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遲到的理解——《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讀后附記

簡體傳統

遲到的理解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讀后附記
顧淑林
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細閱讀了這本通訊錄（系尚未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手抄本）。（其間遇兩次搬家，又有近半年沒有住處，因而拖延了時間）流暢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這后面的是父親對國家前途極度關切的責任感和探討真理的熱情、勇氣，它是如此洶涌澎湃，深深地激蕩著我的心。原有的父親的形象，至此徹底地清晰高大起來。骨肉情感，對動亂年代和家庭變遷的痛苦回憶，成年以來對文中所及問題的思考，以及嚴酷的自我剖析，所有這一切，糾擾在一起，多少個夜晚不能成寐。
可以說，凡是與國家興亡有關系的重大問題，父親幾乎都涉及到了。對這些問題的本身，我不敢妄加評論，從中表現出來的品格氣質，使人想起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的話：“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感謝六叔陳敏之保存并整理了這樣的一部珍貴的文稿。
1965年底，父親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親決定暫時“分手”。“這樣可能對他（指父親）的改造有好處。我們說好十年以后再見。”母親這樣對我說。那一年我二十三歲。從這以后，我們和父親沒有再見過面，在這之前，我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也十分有限。對我來說，從1961年底到1964年這一階段算是接觸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學），其他的時間里，父親要么在前方，要么在異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勞改。
我們這些“右派”子女，從少年時代起就面對著許許多多的懷疑、冷眼和挫折，但在忘我的學習工作勞動中，以自己的行動贏得了諒解和友誼。我們的信仰可謂真誠，這里面原因很多，有學校社會的，有家庭親友的，有個人的。我無法在這里展開來一一回顧。記得我的中學那個團支部，真有點“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味道。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之中，我的支部書記和黨委書記，曾為我劃入編外名單和軍管小組據理力爭，黨委書記周行松說：“你家庭沒有問題”，挽留我在七機部工作，然而在1972年夏天父親回京以后，我拿著父親的信征求他們是否去看望父親的意見時，他們默然了，“再等一等”。前不久的一九八四年春節我才得知，他們曾為此親去科學院了解情況。還有，人們可知道母親去世的慘狀和她的遺筆？還有周恩來總理的榜樣……
說我“至死一直在反對父親”，這實在是抬高了我。1965年以前，我不覺得他講的有道理，而我，愿意獻身我所相信的一切；以后是長年的相互隔離，父親更加深刻、通達（這是熟悉父親的親戚的評語），我們也在成熟起來，但是我們都是沒有得到填補隔離造成的溝壑的時間。
我不想逃避自責，也無法躲開痛苦。我的父母感情很好，家中每一個人包括祖母和我們大家都心胸開闊，從未有過什么“家庭糾紛”，我的家庭的離異，對每一個人來講都從來不是輕松的事。如果說過去還有一種超乎家庭關系之外的神圣責任感部分地掩蓋親子感情的話，那么今天我們是在赤裸裸地經受著感情的煎熬。我逐年地追蹤著父親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從地獄中趟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數不盡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于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么呢？
說我主張“依附”，這是一場誤解。我們參加工作進入社會已久，每人寫得一部自己的歷史，我沒有依附的思想，也沒有依附的行為，有的剛好還是它的反面。當然這些并不重要。問題在于，從依附與否著手，是否能觸及我們家庭悲劇以至社會悲劇的癥結，另外，與此多少有點關系的一個題外話，或許也應該提一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父親的以至我的家庭的悲劇，是他的某一個女兒還是某一個兒子？我覺得我們用片面的絕對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已經吃盡了苦頭，現在需要的是深深的實事求是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溝通和諒解。
真正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一個悖論——為什么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隔離時間的久長，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于一個愿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并且承受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