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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后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系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澤東利用劉少奇向張聞天發起試探性的攻擊遭到挫折，這表明在通往中共領袖的道路上，毛澤東還有待克服重重障礙。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后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形勢發生劇變，毛澤東迅速擱置對十年內戰期間黨的歷史經驗的討論，全力應付眼前的局面。
　　抗戰之初，中共獲得了合法地位，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這就是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使中共的實力，尤其是中共軍隊的實力借抗戰得到發展；以及如何統一在新形勢下黨內高層的認識，進一步強化自己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地位。然而事態的發展并非總是朝著有利于毛的方向發展。從1937年8月下旬開始，圍繞國共合作方針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產生了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在洛川會議上首次表現出來，繼而又表現為毛澤東與周恩來及與以朱德、彭德懷為首的八路軍總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為確定在抗戰期間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方針，在陜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和軍隊領導人共二十三人。數十年來，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這次會議都被解釋為「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而歷史事實是，毛的意見在洛川會議上并沒有得到黨內高層的一致擁護，周恩來等的主張卻獲得與會者的普遍共嗚。
　　洛川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評價國民黨的抗戰及確定中共對國共合作的原則；中共究竟應以「山地游擊戰」、抑或是「運動游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
　　分歧的一方為毛澤東、張聞天，另一方為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
　　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反動本質并未因抗戰而改變，因此國民黨的抗戰必然失敗。毛認為蔣介石進行的只是一場半心半意、單方面的局部戰爭，這場戰爭無疑會歸于失敗，國民黨遲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國民黨軍隊一部分繼續作戰，就會遭到日本毀滅性的打擊，這樣中共就要在全國起領導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國民黨而必須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和自主，一旦情況允許或必要，就起來反對它。 209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除了得到張聞天一人的明確支持外，周恩來等多數與會者均表示異議。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只能是相對的，中共不應公開對抗南京的命令，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中共應積極抗戰，信守向國民黨許下的精誠合作、共同爭取全勝的諾言。
　　周恩來對毛澤東有關國民黨必定會投降日本的論斷也持異議。周恩來認為，「蔣介石既已開始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鑒于蔣介石秉性倔強以及國內外形勢，沒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10
　　在洛川會議上，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共在抗戰階段究竟應制定何種軍事戰略方針。早在8月1日，毛與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提出中共軍隊應「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 2118月4日，毛與張聞天又致電正在山西云陽鎮的周恩來、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軍隊「應執行側面的游擊戰」，毛并強調，「對此方針游移是必敗之道」。2128月5日，毛、張再致電周、朱、博古、彭德懷、任弼時等，提到「紅軍担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消滅敵人的一部」，但是，毛緊接著又強調，紅軍只宜作側面戰，而不是「獨當一面」。 213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楓的電文中更是具體指導道，在與國民黨方面交涉時，「要有謙遜的態度」，「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于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于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 214毛澤東為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深謀遠慮，極為担心中共軍隊將在對日作戰中吃大虧。他知道黨內許多高級干部已被愛國主義沖昏了頭腦，可是毛又不能把話說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屬反復解釋，百般勸說。毛澤東在8月22日的發言中強調，中共必須把國內戰爭時期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八路軍的任務是分散兵力，用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至于和日軍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215
　　周恩來不同意毛有關八路軍避開日軍進攻只進行游擊戰的主張，他提議應以「運動游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周恩來說，「還是運動游擊戰好」。216周恩來認為，如果避開日軍，那會給黨的聲譽帶來損害，似乎中共沒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 217
　　朱德、彭德懷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朱德認為在保持中共軍事獨立性的同時，在一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應服從南京軍委會，這樣做對于中共有切實的好處，八路軍可以從南京得到軍餉和裝備。朱、彭還提出，中共軍隊應與國民黨軍隊真誠合作，八路軍應避免陣地戰，但是應進行把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爭，即「運動游擊戰」。 218
　　毛澤東處于少數地位，不得不暫時退卻。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用妥協的辦法，盡量彌合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在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問題上，張聞天聲稱，國民黨所進行的戰爭雖然隱藏著失敗的極大危險，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喚起千百萬群眾支持統一戰線，最后的勝利則是肯定的。 219張聞天的這種折衷性的表述，被與會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會議對于軍事戰略方針雖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但是也形成了某種折衷性的意見，這就是，八路軍先在山西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戰，當前線不守時，八路軍再分散到整個華北地區，依毛澤東的意見開展活動。 220
　　在洛川會議上，毛與周的分歧以雙方的互相讓步而得到暫時的解決。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雖然對毛在國共關系等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見與周恩來并無沖突，周也同意在兩黨關系上要進一步沖破國民黨的限制，要堅持中共對紅軍的領導。221然而，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的言論卻引起毛澤東的嚴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張將會對紅軍將領產生影響，但是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組織措施，又減緩了毛澤東的憂慮。1937年8月23日，新改組的中央軍委成立，毛澤東正式担任了書記一職（實際上稱「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順地成為黨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洛川會議并決定由周恩來担任負責與國民黨談判、領導國統區中共組織的長江沿岸委員會書記，周將主要在國統區工作。這項安排也有利于毛，從而為毛澤東加緊在八路軍貫徹自己的主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洛川會議一結束，朱德、彭德懷率領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一二O師、第一二九師迅速開進山西。事態的發展完全不出毛澤東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時組成的前方中央軍委軍分會（亦稱「華北軍分會」）果然受到周恩來的影響，提出了「運動游擊戰」的口號（「運動游擊戰」又稱「游擊運動戰」）
　　洛川會議后，周恩來于8月29日抵達西安，原準備和博古、彭德懷去南京，與國民黨繼續談判，并籌組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8月30日、31日，毛澤東兩次急電周，要周勿去南京轉赴太原，與閻錫山會談有關紅軍入晉事宜。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周恩來因不滿意洛川會議，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說有誤，蓋因張國燾當時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間的秘密聯絡。 222在百廢待舉的非常時刻，毛似乎只圖發揮周的外交與組織才干，而疏忽了周恩來留晉可能將對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產生的復雜影響。
　　1937年9月7日，周恩來與閻錫山在代縣會談，隨后又轉赴大同會見傅作義，就八路軍入晉后的活動區域、指揮關系、作戰原則與閻、傅達成協議，雙方商定八路軍將以游擊運動戰作為作戰原則。周并主動提出將派八路軍一一五師配合閻軍，布防平型關一帶，在側翼待機殲敵。彭德懷在與閻錫山會見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9月13日，周恩來將和閻錫山談判情況電告毛澤東、張聞天，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迅速集中徠源、靈丘、阜平地區，依靠太行山發展游擊運動戰。223
　　此時周恩來提出的「游擊運動戰」已從原先的「運動游擊戰」后進一步，顯示了周對毛的讓步。盡管周恩來的立場已有明顯軟化，但是，周恩來所表現出的與國民黨合作的熱情仍使毛澤東極為憂慮，毛澤東沒有回復周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援晉的電報。 224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連電示周、彭等，反復強調中共應保存力量，「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 225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沖突，在軍事上。保持高度行動自由，「用游擊戰斗配合友軍作戰」， 226盡速向敵后挺進，創建共產黨根據地。
　　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各師正副師長，再次強調：
　　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進擊戰爭的決定作用。227
　　9月21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等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太原。當晚，任弼時、鄧小平等與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及彭真等人開會討論八路軍行動方針問題。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再電彭德懷，以極為強烈的語氣，分析了華北抗戰的形勢，指出不管閻錫山與日軍「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評黨內有個別同志被暫時的情況所迷惑，沒有深刻認識「這種客觀必然趨勢」而把紅軍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軍的正規抗戰。毛警告道，如果照此辦理，「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于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228毛責成彭「對個別同志不妥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于一致」，并敦促彭要「從遠處大處著想」。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反復告誡道：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作用，這就是具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
　　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產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229
　　遠在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對于前方的周恩來和紅軍諸將領能否執行自己的指示毫無把握，于是只能依靠電報不斷陳述自己的一貫主張。9月25日，毛澤東急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朱瑞等，重申「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 230同日，毛澤東又致電朱德、任弼時、周恩來，提醒他們匆將紅軍實力暴露出來，以免遭受不測：
　　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并養精蓄銳，待必要條件具備時實行。231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所提的「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實際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
　　盡管毛澤東飛檄傳書，三番五次急電周恩來、彭德懷等，勸說他們務必克服求戰心理，愛護、保存共產黨歷經千辛萬苦才保存下來的那股血脈——不到三萬的紅軍兵力， 232但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仍然堅持要配合國民黨抗戰。在周恩來的積極策劃下，1937年9月23日，進駐五臺山的八路軍總部命令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右翼配合閻軍作戰，一二O師從左翼馳援駐守雁門關的閻軍。同日，華北軍分會常委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將有關軍力部署電告毛澤東。233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師在林彪指揮下，在晉東北的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殲敵千馀人，取得八路軍出征后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顯然，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是貫徹了周恩來等關于八路軍配合友軍作戰及「運動游擊戰」軍事戰略方針，而和毛有關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大相逕庭。但是由于平型關戰斗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贏得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毛澤東也表示了高興。盡管華北軍分會9月23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于9月24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斗的軍力布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覆電。 234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平型關戰斗長期被描述為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而獲勝利的一個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座談會」上，彭德懷被指控在抗戰初期違背毛澤東軍事戰略方針而遭受嚴厲指責，朱德、任弼時等也被迫對此作了「自我批評」235林彪卻絲毫未受牽連。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發，官方才把林彪與彭德懷并列，指責彭德懷、林彪是「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仍未公開批評平型關戰斗，因為在批判了彭德懷領導的1940年「百團大戰」后，再否定平型關戰斗，將有損毛澤東和中共抗戰的形象。
　　平型關戰斗的勝利及其廣泛的政治影響，突出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堅持「運動游擊戰」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澤東對原堅持的觀點產生了稍許動搖，毛在固守原有的游擊戰主張的同時，對運動戰不再絕對排斥。平型關戰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閻（錫山）必要求我軍與他配合來打一仗，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當然是可以參加的」。 236
　　自平型關戰斗獲勝后直至10月中旬，毛澤東對周恩來有關建議八路軍配合國民黨作戰的電報轉而采取較為積極的態度。10月4日，毛致電朱、彭、任弼時等，指示「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采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担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237次日，毛覆電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關調王震旅歸還賀龍師建制，以加強閻軍抵御日軍進攻忻口的建議。10月14日，毛覆電批準周在10月12日有關調張宗遜旅主力及劉伯承師先頭團截擊日軍后方，配合晉軍中路作戰的建議。238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還說，「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與運動戰」。239
　　毛澤東對運動戰態度的松動，大大鼓舞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軍以「運動游擊戰」作為作戰的戰略方針。240這份文件還含蓄地批評了那種認為抗戰必然導致失敗的觀點是「宿命論」，主張八路軍在保衛太原的戰斗中應配合、支持友軍作戰。24110月下旬，在周恩來的積極組織和毛澤東的默認下，八路軍三個師全部出動，配合國民黨發起忻口會戰，重創日軍，取得重大戰果。
　　毛澤東對八路軍采取「運動戰」作戰方式的默許和寬容，隨著山西抗戰形勢的變化而很快結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勢日趨惡化，毛澤東又迅速退回到原來的立場，重談游擊戰，毛甚至更進一步，開始批判起「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澤東、張聞天把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潘漢年的電報同時轉抄周恩來。毛、張在這封電報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責「同國民黨和平共居」，「只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作斗爭」的「投降主義傾向」。10月17日，毛與張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軍分會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242同日，毛、張又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義的危險，開始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的論斷。 243毛澤東、張聞天雖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電文和中央書記處10月17日指示所內含的對周恩來警告之涵義，則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對來自毛澤東、張聞天方面的訊息迅速作出反應，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堅持同閻錫山合作，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的來電后，于10月21日給延安覆電，聲稱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針，在黨內軍內既反右傾，又反『左傾』」。244
　　周恩來的辯解在山西抗戰日趨惡化的形勢下顯得十分軟弱，11月18日，日軍侵占太原，國民黨軍紛紛撤退，八路軍配會國民黨軍作戰的條件已不復存在，客觀形勢迫使八路軍開始分散兵力，逐步從運動游擊戰轉到游擊戰的作戰形式。這使毛澤東更加確信自己原先對國民黨抗戰的分析和所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舊事重提，他針對10月8日華北軍分會訓令中對抗戰「宿命論」的批評，指出，公開批評中央是失敗主義是不對的。 245盡管華北軍分會所講的「宿命論」主要是針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電報中實際上也是持這種觀點，因而毛將這種批評看成是針對自己的。使毛難以容忍的是，八路軍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進行了幾次集中作戰。1938年2月，彭德懷指揮的八路軍為配合閻錫山「反攻太原」和在晉東南為粉碎日軍九路進攻，繼續采用了集中作戰的運動戰形式。周恩來則走得更遠，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從漢口給毛發電。提議八路軍集結較大兵力于一些較大城市附近，以調動日軍和打擊日軍增援部隊。毛雖然并不完全反對在有利條件下八路軍也可以打運動戰。但他的主旨與周恩來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對這份電報的反應是，避開周的具體要求，告誡周在具體作戰方面「需全依敵我當前實際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246周恩來等對配合國民黨作戰所持的積極態度，加深了毛澤東對周恩來、彭德懷的不滿，成為數年后周、彭在整風運動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個月，毛與周等圍繞共產黨軍隊是否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及中共應采取何種軍事戰略方針而產生的分歧，對毛、周關系，尤其對毛、彭關系，投下了沉重的陰影。在中共核心層，除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站在一邊，只有劉少奇旗幟鮮明地支持毛。
　　二  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對于毛澤東是一個憂多于喜的時刻。在毛澤東一再敦促和反復勸說下，周恩來等雖然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但在如何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上仍固守與國民黨積極合作的方針。毛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決，又有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困擾看毛，這就是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將返回延安，毛已預感到在黨的核心層中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為了防止周恩來與即將返國的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結成同盟，同時也是為了爭取黨內更多高級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決定主動出擊，向反對派發起進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飛抵迪化（烏魯木齊）的前兩天，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在這個報告中，毛繼續發展他在洛川會議上對國民黨抗戰方針的批判，毛認為，上海太原失陷已證實了他關于國民黨很快會失敗的預言。毛聲稱，國民黨的「片面抗戰」雖然也帶有「革命性」，但卻是「一定失敗的」。目前抗戰已進入一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其依據就是日軍進攻不斷獲勝。
　　毛澤東這個報告最引起黨的干部驚駭的是他對黨內「階級投降主義」的指責。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詞語，將黨的核心層內與自己相左的主張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甚至聳人聽聞地把它稱之為「階級投降主義」，并將其說成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客觀同謀者。毛正式宣布，右傾投降主義已成為中共黨內的主要危險。
　　毛澤東還少有的對中共軍隊進行了批評。作為黨在軍隊方面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難以抑制他對彭德懷等的強烈不滿，毛開始譴責起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的傾向」，聲稱其表現為八路軍中有人以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隨后毛話鋒一轉，又表揚八路軍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盡管毛明知八路軍進行的是「運動游擊戰」，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懷等改弦易轍。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對彭德懷等猛擊一掌后，仍竭盡全力爭取彭德懷等接受自己的主張。
　　正當毛澤東孤軍作戰時，劉少奇給予了他寶貴的支持。
　　劉少奇未參加洛川會議。1937年7月28日，劉少奇以北方局書記的身分抵達太原，主持剛遷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這個階段，劉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群眾抗戰和支持薄一波聯絡閻錫山、建立山西新軍的方面，而與朱德、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較少發生直接聯系。
　　劉少奇雖沒有卷入到洛川會議上的爭論，但是他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的觀點卻與毛澤東十分接近。
　　劉少奇支持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政治判斷，并進一步主張對國民黨進行左、中、右三派的劃分。1937年9月20日，劉少奇在與周恩來聯名給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電報中（此份電報基本反映的是劉少奇的觀點，在《周恩來年譜》中未提及此電報），提出中共在山西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應是「鞏固左派，聯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區分左、中、右派的標準則在于他們是否「能聽取我們的意見」。247劉少奇的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黨對統一戰線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來電上批示，「如此類電報須絕對保守秘密」。248抗戰之初，中共領導人一般都認為，評價國民黨的標準只是看其對抗戰的態度，雖然張聞天在洛川會議的補充報告中提過國民黨內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問題，但張劃分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的標準仍是對抗戰的態度，張并將蔣介石封為「中派」。249然而劉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澤東的思路，啟發了他稍后詳細論證這個問題。在對國民黨及其領導抗戰的評價方面，劉少奇和毛澤東一樣，是屬于「悲觀派」，而和周恩來等「樂觀派」有明顯的區別。
　　劉少奇對毛澤東有關開展游擊戰的主張也同樣給予了堅決支持。抗戰爆發后，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提出進行游擊戰的少數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劉少奇致電張聞天，匯報他已下達在平、津發動游擊戰的指示。2509月28日，在接到毛澤東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電報的三天后，劉少奇致電張聞天，通報他已下令平、津黨組織「動員大批干部同志與抗日游擊分子下鄉，發展領導游擊」。251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劉少奇又發表了日后引起黨內高層爭議的〈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文。
　　對于發展中共武裝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都極度重視。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舉行的八路軍負責人與北方局領導人聯席會議上，劉少奇提出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意見。252據楊尚昆和當時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舉行的華北座談會上的發言，在八路軍是否要配合閻錫山軍隊打仗的問題上，華北局（即是北方局——筆者注）負責人主張八路軍應分散打游擊，發動群眾，因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25311月17日，劉少奇和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擴大紅軍要成為華北全黨及紅軍全體指戰員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須計劃在三月內擴大到十萬，半年內擴大到二十萬」。254而在這之前的11月1日，劉少奇向延安報告，四個月內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幾支中共領導的較大的游擊隊，人數達六、七千人，255隨后華北地區中共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幾乎遍布華北所有地區，人數達到數萬。
　　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少數地位、周恩來的看法在黨內占上風的時刻，劉少奇的態度對毛是一個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對形勢的估計及黨的任務等問題上，劉少奇的意見仍與毛有一定的距離。例如，劉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給張聞天的電報中雖提出開展游擊戰的建議，但對游擊戰的認識與毛并不完全一致。劉少奇認為進行游擊戰的目的是「響應抗日軍的武裝斗爭」，配合「武裝暴動，收復平津」。 256劉少奇在動員平津黨員下鄉打游擊的同時，還指示「改組完全公開的同鄉會并加入漢奸團體」。257劉少奇提出此問題雖然在主觀上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劉的這個建議畢竟太顯眼，極易引起誤解，造成劉少奇缺乏原則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雖然強調「游擊戰爭是令后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爭形式」，但在11月17日給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又提出「爭取華北游擊戰爭勝利，重復轉變為正規戰」， 258而與毛的主張不盡一致。盡管劉與毛的認識存在若干差異，然而在毛澤東急需黨內高層積極支持的時刻，這些差異絲毫不影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重視。
　　盡管毛澤東已獲得劉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黨內上層的態勢并沒有朝著有利于毛的方向發展，隨看王明抵達延安日期的日益臨近，毛的憂慮愈益強烈。毛憑著自己對黨內斗爭歷史的深切了解和對眼前黨內爭論的判斷，確信中共上層內部的關系將隨著王明返國而發生新的組合，一批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同志將會聚集在王明的周圍。
　　毛澤東對王明素無好感，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獲得黨內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壟斷了與斯大林的聯系，「挾天子以令諸侯」。毛更難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雖還不知王明返國將攜帶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從一年前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干預就可判斷，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將關注中共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而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張不盡相同的。
　　在這微妙的時刻，毛澤東最不放心的是周恩來、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國際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在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張聞天的全力支持。對于在軍中毫無基礎、其聲望和權威都因劉少奇的挑戰而遭到削弱的張聞天而言，要維護現有地位的唯一途徑，只能是繼續與毛合作。對于毛澤東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對較弱，博古自遵義會議被趕下臺后，聲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與王明合流，若無周恩來的支持，也掀不起風浪。周恩來是核心層中最重要角色，周在黨內軍內擁有雄厚的基礎，周和朱德、劉伯承等一貫在國際派和毛之間搖擺，雖然在更多的情況下，周恩來等對毛多作妥協和讓步，但抗戰以來，周的看法與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極有可能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澤東最為艱難的日子。他只能抓緊時間，主動出擊，在王明將回國而未回國之際，把自己的理論石塊先甩出去，同時嚴密控制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嚴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對莫斯科指示靈活處理，「為我所用」。一切該做的毛澤東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王明。259
　　三  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云等在蘇聯顧問的陪同下乘蘇聯大型軍用飛機抵達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等領導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戰士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將王明等稱作是「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260「天兵天將」既已下凡，當然要傳達「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會議，由王明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并進而檢討抗戰以來黨的路線，此次會議王明的主張在黨的核心層中占據了上風，史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對「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長期持否定態度，對會議主要內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黨史著述中，一般將這次會議列入「毛澤東反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或「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論點：一是全盤否定王明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指斥其為「系統的投降主義主張」；第二，絕口不提王明的報告獲政治局一致通過，以及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決定。198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在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上首次發生變化，在繼續指責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同時，開始承認王明的報告「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261官方權威的黨史研究部門局部修改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主要是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它意圖表明抗戰之初，中共就懷有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真誠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以來第一次有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國內領導機構與派駐莫斯科的代表團實現匯合后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召開，是中共中央事先議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壓力。1937年11月初，毛澤東就已知王明即將返國的信息，毛估計王明返國后必定要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不可避免，盡管毛內心十分不悅，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員發出電報，通知他們返回延安參加會議。1937年11月5日，毛發電報給周恩來，催促周來延安開會。26211月15日，毛在給周恩來等的電報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開會事。263遠在南昌的項英，如果不是較早接到開會的通知，是來不及趕到延安準時參加會議的。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嚴肅的黨的核心層的會議，它改變了遵義會議后政治局開會一般多邀請重要軍事干部參加、常以政治局擴大會議形式開會的慣例。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共十二人，他們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康生、陳云、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凱豐。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作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四名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缺席：
　　朱德、任弼時在山西八路軍總部，
　　鄧發在新疆迪化（烏魯木齊）主持八路軍辦事處。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療。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是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角。在12月9日會議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報告。王明在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中共必須加速轉變內戰時期的策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論及抗戰以來中共政治方針時，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公開點名指責了劉少奇。
　　王明在報告中批評洛川會議沒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他認為不恰當地強調「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將抗日與民主、民生問題并列，都是不對的。王明說，群眾運動要取得合法地位，應去國民黨政府備案，在抗日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王明舉洛川儈議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將「抗日的民族團結」放至第十條作為證據，指責洛川會議對國共合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過份強調了獨立自主。王明還說，洛川會議雖主張發動群眾，卻沒有找到發動群眾的具體方法，即沒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
　　王明批評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足。王明認為，國民黨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聯共是根本轉變。王明強調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國民黨抗日，中共就可以參加政府。王明還認為，把復興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對的，因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侵略，而復興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報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澤東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的某些論斷。王明認為，所謂盧溝橋事變前黨的主要危險是「左傾」、之后是「右傾」的分析，夸大了右傾的危險，是一種機械論。王明認為：在報告大綱第十九條中的提法——即「是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也是不對的。因為歷史上沒有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事情，應提「共同領導」。王明表示不應空喊領導權，空喊只會嚇走同盟者。王明還反對在國民黨和其它政治派別中劃分左、中、右，認為只可劃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對章乃器的批評，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口號不無可取之處，中共應與國民黨采取商量建議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號召要這樣辦，那樣辦。
　　如果說王明對毛澤東還多少有所顧忌，未敢直接點名，只是就毛撰寫的1937年11月12日大綱進行了批評，那么，他對劉少奇就沒有這么客氣了。王明點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對國民黨提出的各項要求「過高」、「過多」，而沒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問題。王明認為，中共目前應與國民黨「求同而非立異」。264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充當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報告基本上是「宣達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當前任務的觀點。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國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見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鄧發。斯大林出于對蘇聯安全的考慮，指望中國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國戰場的泥沼而無力進攻蘇聯。265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談道，中共應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不要過份強調獨立自主。266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薄弱，無法充當統一戰線的核心，蔣介石則可充當這個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惱蔣介石，而要全力加強與國民黨的合作。對于毛澤東，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267且十分懷疑毛澤東是否能夠忠實貫徹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因而派其門徒王明返回中國，監督中共執行這個聯合國民黨的新方針。對于王明所肩負的使命，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給予清楚的闡釋。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形勢的會議上，對中共能否轉變政策信心不足。他認為。由于中共過去領導紅軍為建立蘇維埃而斗爭，現在同時還是這些人卻要執行另一種政策，對于中共這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辯明方向、有朝氣的新人去幫助中共中央」。  268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躊躇滿志，毛澤東為歡迎他回國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麻痹了王明，269無形中膨脹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識，使王明陷入了錯誤的判斷。王明在報告中無視毛的權威，將他個人自1934年以來與毛修好的努力毀于一旦。王明以為劉少奇沒有實力，以批劉來影射毛，也造成嚴重的后果，促使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進一步加緊聯合。
　　所幸，這一切對于王明還是未來的事，現在則形勢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一致擁護王明的報告，連毛澤東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報告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發言中，對毛澤東抗戰以來的言論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周恩來說：四個月來未能推動抗日統一戰線更大的發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戰必然失敗論」。不應把片面抗戰、全面抗戰對立起來，硬要請片面抗戰必然失敗，以后全面抗戰必然勝利，這不符合辯證法。270
　　周恩來認為，以山西情況為例，由于沒有實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戰、不利于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63   271周提出，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面會妨害統一戰線，應公開指出并糾正統一戰線中的錯誤，使友黨更加信任和佩服我們。 272
　　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與會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觀點，形勢明顯對毛澤東不利。他強忍心中的不快，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對王明、周恩來作出妥協姿態。毛在會議的發言中承認存在著王明所批評的「抗戰發動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的情況。273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主張，但是，毛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立場，仍堅持認為在國共兩黨之間存在看「誰吸引誰」的問題。274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所發生的一切，證實了毛澤東早些日子對黨內形勢的預測：隨著王明返國，將有一批政治局委員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圍。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毛澤東實際上早已有所準備，從12月上旬就對自己在統一戰線方面的立場作了局部調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達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澤東就與周恩來、彭德懷，聯名致電八路軍總部，要求堅決執行統一戰線方針，加強部隊的統戰教育。在這份電文中，毛尤其強調八路軍應與閻錫山及地方行政機構多方溝通，避免發生摩擦，指示八路軍停止自行征糧、征布，所需物品改為「向政府借撥」。275盡管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已有所軟化，但仍未能減緩王明等在會議上對自己的進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暫時處于下風，王明雖然獲得普遍響應，但王明獲得的成果也僅此而已。毛澤東、王明一時勢均力敵，誰也不具特別優勢。會議宣布改組中央書記處，決定不設總書記一職，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權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公布了有十六人組成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他們分別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王稼祥、任弼時、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康生、陳云、鄧發、凱豐。276
　　據張國燾回憶，這份名單是得到斯大林批準，由王明在會議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單，毛澤東「似感不安」。但是毛對這份名單并未表示反對意見，其原因可能是這份新名單與原有政治局成員的構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沒有將新人塞入這份名單。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原為六屆五中全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次未進入政治局。彭德懷、張浩于1936年1月進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張浩參加政治局會議。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分，動員張國燾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職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這份名單宣布后，毛澤東并沒有完全放下心來，他要試探一下王明。毛在會上「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力主將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則竭力表明，他提這份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277經這番試探，毛澤東已知王明確無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堅持了。
　　對于毛澤東而言，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兩件令人快慰之事，這就是會議決定終止黨中央「負總責」之人的設置，剝奪了張聞天實際担任的總書記一職，278并把周恩來逐出了中央書記處。279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書記處長期承担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四人組成，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博古在書記處負總責。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王稼祥進入書記處，項英因留在江西，事實上停止了書記的職權，新的書記處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員，由張聞天担任黨的總負責人，即實際上的總書記一職。這種人事安排一直持續到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由總書記變為書記之一，地位明顯下降，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守勢時，毛寧愿此位空缺。會議還免去了周恩來長期担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康生組成。從蘇聯返國的王明等三人，在書記處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從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風。原中央書記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書記的職務。
　　周恩來離開中央書記處標志著周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已明顯減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較差，還是他想和過去的路線撇清關系，王明眼看看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這三位過去路線的代表人物離開書記處竟毫無反應。周恩來地位的下降顯然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毛反感周恩來向王明靠拢，而無援周之意，毛將樂意看到周恩來與王明的關系出現裂縫。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張聞天的打擊十分沉重。張聞天本來就對王明返國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將取代自己成為黨的總書記，如今不設總書記一職，使王明、張聞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張聞天對王明的不滿也急劇加深，毛澤東將坐山觀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內訌，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達成的毛澤東、王明共治的局面，還體現在會議決定成立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等有關人事安排上。該委員會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員，還包括了數名黨的元老和重要的軍政干部，由毛澤東担任委員會主席，王明担任書記。在準備委員會之下，另成立由書記處五名書記組成的秘書處，周恩來、博古、項英等皆被排除在外。280
　　毛澤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遭到遵義會議以來最大的挫折，毛澤東的權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擊，政治局幾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張，使王明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急劇擴大。毛澤東將被迫與王明進行合作，形成了對毛極不情愿的毛、王體制。在這種體制內，毛澤東暫時不占優勢，而王明的地位則相對穩固。
　　在毛澤東暫時處下風的時刻，毛對自己的前途并沒有任何的悲觀。毛牢牢掌握著軍隊和與莫斯科的電訊來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勢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來等對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將王明與周恩來等結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見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結合，因此，一旦形勢轉變，周恩來等將會改變看法，轉而支持自己的主張，彭德懷等也會迅速轉變過來，周與王明的結合也就會隨之結束。此次會議決定王明將率代表團前往武漢與蔣介石會談，并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此項決定也有利于毛澤東。王明遠離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現「二主并立」、分庭抗禮的尷尬局面。對于張聞天等人，毛澤東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斷定張聞天因利害關系絕不會與王明「重結二度梅」，毛且作好準備，等看看他們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則有很多理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而高興。首先，他的報告被與會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們都對他表示了熱誠的歡迎；其二，政治局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代表團「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281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團，也就是對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會議上得到確定，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由于自己顯示了政治領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國際背景，爭得了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資格，跟隨自己從莫斯科返國的康生等也都成了書記處成員；其四，會議決定成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這將使王明成為國內活躍的領袖人物。
　　在勝利的喜悅中，王明沒有看見籠罩在他頭上的烏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證爭得蘇聯軍援，對他不滿的氣氛已經悄悄出現。
　　早在江西時期，中共就迫切希望從蘇聯獲得軍援，但蘇聯一向口惠而實不至，令中共軍政領導人大為失望。1933年，中共聽信了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顧問弗雷德（駐上海）和李德的許諾，在瑞金花費大量人力修建了機場，準備迎接蘇聯軍用飛機的降落，結果是望斷秋水，空歡喜一場。2821936年8月25日，陜北局勢危急，紅軍財政、糧食已達最后極限，毛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聯名，急電王明，希望王明向蘇方請求給紅軍提供飛機、大炮， 283以實現紅軍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的計劃，此項求援也因各種條件的制約，最后也未能落實。所有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
　　抗戰爆發后，蘇聯對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但恪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限制，對中共基本沒有提供軍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領袖們普遍反感的是，當源源不斷的蘇聯軍火沿阿拉木圖——迪化（烏魯木齊）——蘭州公路，向重慶運去的時候，蘇聯軍用飛機只給延安送來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寧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機槍、藥品、大型無線電臺等。于是領導人抱怨——「書籍給了無產階級，軍火給了資產階級」。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蘇聯能否給中共實際的援助。王明為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作了解釋，表示蘇聯不大可能給延安軍援，王明的答復令所有人失望。 284對蘇聯不滿的情緒已經存在，只要稍加鼓動，十分容易將矛頭轉向王明，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來的，可是在幫助國內的斗爭中又作出什么具體貢獻呢？蘇聯不給中共軍火，難道與王明的無能沒有關系嗎？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的勝利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員們支持他的一面，而沒看到這種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與多數政治局委員只存在一般的工作關系，并無歷史淵源、個人友誼作這種關系的基礎。他忘記了，這種建立在政見一致基礎上的政治上的結合，經常會因形勢變化、人際關系等因素而處于波動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對這種世故哲學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后，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系十分微妙，盡管王明影響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穩定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并沒有把「寶」押在王明一邊，而是謹言慎行。在毛澤東、王明之間猶疑搖擺。
　　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對王明的態度是友好的，但他們對毛澤東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沒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陳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雖然多年來與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卻小心翼翼，實際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澤東與王明各自的實力陣容，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準備。陳云雖與王明共事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關系，與王明談不上志同道合。沒有任何證據可顯示康生、陳云會在政治上繼續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這位中共在江西時期的捷爾仁斯基，早在遵義會議后就已權勢大減。鄧發因狂熱肅反，在黨內、軍內積怨甚多，加之鄧發與周恩來關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澤東、張聞天打發去了蘇聯，他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一攤子也早由毛澤東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鄧發担任了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已遠離權力核心，鄧發甚至連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也未能參加。鄧發對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實際的幫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親密戰友，多年來與毛澤東對壘，對王明返國自然是由衷的高興，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講的一些話卻使博古很不滿意。王明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和立場公正，對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285王明此舉只能使博古對自己徒增不滿，從而影響兩人的關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項英一人。項英多年來就對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存有嚴重的懷疑，長征前夕，項英曾預感到毛將利用黨的危急形勢，奪取最高領導權。 2861937年12月，項英從南方趕赴延安，與分手三年多的戰友們重逢，并參加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項英的眼中，王明無疑是值得信賴的黨的領袖，更是抗衡、制約毛澤東的最佳人選，因而，項英真誠的擁護王明。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項英任書記中共東南分局，在黨的關系上，直屬長江局領導，新四軍則受延安和長江局雙重領導，項英對這項安排由衷地滿意。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王明在嚴重冒犯了毛澤東之后，也許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視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黨內頭號敵人。正當王明自嗚得意，陶醉在眼前的勝利時，毛澤東則在妥協、退卻煙幕的掩護下，為打敗王明臥薪嘗膽、積蓄力量。
　　四   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1937年12月18日，僅距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閉幕四天，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率領中共代表團就抵達武漢。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舉行會議，決定將兩個組織合并，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
　　中共長江局是陜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組織機構，在長江局集中了當時十六名政治局委員中的五人，他們分別是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以及1938年4月調入的凱豐。在長江局担負領導工作的還有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調任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代表），以及葉劍英、鄧穎超、李克農、吳克堅、廖煥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間的秘書）等。
　　長江局是1927年國共分裂后，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成立的最重要的機構。長江局担負著領導南中國中共地下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承担與國民黨談判以及聯絡社會各界的繁重事務。長江局還公開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黨刊《群眾》。287由于長江局工作范圍極其廣泛，對中共全局性的路線、方針發揮看重大影響，其領導人在中共黨內聲名顯赫，所以長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稱呼。
　　中共長江局的核心靈魂是王明和周恩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得到周恩來的有力支持，會議之后，王明與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明顯增強。王明、周恩來抵漢后，立即展開緊張的工作，全面落實、貫徹「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關于加強國共合作、鞏固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從而與毛澤東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王明、周恩來強調中共應盡力維護同國民黨的友好關系，與國民黨「開誠合作」，對國民黨的意見「一般宜采取贊助的立場」。特別在成立地方政權問題上，中共應事先征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對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不向國民政府備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評，認為此舉「對全國統戰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 288
　　在軍事問題上，王明、周恩來主張中共領導的武裝游擊隊應取得合法地位，他們并且認為中共軍隊應積極配合國民黨軍作戰，應抽調八路軍主力參加對日作戰。1938年1月11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建議調劉伯承師或林彪師，待日軍進攻鄭州緊急時，渡黃河參加隴海路西段的戰斗。289
　　王明、周恩來在中共參加政府問題上的態度也和毛澤東存在差別。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張聞天對中共參加政府事一直持謹慎、保守的態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在國民黨未改變其一黨專政實質前，中共參加政府只會模糊其階級性質。毛澤東、張聞天的這種立場對王明也產生了影響。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漢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再次重申中共不參加政府的立場，但是王明并不反對個別中共領導人以個人身分參加政府。1938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蔣介石邀請周恩來担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因知道中共中央有關禁令，一再推辭，但蔣介石仍堅持原有意見。1月11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告知以上情況，并請延安考慮具體意見，實際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許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成命。毛澤東等對王明、周恩來等的來電，拒不答復，顯示毛堅持原有立場的態度。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電的情況下，于1月21日再電中央書記處，陳述周恩來担任此職，將有利于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如果屢推不就，會使蔣介石、陳誠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對這份說理透徹，言辭懇切的電報，毛澤東照樣不覆電。在延安拒不表態的情況下，長江局決定，周恩來代表中共担任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1938年2月6日，軍委會政治部成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正式批準周恩來担任此職。 290
　　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的聯合行動，構成了對毛澤東權威的嚴重挑戰，長江局不僅對中共全局性的方針起看重要影響，對中共組織問題也曾一度擁有決定權。王明、周恩來聯手，打破了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后一手獨攬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得不按長江局的意見辦。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來等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提議2月20日前后召開政治局會議，以研究國共關系中出現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291
　　王明、周恩來等在這封電報中提到的國共關系中的「新的嚴重問題」，是指1938年1月后，在國民黨內出現的反共輿論。1月23日。代表國民黨出席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的康澤，劉健群當著王明、周恩來的面，指責八路軍在華北「游而不擊」。隨后，在武漢的國民黨報紙出現攻擊中共的言論。1月17日《新華日報》營業部及印刷廠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搗毀。上述情況引起王明、周恩來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緊急通報武漢的最新動向，提議召集政治局會議，商討有關對策。
　　然而，對長江局的這份電報毛澤東仍是不予回答。毛澤東在無力正面反擊不同意見時，慣于用這種「留中不發」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在遲遲未接到延安覆電的情況下，2月15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又一次致電中央書記處并任弼時、凱豐、朱德、彭德懷，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兩個議題：抗戰形勢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問題。292
　　王明、周恩來、博古似乎估計到毛澤東仍將會對彼等建議采取消極態度，索性將電報發給書記處和書記處以外的政治局委員，試圖用政治局集體的力量，迫使毛澤東同意長江局的建議。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再次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舉行政治局會議的日期為兩天，「由王明、恩來將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向政治局建議，會完后立即返漢」。293面對王明、周恩來的持續壓力，毛澤東被迫退卻，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建議。
　　王明、周恩來等在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上的態度，引致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認為，這是王明、周恩來造成既成事實，逼其就范。幾年后，毛回憶1938春發生的這次事件時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 294只是這些都是后話，當時毛澤東雖然極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來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了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對王明、周恩來等讓步。
　　三月政治局會議批準了王明、周恩來提出的加強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在參加會議的八名政治局委員中，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對王明的報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見，王明、周恩來、凱豐、張國燾的意見則基本一致，康生的態度模棱兩可。周恩來在支持王明意見的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應向蔣介石建議，確立「以運動戰為主，包括陣地戰，以游擊戰為輔」的軍事戰略方針，以及「組織新的軍隊」的意見。295
　　三月政治局會議在王明、周恩來等的努力下，把加緊籌備中共七大列入黨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務。「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一項重要決定，王明、周恩來對落實這一決定十分重視。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發布為召集黨的七大告全黨同志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向地方黨組織發布進行七大工作準備的指示；成立大會報告的準備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報告的政治提綱和專題論文。在毛澤東暫處守勢的形勢下，召開七大無疑會進一步削弱毛的影響力。令毛稍許寬慰的是，三月政治局會議沒有明確中共七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和報告人。
　　三月政治局會議對毛澤東的又一打擊是，會議否決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同意王明返回武漢繼續主持長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會議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296毛澤東公開的理由是，應考慮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需要。但是實際上，經過近三個月時間的觀察，毛已完全領教了王明、周恩來結合的厲害。把王明調回延安是一箭雙雕，不僅可以切斷王明與周恩來的聯系，還可以使王明在延安無所作為，無事可做。對于毛的這項提議的真實用意，王明似有警覺，他在3月1日的會議上，明確表示自己希望繼續在武漢工作。297會議最后對毛澤東的建議進行表決，以五票反對，三票贊成，作出最后決定，調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去長江局工作，王明在漢一月后返延。298面對多數人的意見，毛只得暫時擱置自己的計劃。
　　三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加強了王明、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會議一致同意，由王明代為起草會議的總結，299會議還決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預定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中央書記處并最終批準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對于王明、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毛澤東無時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電告延安，但幾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復，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將建議書送交國民黨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書記處來電，批評此信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賀信。王明、周恩來等長江局全體領導成員共同署名，于4月1日給延安覆電，指出來電太遲，且大會已于4月1日結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這份文件，「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3001938年6至7月，延安與長江局的沖突又起，中央書記處來電，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來、博古等聯合發表的〈我們對于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底意見〉。長江局覆電延安，堅持原議，雙方互不相讓，電報往來不絕，幾成「電報戰」。301在延安發往長江局的電報中，毛澤東故意隱身在后，多以書記處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聯合署名的形式發電，在署名排列順序上，特意將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盡管毛是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長江局的壓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黨內首席角色的色彩。302
　　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來的成功，使得長江局的影響開始超出華南、華中的范圍，向八路軍和華北地區擴散。1938年春，彭德懷在八路軍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彭德懷檢查過去黨「對國民黨的基本轉變認識不夠」，認為「機械地劃分某一時期以左傾或右傾為主的階段論是不正確的」。303幾年后，毛澤東抓住彭德懷這些話，要彭德懷承認在抗戰初期執行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并把彭德懷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作為黨內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來》一書。其實，彭德懷只是根據張聞天交給他的一份經由中央書記處草擬的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在八路軍五四三旅團級干部大會上，照本宣讀了一遍。304
　　依照毛澤東的邏輯，在這個階段，彭德懷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實上，軍隊和地方的領導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還另有一個「毛澤東的正確路線」。1938年1月7至8日，毛澤民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305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晉邊區分局書記彭真在邊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作〈關于全國抗戰形勢和爭取抗戰勝利方針〉的報告，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1938年5月，鄧小平也批評了晉中地區的向地主借糧運動，指出這是「破壞農村統一戰線」的「左」傾錯誤。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在華北部分地區，還展開了反對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斗爭。
　　在毛澤東和長江局對抗的日子里，張聞天仍然堅定地站在毛的一邊。毛還發現了另外幾個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時期的老熟人任弼時，另兩位是與王明一道剛從蘇聯返國的康生和陳云。至于毛澤東志同道合的盟友則非劉少奇莫屬。劉少奇雖然沒出席三月政治局會議，但其觀點與毛幾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將劉少奇緊急召回延安，以加強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澤東為了讓劉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書記處作出北方局領導人員分工的新決定，明確規定胡服（劉少奇）在延期間，仍然担負華北黨的領導工作，所有情況須直接向胡服報告。3061938年7月10日，劉少奇寫信給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劉少奇在信中告誡道：「國民黨與閻錫山至今不承認統一戰線，因此在文件和宣傳上以少說或者不說統一戰線為好」。307對于政治局同事們的表現，毛澤東不動聲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窯洞里，毛在緊張地作著各項準備，等待著反擊日子的到來。
 

高華 著 2013-08-22 12: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