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黃》之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簡體傳統

《1948天地玄黃》之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學國文教員的永恒記憶：1948年8月13日，走出家門，就看見一群小學生在爭著搶著地看一張當天的報紙，其中一個驚慌地喊道：“老師，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看到孩子們那種倉皇悲戚的神情，不禁無言地流下淚來。①
在這些日子，人們頻頻提到朱自清的“背影”：與朱先生合作了20年的開明書店在挽聯里寫著“長向文壇瞻背影”。一位北大學生在悼文里說他仍然看見“一根手杖支持著那一個瘦矮的背影”。/2/小說家沈從文娓娓敘說著“終生不易消失”的瞬間印象：一個“午睡剛醒或黃昏前后鑲嵌到綠蔭蔭窗口邊憔悴清瘦的影子”，沈從文揣度、想象著：“在那個住處窗口中，佩弦先生可能會想到傳道書所謂‘一切虛空’，也可能體味到莊子名言：‘大塊賦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為從所知道的朋友說來，他實在太累了，體力到那個時候，都已消耗得差不多了。”/3/詩人唐提則賦予“背影”以象征的意義，他說：“我更愛把朱先生看成這時代受難的到處給人蔑視的知識生活的代表，從他身上看出人類的受難里的更深重的知識的受難，他的‘背影’是很長的。”/4/
許多人都談到朱先生晚年“表現得十分年輕”，最有力的證明自然是1948年元旦的“扭秧歌”；/5/但也有人注意到朱自清心境的另一面，也許是隱藏得更深的一面。于是，朱先生身邊的余冠英提到先生偶然寫作的舊體詩里出現了這樣的詩句：“圭角磨堪盡，襟懷慘不溫”，“分明見出他心境的陰黯，沉重”。/6/朱自清的至交葉圣陶也談到“他近年來很有顧影亟亟的心情”/7/。但他們都認為這種內在精神上的憂郁、沉重，“怕不是為國事”，“也不見得是為生活”，而是他因病而“常常想到死”，據說他曾談到過這樣的想法：“人生上壽百年也還嫌短，百年之內做不出多少事來。”/8/凡事認真的朱自清對待“死亡”也是如此認真：他要搶在死神降臨之前，思考與探索，他自己，以及與他同類的知識分子，還能夠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與人類作（以及不能作）什么。在這個意義上，詩人唐提把朱自清看作是這個時代的人類的受難的知識者的代表，不失為一個深刻的觀察：攪動著晚年朱自清內心的，正是在變動的大時代里他自己，以至同類知識者的命運、責任與選擇。
其實，早在20年代末，也即1928年2月7日，朱自清寫過一篇題為哪里走》的文章，就已經思考過這個問題。朱自清多次談到，“五四”以后產生了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新知識分子”，他們是“從工業化的都市產生”的，是“比較自由”的。/9/在朱自清看來，1928年的中國正面臨著由“思想的革命”向“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的轉折。如果前一階段（也即人們通常說的“五四”時期）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新時期則是“一切權力屬于（領導革命的）黨”的時代，“黨所要求個人的，是無條件的犧牲”。知識者于是面對著“那里走”的困惑：一面看清革命是“勢所必至”，一面又深知革命將“毀掉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促進自己的滅亡”——其實這也正是當年德國詩人海涅所面臨的兩難選擇。在20年代末，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最后的選擇是：“躲”到“學術，文學，藝術”里去，“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10/現在，20年已經過去，1948年的朱自清發現他重又面對這個惱人的“那里走”的問題，而且在這個新、舊政權交替的時刻，“躲”進象牙塔已不再可能。這時，朱自清對問題的思考又有了一個新的方向：他更多的是從知識分子自身進行反省。于是，在一篇題為《論氣節》的文章里，他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與現實處境作了這樣一番總結——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且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吧。/11/
與同時期一些夸大知識者作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朱自清的自我估價是冷靜與客觀的。他不僅看到了知識分子在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的中外反動勢力面前的軟弱，更正視知識者不能滿足廣大民眾基本生存要求的根本局限——在一篇《論吃飯》的文章里，他尖銳批評了“安貧樂道”的知識分子傳統觀念，充分肯定了民眾“吃飯第一”的要求，/12/表明他對中國現實的理解與把握是敏銳與深刻的，并沒有任何書生氣。他也因此有足夠的勇氣直面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國已經失去了“五四”時期曾經有過的“領導的地位”的事實。在破除了對知識者自我的迷信與神話以后，朱自清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被“懸空”的危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出了“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算真好”的警告。/13/——人們很容易要聯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時代整個凡脫節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14/但此時來自清這樣的中國知識分于，已經失去了他們的英國精神兄弟的重整乾坤的自信，他們更担心著被時代拋棄。這種缺乏自信與担心，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朱自清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軟弱之處；在前述那篇《那里走》里，朱先生就有過這樣的反省：“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的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是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因感著矛盾。’”/13/朱先生的寬容在另一面也使他易受時代風尚與他人（包括自己的學生）的影響。不能簡單地把這僅僅歸結為“謙虛”的美德，追求“進步”的表現；恐也不純粹是攻擊者所說的“趨時”：這其實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直線思維所不能把握的、相當復雜的精神現象。/16/而其結果是“人民”進人了朱自清和他的朋友的視野，出現了被人們著意強調的所謂朱自清的“轉變”（我們還要在下文對此作詳盡的分析）。以下這段話是經常被引用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幫忙幫閑，向上爬的……
一條是向下的。知識分子是可L可下的，所以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知識分于的既得利益雖然趕不上豪門，但生活到底比農民要高”，“要許多知識分子每人都丟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但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17/這里，要向“下層人民”靠拢，以尋求新的支撐點（立足點）的趨向是明顯的（以知識者的境遇與農民相比的思路顯然與傳統的“憫農”思想有關），但也仍然充滿了矛盾，表現出既想改變知識分子“自己”，又害怕失去“自己”的困惑。于是又有了“調整”之說。朱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在“動亂時代”三種人的選擇，在作為社會的消費（浪費）的“頹廢者”與“時代的領導人”的“改造者”之外，還有一種“調整者”，他們“只是大時代一些小人物”，“謹慎的調整著種種傳統和原則，忠誠的保持著那些”，“可以與改造者相輔為用”。/18/既“調整”又“保持”，這正是這一時期朱自清先生的基本思想文化原則與選擇，也許比前述“轉變”之說更切合朱先生的思想實際。
朱自清始終把握住自己作為“學者”與“文化人”的這一基本立場；因此，他的所謂“調整”與“保持（堅守廣，也主要體現在學術思想與文化選擇上。朱先生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一篇文章里，談到他自己曾是新文學的“言志派”，這可以看作是朱先生的自我歷史定位。/19/或者借用周作人的一種說法，朱自清可以算是個“人生的藝術派”；/20/在學術上，他是一直被視為“學院派”的一個代表的。用當前人們常用的概念，朱自清的基本文化取向是一種“精英文化”的立場。他正是從此出發，進行他的文化調整與堅守的。于是人們注意到，在《論標語口號》這篇文章里，朱自清先生一方面站在他固有的“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的“知識分子”立場上，批評代表集體力量的標語口號往往對“個人”構成“壓力”，“足以妨礙自由”，是一種非理性的“起哄”與“叫囂”；但他同時又“設身處地”地為之辯護：“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么能單怪他們起哄或叫囂呢？”他提醒人們，在反感于僅“用來裝點門面”、毫無誠意的標語口號時，不要將“有意義可解的”、真誠地表現著一種集體意志的、作為“戰斗武器”的標語口號也一概否定，“這是不公道的”。他的結論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現在雖然還未必能夠完全接受標語日號這辦法，但是標語口號有它存在的理由，我們是該去求了解的。”/21/這是一種跳出了“知識分子本位”的、更為寬容的文化態度，竭力去了解異己者的立場。處境，理解（并非認同）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基于這種“理解”的立場，他指出，曾經是“五四”新文學對立面的“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余飯后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在過于沉重的生活中，“文學帶著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22/他進而對文學史與現實創作中的“雅俗共賞”、“通俗化”傾向進行了學理的研究與充分的肯定。/23/在《論朗誦詩》等文章里，他對具有強烈政治性、群眾性。戰斗性的作品，也表現出一種“理解”：他指出，坐在書齋里看，會覺得這些作品充滿“野氣，火氣，教訓氣”，只是“宣傳品”，而不是文學藝術；只有“參加集會，走進群眾望去聽，才能接受它”，承認它的“獨立的地位”與價值。/24/對趙樹理等解放區作家所進行的“文藝大眾化”的努力，他也給予了足夠的理解與肯定。/25/他強調，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的“尺度”也會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尺度正在發展為“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尺度，“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高度深度，普及同時也提高”。/26/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種自覺的努力：將他（及同類知識分子）所熟悉的“五四”個性主義話語與正在發展中的集體主義的革命話語溝通，將他（及同類知識分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與在他看來頗具生命活力的平民文化溝通，或者如吳曉鈴先生在悼念文章中所說，他試圖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使“學院和民間不再保存對立式的分野”/27/這種努力自然是反映了在中國頗有影響的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動向，為時人所注目。馮友蘭先生在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后，曾沉重地表示：“對于中國文藝的過去與將來有一套整個看法底人，實在太少了。”/28/朱先生的以上文藝（文化）思想。立場的“調整”，正是在總結“過去”的基礎上，對中國文藝（文化廣將來”的發展提出某些設想。他作過這樣的概括：“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于人民的立場。”/29/強調對“人民（俗人，常人廣的“偏重”，自然是表現了一種時代的傾向，/30/但對“雅俗共賞”的注重，對文學“現代性”的堅持，仍然是“兼容并包”、多元發展的思路，因此，朱先生一再提醒人們，他強調“朗誦詩”、通俗化、大眾化作品“應該有獨立的地位”，絕不是主張它們應有“獨占的地位”，對于任何“罷黜百家”的作風與試圖，都是他所“不能夠贊成”的。/31/晚年的朱自清對文學教育也傾注了極大的精力產而他的主張如楊振聲先生所介紹，也是強調中、外文學藝術，新、舊文學、藝術、文學藝術研究、批評、鑒賞與創作之間的溝通的。/33/來自清先生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即使會有（罷黜百家）這一個時期，相信詩國終于不會那么狹小的。”/34/這表明，他對“將來”中國文學、藝術、學術發展道路的設想是寬闊而非狹窄，多元而非一元的，而他對“將來”歷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不是沒有思想準備的。看來20年前那個“新時代將導致文化毀滅”的陰影并沒有完全從他心上拂去，只是較少涉及罷了，但也有突然顯露的時候，例如在一篇題為《論不滿現狀》的文章里，談到了知識分子必須走出象牙塔．與老百姓一起“打破現狀”（即“造反”），接著又加上一句：“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變成什么樣子？’/35/卻沒有作任何回答，其對“將來”（“之后”）的憂慮是不言自明的。——現在我們才多少懂得，余冠英。葉圣陶等先生所注意到的，前述朱自清先生晚年心境的沉重感，原是包含了相當豐富的精神內涵的。
朱先生對“將來”的中國文藝、學術的設想，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對自我的“將來”的一個設計：他顯然期待著在這樣一個相對理想的，相對寬闊、寬松的文化發展格局中“守住”自己的“崗位”。/36/但如本書前面幾章所一再論及，這是一個要求建立革命話語絕對權威（即“獨占”）的時代，是一個文化上“大破大立”的時代，朱自清的文化“調整”，具有明顯的折衷色彩，自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中，當有人預言“如果他活到將來，在新的社會中，將更有他的大用”/37/時，只能看作是與他同類的知識者的一個善良的愿望。但歷史的戲劇性發展，卻使朱自清先生的名字在新中國有了意想不到的“大用”：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個知識分子的典范，一個高聳于云端的“歷史巨人”，甚至“革命烈士”，這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是怎樣產生的呢？
其實在朱先生逝世以后，就已見端倪。本來，朱自清病故在文學與學術界引起震動，人們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哀思，這都是可以預料與理解的；但悼念文章如此之多，并逐漸形成對知識分子道路的討論，就有了不同尋常之處：這本身即構成了1948年下半年（并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文化景觀的一個頗具色彩的部分，也就有了專門研討的價值。
開始是自發的悼念。正像吳組緗先生在他的追念文章中所說：“近年來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覺的格外簡淡起來。因為無善可陳，話也不知從何說起，許多師和友，久已音書斷絕，雖然心里總是懷念著他們。”/38/現在，朱自清光生逝世，而且是貧困交加之中的“慘死”，就給這些郁積的情感提供了一個發泄的噴口：人們真誠地哀悼著朱自清，更痛心疾首地哭訴著自己的、知識者的，以至整個時代、民族的不幸。最初的悼文都集中于對“人”的朱自清與“知識分子（學者。文人廣的朱自清的追思，人們贊揚他“蓄道德，能文章”（俞平伯），是“最有良心的好人與學者”（鄭振鋒），“有至情，愛真理，有風趣”，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廣田），“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誠中有嫵媚，外隨和而內耿介”，近于“歷史中所稱許的純粹君子”（沈從文），是“中國新文藝”的“最公正的扶持人”，“一個腳踏實地的精神工作者”（馮至），“一個穩健而堅定的教育家”（李長之），哀嘆他活得“太累”（沈從文），“致命”于“太認真”（余冠英），說他“不應當死’（川島），“死不得”（聞家駟），等等。/39/透過這一聲聲泣血的哀哭，人們看到了一代知識者的苦苦掙扎：在這混亂的時代，身處風雨飄搖之中，他們卻始終渴望著堅守住自己的精神陣地，堅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與價值。朱自清的死，使他成為這種知識群體的意志與愿望的代表。
在這些回憶中，許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談到了朱自清晚年思想、文化選擇上的某些變化。但人們同時強調：“他沒有突變，他怕忽然落了空，他是一步步地變。”/40/吳晗的文章最早公布了一個事實：朱先生曾簽名拒絕接受美援物資，在臨終前內大，他又重申此事，鄭重囑咐夫人“千萬別忘記”；吳昭認為這可以視為朱先生的遺囑，但他仍然強調朱自清“是獨立的、自由的、進步的作家。學者、教授，人民的友人”。“有的文章里也出現了關于朱自清是一個“斗士”的說法，這也是由朱先生曾稱聞一多為“詩人。學者、斗士”而引發出來的，也有文章把朱自清（以及聞一多）晚年的選擇提升為“知識分子的道路”問題。/42/值得注意的是楊晦的文章，他尖銳地批評了20年代中后期與30年代“清華”時期的朱自清“退守”于“純文學”，是背離“五四”的“一股逆流”；并因此而高度評價晚年朱自清向“人民立場”的“轉變”。他認為，許多悼念朱先生的文章其實是在“稱道”朱先生的“弱點”，因此，必須強調朱先生“轉變”的意義，并明確“提出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43/——可以說，楊晦的文章第一次把革命話語的時代主題與階級分析的觀念、方法引人了對朱自清的悼念中。
于是，順理成章地出現了馮雪峰的紀念文章。馮文有一個頗為特別的說明：‘哦得到了朱先生的逝世消息以后，就被有些沉重的悲哀的茫然之感和回憶的悵惘情緒所紛擾，幾次想寫一點更為私人的紀念文字都沒有寫成，使我覺得我們都很容易表露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因為我越回憶就越感到悵們的情緒。”那么，寫出的這篇就是克服了知識分子的軟弱性，非私人的，也即代表集體意志的了。文章以更鮮明的階級觀點，指明前期來自清“所缺乏的”，’‘就是革命的階級立場和思想”；但他終于克服了這一前進道路上的沉重包袱，“把愛從小資產階級移向廣大的工農大眾”，“走向人民革命”，成為一個“民主戰士”。作者的結論是：“對于知識分子，現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是暢通的，在這一點上朱先生也還是個引路人。”/44/…一這顯然是一次將晚年朱先生的思想文化選擇納人革命話語模式的自覺努力，徑直說，馮雪峰用革命話語的觀念、思維，以至語言，將朱自清徹底“改造（改塑，改寫）”了。如果說在馮雪峰這里，還算是個人行為，那么，當《大眾文藝叢刊》第4集以“同人”的名義，發表《敬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就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改造”與“引導’了。文章強調的是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朱自清的轉變的意義，把他的晚年思想概括為‘有社會責任感，為大眾服務，向群眾學習”三點，顯然也是要與革命話語“接軌”。而文章結尾將朱先生之死，歸之于國民黨“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政策”的“迫害”，贊揚朱先生拒絕美援的遺言“將像炸彈一樣震栗著馬歇爾、司徒雷登和一切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頭子”，以及“乞憐于美帝”的胡適“之流”，/45/更是將朱自清徹底地政治化，并納人國內與國際激烈的政治斗爭之中。
悼念朱自清的最后一筆，是由中共的最高領導，未來的新中國的導師。統帥、舵手毛澤東來完成的，這確乎出人意料。時間是1949年8月，正是朱自清離世一周年。時機選在美國政府公布對華政策“白皮書”，毛澤東連發數篇評論，借以討論“（中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關系”，以說服與爭取對新中國持有疑慮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46/在這場為新中國成立作輿論準備的宣傳戰中，毛澤東注意到了朱自清與聞一多，揮筆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頒，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47/
這確實是大手筆！這是將革命話語與民族主義話語相統一（結合）的成功努力；正是通過對聞一多、朱自清的歌頌，毛澤東（及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更高地舉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并因此而爭取了不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起馮雪峰、邵荃喊等中共文藝理論家，毛澤東顯然更高一籌，擲地有聲的二百余言，就將朱自清（和聞一多廣蓋棺論定”了。
但是，在“論定”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更為豐富。遠為復雜的朱自清呢？
詩人唐提說得對：朱先生是“人類受難里最為深重的知諷受難”的代表，他的“背影”是很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