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第三卷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第十三章追尋中國的文明社會

簡體傳統

第三卷

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這是一個明顯雙焦距的時期。從文化焦點上看見的是，外來商品、外來思想、外來行事方式空前大量流入，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涵蓋的都要廣遠。在各個國家特有的影響之外，還有現代新風格的影響。一切事物都在變。可是，從社會政治的焦點上看，卻有朝代交替空位期才有的好幾種特征。袁世凱復辟失敗后的十年中，軍閥勢力在鄉下擾動，各通商口岸市內則是外國人在扮演主要的經濟行政角色。這種情勢激發了民族主義者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同時，動員全國農民的一項社會變亂也有了粗略的開始。
    列強之中，英美兩國——兩個新教（Protestant）傳教團的主力國——依其盎格魯撒克遜作風而比較贊成改革，認為改革比革命較有建設性。兩國為改革提供的助力，大多來自私人的非官方管道，數量既小，來得又遲。相對的則有蘇俄借著同時援助國民黨和共產黨而支持的激烈社會革命。此外，日本自本世紀初就對中國發出的文化與經濟支配力，失控而變成了軍事侵略，亦步亦趨地跟著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國歷史進行。日本的侵略行為——后來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于已陷在苦境里的中國人的折磨傷害是無法衡量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的軍閥時代中，中央政府權威低落，這也是此時期在文化、社會、經濟方面反而頗有表現的原因之一。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國恢復官僚體系的控制，相形之下，以前顯然比較能開放自由發展。這種對照將突顯中國政黨獨裁時期持續存在的兩大主題。其一是專制中央集權論（authoritarian statism），即政府權威至上的觀念，基本上即是效忠專制的中央權威，認為政治統一重于一切。另一個是社會民間的成長，包含文化方面的創作與社會改進。中國在適應近代世界的時候，未受中國官僚直接控制而自主獨立發展，便是第二個主題的實例。不過這些發展并不能保證促進統一的中央政權。

第十三章

追尋中國的文明社會

中國自由主義的范圍

    文明社會（civil society）可以定義為：從市鎮脫離封建制度而興起的時候，就開始在西歐漸漸形成的一種民主制度社會。那是一種多元化社會，其特征包括：教會獨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離的，有至高無上的法律保障人們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來已擴大為人權）。文明社會只能就程度差異而論，很難用簡明的一句話說清楚，它含在一個國家的政務社會體制之內，卻有適度的自主與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蘭教國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等極權政體之中，也不見于本書第一卷所敘述的中國歷朝帝國。
    但是，晚期帝制中國的一些新趨勢開始創出制度、功能、個人職業——整個是社會的另一個層面，都未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在外國人看來，改變趨勢在開放的通商口岸中最為明顯。然而其中的驅策力不見得來自外在世界，可能出自中國自身內部的成分更多，尤其是出自士大夫階級在小區公眾事務方面逐漸增長的活動。一九一一年以后，傳統的非官方高層人士積極活動之外，又要加上幾個近代要素：中國新聞業、教育、商業的成長。知識擴張與勞力分工本來就內涵著文明社會，因為這兩種情勢都使專精者有資格在自己專長的領域內自主活動。然而，諸如此類的自主活動，始終帶有危害中國人的國家政府統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國的統治者認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對人民生活無所不在的監督。如何使個人自主或自由主義（iberalism）與政府施加的統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見的社會問題。但中國的這個問題卻異常尖銳而頑強。舉一個實證，法律至上未落實之前難以達成國會治理，因此無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權制。國會盡管召開，發言盡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過是為了象征行政體系的合法性。
    按中國人的思維，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更大的團體之中是應受嚴格限制的。中國的個人從屬于團體，中國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觀念的支配力大。中國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會觀念類似的重要觀念，不過是受限制規定的。例如，個人的自我表達和財產權——兩者都是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不可或缺的權利，到了中國卻必須獲得官方允準才得享有。
    此類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顯而易見的。雖然理學的信仰體系迫于外來的“異體物質”（即近代化）和新知識有實際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當作治國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棄理學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許多人試圖從西學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國舊價值觀的法則，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維新者面對近代化的時候，曾主張融和“東方倫理與西方科學”。在中國這邊則有意識形態大將張之洞提倡的著名公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話雖然說得巧妙，卻自相矛盾，因為中國哲學思想所說的“體”與“用”，是指一個單一個體的相關歷面。按此理，中學西學應各有自己的體與用。即便如此，這兩句話仍然十分普及。因為這似乎給了中國價值觀較重要的地位，把西方學識降貶為僅是一套工具而已。
    懷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提供了另一個有用的概念——西方式的國會可以促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不過中國用的闡釋方法不同。西方政治思想建立了“權益”的概念——個人的欲求與團體的目標難免會有競爭摩擦。在西方，權益被枧為激起政治行為的動機力，上自國王下至販夫走卒，無一人不然。代議政體即是為使相沖突的權益達致彼此妥協而設的辦法。在中國卻不是這樣的。權益二字本身就含著自私的意思，而儒家道德認為自私乃是為害社會的惡行。所以，儒家只贊揚上下和諧的理想，并不強調改革者要用來達此目標的手段——代議政治。
    自由主義的另一個觀念——個人主義——從西方傳到東方之際，完全變了形。史華慈（Ben jamin I. Schwartz，1964）很早就指出，曾于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際翻譯自由派大師（赫胥黎、亞當·斯密、J.S．穆勒等人）的經典之作的嚴復，就曾贊揚個人主義成長是支持國家政府的力量，卻不提它與國家政府的相抗。最具影響力的改革者梁啟超倡導的見解則是，每一個人應無私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貢獻于強國富國。唯有如此，每個個人才能夠幫助他的同胞。梁啟超還引用瑞士法學家布隆契利（Bluntschli）說的話：人是為國家而生，不是國家為人而生。這種國家主權論的出發點，是儒家一向的教誨。從這一點延伸出去，所有類型的權利都是國家授予的，否則就是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保留不給的。中國的憲法都列明許多權利，但那只是規劃出來的理想，不一定是要執行的法統。
    在這個中國版的“自由主義”背后，先要有一個假定原則，統治者的權力無限，仍是獨裁的。他的治國之術可能擴張到包括憲法、國會、公民權利（以及義務）在內，一切都用于促進國家安定，強化政府勢力。因此，權利都是“依法律許可之范圍”受到保障，也就是說，要看當局法令許可與否。中國的憲法并沒有像美國憲法那樣變成不可觸犯的法源，而是變成一套明白宣示的理想和希望，倒比較像美國政黨的黨綱。
    中國的自由主義既有這種“半途”（part-way)的本質，似乎把它稱為原始型自由主義（protoliberalism）或中國自由主義（Sino一1iberolism）比較恰當。它來自中國政府里“文”的一面，而書生文官可以上奏折提出建議，卻沒有實施這些政見的責任和權力。近代的中國式自由主義者（
Sino—liberal）的言論自由有限，因為他若放膽點明了地方上掌握大權的人抨擊，難保自己不受政府中“武”的這一方施加的激烈報復。比這種顧慮更重要的是，想法已經定了型，擺脫不了這模子的約束。按維拉·史瓦茲（Vera Schwarcz，1986)所說，是擺脫不了“儀式化了的理學思想尊卑關系,……倫理要求的恭順屈服”，這些都是在早期家庭教育時就灌輸的心態。
    此外，西方式的自由主義也被它形影不離的同伴害了。這個同伴即是不平等條約。一九一〇與二〇年代的軍閥時代，正好也是前文說過的“條約世紀”期間外力影響的高峰。軍閥的兵力在港口以外的“內地”劫掠，成為讓外國炮艦留駐港內以備不時之需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國型的文明社會在中國產生時，部分是按西方模型塑成，同時卻在受著激起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勢力保護。
    我們基本上最好記牢，中國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觀建立在與西方相異的歷史經驗基礎上。若要認可中國專制集體主義體制持續長久的功效，以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為了找尋專制與自由體制兩者的中點所費的苦心，并不一定要先拋開對于文明社會之自由個人主義抱持的希望。

基督教改革主義的限度

    袁世凱以后十年間的中華民國，包括兩個范圍、兩種政權，一是軍閥占據下的中國，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國。軍閥乃是從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凱調教的，他們憑著帶有軍隊并且能喂飽軍隊而各據一方地盤。有好幾個軍閥是督撫出身的。他們的才能主要發揮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揚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個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數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內。而大多數的中國銀行、企業、大學、專業人士也都在這些都市中。這些地方都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聯合組成的小區。中國政府權力系統中，坐鎮通商口岸的這一支在軍閥動亂期間維持了相當程度的安定。其實根本就是讓軍閥騷亂到此就止步。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必須面對的矛盾是，不平等條約原則上是使中國蒙羞的，但實際上卻常有實質的幫助。例如，一九二一年間，宜昌的商人兩度遭到軍閥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國公使在宜昌也設一個租界區，以保護百姓免遭軍閥部隊蹂躪。
    一九〇一年義和團亂事過后，中外兩個動向在一點上會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國人建立起新知識的教育制，中國境內的傳教活動愈來愈側重以“社會福音”應對近代都市生活的問題。多少年來相互叱罵卻難得相遇的儒家頑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卻為了謀求中國的福祉，而成為友好的合作者。舉一個例子，從國際性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分支成立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其由外國人輔導對都市青年與學生做的工作，獲得中國商人和上層階級的支持。約翰·赫西（John Hersey）寫的小說《呼喚》（The Call）就描述了青年會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三七年間以中外合作方式進行大眾教育及其它工作計劃的詳情。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間，中外基督教社群曾有一段短暫的黃金時代。
    這個基督教徒合作時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國國際賑饑團的鄉間工作、洛克斐勒資助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會出資給南開經濟學院的社會科學系門、燕京大學與其它教會學院的擴增——包括南京大學的農業研究部，以及晏陽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
教育運動。
    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們對外資的倚賴有甚于中國的青年會，其中又以美資占大宗。第二，愛中國的美國人從參與中國生活中獲得滿足，這也是冷戰時期美國人會有“失去中國”之感的原因。第三，這些事幾乎連中國人的問題的表皮都沒搔到。前述各種外國援助的活動之
中，大多數只是實驗性示范的處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變中國本質的規模。
    西方人在中國鼓勵、促成、援助的計劃難免流于膚淺，原因之一是，外國人交往的對象是中國的有知識的菁英階級，而這個階級只占中國人口的極小一部分。以教育為例，按饒懿倫（E．Rawski,1979）作的估計，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讀寫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們看到的入學人數統計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學入學人數為一百萬，至一九二二年增為六六〇萬人。同期中學入學人數則由三萬一千人增至十八萬三千人。對于一個有四億人口的國家而言，這些數目實在是太少了。
    因此故，致力于創建中國文明社會的活動必須視為許多個成長點，如同生物實驗室里的細菌培養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時日，每一伙勤奮的改革者——社會、科學、醫療、民眾教育各方面的——也許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廣的人群之中。不過，中國的問題太大了，到頭來還是得靠政府來解決。

政治新聞報導之姍姍來遲

    中國的獨立的近代新聞業萌發，比西歐晚了大約一百年，比日本也遲了三十年，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窺見晚清惰性的全貌。舊秩序一直箝制住有關政府策略的言論，因為這仍是皇帝獨占的禁區。
    自從宋朝初期印刷書籍開始普及以來，一千年間不斷累積促成近代新聞業的因素。官方與私人藏書、文學鑒賞力與編纂技術、宗教經書、官方的大規模出版計劃、京城流往各省政府的大量文件、地方志、方言文學、私人刻印書籍，都有一分功勞。一八九〇年代的初期，各主要通商口市共有十多份中文報紙發行。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有一萬五千分的發行量。《申報》的新聞部分是報電報傳送的，刊載內容多屬商業類。中國近代報界拖到很遲才開始涉及政治報導，乃是為了尊重皇帝控制思想與印刷的權限。
    近代中國報業始于王韜等通商口岸內的中國人。王韜曾于一八六〇年代幫忙詹姆士·賴吉（James Legge）翻譯儒家典籍，并隨賴吉到蘇格蘭停留了兩年。一八七四年，王韜在香港辦了第一份完全由中國人贊助的報紙，刊登商業新聞與一般新聞，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改革觀點社論。替他作傳的柯文（Cohen．1974）說，其中信息來自王韜具備的幾乎獨一無二的西方“田野經驗”。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他的讀者仍然很少。
    既有這么好的開始，中國的報業為什么在原地踏步丁二十年？為什么一直要等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危機再激起上海的梁啟超等人以及長沙等省府都市創辦持改革立場的報紙?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書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會踰越朝廷的決策特權界限。只有獲得特別恩準的時候，才可以向皇上呈進策論。至于一八七〇與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銳“清議”，制造的道德熱力較多，實用真知灼見較少。要遲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國打敗——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開始亡失。梁啟超在日本辦的發表政治言論的報紙，是這個情勢轉變的明顯標記。從此以后，主張改革的都市菁英開始在省內積極活動起來。
    中國報紙、雜志、書籍出版一經在有保護的通商口市環境中展開，以后二十年內就增加了好幾倍。一八九六年設立的郵政，以及小學教育普及與識字者增加，都助長了書報方面的發行量。依張朋園（Zhang Pengyuan）所說每本雜志平均有十五個人看過，李歐梵（Leo Lee）和安德魯·納森（Andrew Nathan）估計(見Johnson等1985），晚清的書報讀者在二百萬到四百萬之間，大約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區新產生的讀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勢，都有益于快速增長（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區人口約為二千三百五十萬，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國只有九百一十家報紙和大致同樣數量的雜志。有些報紙可發行十五萬分。只算報紙的讀者，總數在二千萬到三千萬人之間。這么算來，比起其它近代化國家，印刷的刊物能觸及的人數比例仍嫌小了。不過，上海商務印書館自一八九六年起漸漸成為教科書與雜志的主要印行者。寫作新文學的人士發現，都市地區讀者多是為消遣娛樂而閱讀。據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間為這類讀者寫了將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濫情小說。政治論述卻非常少，這是因為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在這么大的國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極少量。
    近代中國的政治新聞報導大體上都是辯論性質的，目標在抨擊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著重以事實告知大眾。李歐梵和納森引用梁啟超的話解釋：“說話是為改變世事而說，否則說它何益？”所以報紙數量盡管不多，卻成為主要的政論工具。

學校發展

    雖然北京大學向來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始于北大前身——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創設的京師大學堂，葉文心最近的研究（1990）卻告訴我們，上海才是中國近代工程、科技、商業教育的自然發詳地。例如，美國圣公會傳教團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創設的圣約翰大學，是中國的第一所教會學院。清
朝政府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設立南洋大學，該校曾送學生出國深造，后改為交通大學，成為工科首要學府。
    近代新科門必須用進口的英文教科書來傳授，這使得理學人士和新知識的隔閡更大了，這時候各門專用術語還沒有確定的中譯語匯，大學入學考試和期末考試常是用英文考，外籍教授講課也都用英文。
    由來已久的政府社會結合體于一九二一年瓦解了，理學思想的世界觀也于是崩潰。留下的空位中涌進來五花八門互不相干而且經常彼此沖突的文化成分。軍閥時期的這一代人因此必須把事情整理出頭緒來。
    姜·薩里（1990）曾就一位生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讀書人的生活經歷作了研究。此人受了四書五經的啟蒙教育，到青少年期又得另受英美式教育，包括英語會話。由此可知遣一代人遭遇的困難之大。舊士大夫階級以后的這一代菁英要謀求的解放不只一種而是兩種，第一個要擺脫的桎梏是舊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觀念以及父權專制。第二則是從新知識多種文化混亂困惑中解放出來。對于一個剛受完四書五經初級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識帶給他的是一種爆炸作用，把他剛剛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識環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國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為世界的一個小片斷。”少年的心智與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種“可造成嚴重傷害的經驗”，充滿“困惑與不確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確果斷的再度解放”，借著“尋得更高層次的整合或綜合過程”，以從困惑中解脫。從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縛解放以后，驚惶失措的人們必須找一個新法則來安頓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學——包括達爾文主義、全心投入某種新行業、獻身愛國革命，這些都能幫人找回自我形象。沒有了知識勇氣，簡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
    以上便是民國第一代知識分子適應新環境的創痛。他們對日本既已完全絕望，就轉向歐美去尋找拯救中國之鑰。這個任務使他們率先倡導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為中國人到東京所感受的文化沖擊，比起到紐約、倫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美國國會于一九〇八年決定以美國的這一分庚子賠款大約一半之數（一千二百萬美元）來資助中國赴美的留學生，中國政府便開始實施送學生到美國深造的計劃，設立清華學校（一九一一）為預備學校。一九二九年間共派遣一二六八名留學生至美國。一九二四年間，美國又將賠款的另一半（仍由中國政府支付）指定贊助中華基金會。該基金會由十位中國受托人與五位美籍受托人組成的董事會主持，撥發獎助學金給私人的研究及教育計劃。此時期在美國深造過的中國年輕理工學者，于一九二四年組成了“科學會”（Science Society）。不久，科學會的期刊就成為新式讀書人普遍抱持的希望的代表，這個希望即是，科學與科學性的見解可提供一個公認的解答中國問題的方式。
    此外，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境內的上百所教會中學合并而升級成為十多所教會學院或大學，通常是在美國成立校董組織，教職員中美籍的都有。但美籍人員的住宿條件比較好，而且薪水是由美國的董事會發。這些美式機構都受治外法權的保護。像北京的燕京大學等教會學校，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間教育了各港口都市里新興中等階級的子弟。
    天津有一所著名的私立的而且是純粹中國出資的學校，即是張伯苓在一九〇四年以后開始主辦的南開中學、學院、大學。經費大都來自當地中國家庭。中國的慈善事業另外還資助了廈門大學，以及上海的兩所學院——天主教震旦學院（一九〇三建校）和復旦大學（一九〇五）。
    但是，不論那一所私立學校都不如北京大學這個全國教育中心出色。這兒本來是專為培訓官僚或替舊官僚換裝新門面的地方，到兩個人來担任校長以后才改觀。一位是一九二一年的嚴復，另一位就是一九一七年上任的蔡元培。蔡原是清末的翰林，曾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他是袁世凱時代流產的內閣中第一任教育部長，后來到德、法研讀了五年。為了培養北大學術思想之多樣，他廣招各方人才，而且堅決反對政府干預教育。他邀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陳在巴黎期間便受法國大革命精神的吸引，回國后主辦了很有影響力的議論期刊《新青年》。陳在北大時曾為提倡科學與民主而領導抨擊儒教及其一切惡行的運動。

新文化運動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條件”，企圖把中國降格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的目的雖未達成，此一事件卻結束了以日本為中國改革榜樣的時代，加強了中國的近代民族主義。就在此時，提倡新知識的讀書人為自己確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輩的取向，以便檢討舊式的儒家價值觀與制度，摒棄阻止中國前進的東西，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運動（New Culture Movement）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紀中國文字系統大體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個重要的用字都已經變成像洋蔥了，有無數層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來不同用途累積而成。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羅馬
時代的字形傳至現代，可以用來表達的意思（也許還要并以別的字）可包括父親、愛國主義（patriotism），父系血統（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學研究（patritics）、祖傳財產（partrimony）、贊助（patronage）等等。因此，這個字出現的時候是指那一個意思，必須看其上下文才能
確定。也因此故，必須曉得古拉丁文的原文。這種情況使文言文不能成為便利小學生解答人生問題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難題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學通了，就休想進入上層社會階級。普通人辦理日常事務用的語言，比起通過科舉考試的人用的少數人才懂的言辭和艱深的引經據典，要容易得多。
    文學革命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用白話文來寫作。歐洲人在文藝復興時代就采取了這個步驟，即是，用各國本地語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傳教士是履行此步驟的先鋒，用白話中文的圣經向一般百姓傳教。對新一代的讀書人而言，推行白話文的時機已成熟。領導白話文運動的人物是胡適，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主張以白話文為學術論述及其它一切溝通方式的媒介。許多人都加入這個否定文言優于白話的革命運動，白話的運用迅速普及；古文的專制就此被推翻。
    追隨杜威（John Dewey）而講求實用主義的胡適，也是提倡以科學方法思考批評的主要人物。科學在工技研究上的價值早已不容置疑，將科學的思考方式運用到中國文學批評和歷史研究上卻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學術研究猛烈攻擊上古中國史的神話傳說，重新評估古籍的來源。此外也研究中國民俗，重新衡量明末與清代白話小說的文學價值。科學方法的批評研究十分早熟，因為有清代考證學的成就先鋪了路。
    新文化運動的創造力，要放在其歷史背景中觀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暴露了歐洲高傲文明之中原來隱含的野蠻性。奧匈帝國、俄羅斯的沙皇帝國、日耳曼帝國先后崩潰。威爾遜總統宣告了主張民族自決與開放民主等原則。數種社會主義思想、婦女解放、勞工與資本家相對的權益等各種觀念傳遍全世界，也涌進了共和政體中國。在古老中國社會里仍只占著頂端薄薄一層的中國知識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負起理解并評價變遷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時也努力重新評估中國自身的固有文化。

五四運動

    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爾賽和約將山東原德國租界移交給日本的決定。消息傳來，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學校約三千名學生到故宮前面的天安門集體示威。學生們燒了一名媚日閣員的住宅，毆打了中國駐日公使。警方攻擊了學生，學生于是通電各地學校一同罷課，并組織愛國行動隊伍，四出散發傳單。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福州、廣州等地也都發動了示威。有幾名學生在示威行動中喪命，不少人受了傷。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個監獄塞滿了。
    同年六月間，各大城市商人關店罷市響應，使抗議情緒擴散更廣，導致抵制日貨行動以及與日本居民沖突。有一年多時間，愛國學生持續鼓吹將日本在中國的市場摧毀，成效相當可觀。同時，最具影響意義的是，新近成立的工會也發動了罷工，加入中國有史以來抒發國家民族情感最大規模的示威。
    這次運動的驚人之處在于其發動者是知識分子，他們使科學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與新愛國主義會合而成反帝國主義的行動。這一代讀書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積極担負起決定中國命運的重任。他們甚至開始透過其學生組織與一般民眾接觸。
    在知識分子動員中，文學界以新白話文寫作的小說等帶頭示范。大多數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層階級。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學過日本，回國后在都市中貧困度日，而且經常受警察騷擾。他們的讀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學生，和他們一樣卷入了社會革命。這些作家反對家庭制度的束縛，主張個人表現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內。有些前進者的浪漫個人主義和自剖——以第一人稱敘述或日記體暢所欲言，足以令嚴格的儒教規范震驚。
    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個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過秀才，在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讀過理科，到日本又改讀醫學，最后決定以文學為改革社會的事業。他開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發表諷刺小說《狂人日記》之時。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的歷史書申，從字縫中看見處處都是“吃人”二字。魯迅還說，中國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眾痛苦的代價換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等，在他們辦的刊物《新潮》中倡導中國的“啟蒙運動”，駁斥儒教家庭束縛是奴役，鼓吹個人主義價值觀。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學生們就成立了演講社，以進行對一般民眾的倡導。此類學生活動有激進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國”的張國燾便是其一。
    就這樣，占中國人口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包括教授、學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爭，要廢除舊中國的老舊惡習，為新中國建立新觀念。這些要做領導者的人卻面對一個重大障礙：中國的二階層社會結構，亦即統治階級與平民大眾二分的事實。新興的菁英階級能夠與一般民眾溝通交流嗎？這些新的指揮者會不會跑得超前他們的兵丁太遠？

中國中產階級興起

    可以與學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論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團（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識。最近的相關研究顯示，上海與北京市內興起的機構組織都是新與舊、中與西合并式樣的。
    上海的剛成形的中產階級，是由經營外貿的中國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廣東的行商掮客由買辦接任，按契約替外商處理貿易中涉及中國的事務。外國人處理貨運、保險、進出口投資，買辦的利潤來自外商付的傭金、經手資金的利息、代理財務的酬勞，以及他們自己投資買賣的盈利。因此，中國境內外國銀行的買辦掌握了與中國“本土”銀行交易的厚利職權。
    上海買辦最初都是廣州茶葉貿易業來的，后來又有從寧波市和江蘇省來的。一八五四年的總人數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約七百人，到二十世紀初可能已有兩萬人。買辦的職位好像家產一樣，都是父傳子的，或傳于侄兒。他們不像老式的人那樣賺了錢就買田產，通常都是投資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國官吏揩油。要區別誰是“買辦中產階級”誰是所謂的“國內中產階級”（如中國共產黨為宣傳而常做的），實在不可能。他們都是同一個團體里的分子。
    由于中國農業仍然生產全國總生產額百分之六十五，整個經濟體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舊很小。中國避開了受列強外國剝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沒有變成外國的供應主要來源，也未給外國貨品提供廣大市場。繼鴉片之后，銷路廣的進口品只有工業用纖維紗和煤油。簡而言之，傳統的經濟系統仍能配合中國的低生活水平繼續發揮效用，近代化經濟能派上用場的機會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為例，雖然投入中國的水路運輸網，并未使水上運輸系統改觀很多。中國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國人或中國人經營的。
    清末自強運動期間，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協辦者、顧問、秘書、代理人、合作伙伴構成的人事網。這個復雜關系網也管到了“官督商辦”系統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負責生產事務。瑪麗克萊·白杰爾（Marie—Claire Bergere．1989）認為，自強運動時期推動洋務者便是利用這個官僚綜合體而運作，權力仍歸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須靠官商兩方的私人關系和利潤分享才能達成。清末實行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官吏們的官僚資本主義。
    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諭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紳。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間，新設的貿易部還有獎賞投資者、工技師、創業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縣議會之外，總共有多達七百九十四個商會，七百二十三個教育社團。這些結社力量脫離了朝廷管轄，組織起超越省界的全國性團體，如中國教育協會、省議會聯盟即是。這類團體所代表的是士紳商人階級。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中國的外國運輸與貿易量都因而減少，進口量下降，隨后便是外國需求的中國原料輸出增加。此時世界市場上的銀價大漲，增加了中國通貨的購買力。沒有外人來競爭，是中國企業家發展的良機，即便運輸短缺使他們向歐洲訂購的設備不能準時送達。到了一九一九年，歐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銀兌換黃金的價值上漲，都使中國商人大獲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國的進口。
    與十九世紀末的自強運動不同的是，這一波工業化偏向生產供立即消費與獲利的消費商品。據白杰爾說，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間，中國工業達到百分之十三點八的年成長率。棉紗廠成長速度很快，單單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開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廠大增，廣州則有香煙、制造、火柴業興
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機械工程廠開設，一則是為維修設備，同時也自制編織機、紡織機，以及其它工業用機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約一半的廠家在使用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也開始出現近代式的銀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營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之外，還有十多家省營銀行，主要是處理政府的資金和借貸。另外有十多家則是純粹商業性的銀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時，上海還有七十一家舊式錢莊，專作短期貸款，處理鴉片商和染料業的資金。證券交易所和全國性的銀行尚未出現。
    上海人口——包括國際租界、法國租界、租界外的市區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總計為一百三十萬，一九二七年為二百六十萬。一九一九年間，香港先施公司與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開了百貨公司，是華僑勢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繼而有香港上海銀行公司與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樓在洋經濱建起。
    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開始有華人任議員；上海近郊則有中國人的行政自治機關，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區之前是相當自主的。公共租界內有中國納稅人協會的組織，另外有許多企業人組成的商會，以上海總商會的勢力最大。紡織業和面粉業的大老板組成了企業家的新階級，和地主士紳有往來，但不聽其指揮。這種新興的地方商紳階級以上海的最為明顯，他們不讓政府管到他們頭上來，自己從本地讀書人里選任官吏。他們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
    新興企業人階級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遜于發起五四運動的學界人士。實業家們多贊成教導實用主義而重視個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繼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發起的新教育運動，就曾得到勢力頗大的江蘇教育協會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學界和企業界往往因親戚關系而聯合為一體，例如，曾國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廠廠長聶仲芳，而聶的諸子都成為紡紗廠老板，其中聶云臺還兼任上海總商會的主席。
    上海這個新興的中產階級有其自創的組織。一九一七年發行的《銀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設組的上海銀行業公會。上海的這個先例，引起漢口、蘇州、杭州、北京、天津、哈爾濱各市也都成立銀行公會。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聯合組成中國銀行公會。另外，紗廠老板們也組成全國性的公會。這些組織研究世界市場，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獨占為目的，而是注重擴張成長，有國際觀。有些大銀行家是在日本受過高等教育的，最為外國人熟知的是美國賓州大學華頓財經學院畢業的陳光復。
    原來的普通合伙公司或私人公司，開始轉變為股分公司，但仍是憑家庭關系經營管理。家族關系之為企業的基礎，可以藉榮氏家族的例子證明。一八九六年，榮氏開始在上海和無錫開辦銀行。傳至第三代，共有十一位榮氏子孫在開面粉廠和紗廠。到了一九二八年，榮氏兄弟共有五十四人在家族事業的十二家面粉廠和七家紗廠里担任經理主管，占最高級主管一半以上。
    地域關系和家族結構在新興的企業人階級中舉足輕重，顯見企業家們并沒有斷然脫離中國社會，倒不妨稱他們是“儒家現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爾懷疑一個“有企業心的、開放自由的、見多識廣的中產階級”能不能移植到舊式的官老爺與佃農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是，新式的商紳已經和朝廷疏遠了。而這個事實導致他們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間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
    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紳們贊成胡適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國士人菁英起而行、要發展專業技術、要好政府整頓財政作前瞻的擘劃。胡適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與上海的企業家們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企業界贊成當時正流行的各省結成聯邦的概念（這與美國各州最初的聯合組織類似，但后來證明行不通）。他們也都贊成各省自治與聯邦制度。另外一個務實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團。企業界期望自治而不讓中央政府控制他們的經濟功能，同時卻又渴盼集權的秩序，實在是自相矛盾的。
    從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業界透過商會組織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大會，討論解決政治整頓統一與軍隊及財政管理等問題之道。六月間，自治情緒高昂之時，上海總商會——既無領土也無軍事基礎——竟宣布脫離北京政府獨立。總商會成立了一個“人民政府”的委員會，不久就和當地的軍閥談判以減少戰爭行動。然而，上海的中產階級和北京的讀書人一樣，在這種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圍就無能為力。商紳階級無法發展軍事武力。上海的中國商人們隨即又反對新出現的左傾勞工運動，這個立場獲得外國人的支持。陳獨秀于多年后回顧當時在上海為壓制工運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軍閥并支持新式政府。陳與胡適一樣，是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者，能夠領導自己的社會階層，卻不會控制統治力。兩人都是反帝國主義的，想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人同樣陷于兩難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權，又需要一個可能接近專制的強勢政府。
    工商業在京師里是次要的，首要的還是人口，即是八旗軍人和為內外廷提供服務的各行生意人與工匠。外國軍隊于一九〇〇年占領北京的時候，在日本提議下按日本和歐洲范本設立了一所警察學校，招收的學生多為八旗軍，以后這些穿制服支薪水的警員就成為新型的公務員。袁世凱隨即把警察系統推廣到各大都市。大衛·斯特蘭德（David Strand,1989）指出，"即便已經淡化了，喜好給人訓話、管閑事、調解說和的儒家心態激發了有效的警察工作"。至于扈從主義（clientlism）和慣例的舞弊，自不在話下。
    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北京商會也是一個新組織。雖然其成員只占北京二萬五千家商號的百分之十七，卻代表了全體一致的利益，如避免鈔票通貨膨漲即是一例。商會的領袖不免要被卷入北洋時期的政治。北京城有大約一百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各行買賣手藝同業組織，以盲眼說書者的同業公會為例，成員就有五百人左右。制墨業則有大約二百位師傅，三百名未出師的學徒。五四運動要尋找“激進政治的無產階級根據地”的時候，發現既有這些同業公會，似乎不急需再在工廠里組工會了。
    坐人力車逛街于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盛行于東亞各地，是廉價腿力和球軸承車輪（ball-bearing wheels）的混合產物。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約六萬名人力車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動中攻擊電車，把電車公司的九十輛車打壞了六十輛。
    總之，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目睹各種民間團體激增，鼓吹自治、節育等主張，面對軍閥互斗的戰亂與鄉間受的蹂躪，士紳們成立了維護和平的社團，輸入食品、開每天賑濟八萬人的粥場、出資遣散戰敗的兵卒。這種行動在北京必有先例可循，譬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占領北京后又被清軍逐出的期間，應發生過同樣情形。一九二〇年代的一些新舊混合的行為已經有了文明社會的風范，但是并不能使軍事力量由此滋生。武力必須從外面進來，即是一九二八年北伐的革命軍。
    有關漢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時受道德共識推動的自覺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團體或機構中，市民之間關注公理與民生的共識。當然，這種道德上的一致，繼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難令儒家思想體系以外的人理解。因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當感以及對于“軍事”權威的持續順從。中國式文明社會的半自主性與政府勢力面對面時，似乎也有儒家書生臣子面對皇帝時的那種脆弱。他們盡管理直卻不能氣壯。

中國共產黨之起源

    中國的企業人士和新文化運動的自由派人士一樣，決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運動中的一部分行動主義者卻有心尋求新的政治力量。這些人雖然是剛萌牙的中國文明社會里的學界滋養生長的，卻投身于由來已久的事業——要創造能給中國帶來統一、社會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分為兩派。一是胡適、傅斯年等學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國故并重新評估中國歷史文化。另一派是陳獨秀與張國燾等政治激進派，合力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運動。
    從一九〇〇年代初期，無政府主義已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先在中國引起廣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把列寧主義帶到中國以前，主要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巴黎和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愛讀普魯東（Proudhon）、巴枯寧（Bakunin）、克魯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論，及其主張的
譴責政府、國家、軍國主義、家庭等一切權威。無政府主義作家引用克魯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經變成當代的上帝。他們以雄辯之才闡述平等主義的觀念，尤其高呼將婦女自家庭束縛中解放，將農民自剝削中解放。這些都將成為中國的革命詞匯。無政府主義者不愿依賴政府，而是要每一個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創遠古時代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彼得·扎羅（Peter Zarrow，1990）就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覺得他們太沉緬于烏托邦式的希望，以為只要一步就可以從儒家觀念的緊身衣進入全然的自由境界。這種想法荒唐得可憐。結果除了暗殺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實際上該怎么辦呢？
    新文化運動雖然吸引了讀書人，卻不足以使青年們藉創造新社會秩序而獲得中國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來，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勵的學生討論會成為榜樣，天津、濟南、武漢、長沙、廣州各地的大中學生都相繼效法，上海的學生尤其積極。大多數團體都辦有期刊。這些行動主義的學生們給了自己新任務，不再求為國效勞，而是要為社會效勞。最近才意識到都市勞動階級存在的學生們，現在又想打動一般民眾了。社會主義似乎大有可為，有些人認為它終將使工人與知識分子團結，因而防止階級之戰。亞里夫·狄爾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時期的某些國民黨內的社會主義者，把擁有地產——而非資本主義——當作抨擊目標。
    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個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進的研究會成立，其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各自主動加入相互激勵。北大教授李大釗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組織的研究社，樹立了此類社團的風格。狄爾里克認為，一般史學者雖然公推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兩位創黨人之一，其實李并未一心以建黨為念。他在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十分熱烈，但實際行動方面卻希望所有的社會主義者能團結一致。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似乎主要歸功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Comintern）。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個月監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國共產黨核心的實際組成，主要是靠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維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吳廷康）。接替維氏的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來到中國以后，中共的建黨大會才于七月在上海召開。經由辦期刊、開書店、翻譯、辦研究會、組工會等宣傳方式，中國共產黨迅速確立了“行動的意識形態”的組織恃色。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分裂以后，中共堅持以階級斗爭為首要宗旨，從此成為一個謀求權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權中央的布爾什維克（即列寧主義的）政黨。五四啟蒙運動被他們遠遠拋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國的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的建黨大會，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位“創黨人”都未出席。過了一年時間，才通過了黨的規章原則。這時候，最初的十二位建黨代表之中有將近半敷已經離開了。
    早期中共黨員究竟是否確實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再推敲的問題。建黨黨員之一的毛澤東，一開始是五四運動的信徒，是主張改革的漸進主義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顯受挫以后，他才認定激烈革命行動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線。
    毛澤東曾經贊成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也就是提倡互助與合作之說。一九一四年他十八歲時，讀了蔡元培譯的德國哲學家鮑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倫理學體系》（System derethik），還作了批注。能將哲學大眾化的鮑森主張，“意志對智能而言是首要的”，倫理含于自然
之中。宇宙的行為有倫理性，個人的行為亦然。因此，主觀態度與客觀態度并不相沖突。這種倫理色彩對這一代的中國人特別有用，可以幫他們使歷史與價值觀調和一致，使中國的倫理教條遺產與近代科學知識調和一致。
    五四運動將爆發之前，毛澤東從北大回到湖南，辦了一分討論刊物，提出其辯證看法，指人民受壓迫的階段之后將是人民轉變的階段，中國經過羞辱衰弱的時期之后，將以強勢大國的姿態抬頭。這種看法表達的使相對者統一的主題，可以遠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眾大團結”，其道理是，社會中的團結集團長久以來全憑聯合一氣而占得優勢，現在輪到人民群眾以同樣方式來占上風了。
    毛澤東表達思想的措辭具有世界性與普遍性，不過他最初的實際行動之一是參與湖南省的自治運動。這項運動旨在成立湖南省的憲法，以反應當時流行的各省獨立組成聯邦以促成中國政府現代化的主張。自治必須以民意為基礎，有民眾參與，也就是必須動員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動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兩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還不是陰謀家，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組成一個俄羅斯事務研究會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湖南分團。甚至他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組黨會議之
時，也還未全心投入階級斗爭。一九二三年間，他組成了“湖南自修學院”，宗旨之一是，用舊式中國書院傳播近代知識的新內涵。他本來還要為湖南的工人運動效力，卻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關中共建黨人士吸收馬克思列寧主義經過的數據，顯示一個密謀奪權的組織在中國出現時，要具備形式相當容易，反倒是做為組織方針的理論依據比較不容易規劃完善。幾千年歷史中曾有無數抗暴造反者秘密組成結拜兄弟的團體。孫中山組黨之初，確實曾因為難以超越這種古老作風而感到棘手。湯尼·賽克（Tony Saich）編輯的中共各支黨部與中央的往來書信（即將出版），指出一個事實：所謂“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democratic centralism）這種單向式的黨紀，早期曾有執行上的困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將包括運作風格和觀念兩方面。強調黨的權力高于一切的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只是馬克思主義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無政府主義互助觀念與“勞動學習”的觀念（即是使知識分子成為勞動者，使勞動者成為知識分子），以后仍將是反布爾什維克的，但對于促成中國式的文明社會無甚幫助。
    一九一〇與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運動的學界人士和都市企業人士的經驗，都證明這兩種人同樣不能只憑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權。他們雖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卻只能靜觀歷史將給他們帶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