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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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于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歷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后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后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系畏于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系斗爭。但孫中山歿后，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系斗爭開始表面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后，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面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持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５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兇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后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只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于右派的臺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于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一系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并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后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于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會議并沒有形成很大氣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后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并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于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后，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后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后，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于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污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么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于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愿”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愿”，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于跟汪精衛干撈不到什么好處，所以愿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拢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于中國污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于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于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后，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么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１９２３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只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持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征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后，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志，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并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在國民黨軍隊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現，對國民黨軍隊的內部事物指手畫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軍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國民黨領導人懷疑蘇聯有在政治軍事上控制國民黨的野心。蔣介石曾嘆息說：“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到任后，對中國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系極差，季山嘉見到蔣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幾乎反對蔣介石的每一項計劃，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季山嘉向國民軍的各個師團派遣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８０的黨代表都由共產黨員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進赤化行動，遭到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強烈反對。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國民軍最精銳的中山艦，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忽然駛入黃埔，中山艦除去炮衣擺出戰斗陣勢，停靠在黃埔軍校旁，有搞軍事政變的嫌疑。盡管到現在為止，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跡像表明可能是蘇聯顧問季山嘉策劃的。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中山艦的行為又讓人聯想到俄國十月革命時巡洋艦炮擊冬宮的歷史畫面，所以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于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并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么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后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贊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嚴重分裂。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贊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衛在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的發生我也有責任，我只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蔣同志去辦。”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只是出于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臺后會搞個人獨裁。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并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后，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汪精衛辭職后，廣州國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選蔣介石為中央軍委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后來蔣介石又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于一身。蔣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雖然得到了國民黨中相當的支持，但國民黨北伐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還沒有和蘇聯攤牌的資本。所以蔣介石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提出“對人不對俄”的方針，要求俄國撤回顧問季山嘉，重新派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顧問。蘇聯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蘇聯和國民黨的關系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臺后，立即開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軍攻占了南昌、武昌，這引起了北方軍閥們的震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組織起“安國軍”和北伐軍對抗。安國軍司令張作霖開始在北京搜捕共產黨員，許多共產黨員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由于蘇聯是北伐軍的總后臺，張作霖不顧國際法，派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抓捕共產黨人，并搜繳出多份機密文件，包括蔣介石和馮玉祥向蘇聯借款的契約書以及蘇聯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表。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抓出的中共最大級人物是李大釗，張作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釗十七歲的女兒。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盡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贊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蔣介石當權后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于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復職”的呼聲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復職。蔣介石后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只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復職。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復職的電報，最后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后感嘆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斗爭。但此時的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里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