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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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整整一個多月沒有看過一部完整的電影了，主要是因為59集的《走向共和》實在是把我折騰得不行。不過好在眼下一切即將塵埃落定，我也終于可以平靜地對此說上兩句。
　　
回歸真實　治史之本　　　　

可以說，看過《走向共和》的人，恐怕是很少有不尊敬李鴻章的，甚至還有不少尊敬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的，此外，大概還沒有幾個是會認同康有為、翁同龢的。這顯然是作者態度的一種自然流露所對于他們施加的影響。所以，對于走向共和的爭議首先在于這樣的描繪歷史是否真實。

對于歷史的講究，錙銖必究始終是要的。所謂歷史劇終歸不可能是完全脫離真實的，何況兩位作者一個是曹禺文學獎得主，另一個也是近代史學的專家，料想是不會太過不嚴謹的。不過既然是戲，總有一些藝術化的地方，曾經有人考證過其中一些細節并非史實，這也沒有什么可以意外的。所以在《走向共和》屢受爭議之時，編劇盛和煜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把她當電視劇看就行了。”這并非完全是作者的搪塞，畢竟承載一份對于歷史觀的責任，這本就不是一部電視劇所消受得起的。

然而，既然作者都認為這只是一部電視劇，猜想他的意思便是說讓老百姓茶余飯后樂一了，就算大家當作是《戲說乾隆》，我也無所謂。但是這種一石激起千層浪，乃至遭到央視封殺，卻是“戲說”諸片所從未享受到的待遇，此中原因究竟何在？　　　　

想來，雖然這些電視劇都是對于往事的新解，但所謂“戲說”，從來只講述皇帝等人的情愛故事，并未涉及意識形態的根本，而《走向共和》雖然也可以看作是戲說，卻觸及了歷史觀乃至政治觀的問題，在這方面，權威似乎是不容挑戰的。

然而，停播之后觀眾的抗議從未歇息。BT上的下載說明便是——作為中國人，一定要看一看這《走向共和》，顯然不少人對于劇中的一些史實和觀點是深信不疑的，而對于傳統歷史觀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有人會針鋒相對地說停播是因為此片影響到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譬如那些終身鉆研于一種理論體系的學者。

筆者認為，就事論事地說，對于晚清歷史，究竟哪一種觀點比較正確，其實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了，更重要的事情在于，為什么《走向共和》乍一推出，就有人愿意徹底地去相信她。

首先，這顯然是因為傳統的歷史觀是有其缺陷的。比如說，把馬克思劃分的四個歷史發展階段生搬硬套在歷史發展進程截然不同的中國。再比如認為凡是農民起義都是進步的，推動歷史進程的。這樣的歷史觀顯然是出于我國目前政治局勢的需求，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意識形態標準。我們總是習慣于把歷史事件簡單地劃分為非此即彼的兩個概念——正確的錯誤的，進步的保守的，革命的反革命的，這種為了政治而學術的理論，有其內在缺陷實在是理所應當。　　　　

但是，我們還可以退一步講，假如這種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歷史觀是完全正確的，那么《走向共和》一劇的誕生，是否還是會導致同樣的爭議呢？

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常說謊言重復一千遍就可以成為真理，但是如果一句話真的被重復了一千遍，我們還會把她當作真理嗎？筆者猜想，絕大部分人會認為，真理是沒有必要重復一千遍的，而需要重復一千遍的話，多半不是真的。當有一個新鮮的聲音出現的時候，即便她并不是那么準確，許多人卻是寧愿去相信她的。　　　　

說到這個地步，這已經不完全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了，更像是在搞心理學。《走向共和》被推出來，為什么會有爭議，因為很多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觀點，所以才會鬧得沸沸揚揚。　　　　

由此可見，我們國家的當權者總有一種家長的觀念。比方說西方各國講民主就說要統一全民的觀點，作為各項決策的依據，我們偏偏要加上一個“正確的觀點”。可是政治上的決策多是前瞻性的，執政者同樣是人，又如何判斷布衣們粗淺的看法正確與否呢？同樣的，我們的家長總是害怕我們學壞，只告訴我們一個所謂正確的歷史觀。如果一輩子只聽說這么一種論斷那也就罷了，但萬一不慎聽說了一種“歪門邪說”，那又如何是好呢？

所以遮著掩著總不是個辦法。如果我們的歷史觀始終是多元的，始終是允許所有人各抒己見的，那么聽的人也會自覺地產生一種免疫功能，也會逐漸形成自己判定的標準。在那樣的大背景之下，即便是哪天冒出一個大逆不道的說法來，也不可能攪合得滿城風雨如臨大敵。

所以說，百花爭春總歸是要比一支獨秀來得好看，不過還有一種方法也許是更好的。中國治史者擅長的乃是春秋筆法，寓觀點于陳述之中，縱是《走向共和》也是有這樣的傾向。話說回來，歷史本身確實是客觀的，但從人嘴里說出來總難免是主觀的。不過筆者仍是覺得，如果可以在對歷史的敘述中多一點客觀地陳述，少一些主觀的判斷，以逼真地還原歷史的真相為己任，而把一切評價的工作留給每一個讀者，也許是于讀者也于這個國家最有利的一種歷史寫作方法。
　　
陰陽相濟　是為中庸

梁啟超曾經說：“政治思想之內容，從所表現的對象觀察，可分為兩類。一曰純理，一曰應用。”兩者有著各自的發展脈絡，自然也不免有些連鎖的關系。從今日來看，一般人了解的純理發展顯然要遠勝于應用——這當中或許亦有傳統歷史觀的作用——然而，筆者認為，相比純理，其實對于中國歷史的考察更應著重于其應用。其原因在于，政治圈里的“潛規則”從來是沒有人會寫進書里的，但是這些又在很多時候決定許多歷史事件的成敗。　　　　

黃仁宇先生認為，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抵來說既不可能大公無私，也不會太過貪得無厭。所謂知識分子，總是受過儒家思想熏陶，自然會有一些濟世的情結，但他們卻又是生活在俗物之中，官場的種種暗流必然懂得一些，同時在制度上又沒有有力的制度加以約束，所以即便不是貪贓枉法，結黨營私、上下其手這樣的事情總歸是有的。

而《走向共和》一劇，對于我們考察中國政治之實際操作，是頗有價值的。

別人參奏由丁汝昌担任水師提督純屬李鴻章任人唯親，丁汝昌惶恐不安，流露出辭職之意。見此，李鴻章對他感慨道：“不讓我任人唯親，難道還讓我任人唯疏不成，老子搞的就是這一套！”顯然，事關北洋水師能否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李鴻章寧愿相信一個能力平平但絕對忠心于自己的人。　　　　

由此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張之洞和李鴻章分居南北洋，為何前者在各方面的地位始終不能與李鴻章相提并論分庭抗禮呢？作者借著攝政王載灃的嘴說了出來——恰恰就在于善作道德文章的張香帥確實不如李鴻章深諳官場里公私相濟的道理。

同樣的，袁世凱極力鼓吹君主立憲，但是又提出12年準備立憲期，以保慈禧在世之時仍享有獨裁統治的權利。同時，他又立主改辦新學，行新官制等，于私確實是想安插自己的人在朝廷的各個要害部門，但也不能否認，于公確實有利于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與之相反的是，那些被羈絆在“純理”政治理想的人，如翁同龢，雖然清廉若圣賢，但在政治實踐中，卻是最難堪大用，最不能為國家與國民謀幸福的人。另一個例子可以參考《萬歷十五年》中的海瑞。

不過，孫中山或許是個特例。在革命的理想之下，他竟至如此堅持不懈，何等天真卻又何等執著。當民國與清廷南北和談的時候，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始終認為孫文要把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自己只是一個噱頭，但于孫文覺得只要能結束封建統治，自己當不當大總統確實沒有什么可以計較的。這可能就是孫文超脫于俗物的一面。

但是，孫文一生都在革命，即便民國成立之后，仍是如此。這便說明，他的革命并為成功，即便在一些范圍內成功了，也很不徹底。也許這就是中國的理想主義者無法超脫的一種宿命。　　　　

中國的傳統文化始終奉行中庸之道。何為中庸？筆者認為，在這官場之中，能將公私熔于一爐，這乃是“政治家的中庸”，似乎也是在中國唯一行得通的辦法。
 

豆瓣 煜然 (醉唱天涯恁腐儒) 2010-07-15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