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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

　　鄢烈山，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曾任《南方周末》編委。著有《假辮子·真辮子》、《冷門話題》、《中國的個案》、《此情只可成追憶》、《沒有年代的故事》、《癡人說夢》、《半夢半醒》、《追問的權利》、《中國的羞愧》、《一個人的經典》、《丟臉》、《年齡的魔力》、《毀譽之辨》等17種著作，其中《一個人的經典》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我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庸常之人，沒有前輩戴煌、同齡人朱學勤、年輕人慕容雪村他們那種傳奇般的經歷。

　　今天回想1976，甚至說不清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只記得，1975年夏季我從沔陽師范學校畢業，似乎鐵板釘釘的要留校任教（我的“實習”是教本校一年級語文，教了一學期，各方評價不錯），不知緣何出現變故，被留縣教育局待分配；一起待分配的另外3人后來成了教育局干部，我被分到沔陽師范學校函授部，這個受縣局和沔師“雙重領導”、雙方視為“拖油瓶”的單位，專搞一項“重要”且無聊的“教育改革”試驗，在全縣選擇幾所小學推廣“三算結合”（從高位算起的珠算、口算、筆算相結合）。只記得，1977年冬季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襄陽師專讀華中師院為師范學校教師在那里辦的一個高等數學進修班。那么，推算起來，1976年，我應該在幾個試點小學之間奔走，并有大半年住在荊州地區的沙洋師范學校，參加湖北省教育局教研室在那里組織的小學一年級數學教材編撰——那時都是各省自編教材的。

　　那一年發生的國家大事，我當然曉得：年初周恩來病逝；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唐山大地震，聽說死了不少人；毛澤東、朱德相繼去世……說老實話，若不是后來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變化，這些事件我很可能“下面條”，把它們發生的年頭攪混。

　　雖說跳出“農門”成了“國家干部”，吃上了“商品糧”，可我依然是一個“農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些國家大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該做什么還得做什么。

　　對于“文革”，我們農民一直是這種態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親讓我“下學”掙工分。從上海串連回來我就回鄉勞動了。“文革”留給我在生產大隊的記憶，是有人貼過公社干部幾張大字報；搞了一段時間的“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中共“九大”前后生產大隊里搞過一兩次游行喊口號；“知識青年”下鄉，我們公社來了一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會唱情歌，“好吃懶做”的武鋼子弟，縣里可以拿他們的招工招生換鋼材、化肥，有實權的干部可以把子女搭便車招進城……如此而已。1967年聽說武漢有兩大派系，什么“百萬雄師”對“鋼工總”和“鋼九一三”，打得很兇很熱鬧。那是他們的事。不上班、武斗，照樣有糧票有工資，“吃飽了撐的”。我們農民不干活誰管飯？工分少了“超支”，挨餓活該。

　　1973年夏季，我報名參加招生考試。即使沒有“白卷英雄”張鐵生搗亂，我也只能上中專。推薦與考試相結合，先定了我只能進中專組的考場，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大學。盡管如此，沔師畢業后我已提前達到了大隊民辦小學一位老教師對我的祝福——暨為我提出的人生奮斗目標：1970年春我到大隊小學任教后，他夸獎并勉勵我說，“小鄢，好好干，以后有希望轉公辦教師，到公社教中學。”

　　直到1977年冬忽聞恢復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對自己的人生一點規劃都沒有，甚至沒有想過“人生”之類虛浮的詞語；如果講到“人生觀”、“世界觀”之類大詞，也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套話而已。

　　奇怪，我當時怎么就一點政治抱負也沒有？壓根兒沒有想過當教育局長、縣委書記之類領導，甚至連當校長的野心也沒有。我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當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對得起良心、不讓人瞧不起。至于前程，不勉強自己，也不指望別人，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處走”就是了。

　　當時的我，說是“多么好的群眾”也罷，說是“麻木冷漠素質低”也罷，反正是知足認命、任勞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數”之一。但這并不表示我們這些“農民”就沒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1958年記事并于那年秋季上學的。記得我們一幫小孩特別起勁地傳唱一些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童謠。其中一首是這樣的：“天上的星顆顆黃，隊長要我賣余糧，賣了余糧吃食堂。站著吃，睡著想，沒有吃的找隊長。 隊長把眼睛一瞇，——找書記；書記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門一關——搞單干！”這樣的童謠也不知是哪家的大人編的。若是那時的農民有手機，會用、且舍得花錢發短信，想必也會“段子”滿天飛的。上述童謠的流傳表明，不待大人物們發明“三自一包”，也不待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人們“發起”包產到戶，農民中早就不乏陜西農民楊偉名那樣的干部群眾，早就希望“搞單干”。只是歷史和現實教他們記住了“胳膊拗不過大腿”這條祖訓，能忍就忍罷了。

　　1976年的我，還真以為“公社是棵長青藤”呢。雖然挨了那么多年餓，何嘗想像過人民公社制度會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過改革開放、自主擇業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

　　今天的我，痛感自己學養不足，好多必讀的書沒有讀，只恨分身無術，不能一變三，讀書不耽誤上班和寫作。有時候不免自問：年輕時有時間有精力為什么沒有用來讀書呢？

　　不能將一切都諉過于“文革”十年。1973年9月上中師之前在鄉下且不論；念中師之后，如果自己渴望讀書，還是有不少書可讀的。至少，馬恩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是可以借閱的。楊小凱、金敬邁不就是在監獄里熟讀《資本論》的嗎？老實說，《魯迅全集》我是1978年上大學中文系之后才匆匆翻閱一遍的，《資本論》迄今沒讀過（現在是想讀，心靜不下來了）。這些書當時若讀熟了，今天仍然是一種有用的文化儲備呀。

　　似乎也不能說自己沒有求知欲望和對于知識的好奇心。在民辦小學教書時，我借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兩種高中數學課本自學；讀中師時從老師和同學手上輾轉借來莎士比亞的兩個劇本偷偷地讀，被 m 同學揭發，相關一串人都受到校方大會批評……

　　自己為什么就沒有珍惜青春，抓住一切機會汲取精神營養呢？想想，還是諸葛亮的《誡子書》說得好：“非學無以廣才”，而“非志無以成學”。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最缺的就是“志”：我要學那么多做什么，能做什么？

　　1974年冬，有武漢知青出身的同學不知從哪里搞來一本唐詩選、一本普希金集子，傳到我手上讀過。我背誦過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郁的日子需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永遠憧憬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回憶。）但這詩當時并未打動我。我沒覺得自己有什么“悲傷”和“憂郁”，因為我并不覺得誰欺騙了我：誰也沒有認真承諾過給我這個農民的兒子什么特別美好的前途呀，我們這些農民的孩子沒有傻到將廣播里、課本上和作文中寫的話當真。所以，我們也不會相信，有什么特別“快樂的日子”在前方等著我們。

　　現在看起來，我當時的心境不是有什么具體愁苦的“憂郁”，而是陰郁，是那種沒有穿透云翳的陽光，沒有美麗動人夢想，想像不出值得向往的遠景的心靈灰暗。還是普希金說得到位，人的心只有“永遠憧憬著未來”，才能振作起來，堅定不移地向前走。諸葛亮所謂“成學”之“ 志”，不論是志向還是意志，都離不開對未來的向往，對理想目標的追求與執著。

　　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當年無成學之志的我，可能屬于那種被動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對社會進程會產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響。這不是“甘當革命螺絲釘”的奉獻精神，而是一種無奈和放棄。而今我不再這么藐視自己了。我相信推動社會進步靠的是一種合力，是各種社會力量、利益群體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協的基礎達成均勢而形成的一種合力；而這當中就極可能凝聚了我的一絲綿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學者說，中國人是奴役與配合奴役，俄羅斯人是奴役與反奴役。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認同這種說法。以當年的農民來講，說他們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實。他們一方面是忍饑挨餓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極怠工軟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終不戰而勝之。如今的農民工，以所謂“跳樓秀”討薪，也是一種“反奴役”的表達方式。當然以無可奈何的消極的方式爭取“消極自由”，與確信自己的社會主體性，以一個有責任感的現代公民的身份，積極參與變革社會現狀的活動，兩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別的。

　　毫無疑問，是1977年冬天的恢復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它使我僵凍的心復蘇，直覺某種機會將要來臨。在寫作此文時，我想到用柳條抽芽前的泛綠、春筍破土前的隆起來形容我當時對“形勢”的感覺；但推敲這兩個比喻并不貼切，因為春天的到來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復高考前我何嘗能期待什么？事實上，那時候我還不能想像推倒“兩個凡是”后的中國會怎樣；而1977年學校領導不讓參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經主管全縣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繞過校方替我偷偷報的名，以致考分出來后經歷了校方不肯為我寫政審鑒定的曲折。那一段時間的心情并不輕松，卻有了盼頭。

　　前25年的人生經歷，使我明白了為什么古賢說“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將近26歲時上的北師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別活躍。有段時間我們吃了晚飯就往西單跑，去看大字報聽演講。我們的《歐洲文學史》教材（楊周翰等人編，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時代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個名句我至今難忘，日益明晰而堅定地將之奉為座右銘。這句話出自他1856年寫作的《詩人與公民》：

　　你可以不成為詩人，

　　但必須做一個公民。

　　“公民”，當然是一種自我意識，是心靈維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雖然在沙皇王權的轄制下發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書報審查，但他的心從未臣服，對公民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使他與民主主義的同道們“善于說出真相”，創作了《俄羅斯女人》、《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等膾炙人口的詩篇，批判專制社會的種種罪惡，謳歌對正義事業的堅定的信念。

　　這個名句中的“詩人”一詞，可以替換成任意一種職業、專業和稱號。我不妨將它替換成“作家”、“評論家”、“雜文家”。

　　回首30年來的精神歷程（若從1984年我開始評論與雜文寫作算起，是22年），支持我從事“公民寫作”的大略有三個心理動因。

　　一是心底不服氣。不承認任何人、任何勢力比我高貴，不承認誰有正當權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寫作、強制我必須說什么。

　　這其實是一個人最樸素、最樸實也最真實的情感和認知。用否定句式說，沒有人是天生的奴才；用肯定句式就是那句幾百年來最動人的話語：人人生而平等。這股發自內心深處的不服氣，我曾莊重地表述在林賢治與邵燕祥主編的《散文與人》第一輯的《衛人新婦與雜文家》一文里（收入1997年出版的自選集《中國的個案》，作為自序）：以剛下轎的新娘子即以當家主事人的口吻重新安排家什、改變擋道礙事的陳規陋習為喻，結論是“咱們的雜文家本來就是中國公民，以她那樣的心態和口吻講話，不是完全應該當仁不讓嗎？”這股氣后來一觸即發，在應邀為人作序時寫下了《雜文新概念：公民寫作》這篇文字。我也曾引用蘇軾慰勉其弟的詩句“頭雖長低氣不屈”（《戲子由》），來抒發這股不平之意；更將在海外出版的雜文自選集命名為《放氣集》（出版者改為《鋼絲上的中國》，附注說明）。而我心里常常哼起沙奶奶痛斥胡傳魁刁德一的唱詞：“你有理當著眾百姓講，縱然把我千刀萬剮也無妨”。（我們這代人所受的教育似抹不掉的金印，各種場景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句對應的樣板戲或革命歌曲里的詞來表達。就像姜文主演的那個《北京人在紐約》，他開車去賭城的路上，一興奮就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006年1月14日的《南方日報》上有篇陳丹青的訪談，大標題是《說話比畫畫更重要》，最后一個小標題是《我最在乎自己能不能說話》。他說的正是我的心里話。

　　我明白說這種話，對于當下中國那些仍在為溫飽苦苦掙扎的人是相當奢侈的。這個除夕，我在給內蒙古的著名學者曾憲東先生電話拜年前，偶然想到上網“百度”一下他，結果看到第二條是2005年12月19日的《內蒙古晨報》所載的報道，曾憲東到醫院看望當代“白毛女”黃培淑。報道說，五年前曾憲東一行發現她時，她住在山洞里，下身無衣服遮體……這個在山洞里蜷縮了23年的女人比歌劇中有奶奶廟住、有供果吃的“白毛女”喜兒悲慘得多。但是，我們這些有一定表達能力和機會的人，說話固然是自我一種根于本能的需要，我們“以筆為旗”追求社會正義，不也有利于這些仍在為生存權而苦熬的人們改善處境嗎？

　　如果“白說也要說”是基于不平則鳴的天理和不服氣的本能，那么，我同時也相信“說了不白說”。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的言說（社會行為之一種）可以參與并影響社會的進程，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變化，是水滴石穿中的一滴水，乃是我從事“公民寫作”的第二個心理動因。

　　正月初四（2月1日）有幾位朋友電話問我：你寫了“批”仇和的文章嗎？有說是在“博客中國”我的“專欄”上看到的，有說是在人民網上看到的……我沒有寫呀。上網一看，原來是“博客中國”將我兩年前發表的舊文《把仇和式的強人留給歷史》于1月30日重新搬上了網（該網站上我的“專欄”文章全是編輯選貼的已發表作品）。選在仇和官升副省長的時刻重貼，我不反對。它表明我的這篇文章還有針對性。若用此文來證明“說了白說”我是不同意的。我根本沒有指望人家看了我這篇文章及相關“輿論”后就不提拔仇和。我相信，持我類似觀點的人一多，中國的政治文化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假如哪天有了一票頂一票的選舉權，不認同仇和執政模式的人就不會投票給他這類官員。

　　類似的，網上反美仇日的“憤青”很多，但這些年也總有人不斷翻出我的舊作《孩子，你怎么會這樣想》（駁視薩達姆反美為英雄的）、《“愛國賊”》、《民主的力量》等篇什重貼在網上。作用大小不論，至少它們的存在是文化生態多元化的表現。

　　相信“說了不白說”，除了不妄自菲薄的自信，還有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步的體認。這是自我激勵的第三個動因。

　　如果僅從一己際遇來看，正當盛年時，不明不白被貶抑且將終老于每周聽從一審二審裁決發落的最底層編輯的我，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心懷怨尤，卻沒有任何緣由和必要對誰歌功頌德（偶然得個文學界的大獎，無改于我在新聞單位的處境；對于支持、勉勵我的讀者和師友，愛護、關照我的同事和某些領導個人，感銘于心另當別論）。但是，我們對于社會現狀的評估，需要冷靜客觀。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太樂觀以致期望值定高了，如果不是囿于個人遭逢的不公不幸，我們就應該承認這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認為中國社會進步、時代進步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世界巨變和開放政策帶來的國際互動，世界潮流的不可阻擋給我這樣的人巨大的精神激勵。

　　二是社會各階層、各種勢力的互動，在“交鋒”、“較量”和博弈中達成暫時的平衡，其中有雙方的妥協與讓步。我當然愿意相信自己是站在積極力量的一面，卻也時常警醒自己不要陷入“惟我獨尊”的專制思維中。

　　三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相對發展，對公民權利的實現具有不可抗拒的推動作用。正如沒有廣播電視的普及，就沒有歐美國家今天的普選模式里公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沒有互聯網的普及，就沒有每日厚厚一大摞的市民報紙；互聯網、手機短信與其他傳媒的互動，無疑是這幾年新聞熱點和輿論沸點形成的條件。這種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

　　這樣看問題，就是給自己加油，給一切有志于——借有李敖的話講——反求諸己、反求諸憲法，循名責實為逐步兌現和擴大我們的公民權利的人加油。

　　“心永遠憧憬著未來”，只要心中還有夢，我們就能以百折不撓的毅力往前走。

鄢烈山 2013-08-20 10:4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