不合的。“遺囑”中所謂他在“束發”之時就以耶穌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說法，也是與事實不合的。
     不過，不論他何時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傳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國，賺到政治本錢，使山姆大叔大有雖不“同種”而“同文”的感受，《時代雜志》老板盧斯(Henn Luce)一生力捧蔣介石，便事出有因了。總之，蔣宋結婚各取所需，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