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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之三：從擁共到反共

       
　　中山艦事件后，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于一身。蔣介石上臺后，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并沒有和蘇聯人攤牌。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愿輕易和國民黨把關系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系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臺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并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象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于北伐軍。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面，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里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并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借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１月６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罚中國，但一次大戰后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后，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北伐軍進入南京后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６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奸。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余人。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后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準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面目以見國人。（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５人，被強奸者３５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担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干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盡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持，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担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只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斯大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后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后，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大臣們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只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汪精衛向斯大林表示回國后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并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后，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于私心。在蔣介石看來，駐扎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于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制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后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７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占領南京后，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系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拢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了上海。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后，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于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４月３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干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于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臺，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于汪主席復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蔣介石說：“第一是復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制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么時候，你還要講什么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最后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面前，流著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面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氣氛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議。協議規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后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后，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并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只是贊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于汪精衛回國后帶領他們反共，遏制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后，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于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后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并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面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后，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１０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于黨，自絕于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盡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于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斗，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后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游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后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后，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斗。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只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于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后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么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愿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后，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于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志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后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后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于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后，汪精衛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志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制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后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象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并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于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后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采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為什么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斗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干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在南昌起義問題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并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贊成分共，只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是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制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后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后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并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后，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后來檢討說：“由于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后，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于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臺，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面催促蔣介石下臺。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于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松了一口氣，８月１９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系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并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干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系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系在黨內卻沒有什么地位，于是統治南京的桂系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并宣布開除林森等１８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并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后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愿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作出了恢復林森等１８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并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于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并和統一黨務的問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志，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的《彈劾西山會議案》。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產物，必須宣布廢除，否則怎么能團結統一黨內同志？”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汪精衛的發言遭到寧、滬代表的強烈反對。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林森、張繼等１８位同志恢復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并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參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志，可容納個人參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二屆四中全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志不參加會議。”這時寧、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寧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面防范共產黨過于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拔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謀補救的辦法。”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孫科是武漢方面的代表，汪精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后來在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１４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名列第一，但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占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系軍人、西山會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于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于９月１３日通電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系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后，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歷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注定難于長久。汪精衛辭職后，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汪精衛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廣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于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面對汪精衛的攻勢，南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面。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原來不少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后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面，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復職，出面收拾混亂的殘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特委會后，使他們的政權已難于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復職。蔣介石在這次訪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軍１９２７年３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中炮擊報復。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罚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南京的蔣介石在列強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答。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担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蔣介石一旦離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但由于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系太深，如果只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贊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這也是蔣介石后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斗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么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于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起反外仇外事件。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后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于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象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后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后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并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復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后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于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后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于１２月１１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后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余，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系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后，全國嘩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布辭職前往香港。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軍人派則借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制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后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并沒有直接關系，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于是汪精衛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歷和威望，還担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斗！”      
　　汪精衛走后，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志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斗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復職。在蔣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斗爭暫時告一段落。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制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臺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象。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楷。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担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于６月８日攻占北京。７月６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淚盈眶地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愿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于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后，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臺后，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后來國民黨內部激烈斗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于汪精衛沒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軍隊，無法制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在具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歷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      
　　第二部分之五：護黨救國運動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后，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斗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沖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么阻擋，僅僅兩個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后，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后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后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后，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后，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并沒有準備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后，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后，最后進入“憲政”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制訂憲法，然后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１０月３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于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于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于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担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黨中并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會代表中，２１１人為指定代表，１２２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制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志會”。１９２７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后，陳公博和顧孟余、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復國民黨１９２４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余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于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后入獄。此后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后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１９１４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后，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后，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１９２１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担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１９２３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后，宣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后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５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后來又被汪精衛看中，１９２５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担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后，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斗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組同志會，并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余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陳公博、顧盂余、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于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后，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后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提出辭呈表示抗議。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愿，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后，忽然一群暴徒沖向主席臺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著大批軍警趕來沖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并當場逮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于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斗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國民革命軍共有８４個軍，２２０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担，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４億５千萬元，除去１億元用于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３億５千萬元，其中３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后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軍只裁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隊。這些旁系部隊并非絕對服從于蔣介石，對于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于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系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余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后，蔣介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６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系。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吁恢復黨權，“鏟除叛徒蔣中正的一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于專制，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常厚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于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在１９２９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后，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并不局限于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并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并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１９２７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于好。汪精衛回國后，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只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復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并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余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后，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后，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于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３０余萬人傷亡，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于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拢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沈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戰局向有利于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９月１７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余天時間內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于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１１月４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并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后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參與國民黨的政事。１９２７年４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１９２７年８月蔣介石下野后，胡漢民由于不愿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漢民回國后，再次與蔣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漢民幫助蔣介石組成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后胡漢民在新國民政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后，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后，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總統制，也不同意制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拔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制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５月３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后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后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對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斗爭的歷史，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有所曲解。由于臺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臺灣的歷史書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反蔣斗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斗爭；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也把這一段反蔣斗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斗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斗爭。盡管這場反蔣斗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斗爭的因素，但后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于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袁世凱那樣搞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
    

林思云 2013-08-20 10: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