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盧兄：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很高興。你談到由于辛普森案所反映出來美國的種族問題，希望我對這方面的情況作更多的介紹。這也是我很想多談一些的題目，但是，要講清楚很難。首先是題目太大，其次是因為太復雜，在這樣短短的信里，只能講到一些皮毛。可是我還是希望能夠盡量談一些，使你有至少有一點大致的印象。
　　這些日子，美國又很熱鬧，趁著辛普森案所激起的美國黑人的種族情緒，一名黑人領袖出來號召，在馬丁·路德·金當年領導“走向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 30多周年后的今天，再進行一次同樣的活動，也就是，再來一次到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這立即引起了全美國社會的關注和許多不安。人們担心，在這種時候，舉行這樣的活動，是否會煽起更大的種族情緒，甚至有人趁機挑起黑人對其他種族的仇恨，担心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舉行以"種族"為主題的集會，是否在“群體效應”的影響下，發生一些類似騷亂的事情，更担心萬一發生騷亂，萬一再和警察之類的發生沖突， 又要引起什么社會動蕩。 人們記憶猶新，在民權運動中，人們的情緒，尤其是黑人的情緒是多么強烈，沖突是多么容易發生。馬丁·路德·金的偉大，正在于他站在干柴邊上，卻能夠不去點燃一堆可以利用的烈火，而是主張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議。問題是，這一次活動的發起和組織者，卻不是馬丁·路德· 金，人們的担心實在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這次“百萬黑人大游行”挑頭的，正是 “黑人伊斯蘭國”組織的領導人法拉肯，在我前面的信中，曾經提到過這個人物。這個組織歷來觀點激進，法拉肯本人也以發表大量的反猶太民族的言論而著名，而且他所發表的言論里，除了反白人之外，也反美國人中的越南裔和朝鮮裔，還反天主教和同性戀，總之一向是樹敵頗多。他的演說能力，也就是鼓動群眾的能力，在大家都很能言善辯的美國，也是非常出名的。他還邀請了辛普森和所有的黑人中的名人參加這個集會。
　　這個集會預定的地點，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心地帶，國會大廈前面的廣場上。我想，最不安的應該是總統克林頓和美國政府，因為不管惹出什么麻煩來，首先總是政府的麻煩。那么美國政府能不能找點什么理由，阻止這樣一個活動呢？這是不可能的。國會大廈前面的廣場，是理所當然的“公共論壇”，而“集會自由” 又是被涵蓋在“言論自由”里面的，屬于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范圍。如果美國政府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被懷疑是阻擾之類的舉動，那么它將要遇到的麻煩，就遠遠不止是一場集會了。因此，現在的美國政府，不管它對于一個這樣的集會實際上有多么不安，它最聰明的做法就是積極配合，提供一切方便，擺出一個落落大方的姿態。也許你會問，對于這樣前景不可預測的“巨型集會”，美國政府不能公開阻擾，那么能不能暗中搞點小動作呢？
　　我想，這是每一個手中握有很大權力的人，心中無法抵擋的誘惑。美國政府也不例外，它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歷史階段，試過搞點小動作，為自己減少麻煩。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經過認真設計的國家制度下，這樣做對于政府和操作者，都非常非常危險。首先是一旦被揭露，將成為一個爆炸性的政治丑聞，涉案的人們沒有必要為此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還有就是在美國這樣的制度下，這類事情很難避免早晚有一天會被揭露。對于美國在歷史上走過的這樣的階段，我也想在這里向你作一點介紹。
　　我前面談到過，美國政府對于國內的形勢感到最無從把握的，就是六十年代的動蕩，這也是美國政府最容易一發急就挺而走險的時候。正在進行的越戰，也是這種動蕩的一個重要的起因。1969年，就有兩個美國知識份子，布盧姆和瓦斯寇，他們也是熱衷于民權運動的積極份子并且屬于一個叫“結束越戰新動員委員會”的組織，策劃了一場大的反戰游行集會。當時，他們想使得集會規模盡可能大一些，就去聯合當地的黑人一起參加。但是，當時的黑人更關心的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平等權益。應該說， 他們是當時美國社會上兩股不同的力量，是動蕩的兩個不同的源頭。他們分開“折騰”，已經使得當時的美國政府頭痛不已。問題是，美國政府和老百姓一樣，也是第一次遇到60年代的許多新思潮新問題新騷亂，誰也不知道這種動蕩是什么走向，到底會產生多大的“破壞”。因此，當時的美國政府，當然希望情況不要向失控的方向發展，當然希望這種騷動不安的力量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
　　有的黑人組織對于這場反越戰的集會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們很想聯合的“黑人聯合陣線”卻沒有多大興趣。大型的抗議集會的組織，經常有財力上的問題，于是，這個“陣線”的領導人就提出，他們可以動員他們的成員前往白人的反戰集會 “助陣”，但是白人的反戰組織是否能給黑人自己的集會捐點款，比如說，他們來一個人得到一美元的捐款？為此，他們舉行了一些協商會議。
　　這種主意提出后，在“新動員”組織中當然馬上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可以考慮，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民權運動是自愿參加的，這么一來不是成了交“人頭稅”了嗎？但是，總的來說，他們兩個組織之間達成協議而進行聯合行動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新動員”組織收到來自“黑人聯合陣線”的一封非常不禮貌的催款信，而不久之后，“黑人聯合陣線”也發現一張評論這件事情的傳單，傳單的文章中間， 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 文章的題目是“給他們香蕉！”此后， “新動員”組織的反越戰大集會依然如期舉行，而且很成功，但是“黑人聯合陣線” 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也從此產生隔閡而疏遠了。
　　誰也沒有想到，所謂的“催款信”和傳單，都是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實行的一個秘密“反間諜計劃”的杰作。當時美國的反戰者和民權運動的組織，都是他們這個 “計劃”干擾和瓦解的目標。聯邦調查局的這個計劃，是在6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對于國內騷動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設立的，得到當時的局長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這套計劃的人都知道，弄不好，這就是自己給自己埋下的一個定時炸彈。這種做法的 “違憲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國政府中搞出這些計劃的人，當時也是給逼急了。在美國的憲法里，非常特別的一點，就是它的實行不允許有任何假設條件下的變通。
　　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憲法權利。我記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時看的一本美國小說里。 這本小說好象叫“代號R密件”。這種書在美國，是標準的所謂“暢銷小說”，就是情節緊張引人入勝而且價格便宜，最適合在旅行中消磨時間。暢銷小說的作家都是以掙錢為目標，他們自己和評論界都不會認為這些暢銷小說有什么很高的文學價值。這本書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小說假設了以聯邦調查局局長為首的一幫美國政府官員，陰謀通過一個類似緊急狀態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狀態的時候，就使權利法案失效。經過緊張的種種情節之后，最終陰謀被揭露，沒有得逞。我到了美國以后才知道，這種對于我十分新鮮的東西，它的內容對于美國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題。這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民眾就天天在那里圍繞著種種細節和政府計較的問題，即美國政府如何做到無例外地保證人民享有憲法權利。
　　正是因為無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國的騷亂此起彼伏的時候，美國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緊急狀態”而絲毫減少人民的各種表達意愿的權利，要游行的還是照樣游行，要集會的也照樣集會。著名電影明星簡·芳達在越南戰爭打得炮火連天的時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軍裝，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擺個姿勢拍照，還發表在美國的報紙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沒辦法，找不到法律依據去懲罚她，只好隨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齒，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電影，這也不妨礙她的電影得奧斯卡金像獎，風光至今。
　　在60年代情況越來越不明朗，民間組織多如牛毛的情況下，聯邦調查局作為一個專門對付國內犯罪的機構，壓力也確實很大。他們有一個任務是維持政府機構和首都華盛頓的安全， 但是在60年代末期， 每年至少有4，5次幾十萬或上百萬人的 “華盛頓游行”，還有無數次幾乎整年不斷的小一些的集會，在國會大廈，白宮，國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樓等附近的廣場舉行。大多數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斷有一些人，試圖進入五角大樓，爬白宮的籬笆，其中也有少數“戰斗性”特別強的，鼓吹要燒毀橋梁，扔炸彈和殺死警察。聯邦調查局也確實很難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脅，說不定真有幾個是要真干的。結果，聯邦調查局終于出此下策，搞了這個秘密計劃，主要目的是搞清情況，同時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動作”。
　　正因為這是對美國人民特別敏感的憲法的“明知故犯”，因此這個計劃成為當時聯邦調查局的最高機密之一，再三強調絕對不準泄密。實際上，這個計劃的壽命十分之短。 1971年3月，一名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文件失竊，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關這個計劃的。事情一發生，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官員就非常緊張，立即全部停止了這個計劃。這個時候，這個計劃已經有了五個分支，從這五個分支和他們的活動來看，他們的目的確實是為了減輕潛在的騷亂，暴力和動蕩，減輕社會在這方面的壓力。在他們的活動中，確實沒有特別的種族傾向和觀點傾向。
　　例如， 他們的目標中既有黑人的種族主義激進組織，同時也有三k黨和一些被稱為“仇恨的白人”的各種組織。聯邦調查局的這個秘密計劃成員，甚至已經控制了三k黨的一些基層組織， 并且不斷勸阻它的成員不采取暴力行動。他們當時的目標并不明確，只是尋找一些他們認為有暴力危險的組織，但是也正是因為沒有什么明確的界限，所以他們所違憲調查的組織和個人，范圍非常廣泛，也就是說，侵犯了無數“個人”的憲法權利。
　　由于這個計劃執行的時間并不長，聯邦調查局害怕暴露，又主動及時停止了整個計劃，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問題一直沒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國國會的參議院舉行了聽證會，是為參院一個專門研究政府情報部門運作的委員會舉行的。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丘奇參議員，所以人們都稱它為“丘奇委員會”。他們發現聯邦調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行為，例如，瓦解示威，竊聽，檢查信件，檢查銀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這一切，證實了當初在美國政府要求設立這樣一個全國性調查機構的時候，美國人民對于這種性質的機構最担心它會發生的問題，已經確確實實如預料般地一一發生了。這就是美國國會當初寧可罪犯逃過一個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讓政府成立一個全國性的警察機構的原因。 我曾經告訴過你，直到美國成立100多年之后，國會才勉強同意政府成立一個20人的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一直是美國民眾最不放心的地方，因為它最容易步入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戰“新動員”組織的領導人布盧姆等人，是在讀了有關國會聽證會的報導之后，才知道他們自己曾經是聯邦調查局的目標。于是，他們決定上法庭起訴。但是，他們也只是聽說有這個秘密計劃，作為原告，他們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在聯邦調查局中，哪些具體的人應該成為他們起訴的對象。結果，他們還是從報紙上的國會聽證會的報導中，找了五個人的名字作為他們的被告。
　　他們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并不順利，因為他們手里沒有多少證據。他們只能查到聯邦調查局的一般資料，卻看不到這個秘密計劃的檔案，這也是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國這樣一個憲法至上的國家，這個秘密計劃之所以會誕生，而且存在幾年，能夠侵犯大量公民的憲法權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的發明者和執行者，對這個保密系統存有一定的僥幸心理。事實上，它的保密系統也確實使它成功地一度逃離了民眾的監督。
　　但是，我們看到，在美國的制度下，這種情況畢竟還是比在其它一些國家更容易糾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這個制度以及這樣做可能產生的后果，非常心虛。事實上，這也是這個計劃會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這樣帷幕重重，看上去叫人看不透的政府機構，越是會被國會死死盯住。這個相互制約的機制，使得這種問題的暴露在美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此，它最終被國會的“丘奇委員會”揭露，應該說還是必然的。“丘奇委員會”在揭開了聯邦調查局的違法事實以后，美國國會終于通過了一個“信息自由法”。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檔案資料在這個法案之下，都必須公開，接受監督。于是，在這個法案實行之后，“新動員”組織的這個案子也一下子絕處逢生，因為他們依法拿到了這個秘密計劃有關他們的一萬三千頁的文件。
　　查閱了這些文件，他們才知道，在這個秘密計劃實行時期，他們的電話曾被竊聽，銀行帳號被查閱，他們的鄰居朋友被召去談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當年和黑人的“陣線”組織在反戰集會聯合問題上的失敗，原來是聯邦調查局偽造信件搞的小動作。在他們的律師查看檔案的時候，還發現了一些他們這個案子以外的問題。比如，在50年代，聯邦調查局就有過類似的計劃，針對調查美國共產黨。還有，在60年代的民權運動的集會中，聯邦調查局使用一些小伎倆，破壞過其它組織的集會，比如利用步話機誤導游行隊伍，等等。
　　最終，陪審團宣布，具體參與“秘密計劃”的幾名聯邦調查局的被告罪名成立，賠償金額達70萬美元以上。他們大叫冤枉，他們辯稱，對于他們來說，這只是執行公務。但是從1971年起，美國的法律已經要求公務人員對執行公務中的行為負法律責任，只有在一個情況下例外，就是在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時候，堅信自己是不違反憲法的，才可以免予起訴。在這個案子中，這些被告無法使陪審團相信這一點。
　　在他們上訴的時候，美國上訴法院批示，政府任何企圖瓦解和破壞合法組織，或者恐嚇他的成員的做法，都是絕對違憲的。
　　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這些被告在判決時基本上都已經退休了。當初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也已經死去近十年。這些退休的被告并沒有多少積蓄，也根本賠不出錢來。最終，直到1986年，雙方達成庭外協議，減少了賠款數字，也同意由聯邦調查局替它的前雇員支付賠款。對于將來，作為被告之一，曾經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國內安全部頭頭，查理斯·布萊南說，他相信，聯邦調查局今后再也不會去試圖恢復這一類的計劃了。
　　實際上，重要的并不是聯邦調查局此后還想不想這樣做和敢不敢這樣做，重要的是，走過這樣的歷史階段之后，美國防止聯邦調查局這一類機構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更為健全了，把這些有過特權的機構，也不例外地置于監督之下的機制，更為完善了。 也就是說， 關鍵是從制度上保證，以后哪怕胡佛又轉世回來當局長， “秘密計劃”也行不通了。
　　回顧美國歷史上的這樣一個階段，我總是覺得內容很豐富。仔細看看當時聯邦調查局發生的違憲干擾集會的情況，他們的舉動還是相當小心，動作幅度還是很有限的。他們對于當時混亂的局面感到緊張，因此而越軌，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社會動蕩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是就是可以原諒的呢？美國最高法院對這一類問題的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象集會自由這樣的基本權利，在平靜的年代和社會安定的時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會產生危機的時候，要做到這一點就顯得困難得多。但是，恰恰是這個時候，更應該讓人民有集會和把話說出來的權利， 讓他們有機會表達一種和當時正統的觀點不同的意見。 早在1937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寫過這樣一段話：“有人會煽動以暴力推翻我們的制度，我們是應該把社會從這樣的煽動中安全引導出來。但是，我們越是認識到這樣做的重要性，越是應該堅持保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樣的憲法權利不受侵犯。堅持這樣做，正是為了使我們能夠通過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會變化。幾個世紀以來，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這一點上的，這也恰是一個依靠憲法建立起來的政府的真正基礎。”那么，這位大法官是不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呢？是不是把復雜的社會轉變和社會動蕩看得太簡單了呢？
　　再回顧60年代的美國，要求給黑人以民權，至少是美國南方各州的“非正統觀點”，要求從越南戰爭中擺脫出來，也肯定是和當時美國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相違背的“非正統觀點”。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所有的人都會看到，美國人民的這兩種“非正統觀點”，無疑是代表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好在，盡管有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問題，但是，美國習慣于遵從憲法的總趨勢，還是基本保障了這樣一種民間“非正統觀點”的自由表達，也使得30年代那位大法官非常理想化的預言基本實現。美國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思想，藝術，觀念，精神面貌的各各方面，無一不受到這場變革的影響。如果當時美國政府采取強制封殺的政策，將不會阻止這場社會變革，而只會使矛盾激化。所幸的是，在美國憲法精神之下，這一變化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百萬黑人大游行，美國政府盡管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和三十多年前相比，畢竟放松得多了。游行的那天，我也很感興趣，因為30多年前，馬丁· 路德·金所領導的“走向華盛頓”的百萬黑人大游行，我們沒有趕上，很想看看今天是個什么勁頭。盡管這個游行是趁著辛普森案之后，估計黑人的種族情緒最為高漲的時候舉行的，但是人們還是明顯可以看到，美國在三十多年來，在處理種族問題上，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整個集會的氣氛顯得非常輕松和愉快，就象是一個盛大的節日。
　　在美國，有不計其數的“少數民族”，但是最為惹眼的種族問題，還是白人和黑人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因為黑人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種，在美國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八，（亞裔只占百分之三點一），其次是任何種族問題，一般總是拿白人作為參照對象。一方面是白人數量大，（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十四），在各個層次上都占優勢，另一方面白人和黑人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段奴隸主和奴隸的宿怨。其實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外觀上的強烈反差。
　　對于美國的種族問題，我不想在這樣短短的信里展開，我只想打破一種簡單的 “種族歧視”的傳統故事。因為事實上，從美國通過民權法，在法律上禁止種族隔離，并且通過平權法案以保障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民族的就學就業等等，到今天已經30多年過去了。我只想告訴你，今天的美國種族問題和黑人問題，都不是一個象一加一等于二這樣邏輯清楚的簡單問題。
　　例如，我曾經幾次提到的“平權法案”。30多年前，它的設立是為了保障黑人（主要在南方）在長期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能有同樣的升學和就業升遷的機會。因此，它規定了在政府機構和學校等等，在招生招工等方面必須有關于種族的硬性指標比例。比如，郵局有十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定要有兩個是少數民族。大學招生也是如此。當時，除了一些有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之外，大多數的白人和同是受惠者的其他少數民族， 都是贊同這個法案的。 但是30多年以后，有些情況反而變得含糊不清起來。今年，加州大學首先提出要取消招生時的平權法案，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反映。是不是主張取消平權法案，就是說明種族主義抬頭呢？似乎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平權法案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我就不多作解釋了。我想還是談談它所帶來的問題，使你可以了解問題的復雜性。
　　平權法案的原意之一，是為了克服憤恨和偏見。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卻在一些地方意外地制造了這樣的結果。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市，是一個標準的南方城市， 它的消防隊在1968年雇用了第一個黑人消防隊員，在8年之后，才雇了第二名黑人。但是，在1981年以前，這個消防隊一直沒有一個黑人長官級的人物。1981 年，這個市的第一名黑人市長把一個雙方同意的判決簽署為當地的法令，開始嚴格執行的黑人和白人在雇用和升遷時的一對一比例。在這種平等權益的措施之下，反而在這個消防隊造成了另一種連續的“不平等”。比如說，在1983年的升級考試中，為了“平權”，市政府挑了兩名考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白人，然后，跳過另外76名白人，晉升了三名黑人，他們的成績在這76名白人成績以下，卻是黑人中的最高分。官階本身還牽涉到工資的晉升，幾年之后，考得好的白人消防隊員終于告上法庭。在今年四月，美國最高法院批準了上訴法院有利于白人的判決，理由是這個地方法，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和憲法中的“適當程序”規定。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類似的問題很多。有時甚至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白人。
　　少數民族在30多年之后，也有了不同的變化。例如，加州大學如果取消“平權法案”的話，那么受到損失和得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調查表明，如果在招生時不再照顧種族因素，白人學生的比例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只有非常微小的上升。入學數量減少最多的將是黑人和拉丁裔的學生，唯一的明顯受益者，是美國的亞裔學生。也就是說，現在正在實施的“平權法案”，在這個學區實行的時候，實際上是一個少數民族占了另一個少數民族的名額。
　　最近，美國的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種族而給予優惠，幾乎總是與憲法精神不符的。但是，這是美國的一個歷史包袱，最高法院也不是要求停止這一做法，而是要求執行時不要失之太寬。 從這一裁定以及簡單的邏輯思考中， 我們都可以知道， “平權法案”這樣的法案，只能是一個歷史文件，它的壽終正寢是一件早晚的事情。當歷史條件逐步改善之后，每一個移民，每一個少數民族，在這里都必須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得到收獲。“平權法案”給了所有的少數民族一個調整和提升的機會，抓住這樣一個機會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否則機會就會過去。
　　種族問題在美國是非常敏感的。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美國華裔作家寫過一篇文章，把美國稱為“自嘲國”，因為美國給一個外來的移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體氣氛特別輕松，輕松到了別的國家都要指責它淺薄的地步。上到總統下到百姓，一開口總是先開玩笑，而且經常是拿自己開玩笑，所謂自嘲。但是，這位作家也馬上就發現，這種情況是有例外的，那就是美國的少數民族不在其內。美國有很多笑星，每天滔滔不絕妙語連珠，但是一般來說，他們只敢嘲笑白人，一旦不小心走火嘲笑了一個黑人，或是拉丁裔亞裔，就很可能會搞得“吃不了兜著走”。弄不好還要打一場官司。
　　不僅如此，實際上，在美國的白人變成了兩部分。一些人依然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發表他們的種族主義言論，但是，大勢已去，他們并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言論。其它的大多數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他們不知不覺地為一個遙遠的，似乎成了他們理所當然的共同祖先的“白人奴隸主”，在那里背負一個歷史負担。他們絕對不敢在公開的場合談到美國黑人所存在的問題，唯恐自己被叫做“種族主義者”。而美國的少數民族，包括黑人在內，也絕對不愿意在所有的種族都可以看到聽到的公眾論壇上，談到自己的問題。生怕因此而更被別人“歧視”。這在美國，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循環”。越是不正視和糾正這些的弱點，問題越多，問題越多，也就更不敢去碰。不管怎么說，這只能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還沒有能夠“輕松”起來。但是，一個不敢反思反省，不敢正視自己弱點的種族，是不會真正健康強健起來，也不會真正受到尊重的。因此，在30多年后，當美國的黑人再一次舉行“百萬人大游行”的時候，這個集會表現了它特殊的意義。在美國，這是第一次，全國這么多黑人聚在一起集會，主題不是抗議白人和美國社會的不公平，而是面對和正視自己的問題。它要求黑人的成年男子參加，主題是“共度贖罪，和解和承担責任的神圣一天”。在集會上，黑人兒童的代表站在全美國民眾的面前，向所有參加集會的和沒有參加集會的黑人成年人呼吁，“停止毒品，停止犯罪，停止虐待”，給我們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盡管法拉肯長達幾個小時的講話有著不少邏輯混亂的地方，仍然用偏激的觀點解釋歷史，盡管他的講話，還是被許多人認為是在搞政治花樣，試圖提高聲譽，但是，他畢竟清楚地向全美國的黑人表達了這樣的信息：你們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要做，你們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們的社區，使它變得更好，更安全，把它變成一個適合生活的地方。你們不要一味只是責怪白人如何如何，你們要從自己做起，承担責任，建立起自己的經營，建立起自己的經濟，戒絕各種惡習，戒絕暴力和毒品，尊重“為我制造未來”的妻子。
　　這次集會，由于它的發起人法拉肯是一個出了名的反猶太民族的“種族主義者”，也是一個出了名的偏激言論者，因此大大削弱了這次集會所引起的反響，但我還是覺得，這是美國黑人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性事件。
　　事實上，奴隸制是一個社會制度的罪惡，而不是種族的罪惡，只是在美國，在一個歷史階段，它恰與種族相連。當時，奴隸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隸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這種制度的罪惡過度地和種族相連，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這種歷史負担的美國。一些善良的美國白人年輕人中，很多人至今還有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負罪感，和他們談起來，他們比我還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問題”，他們在潛意識里總覺得黑人的一切“問題”，都是包括自己在內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勞拉就是一個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對我說過：“憑什么一說白人就說是奴隸主，我的祖先移民來的時候也是窮人，最窮的愛爾蘭人，（愛爾蘭移民在美國確實曾經是出了名的窮），他們也是奴隸。再說，那些白人怎么買到的黑人，是他們的黑人奴隸主賣了他們！” 他說的確實都是事實。我聽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談論節目才知道，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還出現過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這是一種制度的罪惡，而不是特定與某一種族相連的罪惡，但是，美國的歷史卻使得黑白雙方都負担沉重。
　　作為一個有過被白人奴役歷史的民族，終于能夠拋開歷史的心理負担，從重建自己的角度尋求在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盡管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能夠站到這個起點上，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我想到，曾經聽過一位在這里移民幾十年的華裔長者說，當初華裔美國人在這里能夠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還是仰仗了黑人的民權運動。在今天，依然有一批黑人在思考平等和自由的問題時，走在華裔美國人的前頭。我想起著名的現代黑人女詩人瑪雅·安吉魯給她的學生提出的問題：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別人？人能不能夠不解放別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別人？仔細想想，這真是很有意思。在考慮種族問題的時候，所有的人，不論他是哪一個族裔，似乎都可以先考慮一下安吉魯的問題。
　　這次黑人大集會，整整一天美國首都華盛頓幾乎都工作停頓，因為交通基本中斷了。現在美國最著名的黑人領袖杰西·杰克遜講了話，黑人女詩人瑪雅·安吉魯也在大會上朗讀了她的詩作。但是辛普森并沒有出席，我想他沒有出席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在黑人中間，仍有很多人認為他是有罪的，他沒有必要冒險出現在任何公眾場合，他還吃不準公眾對他的反應。
　　另一個大家關心是否會出席集會的人物，是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也就是掌實權的三軍指揮官，黑人鮑威爾將軍。這個時候，他是全美國調查下來聲望最高的一個政界人物。美國人都在期望明年他出來競選總統。民意調查說明，比起現在的克林頓總統，以及作為克林頓對手一些共和黨領袖，鮑威爾在民眾中的支持率都要高得多。民意調查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情況，就是在黑人中，有更多的人支持克林頓，而在白人中間，卻有更多的人支持這個黑人將軍鮑威爾。最終，他沒有出席這個頗受爭議的法拉肯召集的黑人集會，他回避了。
　　因為這不是一個主流社會的集會，而且還是一個有爭議的集會。除了它的召集人使人感到不放心之外，還由于它提出要黑人男子參加，而被包括一些黑人學者在內的人們，斥之為“性別歧視”。一些自由派攻擊它是保守的，但是一名保守派的談論節目主持人，又因為他在電視播放的集會中，只看到一面國旗，而且是倒掛的，為此憤怒不已。可是，不論這個集會產生怎樣的爭議，這些人有權利站在這個廣場上，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這就是美國憲法的精神和原則。不僅是集會，連集會以后人頭數得不對都不行。當華盛頓的公園管理局宣布他們估計集會人數為40萬的時候，法拉肯還不干了，宣稱要向法院控告，說是公園管理局有意低估了集會的人數，是種族主義。結果，當局只能采用可能找到的科學手段，盡可能精確地為他重新估算。最后算下來的結果大約是80萬人左右，法拉肯因此又爭回一口氣來。
　　我又想起他站在臺上，周圍站著一圈保鏢。這家伙可真是能說。法拉肯當然也知道，在這個國家很多人都不喜歡他。但是，看來他還是滿喜歡這個國家。在集會上，他就是這么說的。因為，他說，只有美國，會讓我站在這里，說出我想說的話來， 雖然，你們也許并不喜歡我。你說，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就寫到這兒吧。謝謝你給我們寄來了小田田的畫兒，畫得好極了。
　　祝 好！
　　 林達 

林達 2013-08-19 17: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