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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   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毛澤東自詡為「以其道易天下者」， 139「道」者，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為一個已接受共產主義基本概念的中共領導人，致力于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面，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或許距毛當時所要實現的「道」不至相差太遠。然而，此「道」與被時一般共產黨人之「道」并無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時的毛已開始萌發若干有別于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片斷想法。毛基于多年在鄉村領導農民革命之體驗，已具體感受到在共產國際指揮下之中共中央諸多政策和實踐與中國社會環境之間存在嚴重沖突，而由此沖突顯示出的中國社會環境對莫斯科理論之拒斥，將嚴重阻礙中共在中國社會扎根、斷送中共取國民黨天下而代之的大業宏圖。
　　對于胸懷濟世之志，如毛澤東這樣的聰秀之人，「道」之產生并非太難，其乃源于對現實的直接感悟，只要將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難者，實現其「道」必先有其憑籍，即所謂有道無恃，道乃虛空，有恃無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于一體，方可出現運動中的良性循環，并漸次向理想境界邁進。
　　如果說，1927年以前的毛澤東對上述三者之有機關系尚無直接感觸，那么到了1935年，在歷經開創紅色根據地的萬般辛苦和多年黨內斗爭的沉浮后，毛對其間關系之體認就深鏤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澤東這個「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140并被大家撿了起來，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義不容辭，在遵義會議后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極具現實感的毛澤東深知，在1935年，他實現其道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然而，遵義會議及以后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人事變動，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第一次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離執掌黨和軍隊「最后決定權」的距離尚遠，這種狀況雖非令毛滿意，但在當時，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毛選擇了「見好就收」的方針，主動放下黨內分歧，將全副精力用于對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維持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著并行的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并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么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斗爭的戰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共軍隊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但是，毛對江西中央紅軍的實際控制力在1932年后的中共上層斗爭中逐漸被削弱，以至最終喪失。軍隊高級領導人受到黨的影響，對毛澤東漸趨疏遠，直至遵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對軍隊的影響力仍是晦暗不明。將毛與軍隊領導人聯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雙方對1934年后中共軍事指揮的不滿。因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獲勝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其分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重新聚合起來，將他在遵義會議上所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軍隊的掌握與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號稱十萬，實則八萬，自江西突圍，行至遵義時，因戰斗傷亡、脫隊，人數已減至三萬多人。領導這支軍隊的紅軍將領，分別是紅一軍團總指揮林彪和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而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和由賀龍、任弼時、蕭克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分別處于單獨作戰狀態，林、彭所率軍隊實際上是此時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澤東急欲駕馭的軍方兩個最重要的將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但是紅軍的指揮權仍歸周恩來。毛澤東開始利用戰爭的緊急環境，有步驟地擴張自己在軍事指揮方面的影響力。1935年3月4日，在張聞天的提議下，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141這個建制與任命，雖然沒有改變周恩來的最后決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分，担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一職，是邁向掌握軍權的關鍵一步，但是幾天以后，圍繞是否攻打打鼓場，毛澤東的意見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及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等發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剛担任沒有幾天的前敵總指揮被撤消，由彭德懷暫代。 142
　　在這決定毛澤東前途的關鍵時刻，毛毫不退縮，他于當晚找周恩來詳談，使周恩來接受了他不進攻打鼓場的主張。 143緊接著，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并得到了張聞天的贊成。144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附近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成立「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毛澤東才正式進入軍委最高領導機構。
　　毛澤東在短短的一、兩天時間內，以堅強的意志力，挽回頹勢，更進一步擴大戰果，當仁不讓，毛遂自薦，提議組成有自己參加的新「三人團」，并通過黨的會議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順地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決策者之一。
　　毛澤東進人新「三人團」后，迅速使自己處于核心決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兩個月時間里，毛澤東以大踏步回旋轉移的指揮戰略，集中中央紅軍在黔、滇、川之間穿插運動，其間，既有勝利，也有戰斗失利。頻繁的戰斗和就地打圈的戰略，使部隊疲憊不堪，更遭致紅軍高級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澤東部署的攻打會理城的戰斗，屢攻不下，這時紅軍領導層對毛的不滿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給周、毛、王「三人團」寫了一封信，提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145
　　林彪的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紅軍處于緊急狀態下寫出的，并無與毛澤東有意作對的念頭。在以往的歷史上，林彪與毛從無個人過節，林彪的這封信純系出自他對紅軍前途的考慮，表達的是當時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無獨有偶，類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對毛澤東指揮才能的懷疑、不滿情緒在其它中共領導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劉少奇到紅三軍團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覺到部隊中彌漫著對「只走路不打仗」的強烈埋怨的情緒。他將了解到的軍中情緒，結合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劉少奇拿著電報要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簽字，彭德懷認為電報所述內容與他的看法不同，拒絕簽字，楊尚昆則在電報上簽了字。146
　　在新「三人團」中，王稼祥與毛澤東關系較為密切，但是他對毛的指揮方法也存有疑竇。還在新「三人團」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戰指揮問題，與毛發生爭論。王稼祥還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147新「三人團」成立后，王稼祥對毛指揮部隊大幅度運動不以為然，他向張聞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 148
　　林彪的信和劉少奇的電報，對毛澤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這個事件性質之嚴重，不僅在于它顯示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已蔓延至當時中共中央所賴以依靠的唯一軍事力量——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而且這種不滿正向中央核心層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剛剛獲得的軍權極有可能被再度削奪。
　　毛澤東迅速采取行動，正面反擊這股由林彪領頭的反毛風潮，他既不采取與林彪等私下溝通的方式，也不逐個向中央核心層成員解釋、征詢意見，而是將問題直接挑明。毛向張聞天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得到了張聞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以黨的名義將對自己的不利輿論打壓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評林彪等人「右傾」、「動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理郊外召開。與會者僅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及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這次會議名義上的主角是張聞天，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報告大綱，嚴厲指責林彪等人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是右傾。在這個時刻。毛頗需要張聞天所擅長的理論語匯，只要將這股對自己不滿的風潮壓下去，扣什么「帽子」都無所謂。
　　也許考慮到張聞天僅是一介書生，還不足以震懾林彪等武將，毛澤東全然不顧自己是當事人的身分，親自出馬。嚴厲指責林彪、劉少奇，稱彼等信和電報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 149毛并認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將事先毫不知內情的彭德懷看成是幕后挑唆者。150毛在利用了張聞天作為反林彪、劉少奇的主攻手以后，迅速再將矛頭轉向張聞天。毛不能容忍張聞天扮演黨內最高仲裁者的角色，決意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一下張聞天的威信。毛在講話中暗指張聞天去三軍團，與彭德懷勾結反毛。151這次會議以肯定毛的軍事指揮、毛大獲全勝而結束。面對毛澤東的無端攻擊，彭德懷、張聞天抱看「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一切以大敵當前，內部宜安定為考慮，在會上和會后都未予以說明和解釋。152
　　會理會議對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地位的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說遵義會議意味著毛澤東獲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使毛進人了中共最高核心層，那么會理會議則標志著毛已將他在政治上的勝利具體落實到對軍權的控制之上，從此，毛成為事實上的軍隊最高領導人。毛用其堅強的意志力，將紅軍最重要的將領林彪與彭德懷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層中處于不可批評的地位。毛澤東在會理會議前夕及會議上的行動，將剛剛獲得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置放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使代表黨的張聞天成為某種點綴和不具實際權威的象征人物。毛實際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已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而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對毛的妥協、退讓下實現的。
　　會理會義也給日后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系造成復雜影響，埋下了毛澤東對彭德懷、張聞天懷疑、猜忌的種子。毛與彭德懷共事很久，兩人個性殊異，雙方雖在1931年后關系疏遠，但是并無明顯矛盾和沖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認定彭德懷城府很深，從此對彭深藏防忌之心。會理會議后，毛將曾參與劉少奇電報一事的楊尚昆調出三軍團，而改派自己的老故舊李富春任彭德懷的政委，實負監軍之責。毛對張聞天素無好感，僅是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張暫時聯合。毛對張的固有成見，使他在指責過劉少奇以后，將劉輕輕放過，并聽信了劉少奇對張聞天參與和彭勾結的猜測和判斷。劉與軍隊素無淵源，在軍中不具資望，毛并不認為劉少奇有在軍中掀風作浪的能力。劉少奇為脫身，迅速將責任推到張聞天身上，使剛剛開始的毛與張的政治結合蒙上了陰影，153也使毛對劉與張的對立關系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劉少奇電報一事，還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計，為避免劉少奇在軍中培植影響，會理會議以后，劉少奇也被調出三軍團。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陜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只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于中共黨內，人們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諳中國傳統兵法并將其靈活運用于開創中共根據地和發展中共武裝。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復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脫離險境。而在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系起來，更遑論想象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即不再下來，并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担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占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看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三個系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系統置于自己的領導之下。担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朱德、項英等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極大，但他并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并知會周恩來后，再發出作戰命令，盡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后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并入軍隊，全部權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3月，又根據毛的提議，重新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于「老三人團」，代表黨的張聞天并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后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15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就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已溶為一體，當毛置身于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實際上他已處于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辟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干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軍隊的這種特殊關系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它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越來越處于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澤東對黨的大政方針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回，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一、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準）。但是，從莫斯科返國干部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于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干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擴張黨權的第一個大動作出臺，由毛而非張聞天。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見美國記者斯諾。
　　二、毛將與周恩來等關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深情感聯系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它次要工作，155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担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復，并劃歸于自己管轄之下。156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鄧穎超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并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原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系統，將原由鄧穎超負責的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于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157
　　四、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領導人插手，158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與便捷。
　　毛澤東對軍權與黨權的蠶食，是在張聞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張聞天的黨的領袖地位，以公開的形式進行的，遵義會議后產生的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政治結合，為毛澤東擴張自己的權力提供了合法的掩護。
　　二  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建立在反對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及其后形成并逐漸得到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極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就加緊了與張聞天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誘導下，張聞天和王稼祥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張聞天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斗爭，讓張聞天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此舉使張聞天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張聞天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中共核心層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張聞天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干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盡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張聞天成為中央總負責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至此，毛澤東與張聞天，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于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和張聞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鄉野打游擊，深受中國農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穩和持重，又帶有頗為濃厚的「山大王」氣息；而張則是「紅色教授」型的知識分子。1935年以前，張聞天對毛雖未予以高度重視，但亦無明顯的成見；然而，毛對張則有一種類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張等僅憑背了一麻袋馬列教條，卻在莫斯科支持下來蘇區奪權；毛更反感張以理論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報告問世，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毛和張雖在反對博古中央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戰略合作的關系，但毛從未將張放在眼里。張聞天在軍中毫無基礎，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張聯盟中，張只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傾斜。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開始注意掩飾其個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觸及到利害關系，毛性格中的那種剛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時就暴露出來，毛在會理會議上的表現即是明顯的例證。
　　從毛這方面看，毛張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過與張聞天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占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張合作共事的幾年里，對毛個性已有了解的張聞天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面沖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159張聞天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于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面也與其個性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托的虛弱地位。張聞天乃一書生型領導人。置身于嚴酷的戰爭環境，只能唯毛馬首是瞻，盡管張聞天還堅持著最后一兩個陣地不愿輕易放棄。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大權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線方針方面，毛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黨內同僚的壓力下，他只能隱忍內心的不滿，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橫巨在毛澤東面前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也是毛澤東與張聞天政治結合的基礎。160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同時也出于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再繼續維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系到毛澤東能否實現其「道」，從而為黨及其個人在政治前途上開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張聞天。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后產生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幾乎本能地將自己的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系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它一大批領導干部的威望，嚴重動搖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張聞天的強烈反對。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著國內和平局面的到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舒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后確立的毛掌軍、張聞天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重大變化，張聞天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于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經過幾年的磨合，毛與周恩來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新的角色，張國燾在黨內斗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現在毛已十分具體地感受到張聞天給他帶來的困窘。對于毛而言，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繼續違心地接受令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于在條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于和張聞天及一批黨的高級干部發生正面沖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張聞天發起挑戰。劉的出現打破了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并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意見的兩封信。劉少奇在這兩封各長達萬言的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于「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共的極左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一、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161劉少奇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24   162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二、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復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并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了中共有關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線。
　　三、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歷史，并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担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163
　　劉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給張聞天寫信之前是否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派劉少奇為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陜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達。1937年2月，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未返陜北，164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陜北之間已建立了電臺和信使聯系。據1996年出版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別三次致電劉少奇，毛還在10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165毛、劉通過電臺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166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劉少奇給中央寫信都應被視為是一個重大舉動。劉少奇決定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黨內左傾分子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167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政治權威。張聞天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它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盡管處于上升狀態，但當時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唯一領袖。168因此劉少奇給張聞天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歷史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志隨聲附合，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刷，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169對于劉少奇有關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聲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并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當面向張聞天發起挑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后在毛澤東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從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重復3月4日給張聞天信中的精神，著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告激起強烈反響，張聞天、博古、凱豐、陳賡等都表示難以接受劉少奇的看法，認為劉少奇的批評，充滿托陳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共的論點。170柯慶施在發言中，更是指看劉少奇的鼻子罵他是「老右」。171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白區工作的「總路線是正確的」。172
　　由于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會議暫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博古、凱豐在發言中都否認劉少奇提出的有關白區工作存在著一貫的左傾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傳統的說法，只有列席會議的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意見。173一時形勢對劉少奇明顯不利，然而毛澤東在關鍵時刻助了劉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劉張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贊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說劉系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言過的病癥，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甚至稱贊劉少奇「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干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中的辯證法」。174毛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只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后，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看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從而全面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張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175由于毛澤東在發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張聞天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并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張聞天有意識淡化毛澤東在6月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176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斗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聞天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斗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斗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斗爭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張聞天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斗爭的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斗爭的價值」，把失敗的斗爭看成「無意義」或「謾罵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斗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義」。張聞天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成就，強調指出，「每一斗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后，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于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夸大或縮小，或任便給同志們『戴大帽于』」。177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結論報告，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并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告作了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并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它方面，并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178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張聞天圍繞黨的十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并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到挫折。但是劉少奇、張聞天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后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于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影響絕非一朝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致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安排。
　　劉少奇與張聞天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關系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張聞天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后期，則担心劉少奇承受不住張聞天和黨內的巨大壓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并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愿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張聞天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張聞天。為了防止張聞天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張聞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后，劉少奇并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担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離開中樞，但毛張聯盟從此走向解體，而毛、劉長達三十年政治結會的基礎卻因此爭論而告奠定。毛、劉與毛、張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張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張聞天有意忘卻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之間就圍繞此問題彼此交換過意見，并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張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179
　　第二，毛澤東與張聞天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系。
　　第三，毛張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于毛和張聞天。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后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后產生的領導人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直線。就在毛澤東一路凱歌行進的1937年，也有壞消息傳來，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即將攜共產國際新方針返國，正待毛澤東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進行調整之際，半路上卻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毛澤東面臨著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三  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軍隊，并大大加強了他對中央機關的影響力，但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尚未能將他的勢力延伸到中共領導機構的另一組成部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優勢，在中共黨內獲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將不得不與從未謀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團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1931年11月7日抵達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達的康生（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和1935年8月抵達的陳云（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工人出身的陳郁雖是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員，但陳郁因在1930年未一度參與羅章龍派的活動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并不參加代表團的實際工作。除了這四名政治局委員，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吳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饒漱石、趙毅敏，和1933—1935年赴蘇的中國蘇區代表團成員高自立、滕代遠、白區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團成員同時還兼任中國各赤色組織駐莫斯科的代表，黃藥眠、饒漱石先后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林毓英任中國赤色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中了中共在蘇區以外最龐大的領導陣容。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在蘇聯期間，正是國內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向江西蘇區轉移、共產國際蘊釀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方針的時期，保持與國內聯系信道的暢通成為代表團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中共代表團通過兩個渠道與國內的中共中央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一、開通大功率無線電秘密電臺、中共代表團通過共產國際的電臺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電臺，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地下電臺保持經常的秘密聯系。因距離遙遠和技術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與江西瑞金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系，而必須通過在上海的秘密電臺中轉。遠東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遷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別有自己的秘密電臺，遠東局給瑞金的電報須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電臺翻譯轉送。代表團與國內的電訊聯系在紅軍長征后中斷。1935年末林毓英攜密碼本自蘇聯秘密返回陜北，國內與莫斯科的電訊初步恢復，而當1936年劉長勝再攜密碼本回到陜北后，在陜北的中共中央與代表團的電訊聯系就得到完全恢復。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團通過回國的中共黨員向國內的領導機構傳遞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開赴蘇訪問的著名新聞記者、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就曾為中共中央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傳遞情報。共產國際并借助在中國國內的中共組織的協助，招募中共黨員為其搜集情報，這些直屬莫斯科指揮的中共黨員，間或也為莫斯科與上海的中共中央傳遞消息。180
　　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代表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向中共傳達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起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代表團的另一項工作職責是領導在蘇聯學習、工作的中共黨員。從1931年11月王明赴蘇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面：
　　一、在共產國際內展開對中共及中國工農紅軍的大規模宣傳。王明自抵蘇聯后，以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分經常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文章，宣傳中共主張，介紹蘇區各方面情況。1932年王明指派蕭三以詩人身分參加在蘇聯哈爾科夫召開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大會，與高爾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聯絡，以擴大中共的影響。1935年，王明又指派吳玉章、饒漱石等前往巴黎，創辦中共報紙《救國報》（后易名為《救國時報》）。王明并以其在共產國際分工主管拉美共產黨事務的便利，指導美國共產黨內的中共支部，在美國創辦華文報刊。
　　二、領導在蘇聯的中共黨員。三十年代在蘇聯仍有不少中共黨員，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和莫斯科的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等單位。在遠東地區也有一批中共黨員在蘇聯各單位工作。由于在蘇聯的許多中共黨員同時又是蘇共黨員，中共代表團所能領導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黨員，莫斯科以外的黨員基本上歸蘇共領導。
　　三、配合蘇共清黨，在莫斯科中共黨員中厲行肅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曾密切配合校長米夫和蘇聯秘密警察「格伯烏」，將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學生投人監獄，或送至西伯利亞和北極地區勞改。181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開始大規模鎮壓在蘇華人，莫斯科華僑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處死，「新經濟政策」后一度興起的華人商業繁榮的局面頓時消失殆盡，中國人在蘇聯的處境日益艱難。182遠東地區的鎮壓則更為殘酷，許多進入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游擊隊員被當作「日本間諜」投放到勞改營。1831934年后，蘇聯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黨運動，王明、康生緊緊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內也展開類似運動，代表團成員楊之華（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擊。184
　　四、援救西路軍。1937年初，中共代表團爭取到共產國際的大量軍火援助，以接濟準備進人新疆的西路軍。計有五萬支步槍，上百挺輕重機槍和幾十門大炮。陳云、滕代遠、馮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圖，等待西路軍的訊息，后因西路軍失敗，此事告吹。185
　　中共代表團除了上述四個方面的工作以外，還有一項特別的工作，這就是指導中共滿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已無法與上海中央局正常聯絡，轉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王明等曾多次發出給滿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潛入東北。滿洲省委和抗聯也多次派人去蘇聯向代表團匯報工作。
　　中共代表團領導滿洲省委是特殊形勢下的一個例外——滿洲省委與莫斯科的聯絡遠比與上海的聯絡更便捷。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無權干預中共國內的事務，但是在事實上，以王明為團長的代表團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對國內領導層的影響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對國內的影響主要源之于他的共產國際背景和當時他在國內項導層中所擁有的政治優勢。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來的中共領導人。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強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指定為政治局委員，緊接著王明赴蘇，担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便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東方部副部長、部長，因而被公認是「國際路線」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產國際的化身，王明所擁有的這種雙重身分使他可以隨時向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表述其個人的意見。
　　王明在國內有一批盟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線」的英雄，與王明一道進人中共領導層，稍后返國的張聞天在政治上也屬于王明、博古集團。在王明赴蘇后，博古等人都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與王明的關系是一種「聲氣相求」、「共存共榮」的政治盟友關系。由莫斯科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之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成為王明、博古等領導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據。王明作為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一批人的精神領袖，對在國內的博古等人無可置疑地具有影響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對國內的中共中央實行遙控？從現在已披露的歷史資料看，王明和代表團一般不對國內的具體活動進行直接干預，但是在某些時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問題向江西表達自己的意見。在1931至1935年，王明與國內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導致王明與國內產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產國際即將開始新的策略方針從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但是，國內的博古等人仍堅持舊有路線，拒不同意調整方針。
　　王明在莫斯科對他在國內的盟友一直持堅定的支持態度，對毛澤東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多有貶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產國際的講壇上高度稱贊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總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發言，他宣稱：
　　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執委這個全會上，完全有權利高興地向一切兄弟黨說：我們黨在其布爾塞維克中央領導之下，現在達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歷史當中空前未有過的統—，團結和一致。186
　　與王明對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據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陳修良等人回憶，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過「山溝溝里出不來馬列主義」。187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主持召開「寧都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毛的軍事主張也被指責為「右傾」和「保守主義」。會議后，在上海的博古、張聞天迅速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王明很快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對博古等作出呼應。他用幾乎與博古、張聞天完全一樣的語言，指責「黨內一部分分子，對于國民黨軍事圍剿和日漸逼近的帝國主義對蘇維埃革命的公開武裝干涉表示悲觀、失望和消極的情緒和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黨在中央的領導之下」，對「目前階段的主要危險——右傾傾向」進行斗爭。188
　　王明與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漸發生變化，王明開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同意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
　　1932年3月，王明發表文章，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責國內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眾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面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王明還指出「對中農的關系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189
　　1933年1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采取的全面沒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王明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觀點，制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190
　　博古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見完全置之不理，與一般人所想象的情況絕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對王明亦步亦趨。此時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蘇區第一號人物的地位，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博古更加堅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來博古的立場在蘇區內部就已受到張聞天的質疑，191現在連王明也提出批評，但是，博古對所有這類批評都采取了堅決「擋回去」的態度。博古的僵硬立場引致王明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個時刻，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也從冷淡轉向熱烈。
　　王明對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大致以1934年為界。在這前幾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對毛澤東的「批評」、「幫助」。王明自認為在黨內的基礎鞏固，對毛澤東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認識，也還沒有將毛視為是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在這個階段，王明對毛澤東輕視、忽略有之，但認為王明出于防范毛澤東的個人動機，在莫斯科處心積慮貶損毛，則未免言過其實，也缺乏事實依據。1934年后，隨著王明對博古不滿的加深，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明開始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宣傳毛對中共的貢獻。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試圖返回國內進入中央蘇區，但最終因知曉王明返國計劃的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192為了修補因長期脫離國內艱苦斗爭而對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損害，在毛澤東已受到黨內批評、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王明向毛澤東援之以手，不僅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在黨內核心層中的影響，更可使自己在黨內矛盾中處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從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陸續做出一些姿態，試圖建立起和毛澤東較為親善的關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在蘇區發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對于缺點和錯誤的過份和夸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沒有一個白區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領導之下的群眾團體的黨團，不被指出過（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嚴重的或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兩面派的錯誤，……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份和夸大的批評，既不合適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B、對于黨內斗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于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系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193
　　王明、康生雖然沒有完全否定「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但是這封信還是使已進行一年的「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停了下來。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當年1月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讀案》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存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19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對博古的這類批評，不僅未被承認，反而將其定為是王明的主張，王明當年對政治局的批評意見，幾乎被毛澤東全盤接受下來，只是已被當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轉移前來自遠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準備召開七大以及對西北問題的指示后，專門談及共產國際出版毛澤東文集的事宜：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指毛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志三篇文章（我們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有極大的作用。195
　　隨后，在中共代表團的協助下，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收有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等文件，并譯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發行。這樣，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人能夠有資格在蘇聯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澤東。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來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及八萬六千名紅軍開始撤離中央蘇區。對于這一決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蘇區軍事戰略重鎮廣昌被國民黨軍攻占后，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將主力撤離江西，進行戰略轉移，并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196在共產國際覆電批準轉移計劃后，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負責戰略轉移的全部準備工作。從1934年10月上旬紅軍長征開始，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已中斷。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過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1月14日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開始長征。
　　王明在這種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他對國內中共中央的批評。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六次戰爭與紅軍戰略）的報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因為紅軍已開始長征，未能傳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報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國內形勢「新特點」的錯誤，尤其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誤和弱點」。王明還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宣稱由于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從而加劇了紅軍沖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在中央紅軍撤出江西蘇區的背景下，王明對中共中央的這些批評，與已經形成的嚴重危機有密切關系，同時，也是他與博古等在一系列問題上分歧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一段時間內，王明并不知曉（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陳云一行抵達莫斯科后，才獲知有關遵義會議的詳情的），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復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197此時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經下臺、毛澤東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繼續在一些重大場合中向毛澤東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于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例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將他們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198
　　縱觀王明在1931—1935年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態度變化的過程，可以發現，王明對毛澤東看法的轉變是與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漸擴大互相聯緊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產國際調整政策的影響，其原有的極左思想發生明顯變化，而在國內的博古因消息閉塞，兼之頭腦僵化，卻繼續恪守共產國際舊時的政策。王明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黨內高層關系的復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于是改善并加強與國內毛澤東的關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動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黨內所處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準備，和毛澤東等其它領導人攜手合作。
　　四  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奉命離開正在長征中的中央紅軍，于5月輾轉到達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陳云與已在上海的陳潭秋、楊之華、何實山等會合，作為中共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經由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密安排，在滬搭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于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日的8月20日到達莫斯科。在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駐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化名陳剛也抵達莫斯科。從陳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圍繞統一戰線問題產生的意見分歧，始終占據突出的位置，成為日后毛、王公開沖突的導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奉行共產國際的關門主義政策，號召建立下層統一戰線，「武裝擁護蘇聯」王明對此政策的推行負有完全的責任。從1931年11月王明抵蘇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這項政策，但是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進而成為中共領導層中倡議轉變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這次會議鑒于歐、亞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嚴重形勢，開始修正過去的一些僵硬的觀點，認為存在著爭取社會民主黨下層群眾、建立工人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王明受到這次會議的啟發，逐步醞釀在中國也調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著名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明確宣布，中共愿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史稱「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年春，王明還參與指導國內的中共組織與馮玉祥的聯絡活動。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并隨信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l779人簽名，于1934年4月20日發表后，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到了1934年春共產國際預備召開七大期間，王明思想轉變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該年春，共產國際加緊醞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這一新動向，對王明產生了重要影響。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年10月，王明在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廣泛協商討論后，起草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把統一戰線的范圍擴大到除蔣介石以外的國內一切黨派，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而到了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將蔣介石也納人到統一戰線的范圍。
　　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對于王明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由于國內反應冷淡，王明還托從莫斯科返國的同志向國內領導機關傳達口頭信息。
　　1933年秋，王明與即將返國的中國共青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談話。王明說，中共應在戰略上實行轉變，逼迫蔣介石抗日。王明又說，國民黨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敵人，由于日本已損害了國民黨的利益，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英美派利益，國民黨中下層，甚至高級軍官都可能贊成統一戰線。王明進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開局面，就是因為黨的政綱與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眾的掩護和支持。199
　　王明的這番談話給黃藥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此時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觀點與王明并不一致。當黃藥眠向米夫辭行時，米夫要他轉告國內「還是照舊的方針領導」。200黃藥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見轉告給當時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人黃文杰，上海局又通過地下電臺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201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
　　由此可見，從1933年初開始，隨看共產國際醞釀策略轉變，王明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聯系中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形勢，為中共設計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有別于舊時以國共兩黨斗爭為主題的路線，其核心是，共產黨在國內階級關系發生新變化的形勢下，應加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應改變過去的關門主義和一系列過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并在這場運動中發展壯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來自于共產國際，另一方面，也有他個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產國際遠一些，這也是國內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王明在莫斯科頻頻談論統一戰線問題時，遠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正處于沒有發言權的地位，故而未見毛澤東有任何談論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述。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面對紅軍嚴重被削弱及國內的新形勢，毛澤東正急謀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時，張浩（林毓英）化裝潛入陜北，帶來共產國際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與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的召開。然而，毛、王雖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人的側重點卻大相逕庭，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而王明則對之過于理想化。
　　毛澤東迅速接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但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利用統一戰線，首先緩解陜北的剿共危機，解決紅軍和共產黨的生存問題，繼而謀求共產黨和紅軍的更大發展。在瓦窯堡會議后，毛決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進攻陜北蘇區的東北軍、西北軍的白軍工作委員會，以謀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成效。
　　王明在萬里之遙的莫斯科，則遠比毛澤東「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陜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統一戰線的重點放在爭取全國范圍內實現國共合作抗日，頭號爭取對象就是蔣介石。1935年8月20日，陳云抵達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紅軍的實力已大大受挫，緊接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于8月25至27日連續召開會議，決定把反蔣抗日統一戰線，改為聯蔣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吁國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只是當傳來蔣介石在1935年12月鎮壓北京學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
　　毛澤東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差異自1936年后逐漸顯現出來。毛澤東力主利用一切反蔣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則強調支持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領袖，堅決反對各地方派的反蔣活動。1936年下半年，圍繞「兩廣事變」，毛澤東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終于爆發。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以「反蔣抗日」為由，發動「兩廣事變」，中共聞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稱其具有「進步的與革命的性質」。2026月I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提出以中共為中心，與西南建立抗日聯軍的主張，并且強調「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與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203與此同時，毛澤東積極推動與包圍陜北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談判，6月，中共方面已與張學良、楊虎城部簽訂了停戰秘密協定。然而，中共聯絡西南的活動并不順利，西南方面拒絕了中共的建議。7月，兩廣方面與蔣介石妥協，事變得到平息。盡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獲，毛澤東不費一兵一卒，解決了陜北的生存危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幫助毛澤東做成了這筆「無本生意」。
　　但是，毛澤東的上述活動卻遭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責。兩廣事變爆發后，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起中國內戰，以便利于掩蓋對華北新的進攻」的一場陰謀。204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發表批評中共的講話，他說，「不能說，在政治方面，在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這種復雜的情勢下，他們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領導人——引者注）和做好了準備」。季氏強調將抗日與反蔣并舉是「錯誤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聯合反蔣也是「錯誤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并給國民黨發出公開信，表示自己愿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立場。季氏重申，中國現階段一切均應服從反日斗爭，他并建議中共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205
　　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的指責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轉含蓄地批評國內同志恪守過時的反蔣抗日的政策，王明問道：「為什么中共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 206
　　這場圍繞兩廣事變而引發的「反蔣抗日」問題的爭論，以毛澤東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見而告結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的公開信，倡議建立國共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決定采用「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民主共和國」代替「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
　　這是毛澤東主政中共后第一次與莫斯科打交道，它給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毛澤東有了自己對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這就是對「遠方」的指示，適合口味的就辦，不適合口味的就拖延不辦；如果「遠方」的壓力太大，則采取偷梁換柱的方法，對其做過加工后再執行。總之，務求莫斯科的指示與中共的發展不致有太大的沖突，更不能與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相沖突。毛澤東最后接受「逼蔣抗日」的方針及和平處理西安事變， 207就是依據了這種策略。結果，莫斯科雖對毛澤東陽奉陰違不滿，但都因毛澤東最后還是貫徹了「遠方」的意圖而原諒了毛。
　　毛澤東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對季米特洛夫無可奈何，但是，對王明則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澤東對王明雖無好感，但兩人并沒有直接打過交道，與毛交惡的是博古、張聞天等人。現在王明跟著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鸚鵡學舌，指責國內同志，這就與毛澤東發生了對抗。只是1936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還未完全確立，王明在國際國內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澤東還無力與王明正面沖突，但是，王明的舉措已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為了防范王明影響的擴大，從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開始在核心層散布對王明的不滿，208公開向黨內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跡，毛已預感到他在黨內的真正對手是王明。
 

高華 著 2013-08-22 12: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