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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四）

突破精神防線：心力論

擊垮敵方有兩大途徑：一是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二是從精神上將其摧毀。前者為力取，后者為心攻。三國韜略中的心力韜略，有著嶄新的時代內容，是中國韜略理論百花園里的一朵奇葩。

三國時期的心力韜略沿著《孫子兵法·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的思想，繼續向縱深發展，韜略家們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九·董劉馬陳董呂傳》注引《襄陽記》)

此論經諸葛亮征南中時對孟獲的“七擒七縱”實踐，而得到了高度評價，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為心力韜略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受到后人的重視。

三國攻心原則是作為力取原則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而被運用的，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通“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七擒孟獲之事不見于陳壽所著《三國志》，司馬光《資治通鑒》則予以采用。根據諸葛亮自《隆中對》以來一貫主張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馬謖“攻心為上”的計策和孟獲后任蜀漢御史中丞的事實，七擒七縱孟獲，攻心服人之舉不至于是捕風捉影之談。諸葛亮對孟獲展開的心理攻勢，是以有利的政治、軍事、外交環境作為后盾的。而強大的力攻已經給對方造成了心理壓力，使之產生心理動搖，陷于心理崩潰狀態。諸葛亮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順利結束。諸葛亮以心力韜略，取各族強壯者為兵，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取各族貢賦，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穩定南中，“夷漢初安”，為日后北伐奠定了較好的后方基礎。

鄭渾廣開降路擊破梁興，鐘會先聲奪人、攻心為上等戰例，均屬心力韜略的巧妙運用。

三國心力韜略除了心攻力取雙軌齊下，互補互用的原則之外，就是單獨發揮攻心、心戰的作用，去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偉大勝利。同是攻心韜略，形式則多種多樣。

攻心韜略的第一種形式是發揮傳統力量。傳統之力，足以撼動人心，激發群情。董卓聽說關東起兵，遷天子定都長安，自留洛陽，并燒毀宮室。對此行徑，曹操一針見血地說：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國志·武帝紀》)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漢代皇帝的巨大號召力，使關東聯軍之舉在輿論上成為叛逆行為，從而贏得全國民心，至少是暫時地贏得，立住腳跟，以圖進取。結果卻坐失良機，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輿論的對立面，極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認識，機會一旦出現，就及時抓住不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遠來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韜略的第二種形式是深入敵人的內部，實施分化瓦解，破壞對立陣營的心理結構，使事態朝有利于我方的趨勢發展。三國韜略家們大都能夠設法了解對手的性格、氣質、特點和弱點等心理因素，對癥下藥。劉備爭取張松、法正、孟達等劉彰部屬之心，呂蒙、陸遜計襲荊州，曹操間離韓遂、馬超，王允分化董卓、呂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孫康、袁尚矛盾……無不深入敵人之心，不露破綻，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預先設計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計。

此外，通過交往、語言、事理、外力、形勢等各種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國政權，鼎立而存，實為天下人心歸屬分流所致。

三國心力蹈略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充分發揮智與謀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謀” 之謀，包括謀取人心。王肅治民以信，賈逵得道多助，劉備得人死力，張魯以教治國，田疇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納叛，孫權征少數民族為兵，都充分表現了智與謀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強于心，不強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為本，以謀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個集團，其最初的凝聚，后來的發展，經歷的衰盛，最后的成敗，無不可以心的聚散為標志、以人心的歸屬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結論。

沖突雙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線，是精神筑就的防線，無論武力也好，輿論也好，無不對準這一點而發。各個集團的任何韜略，也無不是為了加強或沖擊這一防線。認識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三國心力韜略的價值、意義，以及變幻莫測的三國形勢、人生百態，無疑會有橫掃風云，廓清天宇，洞若觀火，豁然開朗的暢透明快之感。

撥云見日：謀決論

三國時代，是斗智斗謀的時代；三國的歷史，是韜略家左右命運的歷史。

韜略家們服務于各大集團，他們與所在集團最高統帥者的關系，是謀與決的關系。三國時期各大集團的發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種關系。

謀決理論在三國時期發展的側重點是實用性、創造性、靈活性、久遠性和滲透性。

謀與決的價值，早被人們所認識，《尉繚子·兵教下》記載：“傷氣敗軍，曲謀敗國。”軍隊中士氣低落、沮喪，必然失敗；而謀略錯誤，就會危及國家。《左傳》曾總結過決斷的重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斗爭激烈的戰亂年代，謀與決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個人、集團、國家的生死存亡、成敗禍福，因而人們對謀與決的重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國時代，謀決理論十分重視自身的實用價值，有著強烈的現實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較少虛幻色彩。三國時代，政治、軍事、外交斗爭的實踐表明，成敗的雙方，實際上是重視謀決與忽視謀決，謀決水平的高與低，謀決結合的好與差等因素造成的。何進、董卓、呂布、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劉彰、劉禪、孫皓等，均為無謀而敗，誤決而亡。相反，曹操、劉備、孫權等則因有謀而勝，善決而存。謀決理論中的實用性原則促使運用者去建立龐大的智囊團，韜略家們正是在這個組織機構中發揮其才干。

實施謀決的最大難點即在于創造性，因此，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在這一問題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設法網羅智囊。曹魏的智囊團人員多達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眾，陣容之強，作用之大，在爭霸的集團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積極發揮智囊的作用。蜀漢諸葛亮采用集思廣益之法，發展霸業，·其中諸如以攻為守，心攻為上等戰略，均通過集思廣益的途徑創發。三國時期各大集團均注意到“智不備于人，謀必參諸群士”的戒律和“謀之欲眾，斷之欲獨”，“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的古訓，走上勝利與成功之途。第三，運用逆向思維。孫策、孫權和劉備等人跳出中原激戰的旋渦，向西南、東南發展，以圖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據，視朝廷、皇帝如棄履的情況下，尊王攘夷，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軍事上也進展順利。劉備凡事與曹操對著干：曹以狹，劉以寬；曹以急，劉以緩；曹以殘，劉以仁。由此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維的運用范圍極廣。成果也極為突出，對謀決理論效益的體現也很大。第四，謀決主體的緊密團結，使得謀決的創造性原則達到最佳狀態。董卓與呂布謀丁原，王允與呂布謀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謀袁紹，劉備與諸葛亮、龐統謀荊州、益州，孫權與呂蒙謀關羽，孫權與陸遜謀劉備 ……正是這種親如魚水的融洽性，使得謀決的創造性得以爆發出強大的能量，作出驚人的奇謀妙決。

謀與決能否保持靈活性，是三國韜略家積極思考并付諸實踐的重要問題；客觀情況瞬息萬變，能否在復雜多變的形勢下保持正確的狀態，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三國韜略家對謀決理論中的靈活性原則，予以高度的重視，他們探索的結論表明，靈活性實為謀決的生命線。曹操對袁譚的聯合，孫權對曹魏的稱臣，諸葛亮對東吳的立場等重大政治、外交、軍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國韜略家們對靈活性原則的認識高度。

“謀先事則昌”(《說苑·說叢》)，事先謀劃，就會成功，這表明謀劃與決斷相對于現實中的發生的事、計劃要去實施的事存在著時間上的超前性。這種超前性若從謀決角度而言，則存在久遠性。俗語說，深謀遠慮，當機立斷。一旦淺謀、則臨時無策；人無遠慮，則有近憂。謀與決的久遠性，是任何一個韜略家所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這在實際上，是具體的謀與決的指導方針。曹操聽取一批智囊之論，放眼社會歷史發展大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策略，謀深慮遠，堅定不移，從而擊敗強手，統一北方。劉備聽從諸葛亮隆中對策，百折不撓，終于在西南部中國稱霸，成為鼎立之足。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孫權聯劉計劃的敲定，呂蒙襲奪關羽荊州的思想，曹魏統治集團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策略……無一不是謀決久遠性原則的體現。三國時代的韜略之士對于謀決久遠性原則的理論貢獻在于：精通歷史大勢，洞察社會現實，掌握多種思想工具，把握問題的實質，他們對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對于體制、傳統、形勢、環境的準確把握，保證了謀劃的深遠性，一旦決策者采納這些方案，就會顯示巨大的威力。三國時代那些高水平的韜略家中，都具備高瞻遠矚的素質，原因即在于此。正是這種謀決理論中的久遠性原則在三國時代得到高度重視，從而使既定的割據形勢能長期地維持下去，直到這一原則在決策者手中廢棄。

滲透性原則是謀決理論付諸實踐、走向成功的關鍵。所謂滲透性，是指謀決主體、謀決雙方的高度協調。正是由于這種滲透性，才使謀劃和決策得到不斷的修正、調整，從而發揮其最大的效能。滲透性原則使謀與決能適應形勢，作出最快的反應；使謀決雙方能承擔最大的壓力，發揮內在力量的極限。曹操集團中智囊云集，這與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標存在著一致性有密切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決定了智囊為曹操霸業獻計獻策，不遺余力。劉備與張飛、關羽、諸葛亮、龐統、法正等韜略家的關系，也充分表明謀決雙方存在著高度的滲透性。這種滲透性的狀況再進一步發展，即轉化為融合性、一致性，從而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否則，諸如沮授、田豐等一流水平的韜略家，在袁紹陣營中卻一籌莫展，因為謀決雙方的滲透性程度極差，甚至到了阻斷不通的地步。不過，謀決過程中滲透性原則被踐踏，也就根本無法指望決策的正確與行動的順利。

先謀后事者逸，先事后謀者失。然謀而不決，多謀少決，優柔寡斷，好謀無決，則枉費心力，徒勞無功。三國韜略家們恰到好處地把握了謀決的分寸，改變了命運，也改變了前途。他們十分豐富的謀決實踐，為謀決理論的建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膽魄：勇怯論

兩軍交戰，如何使怯者不得獨退，勇者不得獨進，發揮整體優勢，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國韜略家們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使怯懦者有剛猛膽魄，勇猛者有文韜武略，更是三國韜略家改造形勢，扭轉敵我力量對比的難題。

何進握有重權，面對宦官專政局面，卻束手無策，怯懦如鼠，以至調動京城之外的軍隊，加以鎮壓。結果紛紛揚揚，走漏消息，被宦官設計，斬于宮闈之中。造成董卓進京，引狼入室，廢黜少帝，改立獻帝，京都大亂。在此之前，曹操聽說何進的對策，大加恥笑，以為：

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以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而袁紹誅殺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進之策，為怯者所為；曹操之論，為智者所言；袁紹之行，為外勇內怯者之舉。決策者的氣度品性，雄勇怯弱之異，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進擒宦官“一獄吏足矣”，袁紹制宦官“不當假(通‘借’)以權寵”即可，根本不必興師動眾或大張殺伐。而曹操之智的價值所在，是啟發人們作這樣的思考：智謀韜略可以賦于人極大的勇氣，也可以節制魯莽剛暴之勇。換言之，在韜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狀可以逆轉。利用這一逆轉，即可創造勇怯韜略。

韜略家們認為造成勇怯的區別，除了人的自然稟性之外，還在于人們對于客觀世界、外部形勢的認識與否。曹操深知董卓無道，不顧兵力單薄，西進滎陽汴水，雖敗于董卓將領徐榮，但豪氣沖天，表現了非凡的勇敢。相反，關東聯軍十萬之眾屯兵酸棗，瞻前顧后，猶豫不決，不敢進兵，其統帥對形勢的認識淺薄，決定了行動上的畏懼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戰曹軍兵力為袁軍的十分之一，被圍缺糧，岌岌可危之時，連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際，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關鍵在于他認識到“先退者勢屈”之理，曹軍扼袁軍之喉使其不能前進之勢，袁曹雙方已對峙半年，袁軍“情見勢竭，必將有變”之機和出奇制勝之時。

赤壁之戰前夕，孫權接到曹操的一封書信，上稱：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三國志·吳主傳》注引《江表傳》)

東吳上下震恐，膽破心驚，議者都認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指孫權)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沖斗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三國志·周瑜傳》)

東吳大臣如張昭、秦松等人懾于曹操的強大威勢，紛紛認為雙方實力懸殊，主張投降曹操，表現了怯懦的心理。而諸葛亮、魯肅、周瑜等深入分析雙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認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雙方交戰，取勝可能性極大，因而生出無限膽略，力主抗戰。正是因為諸葛亮等韜略家的真知灼見，高瞻遠矚，才帶來抗戰的百倍勇氣。勇怯之別，受認識的影響，由此更可察見。

魏吳合肥之戰，也是能闡述勇怯之別受智略影響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漢中的張魯，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孫權率領十萬之眾，將合肥團團圍住，張遼、樂進、李典遵曹操之計，奮力抵抗。張遼表現尤為出色，披甲執戟，沖鋒陷陣，叱孫權于萬軍之中，拔部眾于重圍之內，勇猛如虎，使得吳人奪氣喪膽，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張遼固然為魏勇將，但更因為他是智將，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擊眾。戰前，張遼有一個思想認識：

公(指曹操)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 (《三國志·張遼傳》）[奇+書+網]

三國韜略家們還認識到，勇怯之別，在于外部壓力的大小與否。于是，勇怯韜略的使用，便講究營造各種壓力，使勇者為怯，怯者為勇。曹操反擊劉表、張繡聯軍，運用步騎夾擊，大獲全勝。荀彧詢問原因，曹操指出：“虜(指劉、張聯軍)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三國志·武帝紀》)原本曹操前后受敵，形勢十分不利，然而曹軍為返國之兵，士氣奮發，又陷入死地，不力戰則無路可走。外部的高壓，激發了士兵的潛在能力，人人浴血奮戰，終于變怯為勇，擊敗敵手。曹仁勵眾勝敵，于千軍萬馬中救出部將牛金。趙云面對強敵，急中生智，設空城計破敵。三國時期，在強敵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為勇之例，是相當多的。至于虛張聲勢，聲東擊西，示形作偽，設為疑兵，迫使強敵退兵，勇者喪膽之例，亦不勝枚舉。

三國勇怯韜略的使用，還講究互變之術：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對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裝，不以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擊。陸遜反擊劉備，司馬懿謀除曹爽，呂蒙、陸遜對待關羽等，均屬此類。大怯若勇，是營造虛勢，恫嚇敵方，以便撤退。陸遜從襄陽退兵，孫堅擊海盜胡王，于魯陽城收兵等，均為典型。而勇怯之變，則由勢而成。

三國爭霸，離不開力的拼搏、智的較量，力搏以智為本，智斗以力為用。而力斗中勇怯異勢，則勝敗有別。由于三國韜略家們創設的勇怯韜略能改變爭斗雙方的原有力量對比，使勇者喪魄，怯者壯膽，因而被廣泛運用。而那些影響歷史發展、形勢格局變化的重大設計，則是高明的韜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鈞之力：剛柔論

三國以前，人們對剛柔的認識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觀點。《老子》上說：“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訓》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三略·上略》）以柔克剛，成為弱小集團或勢力尋求的有力武器。

三國時代，群雄爭霸，更多的是以剛克剛，實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剛柔韜略的勢力，則發展迅速，所向無敵。一旦敵對的雙方旗鼓相當，不相上下，那么剛柔韜略的運用則更為重要。因為剛強而無柔韌，部隊的戰斗力勢必喪失殆盡。當然，純柔純弱，則其勢必削。只有能柔能剛，不柔不剛，剛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達到以弱制強，以柔制剛。

三國韜略家對于剛柔韜略的理論貢獻有三個方面：

一、剛柔相濟，優勢互補。曹操迎接漢獻帝，進而以此為政治資本，是剛中帶柔，柔中藏剛。網羅群英，任其所長，不為個人喜怒為斷，是藏剛露柔；而賞罰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剛。諸葛亮說服孫權抗擊曹操，言辭中剛柔相雜，促使孫權下定決心主戰。南征孟獲，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剛柔并重，實效顯著。孫權對曹魏的政策，內強則剛，內弱則柔，作為調節器，用于同蜀漢的外交斗爭。司馬懿對付曹爽集團，外柔內剛，先柔后剛，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終于取得權力斗爭的勝利。

二、以柔克剛，取勝之道。三國韜略家所輔佐的集團，大都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寡到眾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往往面對極其險惡的形勢、強大的對手、難以逾越的障礙。從而，如何戰勝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就成了當務之急。嚴峻的形勢，促使了對剛柔韜略的研究，促進了對以柔克剛原則的探索。以柔克剛最先為老子韜略思想的精華和核心。老子從自然界的大量現象觀察到了這些結論：“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堅強處下， 柔弱處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國韜略家們積極尋求軍事實力以外的途徑，發展自己，并逐步將其轉化為實力，從而將以柔克剛的原理轉化為可操作性的法則。克剛之柔的內涵，被三國韜略家們詮釋為傳統觀念，如王權至高無上的思想，仁義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內涵被賦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綱領。柔的內涵被理解為軟性的、妥協的、和平的方式，如聯盟的思想、統一戰線的思想。柔的內涵被確認為一種文化內核，如以漢族文化吸引周邊少數民族的思想等等。從形式上觀察，與軍事抗衡相對的政治、外交、經濟、貿易活動的頻繁開展，也可以認為是對柔的內涵的一種拓展，總之，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以其卓有成效的實踐活動，將古代難以實際運用的以柔克剛韜略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剛，守之以柔。韜略家們認為，攻城掠地、克敵制勝，無不以剛為主，以柔為輔。而一旦結束激烈的爭奪，則剛退柔進，柔主剛副。董卓以剛繼剛，劉彰柔而又柔，袁紹剛柔錯位，劉表剛柔無適……最后均遭失敗，不能成就霸業。曹魏篡漢，司馬氏代魏，均取之以剛、守之以柔。民眾并不呼嘯反對，社會并不因此而亂，關鍵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針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剛。孫權的繼承者們，尤其是孫皓，守之以剛，守之以暴，從而加速了滅亡。

無敵之敵：內外論

董卓氣焰囂張，結果，部下呂布被王允吸引，兩人聯合攻殺了董卓。袁紹 “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而殺田豐，黜沮授，官渡敗后，二子爭強，慘淡經營，毀于自家。曹操南征北戰，創立曹魏基業，數代之后，被司馬氏取代。劉備集團經營蜀漢，不遺余力，諸葛亮竭盡智謀，死而后已，鐵打江山。毀于劉禪，蜀漢霸業，二世而亡。東吳孫氏，盛時能抵御曹操數十萬南下大軍，衰時殺戮良將大臣，自毀長城……三國時代，那些富有戰斗力的集團，不是被敵對勢力所兼并、消滅，就是被自己或者自己培養的勢力所葬送。而那些曾幾何時無敵于天下的勢力，無一不是首先被自己所擊垮，然后被敵對勢力所擊敗。當事者的困惑，旁觀者的不解，成為韜略家下大力氣去探索、解決的課題。而內外韜略的提出，就使這些困惑煙消云散，使不解之謎迎刃而解。

內外韜略將攻擊的爆破點選在敵方內部，使其內部震蕩，然后以外力摧之。皇甫嵩遣突擊隊沖出重圍，在波才黃巾軍包圍圈內放火，造成震動，然后率兵沖擊，取得勝利。官渡之戰中，曹操接受前來投奔的袁紹謀士許攸之計，率領精騎五千，深入袁軍后方烏巢，燒毀袁軍屯糧。烏巢糧谷被燒的消息傳到官渡，袁軍上下軍心浮動，張郃、高覽等率部投降曹操，袁軍其他將士不聽從袁紹指揮節度，奪路逃命，袁紹、袁譚父子率領僅存的八百騎兵匆忙渡過黃河，逃回到冀州。曹操為了穩定河東，派杜畿插入內部。赤壁之戰中，黃蓋詐降，取得曹操信任后，以蒙沖斗艦裝置干荻枯柴，灌以油膏，乘風而進，發動火攻，突入曹營，打開缺口。劉備奪益州，有張松、法正等在劉彰內部潛伏。趙儼穩定韓遂、馬超舊部，以分而治之之計．在其內部釜底抽薪。曹操篡位，在漢朝廷中另立魏國，夷滅密謀搞垮曹操的董承等人，殺了董貴人、伏皇后、皇子及漢室百官，架空漢王室，以便取而代之。諸葛亮北伐之際，東吳乘魏西進而北上。司馬懿發動旨在攻滅曹爽的政變，是乘曹爽與魏少帝往謁明帝高平陵，使郭太后下詔關閉城門，以腹心之地的占領為優勢。舉凡禍起蕭墻、釜底抽薪、里應外合、取亂侮亡等計策，均可屬于內外韜略。

內外韜略將信息的觸角伸向敵方內部，使其任何變化，均能及時反饋回來，從而迅速設計應付的策略。其中具體事例遍于史書，此不贅述。

三國內外韜略十分重視內部的建設。各大集團的決策者及其智囊，在其開初的發展階段，均極其注意加強內部的凝聚力。擴大智囊規模。增強人才的素質，荀彧脫離袁紹陣營，歸依曹操。曹操大悅曰：“吾之子房(即張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談之后，大悅，對荀彧、鐘繇說：“公達(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曹操召見郭嘉，談論天下大事后，曹操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團的智囊是三國各大集團中陣容最強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內部建設，是其精通內外韜略的突出反映。劉備三顧草廬，得諸葛亮出山相助。當關羽、張飛對諸葛亮表現出一些不服心態時，劉備解釋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東吳孫權同樣精于內外韜略，延覽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一時間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國早期的最高決策者還致力于政治、制度、經濟、軍事、外交的建設，努力發展、壯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決策者則與開國者相差懸遠，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或昏庸無能，或柔弱寡識，或目光短淺。或剛愎自用，以致山河日敗、形勢日危，最終被強敵消滅。而強敵之敵，不是別人，正是后來日趨腐敗的他們自己。

三國時代，內外韜略在對待內與外的關系上，是側重于內的。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改理。”陳壽評其為“識治之良才，管(仲)、蕭(何)之亞匹矣。”四大原則中，有三點是針對內部問題而提出的。曹操與袁紹共同起兵討伐董卓之時，就前途問題，曾作過對話，袁紹以為：“吾南據河(黃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側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則認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側重內在因素。曹勝袁敗，不由戰定，二人對內外韜略的識力即可判明。孫策臨終之時，對其弟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氏對內外韜略的認識深度，由此可見。而孫策重外，孫權重內。因孫策早死，東吳政權的重外一線，進展緩慢。而因孫權執政，重內之舉，則較孫策時大有突破。

內外韜略十分講究內與外的配合一致，無所偏廢。蜀國由于關羽之敗，包圍魏國的戰略形勢非但不能形成，國內也受到來自東吳的壓力。加上劉備失策，猇亭之戰遭到慘敗，元氣大傷，內部再怎么發展，也難展鴻圖。曹操由于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過份追求內的一面，將相當一部份精力用于爭權奪利的斗爭，發動赤壁之戰，以求—戰而勝，企圖在統一全國之時實現篡漢愿望，結果促使孫、劉結盟。形勢向三國鼎立的格局發展。三國時期，各國相對重內的政策導向，也強化了三國鼎立的形勢。

三國內外韜略屬于規劃型韜略，實踐證明，這—韜略的成功運用，即能成為無敵者之敵。

成敗禍福的原點：動靜論

三國時代是個動亂的年代，這種動亂，忽如暴風驟雨，使人難以行動；忽如萬馬奔騰，使人不可抵擋；忽如洪水猛獸，使人落荒而逃；忽如驚雷閃電。使人猝不及防。個人、集團、乃至一個政權，如何在這種難以逆料的動亂中保持正確態勢，就成為—個十分現實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選擇，成了三國韜略家和統帥們的最高使命。作為選擇的基本型式，動靜理論便成為引人關注的課題。

三國時期的動靜理論，最大限度地吸取了傳統的成果。從態勢的營造上，不動如山、動如雷震。從價值觀念上，非利不動，合于利而動。從目標的確立上，動而不迷，動而勝人。從運用的靈活上，懸權而動，動于九天之上。此為善動的標志和原則。從動與靜的內在原理上，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反過來 將這一原理運用在實踐中，便產生形形色色的從靜、動、止、行出發而去達到安、危、方、圓的目的。

三國時代動靜韜略的新的發展，重點表現在互補性、隱秘性和制約性上。

無論三國時期的軍事、政治或外交、一動一靜均意味著決策的效益趨向，發展過程中往往也同時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約。因此，動靜韜略的使用，一般都以決策者的眼光見識來作為選擇的前提。察而后動，謀而后動，見機而動，視利而動等原則，幾乎成為這一時代韜略家們的規箴。

動靜韜略中的互補性原則，被三國時期的韜略家們所充分認識。互補性原則的具體內容是：一動一靜，一靜一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整體動而局部靜、整體靜而局部動；外動內靜，外靜內動；先動后靜，先靜后動等等。官渡之戰期間，曹軍正面動而側面靜，對西部割據勢力采用穩定、妥協的辦法，以免背腹受敵。前方靜而后方動，根據袁紹個性，敢于出兵，擊敗劉備。正面牽制袁軍，出奇兵搗毀袁軍后方基地。一動一靜、—靜一動的動靜韜略使曹軍化不利為有利，有力地發揮了原有的實力。孫權在對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為聯蜀抗魏，但也有時聯魏抗蜀，其韜略手法，也不出一動一靜和一靜一動，避免多方受敵，難以應付。諸葛亮受命于動亂危難之際。運用動靜韜略的互補性原則，較好地處理了東西線的關系、內外關系、軍事與政治關系。

與互補性原則密切相關的是隱秘性原則。動靜韜略的互補性原則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得有隱秘性原則作掩護，方能奏效。隱秘性原則的具體內涵為，陰動陽靜，陽動陰靜。劉備投奔袁紹、曹操，龐統襲奪益州之策，諸葛亮游說孫權抗擊曹操，呂蒙向關羽攻擊，呂蒙計敗郝普，諸葛亮北伐退兵，陸遜撤圍退兵，吳殺諸葛恪……無一不用陰動陽靜的韜略。而諸葛亮進兵南中，孫吳解決賨越問題，都是陽動陰靜韜略的成功典范。動靜韜略的制約性原則，主要指以靜制動。孫堅靜退董卓圍攻。張遼靜定軍中之亂，荀彧反對曹操圍擊張繡，趙云空城計。諸葛亮在劉備死后的治國方略，司馬昭制服鐘會，羊祜、杜預的對吳策略……極大限度地發揮了以靜制動韜略的作用。田豐、沮授、賈詡、傅干、張范、田疇、崔琰、華歆、司馬朗、杜畿、張遼、傅嘏、桓階、崔林、郭淮、王基、諸葛亮、王平、孫堅、呂蒙、陸遜等韜略家，均是運用以靜制動韜略的高手。他們在實踐中創設了十分巧妙的計策，將以靜制動的動靜韜略原則推進到—個新的臺階。

由于三國時期玄學的興起，《老子》、《莊子》、《周易》思想廣為流傳，這使以靜制動的韜略原則、動靜韜略中靜的思想內涵得到了很大的發揮。面對動亂的形勢，曹操視之若閑，以為御之以道，則能化亂為治。諸葛亮則滿懷信心。寧靜以致遠，指點江山，規劃鼎足之勢。在曹操大軍壓境的嚴峻形勢下，周瑜神閑氣定，部署有方，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表現了寬闊的胸懷和氣度。亂世之中，卻有無數鎮靜之士，力挽狂瀾，撥亂反正，形成與時代形勢的鮮明反差。所有這些，均表明了三國時代動靜韜略的發展。韜略家們堅信暴雨不終朝，亂去治必來的規律，鎮靜自若，因勢利導，從事物發展的內在趨勢、世界演變的長遠軌跡出發，謹慎地進行選擇，大膽地從事行動，努力從事物的內在邏輯和外在因素雙方考察，決定動靜。使事物的發展沿著既定路線進行，從而取得預期的良好后果。

智囊鎖鑰：陰陽論

三國以前的傳統韜略均認為，“謀之于陰、成之于陽”，“難知如陰”，“陰以圖之”。事實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計策，為使其實施成功，必然要求處于陰的狀態。陰的狀態，即絕密狀態。競爭激烈的時代，爭奪的雙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動方案、行動計劃被泄露，無異使自己成為別人的刀下肉、俎上魚。任人宰割，無力反抗。密謀、陰謀的原始意義，即是如此。至于對這種陰的貶斥意義，則為時代的倫理道德觀念所使然。這種意義上的陰陽韜略在三國時代仍然被遵循。違背之，或謀泄而敗，或機露而亡；成功者，總是諱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國時期陰陽韜略的發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將陰陽韜略提到智囊鎖鑰的高度進行認識，加以總結。

韜略家們將陰陽視為事物的現象和本質，認作包括人類社會、世間事物在內的宇宙規則的消息，看成形勢變化發展的內在邏輯與主流。因此，誰能把握陰陽，誰就能把握命運；誰能洞知陰陽，誰就能洞察—切，高瞻遠矚。從這種意義上說，陰陽韜略，實質上就是一種獲得真知灼見的韜略。

東漢王朝行將崩潰，軍閥割據勢力的形成，暴政必將被民眾推翻，王權的巨大號召力，北方中原的戰亂，三國鼎立的形成，魏、蜀、吳之間的既斗爭又聯合，回歸統一的趨勢……被不少韜略家所洞知。基于對形勢發展的清醒認識，選擇或創建各種組織。崛起—方，爭奪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據便是最佳時機。由于軍閥蜂起，武力奪取政權便成為最有效的道路。認識到暴政被民眾所唾棄，新的政權必須改弦更張才能生存。深知王權的潛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塵而不予迎請。中原戰亂，難解難分，就會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徑，另謀高明之策。面對種種社會現象的發生，若能從深處尋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質，察知社會、歷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內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維，早作準備，提前動作。勝于無形。

陰陽韜略重在對事物本質屬性的把握。重在對事物本質變化的測度。因此，所有其他韜略，都是以上述前題為起點，進行創設。一旦離開這一前提，許許多多的具體韜略，在實施過程中就會被對方識破，從而無法奏效。

三國韜略家們為了打開智囊的寶藏，首先在掌握陰陽韜略上下苦功夫。他們大都博覽群書，吸取精華；體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會，洞知細微；反復比較，權衡輕重。從而對事理、情理、物理、哲理獲得超乎常人的獨到認識。他們深知事物的矛盾、動力、變化、定勢不在其外，而在其內；陰不在陽外，陽不在陰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于是注重從內部認識問題，為解決問題找到了捷徑。

三國時期陰陽韜略注重對社會問題的全面把握，對歷史的深入了解，對宇宙的獨到體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綜合、歸納、推理之外，還運用直覺體悟，整合事物本質所暴露的蛛絲馬跡、碎片殘塊，以獲得真知。并根據這一從事物對象所得出的準確認知，作出相應的對策。

三國時代一流水平的韜略家及其韜略實踐，均清楚地表明了陰陽韜略與其他韜略的關系和區別，陰陽韜略對于一個大韜略家的重要性。試想。一個能直楔韜略堂奧的哲人智士，與不知大道陰陽的江湖術士，他們所分別設計的具體韜略之間，該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異。

陰陽韜略幫助了韜略家獲得總體認識，荀彧、賈詡、諸葛亮、魯肅等人的選擇，正表明了他們精通時勢的變化，表明了陰陽韜略在他們手中的成功運用。在這一前提下，他們發揮各自的才智，為所在的集團設計了霸業藍圖，或走出困境，或走向興旺。

前程從此輝煌：有無論

有與無是三國時代韜略理論中的重要范疇。運用有無理論，就可以從根本上改造當前所處的境況，創造輝煌、燦爛的前程。

綜合三國時代的韜略類型，有對抗性與非對抗性韜略，有戰略性與戰術性韜略，有思維性與實踐性韜略，有對外性與對內性韜略，有創造性與工具性韜略，而有無理論即屬于創造性韜略。

與玄學中的有無理論不同，韜略中的有無理論不注重對世界本體的探討，而是將重點放在實現既定目標、營造有利格局、改變敵我關系、走向霸業峰巔上。

三國韜略中的有無思想，內蘊十分豐富、深刻。擷其要者，大致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化有為無，實現本集團的根本利益。二是從無到有，創建新型政權與實力。三是有無對抗，發揮己方優勢。四是有無相依，作為對策的兩手。

自從黃巾起義動搖東漢統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紛紛崛起，他們借重東漢政府的封號，發展自己的實力，條件成熟時，就完全脫離與朝廷的關系，斬斷各種對朝廷的義務之索。化有為無，實質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對自己的束縛，擺脫了敵對勢力對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不暫時依附舊的力量，同時，新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脫離舊的力量，化有為無韜略的運用，就成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東漢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勢力既依靠宦官，又打擊宦官。各政治派別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計削弱皇權，各路豪杰反擊董卓，卻又不敢真拼實打。各大軍事集團都利用少數民族的軍事實力，卻又不斷對其加以分化瓦解。劉備到處投奔，寄人籬下，卻始終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發展自己的實力。魏、蜀、吳三國在外交關系中的立場變化，也頻繁地采用化有為無韜略，或粉碎對方的企圖，或轉嫁矛盾、壓力，或在雙方斗爭中，尋求利益。曹操從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擴大個人勢力，置東漢朝廷于虛設。司馬懿如法炮制，安插親信、黨羽，從曹魏手中奪取政權。鐘會在滅蜀后尋求個人勢力的發展，企圖在蜀地建立新的獨立王國。無論是大的集團，抑或是小的派別、無不尋求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化有為無的韜略原則被運用得十分廣泛。實踐證明，這是掃清前途障礙，從內部取而代之，從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國韜略中有無理7的另一個原則是從無到有。各派在創建新的政權、擴大實力之前，都在運用從無到有的韜略原則。至于那些未能自覺運用者，不是被別的勢力所吞并，就是被擊敗。魏、蜀、吳三國的創立者，在敵手如虎、強者如林的動亂時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國，關鍵在于他們有一套切實可行的、從無到有的發展規劃。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獨特的韜略，其從無到有原則，著重體現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攬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智囊團，終于贏得旁人難以比擬的勝利，比起曹操來，袁紹就顯得大為不如，袁紹看不到人的力量，以為“南據河(指黃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在有無理論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優勢轉變為劣勢，終于敗北。劉備取天下，歷盡坎坷，后遇諸葛亮，終于認清形勢，從無立錐之地，到有巴蜀之險，成為鼎足之國。孫策、孫權避實擊虛，營建江左，從 無到有，從小到大，靠的也是無中生有的韜略思想。 三國時代有無理論中還有一個原則是有無對抗：以己之有，抗敵之無；以己之無，對敵之有。從而注意發揮自己一方的優勢，取得主動。曹操迎漢獻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義號令各方，得天獨厚。而與其抗衡的各派勢力，在這一方面往往被動，失去很多發展的機會，這就是三國時代最典型的有無對抗韜略。劉備利用曹操的殘忍暴戾，缺信寡義，事事與之相反，以其無，營已有，樹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爭中取得最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從而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吳、蜀的滅亡，若從有與無的韜略視角分析，則一方有德、有識、有智、有力，另一方無德、無識、無智、無力。有與無的懸殊，會形成雙方實力的消長，也就最后決定了雙方的前途和命運。

有無理論中的第四個原則是有無相依，互補互用。無論曹操集團，抑或劉備、孫權集團，在各自草創階段，大都是有智謀而無實力，有實力而無地盤。在群雄逐鹿，激烈爭戰中，他們廣泛地運用有無相依、互補原則，既聯合，又斗爭；既斗爭，又聯合。依時而變，不一而論。軍事上，無論是大的戰役，還是小的戰斗，都十分講究有無相依、互補原則。赤壁之戰，劉備、孫權任何單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軍的凌厲攻勢，而劉孫聯合，以長擊短，使孫權有劉備這一前線屏障，劉備得孫權水軍支持，形成戰術優勢。政治上，從曹操改編青州黃巾軍，到接納張魯、張繡、袁譚等敵對勢力，從劉孫聯盟的破壞到諸葛亮派遣下屬出使東吳，恢復外交關系，均以有無互補思想作指導，奠定新的格局，絕無僵化不變、固守一途的愚頑。正是有無相依、互補原則，使得三國時代的各派勢力分化、組合，日新月異，也使得當時的形勢撲溯迷離，不可逆料。

三國韜略中有無理論、原則的蓬勃發展、普遍使用，是與當時的嚴峻形勢以及社會思潮密不可分的。動蕩的社會，迷憫的前途，多變的形勢，復雜的斗爭，促使人們去思考。許許多多政治藍圖，在嚴酷的現實中，逐步從無到有，從虛到實，從局部實現到全面實現，其中所依靠的，正是這種創造性韜略。作為創造性韜略，有無理論在三國時代充當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整個三國鼎立的時代，就是在這種韜略的宏觀指導下產生的。

三國韜略家們敢想敢為，富有創造精神。新的勢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確立，新的勝利的取得，都離不開有無理論的指導。而創造性是這一理論的靈魂，靈活性是這一理論的生命，利害性是這一理論的價值。

2022-12-08 19: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