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

簡體傳統

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
吳敬璉
顧準是我的老師和摯友。重讀他的遺文。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不但在河南息縣明港勞改隊中和他同窗共讀的情景歷歷如在日前，而且覺得他好像仍然活著，正在和我們一起探討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來地發表議論。
我曾經有兩次和顧準密切相處的機會。第一次是1956年。那時我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財政組從事企業財務的研究，當時顧準是我的領導。第二次是從1963年他重回經濟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辭世。特別是1968年到1972年期間，我們兩人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五七干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里朝夕相處。我們利用不準參加“革命群眾活動”的機會和顧準通過巧妙斗爭取得的閱讀中外書籍的權利，懷著“為什么我們追求革命理想，千百萬人為之奮斗犧牲，得到的卻是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這樣一個當時使我們深感困惑的問題，認真研究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歷史，探索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里，顧準對我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導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因此，我是從他受益極多的。現在我主要不是表達個人對他的懷念和感激，而是討論作為現代中國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業對我們的改革和改革的參加者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顧準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鮮明個性的奇人。和他有過接觸或讀過他文章的人，對于他作為學者的淵博學識和犀利言辭都會有極為深刻的印象。然而這些都還只能說是顧準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說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顧準的內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言人所未言。這些問題，例如中國為什么沒有如同希臘羅馬那樣，發展起作為歐洲文明濫觴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中國的“史官文化”傳統是怎樣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質以及應當怎樣對待“史官文化”；在革命勝利以前生氣蓬勃的革命理想主義為什么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取得真正的進步；社會主義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自發波動來調節生產等等，都是長期聚訟紛紜，人們莫知所從的。顧準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見解往往驚世駭俗，卻又有理有據，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為顧準的《理想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所說：“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種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見，無疑來自他不畏艱險、放言無憚的科學批判精神和艱苦卓絕、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問題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顧準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勇往直前，堅持對歷史軌跡和人類未來進行無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幫”法西斯專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議論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慘遭殺身之禍的危險，顧準是一個戴過兩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來探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樣”，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經濟發展問題，是冒著多么大的風險，需要什么樣的勇氣啊！而且當時顧準的生活環境是十分艱難的，缺乏研究和寫作的起碼條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縣的時候，他已經痰中帶血，除了參加勞動外，還得應付沒完沒了的“交待” 和“批斗”，有了一點時間，他就抓緊讀書，認真思考問題。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況加劇，可是他卻索性以北京圖書館為家，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成就了《希臘城邦制度》等數十萬言的論著。顯然，只有對人民懷著熾烈的愛心的人，才能像顧準那樣，如同一支行將燃盡的蠟燭，以自身的毀滅為代價，力求給世界以更多的一點光和熱。
只從表面上觀察顧準，會覺得顧準是一個極端冷靜的人，因而能夠完全客觀地對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說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說，顧準的特點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確，顧準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難舍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加以舍棄；不管是有多大權勢的顯貴，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加以反對。例如，由于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曾經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對于革命懷有深厚的情感，始終認為革命“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當他發現自己曾經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著謬誤的時候，往往陷入極度的痛苦。但是當他發現革命理論的失誤和革命隊伍中的種種丑惡現象，總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念念不忘中華民族的振興，熱烈期待著“我們自己的‘神武景氣’的到來”。然而他對于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陰暗方面，如唯政治權威之命是從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無為政治的“黃老風格”，他都義憤填膺地加以聲討批判。他是一位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但是，對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極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卻斬釘截鐵斷言它只適用于小國寡民的城邦，對于大國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亞歷山大征服后的希臘化世界中與東方專制主義相結合，或者在雅各賓專政后繼之以拿破侖獨裁。
然而只在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這個冷峻孤傲外觀下面，有著一顆充滿愛心和柔情的內心世界。
人們也許認為，顧準之所以能夠這樣無所顧忌地探求真理，是因為他在經歷了種種人世滄桑之后；已經變得超然物外，對于人世間的喜怒哀樂都無動于心。我想。這人判斷也是不符合實際的。顧準從來認為，“力求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上尋求自己靈魂的安寧”。“不是祿蠹，就去出家”；“憤世嫉俗，只好自稱老衲”，都不足為訓。顧準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說，他的宗旨在于“為人類服務”。為了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未來，他立志做一個“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顧準的確實現了這一諾言，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擲地有聲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從同顧準的交往中親身感受到，他的嚴肅冷靜的科學精神、剛正不阿的處世態度、艱苦勤奮的工作作風，無一不是由對人民的熱愛所孕育和支撐的。于是構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實際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顧準是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時，不斷有外調人員武斗逼供，要顧準作偽證誣陷一位與他有過個人嫌隙的老同志，雖然飽受皮肉之苦，他仍然嚴辭拒絕這種無理要求。事后顧準對我講述他的遭遇時，談笑自若，絲毫不以為意。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但在另一方面，他對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裹挾下揭發過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劃清界線”的親友子女，卻總是懷著體諒的態度，或者從社會原因來為他們辯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當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阻止，顧準不能和近九十高齡的媽媽相見。當時大家對他的妹妹和妹婿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滿。顧準卻說，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為他們只是一部巨大鎮壓機器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己，何況他們（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階級隊伍” 時曾經用荒誕牽強的推理“揭發” 顧準在30年代就是執行“右傾投降路線” 的“內奸”，很久以后隨著周揚的解脫，他的“內奸” 問題才告解決。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顧準對于他們這位老朋友卻多方照顧。考慮到這位老朋友的凄苦處境，逢年過節總是備下酒菜，約他共餐對酌，我當時很不以為然。顧準卻說：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這種古怪的個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審干” 做法造成的。這套制度毀掉了他的一生。這種悲慘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們應當同情才對，怎么可以苛責呢。
顧準對于荀況、韓非為專制統治者鉗制輿論獻策的言論，雖然事隔幾千年，仍然嚴詞指斥，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左”派理論家，他義正嚴辭地宣言：“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 另一方面，他對于人民的苦難，滿懷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雙城記》的時候，也傷心落淚，邊讀邊哭。在看到別人被強加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他會不顧自己的“反革命” 身份站出來打抱不平。在議論給老干部落實政策時，他想到的是“中國農村冬天沒有鞋穿的孩子們”。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樣維護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點牽連。“文化大革命” 開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為形勢所迫，同他斷絕往來，“劃清界線”。顧準對此深感痛心。然而他還是處處為他們著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最珍惜、準備以生命來捍衛的東西。在他的病已經宣告不治的時候，經濟研究所“連隊” 的領導考慮給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顧準在一份文字報告中作出“承認錯誤” 的表示。這是顧準所萬萬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還是簽了字。簽字時顧準哭了。他對我說，在認錯書上簽字，對他來說是一個奇恥大辱，但他要這樣做，因為這也許能夠多少改善一點子女們的處境。事事首先為別人著想，已經成為顧準的天性。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打開行軍床休息”。那是顧準臨終的一天。由于癌腫對氣管的壓迫，他早已說不出話，當時他的病情更是已經進入了危急狀態，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約十一點鐘的時候，他看到我還在床邊，便掙扎著用手勢，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要我休息。只過了大約一個鐘頭，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個人只有有這樣偉大的人格，只有有這樣的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進行只有后代學人才能認識其價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歷史探索。他的學術成就，也正是這種精神的產物。例如，他寫作《希臘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早在干校的時候，為探索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義的種子卻得到了林彪、“四人幫” 法西斯專政的結果問題，追溯文化史和法權史的根源，遇到了東西民族的歷史殊途是怎樣開端、怎樣形成的問題。為了解答這個問題，顧準真是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那時，顧準曾反復和我討論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假說，又一個一個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為此，顧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書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細心地把它們連綴在一起，形成一個體系。回到北京后，他拖著低燒咯血的病軀，廢寢忘食，每天只帶幾個冷饅頭上北京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書籍，閉館以后回到學部大院的集體宿舍再夜以繼日地寫作，終于寫出了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贊嘆不已的巨著。
時代發展到今天，顧準所深惡痛絕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滌蕩歷史上積淀起來的污泥積水、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十五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負隅頑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揚民族文化”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在轉軌過程中，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干著掠奪大眾的勾當。在這種時刻，我想我們知識界尤其需要發揚顧準那樣立志為世界人民服務而不屈從于任何政治權威的精神，為大眾的利益、為推進改革而奔走呼號。
現在似乎有一種誤解，以為既然舊體制下當權者往往用所謂的“整體利益” 壓制平民百姓的發展個性和增進物質福利的要求，我們今天就應當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私利為依歸，把利己主義的世界觀作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認人的價值化為對金錢價值的頂禮膜拜。在某些錯誤觀念的誤導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為時尚。以損人利己為榮，以不擇手段地斂財致富為務，對社會主義和公共道德棄若敝履，把靠掠奪公共財富起家的暴發戶看作改革者典范，把厚顏無恥地倡言市儈哲學與思想解放等量齊觀，把正當的經商牟利同弄權“尋租”混為一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人生第一要義，利己主義被說成是時代的思想旗幟。的確，顧準也說過，有一種個人主義曾經是歷史上積極進步的因素。不過，顧準所認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種個人主義，而是“像布魯諾那樣寧肯燒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棄太陽中心說；像宗教戰爭或異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卻不可不去的冒險精神；像近代資本主義先鋒的清教徒那樣，把賺錢、節約、積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馬克思認為是共產黨的基本標識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實現’的那種個人主義。”顧準曾經自陳，他“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傾心這種文明的先驅——希臘城邦文明。然而他卻為希臘世界由于個人利己思想惡性膨脹而造成的種種敗德行為而黯然神傷。他說，我寫《希臘城邦制度》“本來是有感于希臘在那種小邦林立，相互競爭中，個人創造性發揮到頂點，創造出燦爛的希臘文明，……所以要寫，是想歌頌它。可是寫著寫著，對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間的自相殘殺，甚至不惜勾引希臘文明歷來的大敵波斯……對這種不顧大體實在受不了，不知道該歌頌不，有點迷惘了。” 并使《希臘城邦制度》的寫作一度“卡殼”。可見顧準對個人主義決不是全稱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選擇的。人民大眾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處境的要求顯然無可指責。但是，爭取更多的物質消費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別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應當有更高的追求。魯迅曾經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應當說，顧準就是這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顧準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達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在“為世界人民服務” 的宏偉事業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也就是對顧準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