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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一  「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搶救」是在審干和反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或是與審干、反奸交叉進行的，在運動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處，也有差異。無論是審干、反奸，或是「搶救」，都有一個事先設定的主觀判斷，這就是凡知識分子干部和做白區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問題，而他們一般不愿主動向黨作出完全、徹底的坦白。這樣就必須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圖索驥，步步深入，從中發現疑點，繼而取得證據。但「搶救」在此基礎上還要向前發展，即在獲取證詞的過程中，更多地訴諸暴力和恐嚇的手段。
　　審干甫始，所有人員均需交待歷史，此謂「寫自傳」。凡屬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則需反復寫，交領導機關檢查，再「填月表」，交代傳主每個月的歷史。康生曾對社會部工作人員面授「斗爭策略」。指示他們從受審人員寫的「自傳」中發現問題，康生啟發道：
　　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寫的自傳，把這三部自傳一對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爭的，先留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會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里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里，在這里寫就有了漏洞。 807
　　在康生的具體指導下，通過從受審人員自傳中查找疑點已成為審干的一項基本策略，被普遍運用于各單位。依照這種策略，審查人員勒令被懷疑對象三番五次寫白傳，寫月表，從中找出前后矛盾之處，再順藤摸瓜，提「一萬個為什么」，使受審人永遠答不完。接著。又勒令受審人員揭發同伙，將與受審人員有聯系的其它人一網收來，此謂「老鼠戰略」——即以一人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從審查人員的交待材料發現「敵人」固然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也有缺點，這就是既費時又費事，且不能大面積地發現「敵人」。針對這種情況，康生又采取另一謀略，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單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動言論」，以釣出「反革命」。然而這種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顯，因為在審干、反奸的緊張氣氛中，絕大多數干部都謹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會主動上鉤。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二個「四三決定」，正式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以大民主的方式，來批評領導，揭露錯誤。此項決定的真正意圖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敵人」。
　　遵照第二個「四三決定」，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召開「民主檢查大會」，劉少奇和其它中央領導干部還親自參加了中央黨校召開的民主大會。808一些干部受到中央決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實味事件的教訓，他們在「民主大會」上，慷慨激昂，情緒激動，言辭激烈地批評起領導的「官僚主義」、「壓制民主」和「特權思想」；這些上臺發言的人大多為知識分子干部，有的人在會場上甚至聲淚俱下，泣不成聲，于是一個個都跌人了早已為他們設計好的陷井，成為「反革命」或「特務分子」。
　　通過檢查自傳發現了一批「反革命」，又通過召開「民主大會」再釣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務」的數目離上層領導頭腦中的敵情估計還相差很遠。這時，群眾運動就派上了用場，各機關、學校普遍提高了敵情觀念，大反右傾麻痹思想，紛紛以比賽的精神來清查特務分子。上級部門則以明確的指示或暗示來具體指導下級的審干小組成員：凡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抗戰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國民黨逮捕、從事白區工作的同志也是重點審查人群；至于經常散擴不滿言論的人更可能是特務分子，這樣，就產生了對各單位「敵人」比例指標的要求問題。中央書記處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過召開坦白大會，「形成坦白運動的潮流，造成群眾的壓力與群眾的清查運動」，認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務與各種有政治問題的人」。對于怎樣召開坦白大會中央也有具體的布置：第一，「必須在各機關、學校、農村組織自衛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規定嚴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會之前，必須有慎重的嚴密的準備，除開調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單之外，并須動員一批積極分子，秘密監視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論行動，在大會上察言觀色；在他恐慌動搖到極度時，即抓緊對他勸說，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別人。」809在上級機關的精心指導下，利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依靠群眾聲勢洶洶的態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務」分子終于被挖出。可是這些被指稱為「特務」、「反革命」的人員只承認自己有缺點和錯誤，卻死不肯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務」。
　　下一步就需要進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審人員承認自己是「特務」，這一步是全部過程中最困難的階段。
　　提問者要求受審人員回答各種層出不窮、離奇古怪的問題：
　　「你平日經常散布反動言論，勾結對黨不滿的分子，你必須老實交待，國民黨派你來延安搞破壞的具體任務是什么？」
　　「某一次國民黨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犧牲了，為什么只有你沒被捕？」
　　「你在教會學校讀書，一定參加了英國特務機關！」
　　「你的舅舅1936年從東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你也經他介紹，加入日特機關，成為日特機關的情報員，你在延安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報？」
　　「你說你是坐火車從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國民黨派你來的，沒有國民黨開的介紹信，你可以坐火車嗎」？這個提問稱得上是審干、反奸、搶救中的「經典提問」，許多被審人員都被問到這個問題。在綏德師范禮堂的斗爭大會上，一個嫌疑對象被追問：「你沒有特務關系，怎么能從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車？」810
　　「你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么關系？」811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來延安干什么？」812
　　「你一貫積極工作，是為了取得組織信任，便于長期潛伏，不然的話，為什么放棄在國統區現成的正規學校不上，偏偏來邊區吃苦？」813
　　「你的同伙已經向黨坦白自己是特務，他也揭發你是特務，你為什么還執迷不悟？拒絕黨的挽救呢？」
　　如此荒誕不經的問題，不一而足，被審問者即使有一百張嘴，也難于回答清楚這類提問。這些審干領導小組成員，多數世代居住在偏遠山溝，從未去過大城市，更沒見過火車，加之頭腦中已經形成的習慣思維，他們很難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為吃飽肚子，而是為了所謂信仰來投奔共產黨。于是，為了敲開被審問者的嘴，只能訴諸于「強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勞戰；車輪戰。
　　逼迫受審人員幾天幾夜不合眼，審問者輪番休息，以連續作戰的方式，利用受審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潰，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銳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受審，曾經「五天五夜不準睡覺，不準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槍監守，威脅）」，在保安處有人還受到長達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勞審訊，「受審時，通常是長時間立正站著（以致腿腫）和坐矮板凳；有時加帶手銬，時間長短不定」。814
　　手段之二：捆綁吊打、刑訊逼供。
　　據師哲披露，1943年5—6月間，社會部討論起草〈審訊條例〉。會上圍繞是否用刑的問題，產生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康生堅持主張用刑，說「不用刑，那怎么審訊」？815于是，刑訊逼供成為審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將受審人員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腳踢。僅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的統計，在運動中就曾采用壓杠子、打耳光、舉空甩地等二十四種肉刑。據延安地區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曾親自上陣毆打受審人員，縣委書記打入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被縣委領導人私自關押的有二十九人。816
　　保安處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長時間帶手銬、綁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審者，保安處處長「周興即親自這樣打入」。817
　　手段之三：餓飯。
　　據李銳回憶，在邊區保安處，專設「特宇號」監房，收押「頑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給半碗飯，有的人曾餓過一個多月」。818
　　手段之四，假槍斃。
　　在審干、反奸、搶救運動中。假槍斃是一種常見的斗爭和懲罚方式。經過種種酷刑拷打，如果被審查者仍拒不交待，這時審查機關負責審訊的干部就會想到利用假槍斃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選擇假槍斃的時間一般在月黑風高之夜，將嫌疑分子五花大綁押往野地，嗖嗖幾聲槍響，于彈從耳邊飛過，給受刑者造成極大的心理與肉體傷害，許多人甚至會長時間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在中央黨校受審期間，就曾被拖出去假槍斃。
　　種種刑罚、肉體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輕描淡寫地遮蓋過去。在統稱「逼、供、信」的審訊方式中，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時并進。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復不斷地向被審查者進行「勸說」，恐嚇、引誘受審對象進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壓若不奏效，就輔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綁，被施之以拳打腳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槍斃」的巨大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監禁，成為「滿頭白發的青年」。819許多人因遭受這種雙重折磨而導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創傷，在經過許多年以后仍難以撫平。一個受審者當年曾被五花大綁，整整四十八個小時才給解開繩子，以至雙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兩只手腕被繩子緊勒過的地方開始腐爛，繩痕一直到1949年后還沒有蛻盡。820
　　延安地區關押受審人員的機關共有四個：社會部看守所、西北公學、陜甘寧保安處和西北行政學院。
　　中社部看守所設于棗園后溝，在里面關押的都是重犯，王實味從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關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轉移至晉西北的興縣。
　　西北公學也位于棗園后溝，距社會部看守所不遠，是中央社會部集中受審人員的特別機構，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較「嚴重」問題人員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務」、「叛徒」、「日特」。
　　陜甘寧保安處為公開的鎮壓機關，整風開始后，關押各類被挖出的「特務」五、六百人。到「搶救」高潮時，保安處所在地「鳳凰山坡上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已經擠滿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窯洞。原來一個坑睡四人，后來睡五、六人」，「擠得翻不了身」。821
　　西北行政學院為西北局和邊區系統關押一般嫌疑人員的臨時集中營，共押有908個受審人員，其中包括三類人員：1942年4月后，在秘密審干中「坦白」的邊區工農出身的干部；被懷疑為「特務」的外來干部；以及「搶救」中送來的邊區各廳、院、局、銀行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遠和以后長期担任鄧穎超秘書的陳楚平（此人原為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也被打成「特嫌」）當時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審查，并參加開荒勞動。822
　　至于更大數目的各機關、學校的被搶救人員，則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單位，接受隔離狀態下的審查。一經隔離，受審人員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準回家，也不許通信。
　　在康生和各單位審干小組施行的精神、肉體雙重折磨下，大批「特務」被制造出來，人們互相「揭發」，甚至許多夫妻也互相「咬」對方是「特務」。各單位、學校的「日特」、「國特」、「叛徒」魚貫上臺自首，有的還被樹為「坦白」典型，胸佩大紅花，騎在馬上，風塵仆仆地巡回各地現身說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往來，「誰也不敢理誰」（王德芬語），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俱寂，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機關的「搶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審干運動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單位整風審干領導小組對所在單位黨員、干部秘密進行的「排隊」、「摸底」，現在已發展到公開號召干部向黨「坦白」。此時正式的口號是審干、反奸、坦白，還沒有使用「搶救」一詞，但從斗爭的性質、內容和方式看，與稍后的「搶救」別無二致。
　　1943年2月，兩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來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長杜征遠被送往延安中央組織部接受隔離審查（此時陳云已不過問中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組部部長一職）。審干人員誘導啟發杜征遠：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河南省委書記）、郭曉棠（河南省委宣傳部長）、張維楨（前河南省委書記）、危拱之（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都是「特務」，「就你交通科長不是特務」？杜征遠因為從未被捕過，實在交待不出來，審干人員就拿一條麻繩放在杜的面前，威脅杜：「不承認非勒死你不可。」杜征遠在壓力下被迫承認自己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審干人員乘勝追擊，又讓社交待「是誰介紹的，在什么地方參加的」，「別人誰是特務，和誰聯系」等問題。
　　中組部審干人員在威迫杜征遠時點出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都是「特務」，意圖給杜征遠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盡管當時中組部、中社部還沒有觸動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負責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曉棠進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同時幫助中央審查河南干部，這時王志杰等一點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已經根據康生的邏輯，事先判定他們都是「特務」，攻下杜征遠，就是為了以杜為突破口，榨出杜征遠的口供，一舉將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務」。823
　　1943年春，審干、反奸運動已獲得重大進展，不僅「張克勤案」已經包裝完畢，通過攻下杜征遠，河南「紅旗黨案」也初見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連續召開坦白動員大會。4月12日，824由康生一手導演，將「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的主角張克勤，拉到八路軍大禮堂，在有千人參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會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說：這幾個月我很忙，白天開會，晚上捉鬼。說到「鬼」字，順手指看站在右側的四個人，第一個即是張克勤。現在，張克勤已被樹為「坦白典型」，從此不斷地被帶到各機關、學校去「現身說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導下，各機關、學校紛紛掀起「坦白」高潮，通過開大會、小會、規勸會、斗爭會和控訴會等五花八門的形式，壓迫延安的黨員干部進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見狀，極為振奮，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干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開點出杜征遠等的名字，說「破壞河南黨的杜征遠」是「敵探兼國特的兼差特務分子」。康生在報告中代表「共產黨中央」，號召所有「為敵人服務」的內奸、特務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釋「搶救」的涵義：「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邊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在這個開啟恐怖鎮壓大閘的會議上，彭真也發表了主題類似的講話。朱德雖參加了大會，但在簡短的講話中，強調保護干部，與康生、彭真的演說大相逕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義而毫無實權，他的發言并不能沖淡會場的肅殺氣氛。在7月15日干部大會上，被康生機關馴化的十二個人上臺依次作了坦白。會場氣氛恐怖，「一片沉重壓迫的沉寂」，使許多與會者當場「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825
　　緊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開宗明義宣布「特務之多，原不足為怪」，并宣稱「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文件的口氣和文辭與毛的一貫風格如出一轍。這樣，在毛澤東、康生的領導下，「搶救」、「肅奸」斗爭迅速在陜甘寧邊區展開。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首當其沖成為「搶救」的重點。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屬于任弼時、李富春的領導范圍。1940年任弼時自蘇聯返延安后，開始在黨內負責組織和中直機關工作，1943年3月，陳云休養后，原先由陳云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風后，實際負責中直機關整風審干運動的領導人是中組部副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任弼時作為中央分管組織及中直機關的領導人，也可過問中直機關的運動情況。
　　據現有資料反映，在整風轉入審干、搶救階段后，任弼時的態度比較冷靜，他在中直機關作動員報告時只是一般號召，并無個人創造。任弼時自二十年代后期以來，歷經中共黨內多次斗爭，閱歷、經驗比較豐富，他的個人作風也比較公道。1942年后，任弼時把工作重點放在領導西北局方面。實際領導中直機關審干、搶救的是總學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澤東的故舊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選的搶救對象即是以后在中共黨內大名鼎鼎、當時担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中國女子大學副校長的柯慶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禮堂外的墻上出現了一條標語，揭發柯慶施是壞人。而柯慶施在三十年代領導北平地下黨時，黨組織曾遭到國民黨破壞，柯因出差綏遠躲過國民黨逮捕，故而被認為有叛徒嫌疑。事實上揪斗柯慶施有更復雜的背景。
　　有關柯慶施在延安被整肅的材料，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兩則。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師哲的《峰與谷——師哲回憶錄》中的少量記載。柯慶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緊密追隨毛澤東，是毛氏預謀打倒劉少奇的極少數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慶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況就被完全隱去了。
　　柯慶施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整肅的時間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揮者是李富春。
　　根據王明和師哲的記載：
　　中直機關為批斗柯慶施夫婦連續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群眾斗爭大會，斗爭會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慶施交待問題（王明和師哲均未談及逼問柯慶施夫婦交待問題的內容）。一次斗爭會從下午一直開到午夜，因柯慶施拒不承認自己有問題，李富春宣布柯慶施是反革命分子，隨即柯慶施就被捆綁起來。在批斗高潮中，柯慶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雖然柯慶施沒有被押往社會部，但對他的監視并沒放松，柯一直被軟禁在家中。826
　　柯慶施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與李富春談不上有嫌隙，很顯然，李富春是奉命辦事，那誰是批斗柯慶施的幕后策劃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劉少奇，而康生、劉少奇的活動又得到毛澤東的默許。
　　柯慶施與劉少奇有歷史積怨。柯慶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1936年3月，劉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對原北方局進行大改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慶施担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并在黨內展開了對何慶施等人「左的關門主義錯誤」的批判。1939年何慶施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成為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現在打擊何慶施，已名正言順：即柯慶施在北方局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在抗戰階段，又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在現階段雖然不能對王明直接下手，但通過整肅柯慶施，可為打倒王明預作準備。
　　康生了解柯慶施和劉少奇在歷史上的矛盾。從1941年起，康生就主動向劉少奇靠拢，1943年3月，劉少奇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劉少奇示好，正是基于這個目的，康生拒絕了楊尚昆、王鶴壽、凱豐等人的意見，堅持要斗爭柯慶施。21  827這樣，在康生的指導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對柯慶施的斗爭，就成為獻給毛澤東、劉少奇的一份厚禮，既討好了劉少奇，又討好了毛澤東。
　　據王明記載，在批斗柯慶施后的第二天，劉少奇受毛澤東的委托，曾對柯慶施有如下談話：
　　我們反對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認識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領導下，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的斗爭，而從1939年起，你是中央統戰部部長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風運動造成聲勢已經多時，而你在反對王明方面連一句話也沒講過。828
　　筆者認為，王明的這段回憶基本符合事實。在延安整風之前，及整風開始后的一段時間，王明與柯慶施因為工作聯系較多，私交不錯，尤其當柯慶施受王明牽累，被當作王明替罪羊挨斗爭的1943年，柯慶施與王明確實里惺惺惜惺惺」。柯慶施曾探望過病中的王明，與王明有過私下交談，對王明的境遇表示過同情與關心。王明對柯慶施在這段時期給予他的友誼始終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聞知柯慶施病逝的消息，還特作詩以示懷念。
　　柯慶施在「搶救」后獲得解脫的詳情，至今中國未透露任何資料。許多跡象表明，柯慶施獲得解脫系出自毛澤東的援救。毛澤東完全清楚柯慶施與劉少奇之間的舊怨新恨，在柯慶施瀕臨絕境時，毛援之以手，從此柯慶施對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風后，柯慶施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逐漸上升，他與毛澤東的關系也更加緊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領華北的第一個大城市——石家莊市委書記，以后又經薄一波提名。進入了華北中央局，盡管劉少奇認為柯慶施任此職并不合適。829五十年代后柯慶施官階不斷上升，且對劉少奇、周恩來多有怠慢，成為毛澤東制衡劉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在1943年3月20日后統由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領導，鄧發任書記，民運委員會下轄中央婦委、中央職工委員會和中央青委。在「搶救」中，婦委、職委大搞極左，「紛紛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員只有四人，已經「搶救」了兩人，但仍受到上級的多次批評。當時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蔣南翔深感，「如不氣勢洶洶的威逼鎮壓，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搶救高潮中顯得落后，而且會被認為是對反特斗爭消極怠工，是對特務沒有義憤」，因為民委負責人鄧發就曾援引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說反特、搶救「好的很」。830
　　在中直機關被整肅的另一個重要干部是當時担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武竟天。搶救運動展開后，武竟天遭到斗爭關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學期間，曾向一意大利籍的傳教士學過外語，就憑這一條，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務」的帽子。831  
　　在搶救運動中，中直機關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沖擊。據當時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的曹瑛回憶，蔡暢領導下的中央婦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齡尚不足二十歲，就被認定參加了「紅旗黨」。為「搶救」她，特在楊家嶺禮堂召開群眾大會，「頭天晚上開大會，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說她參加了『紅旗黨』不可。大會不斷高呼口號，也有漫罵的」，會議主持人威脅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認」。正在病中的吳玉章聽說這件事，拄著棍于來到會場。年高德劭的吳玉章見到這種斗爭場面，難過地流下了眼淚，他哭著勸說道，「小余呀，你就承認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認自己參加了「紅旗黨，是特務，來延安是搞破壞的」。832
　　在深挖「紅旗黨」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被懷疑為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直至1944年4、5月間，還能聽到這種說法，一些單位仍「把它作為審查干部的尺度」。833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是專為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服務的機要部門，當時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在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的審查，但是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十幾人被打成「特務」。在電訊科工作的密家幾，原是湖北地下黨派到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緩開，被借調來秘書處工作。密家凡被別人咬為「特務」后，秘書處連續幾天開會對他進行「搶救」，與會者向他提出各種問題，諸如「你在白區工作，你被特務、內奸包圍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變當了特務」，密家幾據理反駁，拒不承認。最后在一個半夜里，社會部派來一輛馬車把他抓走，關進了西北公學。834
　　搶救運動襲來，甚至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難于幸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公務員羅海章、茍興錄也被江青當作「壞人」，被送入西北公學去接受「搶救」。835毛并沒有出面予以干預。
　　中社部是領導延安「搶救」運動的權勢機關，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員在審干、「搶救」運動中也蒙受了沖擊。中社部治安科科長陳龍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國女子大學的學生，社會部為促成陳龍的婚姻，于1941年8月，經嚴格審查，將海宇從女大調入中社部工作，經中杜部批準，1942年11月7日，陳龍與海宇結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紅旗黨」問題（海宇為河南地下黨員），被集中到西北公學受審，陳龍有一年多時間不得與海宇見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陳剛（何叔衡的女婿）的幫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審查。陳剛也保護了中社部機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機要科墻報，被指責和王實味〈野百合花〉相呼應，而被送入西北公學受審查，后在陳剛的關照下，才得到解脫。836
　　中共中央直屬的《解放日報》在整風運動開展后，實際上已由陸定一負責。博古雖仍担任社長一職，但職責范圍已大大縮小，處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對「搶救」十分小心。在「搶救」運動初期，《解放日報》并沒有挖出什么「特務」，康生見此狀極為不滿，公開指責博古：你們清涼山（《解放日報》所在地）是特務成堆的地方，你們就是抓不出來？在康生的威脅、恐嚇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學「學習取經」，返回后在《解放日報》如法炮制。
　　《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95%（另據溫濟澤敘述，《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一百幾十位工作人員中，被逼承認自已是「特務」的占70%左右）。副總編輯余光生積極執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報社「挖特務」，「搶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時也受到懷疑，被免去學委委員。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陳企霞、黎辛都被視為是嫌疑對象。副刊部秘書溫濟澤在對王實味的斗爭中表現積極，此時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837李銳此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他的一個大學同學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訊，承認自己是「特務」，并咬出李銳是他的「上級」。1943年4月，在邊區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銳被捕，作為重犯，從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838
　　在《解放日報》社，除了編輯、記者遭「搶救」外，搶救也在印刷廠進行，一位總務科長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頸自殺。
　　博古對于毛澤東、康生的這套紅色恐怖手法極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對遠在江西的毛澤東「打AB團」的行為有所懷疑。1942年3月，王震、賀龍曾就《解放日報》公開發表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發難，王震、賀龍或親去清涼山博古的窯洞，或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嚴厲指責博古。時至1943—1944年，博古在黨內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萬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為人人皆可唾責的對象，他已無法制止《解放日報》中的「搶救」極端行為。
　　在搶救運動中，中直機關的所有單位均受到沖擊，中央醫院90%的醫護勤雜人員受到懷疑，著名的馬海德醫生和他妻子蘇菲也曾被「搶救」。對馬海德提出的疑問是：「一個外國人拋棄了優裕的物質生活，從美國來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馬海德是邊區急需的醫生，因而對他還較為客氣，只是勸其「坦白交待」，而未將其關押。839
　　三  軍直機關的「搶救」
　　「搶救運動」對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也造成極大的沖擊。設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軍委是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的最重要機構，毛澤東也通過軍委的電訊系統搜集各根據地的動態以及國統區的各項情報。進入1943年后，原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邊站。自1941年2月担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其職權范圍僅限于作戰謀劃、軍事情報搜集等業務領域，對審干等政治工作的影響力很小，實際上，軍委系統的審干、搶救領導權，基本掌握在康生機關手中。
　　在審干、「搶救」展開后不久，担任軍委秘書長兼政治部秘書長的陶鑄很快被「挖」出來。選擇陶鑄作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國民黨拘押于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被懷疑有「特務」嫌疑，當時陶鑄還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書，打擊陶鑄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鑄被隔離審查后，情緒極為憤懣。當社會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視他時，陶鑄「暴跳如雷地在罵娘」。840陶鑄落難遲于柯慶施，他曾在柯慶施被隔離后，前往軟禁柯的窯洞探望過他。在延安審干、搶救中的這段遭遇，以后成了聯絡陶鑄與柯慶施的感情紐帶，柯慶施與陶鑄這兩位有過白區工作長期經歷的干部與劉的關系一直比較冷淡，而劉少奇在審干中，位居決策地位，極有可能插手過對柯慶施、陶鑄的審查。當毛澤東對柯、陶伸出援手后，這兩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將。1949年后，柯慶施、陶鑄皆獲毛澤東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極顯赫的中共華東局和中南局第一書記的職位。1953年陶鑄還一度涉人當時高層領導人內部對劉少奇的批評議論（即「高崗事件」），也是因毛澤東的保護才未被打入「高饒反黨集團」，事后繼續獲毛澤東的重用。1965年柯慶施病逝，陶鑄極為難過，曾在家中悲傷落淚。1966年春夏，毛澤東調陶鑄入中央，實指望利用陶鑄與劉少奇的宿怨，向劉少奇開炮。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將陶鑄一下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誰知陶鑄竟辜負毛澤東的厚望，不忍對劉少奇過份打擊，在被多次提醒后仍無改變，終遭毛澤東的拋棄。柯慶施則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劃反劉少奇的陰謀，得到了柯慶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慶施和陶鑄，成為毛澤東手中掌握的日后對付劉少奇的兩顆棋子。
　　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在「搶救」中受到嚴重沖擊，使日常業務工作幾乎一度陷于停頓。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下轄三個局：一局負責作戰指揮，由伍修權任局長；二局負責情報收集與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長；三局主管通訊，主要負責延安與各根據地的電訊聯絡，負責人為寧都暴動后加入紅軍的王錚。由于軍委所屬三個局從事的工作極具機密性，工作人員都已經過嚴格的審查，他們需要與家庭斷絕通信聯系，出門要與人同行。841盡管如此，在「搶救」中還是揪出了大量「特務」。
　　有關軍委一局審干、「搶救」的詳情至今仍缺乏資料，目前所知的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況。在軍委一局測繪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審干過程中，受到車輪戰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據伍修權透露，一局的協理員張熾昌因為曾經在國統區做過兵運工作，也被關押起來，負責審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給他吃的飯里加了鹽，又不給水喝」。張熾昌被迫上吊自殺，幸虧被人發現，才得以生還。842
　　軍委二局的審干、反奸與所有軍委直屬單位一樣，受總學委和軍直機關學分會領導，實際領導者仍是康生。當時年僅二十九歲、担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作為軍直系統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也曾參與領導二局的審干、反奸。
　　從1942年12月始，二局陸續發現「內奸特務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獲人員中，其中有二局的四個人。康生很快將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們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會，號召大家提高警覺，「嗅奸」、「監奸」、「證奸」，同時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843會后，在很短時間內，二局共收到十馀萬字的檢舉材料。二局還創造出一整套勸說坦白分子的辦法：「善勸、親勸、你勸、我勸、軟勸、筆勸、硬勸」等，甚至還發明了一種「雷公劈豆腐」的辦法，即先集中攻下動搖分子，再對付頑固分子。844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運動迅速走向熱潮。在群眾已充分發動的形勢下，胡耀邦愈來愈趨向冷靜，他在5月6日劃出四條政策界限：一、嚴禁打入罵人；二、非經委員會批準，不得捆人；三、沒有充分證據，不得逼供；四、嚴防自殺。對于二局的運動，社會部極為重視，845康生派出李克農前來二局親臨指導，要求進一步開展坦白運動，挽救陷于特務泥沼的失足者。李克農并表示，對已坦白者，黨保證他們有光明的前途。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開展新一輪坦白運動；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時機地強調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應控制檢舉次數，以書面檢舉代替口頭檢舉；自首分子也應「實事求是」。「有冤枉就說出來，不要害怕，負責審干的領導，應為受冤人員申冤辯解」。846這些情況都說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審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質上的區別。
　　軍委三局是軍委幾個局中工作人員最多的一個局，有工作人員近千名，大多為抗戰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在審干、反奸中，三局電訊學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爭。三局各科室大多數工作人員隨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務」，由于三局「特務成堆」，一段時間，延安總部與各地的電訊聯絡已難以為繼。由于三局所負責的工作極端重要，因此當1944年元旦，王錚率三局工作人員給毛澤東拜年時，毛向三局受審問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脫了他們。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時期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6月易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國革命青年大開入學之門，把抗大招生的廣告，從延安貼到西安，每根電線桿都貼上一張。847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來知識青年投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使抗大的規模不斷擴大。1939年6月，因邊區糧食困難，中央政治局決定抗大總校轉移到晉東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總校返回陜甘寧邊區，移駐綏德，并將延安軍事學院、抗大兩個分校等合并于抗大總校，任命徐向前為抗大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何長工、彭紹輝為副校長，此時全校共有學員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風、審干開始于1943年8月，運動初期，在以徐向前為書記的抗大總學委的領導下，一切進展平穩，徐向前領導成員講紅四方面軍肅反擴大化的教訓，提醒大家頭腦保持清醒。848但是隨著中央社會部派出以黃志勇為首的整風審干工作組到達抗大，形勢迅速惡化。從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開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務」的「全面突破」競賽。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詳細地描述了抗大「搶救」的場景：
　　此后兩個月的時間里，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849
　　自從延安中社部派來的工作組進駐抗大總校后，徐向前事實上已被靠邊站，在這種形勢下，他已無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經歷過黨內長期的殘酷斗爭，對極左的一套始終持有警惕的態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經常過問抗大總校的運動情況，但他根本無法正面對抗這場由毛澤東、康生直接領導的運動。850和徐向前相比，抗大總校的其它領導人態度就不那么冷靜了。韋君宜當時在綏德，親耳聽到杭大一位副校長介紹抗大的反特斗爭原則。這位副校長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韋君宜說，這個副校長后來在文革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851
　　在極左風暴的襲擊下，抗大總校在1052個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在干訓隊496人中，「嫌疑分子」竟達373人，其比例為75.2%。852
　　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是駐守延安地區的衛戍部隊，由賀龍担任司令員，該司令部所轄的中共唯一一個炮兵團，因八路軍基本從事游擊作戰，炮兵團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灣搞開荒生產，與外界處于半隔絕狀態，該團許多干部甚至對延安動態也知之甚少。炮團干部整體文化素質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蘇聯學習過。僅教導營就有近二百名知識分子。在「搶救」中，炮團90%的人被打成特務分子，有個模范連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的標準非常簡單：出身知識分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若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是「紅旗黨」、「假黨員」、「叛徒」。炮團參謀徐昭，因其父在國統區煤窯上管財務，他就順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務」。853
　　四   西北局和邊匾系統的「搶救」
　　陜甘寧邊區系統的整風、反奸、搶救，大致上分兩攤進行，中共西北局和邊區全范圍的運動由高崗領導，邊區政府機關部分由李維漢領導，中央書記處雖指定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西北局，但實際上是由康生掌握領導運動的實權。
　　1943年7月，西北局召開坦白、搶救大會，一批張克勤式的「特務分子」被安排上臺白首。與中直機關的情況相類似，西北局機關被「搶救」的對象大多為從國統區來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青年知識分子。
　　西北局民運部共有十多個干部，多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黨黨員，均為知識分子出身。1941年，民運部機關黨支部曾辦有《西北風》壁報，對延安某些消極現象展開批評，由陳元方主編。該壁報在1942年春王實味事件發生后，迅即停刊。高崗指責《西北風》流露「小資產階級情緒」，是「發泄對他的不滿」，陳元方隨即被調往靖邊縣委担任常委兼統戰部長。1943年4月，陳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機關，「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參加批判會」，要陳元方交待《西北風》問題。批判者指責《西北風》與《輕騎隊》一樣，是「反黨」的。隨后陳元方遭到「無休止的批斗」，1943年將陳元方作為「死頑固」的典型。進行「假槍斃」，最后送到邊區保安處關押，而西北局民運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國特」、「叛徒」。854
　　著名學者于光遠此時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問題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搶救」運動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學院「特別班」接受審查。855中共西北局黨校的教員大多為青年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許多人被打成「特務」。張宣，原中共成都市委書記，來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黨校任教，因被誣為「國特」，被送至邊區保衛處關押。
　　與西北局機關的「搶救」相同步，邊區政府機關的運動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維漢領導陜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的整風、審干，是毛澤東一項頗為微妙的安排。李維漢是中共元老，五四時期即與毛澤東熟識。但在1927年后，李維漢與毛澤東并無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維漢在瑞金曾積極執行博古等打擊「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的方針，與毛澤東的關系十分疏遠。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始，李維漢轉變態度，主動接近毛澤東，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李維漢積極遵從毛澤東批判王實味的部署，與毛澤東的關系已經十分密切，但是毛對李維漢還在觀察中。1942年9月，李維漢調入邊區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維漢閱讀中央電報，盡管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這道禁令，仍指示將中央收發電文送給李維漢閱看，856但是，李維漢不會不知道在康生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對于康生的這個信號，李維漢沒有表示出任何不滿和消極，相反，李維漢以更積極的姿態來貫徹落實毛澤東和總學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維漢主持，在邊區大禮堂召開了坦白動員大會，當場有張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這次大會后，邊區政府所屬各單位都對審查對象采用了車輪戰的方式進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邊區政府秘書處至少有三次車輪戰，其中一次是專門斗爭區棠亮，當時又名唐亮，罪名是參加了湖南「紅旗黨」。區棠亮曾任中央婦委書記蔡暢的秘書，后調任林伯渠的秘書，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進行捆綁吊打」。857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對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組車輪戰是「追叛徒」。
　　邊區政府系統「搶救」的高潮是追逼當時已近六十歲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員張曙時。這次會議由李維漢親白主持，在邊區政府大會議室進行，「約有二三十人參加」。李維漢在會上宣布，凡是有問題的，都應該坦白交待，但是會場上沒有人發言。李維漢站起來說：「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經有些時候了，但問題沒有交待」，會上仍是鴉雀無聲，一片肅然。這時，張曙時問：這話是不是對著我講的？李維漢大聲說：就是對你講的，今晚的火，就要燒到你的頭上去。張曙時憤怒道，你有什么證據？把證據拿出來嘛，我沒有問題，這種會我不參加。張曙時隨即走出會場。858
　　張曙時原是國民黨左派，名列南昌暴動后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二十五名委員之一，1933年參加了共產黨，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1940年，張曙時與鄒鳳平等從四川撤回延安，先后任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和邊區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紅旗黨」，本不為奇，所幸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寬厚正直；對張曙時多方安慰，才使張曙時得以熬過難關。對區棠亮遭受磨難，從不動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區棠亮獲得了保護。
　　林伯渠此時雖任邊區政府主席，也名列邊區系統的分學委負責人，但領導運動的大權卻由李維漢掌握。林伯渠處事謹慎，「慈祥剴和」，待人誠懇，在邊區享有崇高聲望。在毛澤東的眼中，像林伯渠這樣的忠厚長者只可列為「好好先生」一類，859顯然不是領導此類整肅運動的合適人選，故有派李維漢來邊區政府協助工作之舉，而李維漢本人也屬被考察的對象。
　　在1943年搶救高潮之際，邊區系統許多原由林伯渠介紹、從國統區來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紅旗黨」（林伯渠曾任中共駐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慶國民參政會代表，多次前往重慶），林伯渠雖然多加安慰，一時也無能為力，只能告誡這些被整青年，「你們可不要說違心的話，要實事求是」。 8601943年9月后，邊區政府系統一批被懷疑為有問題的干部先后被調到中央黨校三部接受進一步的審查。
　　在「搶救」中，邊區各機關「捷報頻傳」。邊區政府研究室、法院、財政廳、教育廳都挖出了「特務」。散文家吳伯簫此時任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邊區銀行行長黃亞光更成為邊區遠近聞名的「特務頭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進行內部審干、肅特試點時就選中了黃亞光作為「國特」的標本，將其秘密逮捕和關押。到了「搶救」展開后，又將黃亞光拉出來，逼迫他指控所謂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處關押。
　　由著名戲劇家塞克任院長的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除干部受沖擊外，還波及一般勤雜人員。有一個為劇院趕大車的人，被誣為「特務」，遭捆綁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861
　　延安保育院為延安唯一收養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兒園，該院的工作人員也無法躲過「搶救」。李維漢承認，在保育院曾出現「車輪戰」的過火現象。
　　在直屬邊區政府領導的延安縣和邊區各縣也展開了緊張的反奸、「搶救」運動。
　　1943年4月，康生將其妻、時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長的曹軼歐派往延安縣担任縣委委員和縣委宣傳部長，曹軼歐下放延安縣的目的是創造一套群眾性反奸運動的經驗，以證明毛澤東、康生發動整風、審干、反奸運動的合理性。
　　曹軼歐甫抵延安縣，迅速將所謂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風學習班，她以「大反右傾麻痹思想」、「提高對敵斗爭警惕性」為口號，一口氣把延安縣宣傳部部長許平、縣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長談鋒、蟠龍區宣傳科科長黃流、縣委宣傳部干事楊志功等打成「特務」、「漢奸」。曹軼歐繼而發起「坦白運動」，再施之以「瓜蔓抄」戰術，將一大批區、鄉干部，小學教員，定為「特務」。川口區宣傳科科長藍琳彬在誘供、套供的巨大壓力下，被迫承認自己是「三面間諜」，即「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和「意大利特務」，她何以荒唐至成為「意大利特務」，乃是藍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組部秘書長）此時已被定為「意大利間諜」。另一女干部，牡丹區宣傳科科長蘇平，因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被曹軼歐指控用「美人計」引誘農民干部做特務，下令將其逮捕人獄。862
　　1943年7月7日，延安縣舉行群眾性反奸坦白大會，賈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經曹軼歐訓化的男、女干部紛紛上臺坦白，承認組織暗殺隊，企圖殺害黨的干部。曹軼歐則號召失足分子抓緊坦白，宣稱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863大會持續近一天，最后由胡喬木講話，揭露國民黨「特務政策」的罪惡。864
　　9月4日，延安縣在蟠龍召開四千人參加的除奸動員大會，高崗發表了極具鼓動性的反特動員講話，緊接著有二十三人上臺坦白，這些坦白的人員在兩天前受到高崗的親自接見，高崗「賭咒發誓」，保證他們坦白后絕不會被殺頭。 865最后大會安排一個已經坦白的「特務」的「白發老母，踩看小腳，蹣跚的步上主席臺，在沸泗橫流中感謝中共對她兒子的寬大為懷」。 866
　　曹軼歐在延安縣的蹲點為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證據：
　　—、各類特務運用種種辦法已全面滲透到邊區，不僅城里有特務，廣大農村也有特務，敵情之嚴重，遠遠超過原有的估計。特務的破壞活動五花八門，從散擴謠言，挑撥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的關系，到收集情報，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組織暗殺隊，陰謀殺害干部。因此必須發動群眾性的肅奸反特運動。867
　　二、特務分子多為文教系統的干部和小學教員，以外來知識分子為主，延安縣所屬各區的宣傳科長幾乎全部是「特務」，所以知識分子應是被清查的重點。
　　三、貫徹「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可促使特務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務又可作為示范，為挖出更多的「特務」服務。
　　四、利用召開坦白大會，讓已坦白的特務上臺現身說法，可以煥發邊區人民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邊區人民對敵斗爭的警惕性。過去邊區自衛軍（民兵）對鋤奸沒有感性認識，現在知道特務、漢奸就在身邊，于是加強了警戒，僅延安縣牡丹區，十幾天內就在查路條中發現了三十二個嫌疑分子，全部交給了政府處理。 868 
　　曹軼歐的經驗為運動的深化加注了動力，邊區各縣以延安縣的經驗為榜樣，紛紛開展群眾性的反奸搶救運動。綏德地委在「搶救」中雷厲風行，將一大批知識分子打成特務。楊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與其妻韋君宜當時是地委《抗戰報》的編輯，很快就被當成「特嫌」揪了出來。楊述因是從四川來的地下黨員，此時因四川黨已被定為「偽黨」，遂被關進整風班交待問題，每天凌晨，還要冒著十二月的寒風在無定河邊勞動。韋君宜受其夫牽連，也被組織懷疑，她雖然帶看一個一歲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窯洞，搬進一間四處漏風的破房。韋君宜萬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想著自己抱著純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卻被弄成這個樣子，「萬感瑩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詩：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 869
　　綏德師范是「搶救」取得重大「勝利」的模范單位。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九天的控訴坦白大會，「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馀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臺只比桌高一點」，坦白地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男小孩——馬逢臣」，「手里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據曾參加當年綏師坦白大會的作家韋君宜回憶：在坦白大會上，一個叫白國璽的學生交代說，「是特務組織指使他，叫他在廁所墻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了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870最后，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
　　綏師的反特經驗被上級指定登載在綏德地委的《抗敵報》。當時任該報編輯的韋君宜等將一個已經坦白的女學生劉國秀寫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墮落史〉的標題刊載。此文一經發表，「后來的來稿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一直到發現出有六歲的小特務」！871
　　隴東地區的「搶救」更是酷烈，地委負責人李景波公開提出，由于1935年國民黨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所以從那時以后來邊區的知識分子都有問題。872劉曉——離休前任遼寧省計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隴東地委專署所在地的慶陽做財貿工作。「搶救」中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被押進專署保安處，受到十天十夜車輪戰和假槍斃的威脅，而審訊人員則每兩小時換一組人。劉曉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隴東地委辦的整風學習班中，曾被評為模范縣長的華池縣縣長漢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帶掛在廁所的一棵樹上自殺而死。一位曲子縣完小被集中來的女教師，吞了圖釘自殺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則因灰心絕望準備出家遁人空門。873
　　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在反奸搶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據李維漢稱，當時邊區政府機關只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往保安處，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874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99％被當作「失足者」給「搶救」過。 875在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統的「搶救」人數，官方至今未透露具體數目。 876
　　五  中央黨校的「搶救」
　　中央黨校是「搶救」的重點單位，由彭真總負責，毛澤東則經常聽取彭真匯報，可以說，是毛澤東具體指導彭真在中央黨校的所有活動。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視，盡管他不是中央委員，卻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劉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為劉少奇的老部下，在黨內的地位更加顯赫。彭真作為審查干部的首腦，在延安成為僅次于劉少奇、康生的權勢人物。
　　中央黨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黨校一部設在小砭溝，在該部集中的大多為原準備參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師旅級及地委級高級干部。部主任原為黃火青，1942年2月后，黃火青改任中共黨校秘書長，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為劉芝明。黨校二部駐在王家坪，學員多為中共上級（中上層）干部和軍隊團級干部，部主任為張鼎丞，副主任為孫志遠、安子文。黨校三部駐在蘭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研究院并入黨校成立第三部，學員基本上是抗戰初期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干部，部主任為郭述申，副主任為張如心和閻達開。黨校四部由原軍政學院合并而來，部主任為張啟龍、張邦英，副主任為程世才、楊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黨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黨校，學員多是邊區縣、區級干部和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五部主任為白棟材，副主任為強曉初、晁哲甫。六部主任為馬國瑞，副主任為谷云亭。
　　中央黨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紅軍時期入黨的中共高級干部，計有朱瑞（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薄一波、孔原、羅瑞卿、邵式平、丁玲、閻紅彥、陳奇涵、陳郁、陳賡、宋時輪、王樹聲、劉景范、李培芝（王若飛夫人）、陳錫聯、馬文瑞、韓先楚、舒同、陳再道、烏蘭夫和蔡樹藩等。
　　對于集中在黨校一部的老干部，黨校領導采取了區別對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岡山，或參加過長征的，一般不屬于「搶救對象」，但仍需在黨校接受審查和提高「路線斗爭覺悟」。
　　李伯釗是紅軍文藝宣傳工作的開創者之一，她與其夫楊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蘇聯學習的留蘇生，李伯釗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后，長期領導紅軍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在長征途中，李伯釗曾被分配至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任宣傳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層的爭論與分歧，在毛、張草地分家后，寫過〈南下歌〉和〈誰的罪過〉等歌曲。1942年毛澤東為召開文藝座談會，曾向李伯釗了解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文藝情況，李就此向毛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解釋和說明了一些情況」。在黨校一部的審干中，李伯釗在所在支部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并向黨組織遞交了「幾萬字」的自傳材料，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進行全面的反省。877
　　朱瑞也是原留蘇生，瑞金時代曾任紅五軍團政委，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1944年2月，從山東分局書記的任上調入黨校一部學習。在審干中，朱瑞寫了詳細的自傳和（整風學習思想小結），他反復檢討自己「為什么會被教條主義所提拔」，朱瑞認為，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學生的標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許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條的，頗合他們的口味」。在黨校期間，朱瑞還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稱「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過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動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觀主義這個悠久肥大的根株」。878
　　李伯釗、朱瑞皆有留蘇背景，在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中，受到沖擊自不待言，然而他們畢竟長期在紅軍中工作，所受到的審查相對說來，仍是屬于「和風細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國統區工作的老干部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黨校的審干、搶救中，來自國統區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鄒鳳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鄒鳳平原任四川省工委書記，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曾因從事地下斗爭被捕，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斷裂，身體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鄒鳳平曾在成都約見過來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陳野萍，并分配陳野萍去宜賓作地下工作（陳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0年，鄒鳳平因四川省委負責人羅世文被捕，川西地區大批疏散干部，與張曙時奉調回延安。鄒鳳平抵延安后入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在「搶救」前夕的審干中，就已被認定為「特務」受到批判。鄒鳳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壓力下，也誣指鄒鳳平是「特務」，隨后與他人同居，鄒鳳平陷入絕境，憤而自殺。879
　　曾任中共四川省婦女部部長的曾淡如，在「搶救」中，因被誣為「特務」、「叛徒」而備受折磨，最終也絕望自殺。
　　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干、搶救、「逼、供、信，惡性循環」，880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歷史方面的嫌疑，經彭真批準，將這批人分配至二部，編成兩個支部，繼續審查。丁玲則作為有問題暫時弄不清的干部，被「掛起來」，于1944年夏調往邊區文協。中共老黨員、南方局組織部負責人孔原（陳鐵錚），中共西南工委負責人、鄂中鄂西區黨委書記錢瑛被誣稱為「叛徒」、「特務」、「紅旗黨」，遭到大會、小會輪番批判。 881
　　原河南省委負責人王志杰、郭曉棠等此時已被公開誣指為「特務」，他們也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康生親自坐陣中央黨校的批斗大會，逼迫王、郭承認「河南黨是紅旗黨，是特務，是叛徒」。大會一開始，就把郭曉棠等揪到臺上，郭拒不承認，繼之，又將王志杰揪上臺，限令王在五分鐘內坦白交待。王也據理力爭，聲辯「河南黨是執行黨中央路線的」，大會主席當即制止王的發言，宣布開除王、郭的黨籍，把兩人捆起來，押往中央黨校柳樹灣禁閉院。（王志杰在抗戰勝利后恢復黨籍，調往太行根據地工作，郭曉棠的黨籍在1950年才恢復，1966年文革初期郭曉棠被河南省委拋出來，以「叛徒」、「特務」等罪名第一個在《河南日報》被點名批判。）前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則被施之以車輪戰、疲勞戰，并被拖出去「假槍斃」，最終也被打成「特務」。882
　　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的河南省委干部中，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參加廣州暴動、留學蘇聯、又參加過長征的危拱之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女知識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時期就因所謂「托派嫌疑」遭到開除黨籍的打擊。抗戰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舉為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來到延安。1943年3月，上級組織以參加整風學習和幫助黨審查河南干部為由將危拱之等調入中央黨校，事實上是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務」的帽子，受到隔離審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憤難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嚨猛扎一刀，血涌脖頸，但幸未死成。883
　　薄一波當年曾被編入黨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憶搶救運動時記述了他所親眼目睹的「搶救」慘狀。薄一波寫道：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涌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溝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看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884
　　薄一波的回憶雖未具體指明這關押上百人的深溝屬于哪個機關管理，但他明確記述了在中央黨校也有關押干部的審洞。薄一波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窯洞里，也關押著『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競天、宋維錚等。
　　當時在一部接受審查的還有著名歷史學家呂振羽。1942年底，呂振羽夫婦隨劉少奇從華中根據地來到延安。到延安后，呂振羽已不再與聞核心機要，而專作研究工作了。呂入中央黨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原與呂相識的王姓夫婦，被誘導要他們交待呂振羽的「托派」問題。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呂振羽是「托派」。有關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斷然否認，并陳述其愛人從未見過呂振羽。然而在高壓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呂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盡管王某已經翻供，但呂振羽仍受到審查，呂詳細寫出自己的自傳，斷然拒絕了對他「托派」的指控。呂振羽受此事牽累了近一年的時間，使其創作完成《簡明中國通史》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885
　　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廣東籍的老資格共產黨員，紅軍長征后，一直堅持在粵北山區開展游擊戰爭，抗戰爆發后來到延安，此時正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負責審查高級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黨校一部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將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務」、「叛徒」和「特嫌」，引起許多老干部的不滿。陶鑄的妻于曾志此時也是一部的學員，古大存認為曾志的歷史有疑點，但一時又無法查清，于是遲遲不肯為曾志作一個相信本人交待的結論，而是將其「掛起來」。曾志和陶鑄對此都十分不滿，陶鑄曾當面批評古大存，為何沒有證據，僅憑主觀主義就將曾志的結論拖了兩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發言，檢討自己在中央黨校一部領導整風時曾傷害了一些干部。886但是，延安審干運動還是在陶鑄與古大存的關系上投下了陰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鑄主政廣東，對担任廣東省副省長的古大存多有壓制和打擊，最終將古定為「反黨的地方主義分子」。887
　　據安子文稱，黨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搶救」的經驗教訓，「便沒有搞搶救運動」。888事實上，黨校二部雖未搞大規模的「搶救」，但嚴格的審干繼續進行，只是斗爭的熱度有所降溫。
　　中央黨校三部集中了當時延安幾乎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識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作家、文藝家（大多來自大后方和華北敵后根據地），在審干全面展開后，也被分別送往中央黨校，編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為曾活躍于邊區的一個文藝團體已無疾而終）。1943至1945年，在黨校三部受審的黨員知識分子有范文瀾、陳學昭（1945年入黨）、于黑丁、馬加、吳伯蕭、周而復、白朗、羅烽、方紀、馮蘭瑞、曾克、劉白羽、歐陽山、草明、葉蠖生、陳波兒、金紫光、陳明、劉雪葦等。
　　三部的黨員知識分子干部組成七個黨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進行交待歷史、檢查思想的緊張斗爭。
　　白朗——來自東北的著名流亡作家，來延安后，與其夫羅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調入《解放日報》社副刊部。羅烽因〈還是雜文時代〉一文獲罪于毛澤東和周揚，雖未被公開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冊。白朗在搶救和審干中，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先是在《解放日報》挨整，繼而在黨校三部遭斗爭，「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白朗糊里糊涂，癡呆麻木，整日不講一句話」。889
　　方紀是以寫頌揚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散文〈揮手之間〉而聞名的作家，他在「搶救」中受到沖擊，吳伯簫則被定為「反共分子」。吳曾在黃埔軍校學習，國統區傳說吳伯簫被整死，在西安為其開了追悼會。1944年7月3日，吳伯簫在《解放日報》發表〈斥無恥的追悼會〉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云云。  890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創作之家」的幾位著名非黨作家塞克、艾青以及從華北敵后根據地前來的楊朔、周而復等被通知到中央黨校三部報到，隨后塞克妻子韋安，艾青妻子馮莎也被通知進入黨校三部。1944年3月，結束自愿流放，從延安縣川口區鄉下返回的蕭軍、王德芬夫婦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確規定非黨員不能入中央黨校的原則，此時也打破了。塞克夫婦、蕭軍夫婦等被編在各個支部，除不參加黨組織生活外，一樣接受審查，參加轉變思想的學習。
　　塞克才華橫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話劇演員、劇作家、詩人，曾以主演日本劇作家菊池寬《父歸》一舉成名，譽滿滬上。抗戰前夕，創作戲劇《流民三千萬》，寫下膾炙人口的《救國軍歌》，奔赴延安后，又寫下《二月里來》，本應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剛烈，嫉惡如仇，從不阿諛奉承，加之在延安經常執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領導人視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類，終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黨校三部接受審查，純屬題中應有之意。
　　高長虹的情況則是一個例外。高在1926年曾與魯迅打過筆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飆社」的主將，1941年11月，經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負責人王世英介紹，高長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歡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長虹消聲匿跡了。在「搶救運動」中，高長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見，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見」，被康生指為青年黨，「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張聞天的保護才幸免于難。高長虹未能進入黨校三部，他可能是當時延安唯一的編外人員。891
　　黨校三部的審干、「搶救」及以后的甄別前后持續一年多，即使處于被審查狀態，三部的知識分子仍不忘為配合當前政治任務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學員陳波兒與四部學員姚仲明合作，創作了一出抨擊「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在延安廣為演出，受到領導的重視和好評。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黨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轉入「兩條路線」學習，上級規定，凡屬于「有問題暫時未弄清的人」，不參加學習「黨的路線」。丁玲雖在黨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學員一同參加「路線學習」。892黨校三部——屬于有嚴重問題的單位，則被整體打入另冊。那些「歷史復雜」、「思想復雜」、「狂妄自大」的知識分子只配永遠「脫褲子、割尾巴」，交待歷史，反省錯誤。在延安上層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識分子是一群「異類」，是不配學習「兩條路線斗爭歷史」的。
　　1944年夏，中外記者團在延安訪問、參觀期間，仰慕中央黨校的名聲，再三提出參觀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記者先生感嘆：「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人」。893
　　由彭真直接領導的中央黨校，在「搶救運動」中一馬當先，造成大量冤假錯案。但是，這一段歷史一直被精心掩飾，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還有人對之文過飾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黨校秘書長的黃火青、郭述申等發表〈回顧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一文，對當年在黨校發生的「搶救」慘劇竟無一字描述。8941995年，黃火青出版《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的回憶錄，雖然提到黨校受到「反特擴大化」的「很大影響」，「傷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馬上強調黨校的錯誤「及時得到糾正」，對黨校「搶救」的具體情況一字不提。 895和黃火青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成為批評當年中央黨校「搶救」的中共唯一領導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學院的「搶救」
　　延安自然科學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業技術學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為自然科學研究院，初期為研究單位，1940年1月改為工業技術專門學校性質，1940年9月成立大學部，設生物、物理、化學、地礦四系，后改為機械、化工和農業三個系，另附設一個由十二、三歲中學生組成的補習班，共有六百馀名師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為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整風轉入審干后，徐特立被調回中宣部，負責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寫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組部干部陳伯村896坐鎮自然科學院，該院審干、反奸、「搶救」運動由西北局直接領導。
　　延安自然科學院是審干、搶救的重災區之一，該院許多師生是從國統區前來延安的青年黨員和知識分子。運動即起，馬上就受到嚴重沖擊。本科生和教師中的大多數人被打成「特務」，當年在自然科學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學院「搶救」運動的進展引起徐特立的強烈不安。徐特立為人寬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稱，雖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長沙第一師范做過毛澤東的老師，但是徐特立從不聲張，有別人問時，徐特立也不承認。但若站在毛澤東「路線斗爭」的角度上來觀察徐特立，他的「路線斗爭」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風運動前，徐特立曾去馬列學院作報告，在號召干部學哲學時，徐特立說：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人，一個是潤之（即毛澤東），一個是洛甫。897稱贊毛澤東固然無可非議，但將張聞天與毛澤東并列，則犯了大忌。顯然，由徐特立這樣心慈的老人來領導審干肯定不合適，故有將徐特立調走之舉。運動高潮階段，保衛機關不斷到院里抓人，此時，徐特立已被調回中宣部，雖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學院院長一職，但已不許他過問自然科學院的運動，然而他仍幾乎天天步行幾十里去自然科學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學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衛機關一幫人將一個懷孕的年輕女同志捆綁走了。徐特立將自己的上衣脫了下來，披在那個女同志身上，什么話也沒說。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責為「同情反革命」。898
　　身為自然科學院院長，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當時已高齡六十七歲的徐特立，在審干、搶救的洪水襲來之際，雖盡多方努力，仍無法保護該院的師生。運動依舊按照它的內在邏輯瘋狂運轉，人夏后，「搶救」深入到補習班（中學部），居然在這群少年中「搶救」出三十幾個「特務」。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學院并入延安大學，相應的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也并入延安大學中學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學中學部又挖出三十幾個「特務」，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網。延安大學中學部的有學生二百馀人，分為五個班，大多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從部隊調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務」。899
　　在延安審干和「搶救」運動中，曾有一位被樹為「特務」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寧（錢家驥），也是出自自然科學院。彭而寧被扣上「兼差特務」、「雙料特務」的帽子（即「日特」兼「國特」），早在1942年就和邊區銀行行長黃亞光等人，被康生機關秘密逮捕，1943年整風轉入審干、搶救后，又被康生作為罪證確鑿的「特務」拋出來，作為證明「特務如麻」的依據。900彭而寧入獄，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機關的獨立作業，而非自然科學院審干小組所能左右。
　　彭而寧出身世家，其父錢來蘇為同盟會會員，曾任第二戰區少將參議。1939年，彭而寧畢業于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1940年輾轉進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學院就讀。整風之初，彭而寧作為非黨人士，曾名列該院整頓三風委員會的常委， 901曾在壁報報頭畫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誣指此畫意指「心向日本帝國主義」，將彭而寧秘密逮捕，最終將其定為「日特兼國特」。
　　彭而寧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對其來歷極為懷疑。彭而寧來自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復雜，本人也無中共北方局系統的介紹，站在保衛部門「懷疑一切」的立場，彭而寧肯定是個「問題人物」。康生其人本來就極左，對來歷清楚的人，尚且能從雞蛋里挑出骨頭，對彭而寧這樣「疑點」較多的人就更不在話下了。彭而寧1940年從華北來延安，對彭而言也是一個不利因素。抗戰爆發后的1937至1938年，從華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數，對這個時期來延的人員，雖然也須經審查，但是多為組織部門經辦，保衛部門插手不多。一般多能過關。但是1939年后，從華北來的青年愈來愈受到懷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關押和處置，因此彭而寧落難，實屬在劫難逃。
　　彭而寧被捕后，緊接著又牽連到其父錢來蘇、妹錢家楣及其丈夫孫靜遠。1943年3月，正當延安整風轉入審干、反奸之際，還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錢來蘇，因不滿蔣介石，經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的介紹，帶看女兒、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時的延安正彌漫著「提高警惕性」的濃厚氣氛。錢來蘇抵延后，受到客氣的歡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際處居住，其女兒、女婿則被送往延安大學接受審查。
　　錢來蘇素來崇仰毛澤東、朱德，一直希望能見毛、朱一面，然而，錢氏的這個愿望并未能實現。此時已非1937-1938年，當年毛澤東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廣結人緣，而現在毛對錢來蘇這樣一位已失去影響力的失意人物，再也產生不了興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為「兼差特務」，見錢來蘇一事，簡直無從說起。
　　錢來蘇千里兼程投奔延安，盡管毛澤東近在咫尺，卻難見一里。不久，壞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兒、女婿在延安大學雙雙被打成「特務」遭到隔離審查。一心想報效中共的錢來蘇此時真正陷入了絕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變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務」，自己雖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際處，似乎離被抓、坐牢也不遠了。恰王世英又奉命來找錢來蘇談話，勸其「交待問題」，錢來蘇怒斥道：當初介紹我到延安來的是你，現在把我說成特務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從此次談話后，錢來蘇宣布絕食，以示抗議。
　　從表面上看，錢來蘇被勒令交待問題是受其子彭而寧、其女錢家楣、女婿孫靜遠「特務案」的牽連，但更深一層的緣由乃是延安上層對錢來蘇存有嚴重的懷疑。
　　據當年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透露，「負責整風審干運動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懷疑錢來蘇老先生同日本帝國主義有關系」，此人究竟是誰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為，金城一定會直接點出其名。據筆者分析，此「中央領導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時。在整風審干期間，彭真是僅次于康生的活躍人物，彭真長期在華北地區工作，對當地的「敵情」、「政情」比較熟悉。以某種審干邏輯看，錢來蘇身上的疑點確實較多：錢來蘇在張學良時代曾長期在東北軍界活動，與日本很難擺脫干系；「九一八」事變后錢避居北平，屬失勢人物一類；北平在「九一八」后魚龍混雜，北洋失意政客、軍界失意人物多與日本有關聯；抗戰爆發后，錢來蘇又到了山西閻錫山第二戰區長官部。錢來蘇過去與中共毫無聯系，現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負責審干的「領導同志」中，最了解華北地區的情況、最具有發言權的，除了彭真還有誰呢？
　　筆者提出任弼時只是一種大致的推測，因為任弼時作為毛澤東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導西北局工作的負責人，對陜甘寧邊區系統和西北局機關的審干、搶救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力，在這個時期，他經常過問具體案件。但筆者認為，對錢來蘇一案負有直接責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創立于1938年4月，初設戲劇、音樂、美術三系，后擴大為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四部，院長先后由毛澤東和中共元老吳玉章掛名，實際工作由副院長周揚負責。周揚既担任了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又是魯藝事實上的總管，這使他成為延安文藝、教育、宣傳系統中叱咤風云的人物。
　　整風之初，中央文委系統組成學分會，由周揚負責，他在魯藝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在1942年，領導全院教職學員開展了反王實味的斗爭。到了整風轉入審干階段后，周揚又積極排隊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經揪出重大特務嫌疑人員二十九人，并將其全部移送邊區保安處偵訊。902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會議決定，將魯藝、新文字干部學校、民族學院、自然科學院合并入延安大學，校址設于橋兒溝魯藝內，合并后的延大校長，仍由吳玉章担任，周揚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這次會議同時決定，「將政治上沒有問題與不合條件的，調出分配工作；適合于繼續學習的，留下學習；政治上有問題的，留下整風」。903
　　魯藝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學，使延大人數達到一千六百多人，為了避免出現混亂情況，影響整風、審干的進行，西北局常委會議宣布，繼續保留原各學校的單位形式，自然科學院的整風學習，由西北局直接領導；魯藝等單位由周揚主持，受中宣部領導。
　　雖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會議提到，「適合于繼續學習的，留下學習」，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運動已全面展開。5月18日，周揚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開第一次全校規模的坦白動員大會，部署在延大四個單位分別進行坦白大會的預備工作。幾天后，四個單位都發現了特務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揚直接領導的魯藝成果最大，一舉揪出各類問題人物十二人。904  5月21日，魯藝坦白大會如期召開，會計科科長蔡光華等八人登臺坦白，大會氣氛緊張，共開了十三個小時，直至深夜十一時左右才結束。周揚要求各單位以這些已坦白的人員為榜樣，開展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來一個坦白檢舉的大比賽。905
　　在周揚領導的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中，魯藝師生成立了許多規勸小組，按照組織的安排，紛紛找嫌疑分子談心，「早上勸，下午勸，夜深人靜還勸；今天勸，明天勸，后天仍勸，有的更深夜不眠勸」。在密集性的勸說攻勢下，魯藝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擊坦白活動中交待問題，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僅魯藝就有五十二人承認自己是「特務」。906
　　應該指出，在1943年7月「搶救」正式開場前，魯藝的「坦白」活動總的說來是相對溫和的，還沒有使用捆綁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況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眾反奸斗爭以開大會，開小會，個別規勸，小組規勸等群眾自己創造的各種形式進行著」；907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滲入，魯藝等單位不時傳來有人因不堪斗爭而自殺的消息。
　　當時在延安有幾位在國內享有盛名的非黨作家：塞克（陳凝秋）夫婦、艾青夫婦和高長虹等人，他們因來延安之前即聞名全國，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優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橋兒溝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領導的「創作之家」，享有單間窯洞的待遇，獲準可以進行創作。剛從華北根據地來延安的周而復、楊朔（1943年還是非黨作家）也被允許住進「創作之家」，「以文藝形式反映八路軍和廣大人民的戰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橋兒溝西山的「創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搶救運動」的沖擊。
　　在「搶救」的暴風驟雨中，在塞克、周而復、高長虹等居住下方的魯藝的「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了」。該院有一位藝術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908魯藝教員、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一位被審的青年，沖出關押室，縱身跳下懸崖，嘴里大聲哭喊「冤枉」，凄厲的聲音回蕩在溝底。909塞克等居高臨下，西山下面的情況一目了然，只見「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聲聲逼供信的聲音傳來」，在山下不斷傳來的「地動山搖的口號聲」中，原準備在「創作之家」創作劇本的塞克終究無法寫完他的劇本。
　　塞克無法在階級斗爭的疾風暴雨中創作出劇本，只能說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只會歡呼「讓革命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在「搶救」高潮中，革命文藝戰線的「領導同志」周揚一刻也沒忘了自己肩負的使命，他雖然為挖「特務」忙得不可開交，但還是想到要用文藝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在周揚的直接領導下。魯藝竟然在短時間里排出一場《搶救失足者》的話劇！這場話劇由周立波、陳荒煤、袁文殊等集體編寫，水華導演，「劇情是一個特務領導另一個人，他們潛人延安進行了破壞活動」，為了讓戲劇效果逼真，還特別安排讓正受審查的駱文扮演特務，美其名曰「親自演，體會會更深」。這場話劇以后因為政治風向發生變化，又遵周揚命停止了排演，但駱文仍在夜晚被魯藝戲劇系審干小姐喚去接受「車輪戰」式的審訊。910
　　1944年5月，延安大學的規模又有新的擴大，西北行政學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學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為邊區培養行政干部的學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該校性質發生變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審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機關。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該校任副院長，不久，就在該校原領導機構和教員中發現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衛機關正式將原院長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該校共查出「特務」三十二人。911
　　顯然，西北行政學院不僅僅是一個集中關押邊區各單位嫌疑分子的臨時拘押營，它自身也在經受一次嚴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學1877名教職學員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員440人。  912
　　八   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晉察冀根據地又稱華北根據地，是抗戰后中共最早開辟的戰略根據地。1941年春，担任邊區黨委書記的彭真奉調回延安，聶榮臻成為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領導。1943年8月，聶榮臻接通知返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由晉察冀分局副書記兼軍區政委的程子華負最高領導責任。
　　1942年全面整風發動之際，正是晉察冀根據地最為艱苦的時期。在侵華日軍「鐵壁合圍」和「大掃蕩」的嚴酷戰爭環境下，整風只能間歇進行，基本限于學習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戰爭形勢緩和后，華北根據地的全面整風才正式開始。
　　華北根據地的整風、審干是在程子華的主持下開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層領導干部在職學習整風文件，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而將一些所謂「有問題」的干部集中到黨校學習和接受審查。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在經過短期的文件學習后，整風迅速轉入審干階段，由于氣氛緊張，鄧拓與其妻丁一嵐雖同在黨校學習，但兩人卻「很少有時間接觸」。對鄧拓的審查主要集中在歷史上曾經兩次被捕的問題。抗戰前鄧拓曾在河南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時河南地下黨是所謂「紅旗黨」的說法正從延安傳到晉察冀，鄧拓自然成了被懷疑的重點對象。鄧拓無辜被審，心清愁悶沉重，在給丁一嵐寫的一首〈戰地歌四拍〉的長詩中，鄧拓自抒「七度春秋銷北地」，「縮地失長鞭，腳跟無線」，還寫下「天才投筆誤狂歌，傷心夢幻倍蹉跎」的詩句，流露出惆悵的感懷。913
　　在整風、審干中，清查「托派」是重點的內容。當時任冀南區黨委常委、四分區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王任重被懷疑成「托派」，軍區參謀長王蘊瑞也受到懷疑。王任重是知識分子干部，1938年從延安來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在王任重受審查期間。冀魯豫中央分局書記（也稱平原分局）黃敬提議調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傳部長，但未被批準。王被調回延安后，其「問題」經審查得到甄別后才返回冀南。914
　　當時被懷疑為「托派」的人大多為知識分子干部，這些人在未進入根據地前一般都曾參加過國統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或從事過兵運工作。內戰期間，國統區的共產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一些失去組織聯系的共產黨員紛紛參加了各種左翼團體，有些人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活動，并發展其它左翼青年入黨。這批人以后多被認為是「托派」，成為清洗的對象。
　　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黨員，在抗戰初期或拉出隊伍進入共產黨根據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據地，這批人也往往被認為是「托派」。清洗這些人，主要是黨組織對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個罪名，絕大多數受害者實際上與「托派」或「托派」思想毫無關聯。
　　晉察冀的「肅托」、「鋤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進行，熊大正、李曉初是最初的犧牲品。熊大正抗戰前在清華大學物理系任助教，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蓀在熊大正畢業后曾推薦其去德國留學，因抗戰爆發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據地，專門負責秘密從天津購買軍火、醫藥、通訊器材。1939年春，時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的熊大正突被晉察冀軍區鋤奸部秘密逮捕，被定為「漢奸」、「國民黨特務」而遭處決。受熊案牽連，從平津來冀中的知識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釋放）。熊大正錯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915
　　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在抗戰前夕秘密加入共產黨，其入黨介紹人為北方局打入東北軍中的李曉初。「七七」事變后呂正操率東北軍六九一團據守華北，開辟冀中抗日根據地，功勛卓著，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在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但是，呂正操的入黨介紹人李曉初卻命運悲慘。1938年4月，此時已離開呂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曉初，因「托派」案件被調往平漢路西晉察冀軍區接受「審查」旋被處決。李曉初被審和遭處決，事前并沒有通知冀中軍區領導目正操；李曉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復查，確認系錯案被平反昭雪。916
　　中共對于軍隊一向極為重視，抗戰初期八路軍開赴華北，以老紅軍為骨干，聯合改造由共產黨地方組織領導的軍隊，創建中共根據地，在政治態度上只信任經過長征的紅軍干部，對其它干部則在工作中進行考察排隊，一俟立穩腳跟，即對地方武裝的領導進行審查，大多調任副職。呂正操之所以長期蒙受信任，被委之為冀中軍區司令，一方面在于呂開疆辟土，貢獻巨大；同時也因呂對晉察冀領導十分尊重，加之聶榮臻為人公正寬厚，故呂正操可以在黨內斗爭中較少受到沖擊。然而。呂正操在政治上的順利并不意味看呂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開后，呂正操所率的舊部很快成了審查的重點對象。1938年8月中旬，晉察冀軍區將呂部調安平整訓，軍區政治部著手處理所謂「托派」案件，將呂正操舊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審查，這批干部只有經審查確認為沒問題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呂正操在其回憶錄中都沒有詳述。 917
　　晉綏與陜甘寧隔黃河相望，是延安與邊區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華北、山東、華中的唯一信道。晉綏是賀龍、關向應所率八路軍一二0師轄地，賀龍為黨政最高負責人。1942年賀龍被調回延安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晉綏分局書記關向應也因病在延安治療，由林楓任分局代書記、晉綏分局整風總學委會主任。
　　1942年是晉綏極端困難的時期，根據地在日軍包圍下急速縮小，只剩下幾個完整和不完整的縣，人口不足百萬。但由于與陜甘寧相鄰，受延安影響太深，在戰爭環境下，晉綏根據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審干與「搶救」。1943年3月19日，晉西北黨委發出〈關于整風學習中配合審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廣延安的經驗，要求干部寫思想自傳。5月，武新宇在晉西北行署整風座談會上作報告，號召各領導干部誠懇坦白反省自己。在這前后，晉綏各地的軍政干部開始集中整風學習。致西黨政軍區級以上領導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關參加整風。918
　　9月，晉綏的整風、審干轉入「搶救」。駐軍干部在神府彩林村，邊區一級黨政民機關干部在楊家溝召開「反特務」斗爭大會，各單位出席總人數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謂「特嫌分子」。919  12月，晉綏軍區下轄各分區又分別成立了「整風隊」，對干部實行集中審干。據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稱，參加運動的「有五千個干部，三千個戰士，兩萬五千群眾，共三萬三千人」。920在「搶救」高潮中，各部門「經常通報抓特務的比例，有的單位抓出特務竟占全部人員的百分之二十、三十」。921
　　文革前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當時在晉綏《抗戰日報》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長江任社長的國際新聞社特派員及駐晉西北通訊站主任，曾向國新社寫過稿件而被誣指為「特務」。周恩來對穆欣的情況比較了解，因為國新社受周恩來直接頒導，而范長江聘請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來同意。1943年9月，周恩來從重慶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國新社兼職事將會受到懷疑，于是主動托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司令員韓均給中共晉綏分局和《抗戰日報》社社長廖井丹捎話，為穆欣作出證明。但是周恩來當時在中央的地位并不鞏固，晉綏分局對周的證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報社担任的領導職務也被免去。922穆欣在搶救運動中的這段遭遇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稱，他「親眼目睹了『逼供信』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而且也親身體會到『逼供信』的極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幾十年對此教訓仍時刻銘記在心。923
　　與其它根據地的情況相類似，晉綏地區「搶救」的重點單位是晉綏分局黨校，但是有關晉綏分局黨校「搶救」的基本狀況，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晉綏干部張鑒在「搶救」中蒙受嚴重打擊，信念崩潰，在1945年叛逃投奔國民黨后，曾著文對晉綏分局黨校的「搶救」情況加以披露。筆者對張鑒的敘述與文革后大陸公開披露的相關材料互相印證，認為張鑒的敘述基本屬實，可作為了解晉綏根據地「搶救」的佐證資料。924
　　張鑒的文章名為〈中共怎樣整風？〉，在這篇文章中，張鑒談到晉綏分局黨校的整風、他個人在分局黨校整風、「搶救」運動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晉綏幾個知名人物在運動中所受沖擊的情況。現就張鑒的敘述作以下歸納。
　　一、晉綏分局黨校被「搶救」干部的人數。
　　整風運動開展后，被送到晉綏分局黨校學習和受審查的主要為軍隊營以上、地方縣以上的干部，這批人絕大部分受過多年的基層鍛煉。張鑒說，分局黨校的整風從民國三十二年十月開始，「由整思想問題轉入整政治問題」（此說屬實，1943年9月后，晉綏整風進入到「搶救」階段——筆者注）。「當時黨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于，有日特、國特、閻特，三十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干部，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數宇并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范學校，這個學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范學校送了一個『特務學校』的綽號」！
　　二、晉綏分局黨校被「搶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經過三四個月的被迫集中，因為硬要給人戴特務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殺了，有的跳崖，投河自盡了！」（張鑒未提供具體人數——筆者注）「當時有晉西北《抗戰日報》的一個記者，因為被硬指為特務，萬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雖身受重傷而未身死，抬回來以后被認為，『特務分子犧牲自己性命，破壞中共政治影響』，仍強迫坦白！」「被搶救的干部，后來事實證明，都是大冤其枉，……他們的所謂『坦白口供』都是被迫無奈生編硬捏的，因此，當時有人說『坦白運動就是胡說運動』」。
　　三、張鑒本人在「搶救」中的遭遇。
　　張鑒說，自整風結束到現在，他「始終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憶」他個人在整風期間的遭遇，「因為提起來我就傷心掉淚！我自十四歲離開家參加共產黨工作，我自信很忠實，很熱情，很積極，當整風運動開始時，我担任共產黨小組長，一開始我就首先被監視起來，接著黨校負責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問題，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榮』，『坦白后有前途』等軟方法說服我；用不坦白要『殺頭』、『坐監』、『判徒刑』等硬辦法威脅我。我恐怕造成他們的搶救借口，硬壓抑著自己的感情，勉強若無其事的活下去。這樣被監視兩個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運來了，在一個群眾大會上，他們要我馬上承認我是特務……他們的口實是我的哥哥在二戰區，從小就是國民黨，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務。這種毫無根據的理由，我當然不能承認，結果他們廿多個人用車輪戰術輪流與我談話，一個談完去休息另外換一個人談，我一個人四天三夜沒有休息一分鐘，兩天兩夜沒有吃飯，沒有抽煙！尤其慘痛的是：八號晚上把我作為他們的階級敵人，有的用皮帶，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頭對我又打又罵，并且在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氣里，把我衣服脫去只剩下一個單短褲在院中凍了四十分鐘，因為我拒絕出去，把我頭發拉去一大片！這樣直到九號，因為我有腦充血病，精神恍惚，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認我是特務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誰知道造成了永遠的禍害，說我承認特務不算，還要特務關系，我本來不是特務，不了解任何關系，尤其在腦子里已經幾乎不能思慮下的情形下，越編越不像。結果，從我是特務，追到我哥哥是特務，我嫂嫂是特務，我母親也成了半個特務……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務，不了解任何關系，更不能無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將已作的口供一腳踢翻！……在搶救運動中，其它刑罚、手段還多的很！有一種刑罚是：對被搶救的人不給吃飯，餓急時給吃肉，放的食鹽、辣子特別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及特務關系，永遠不給你喝水！這種刑罚說來并不驚人，實際上卻是一種最慘酷的肉刑！另外在搶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識分子出身，抗戰前的黨員，打手都是工農分子。還有說客、突擊隊。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戰期間我經過好多次戰斗，與敵人也多接觸過，酸甜苦辣也多嘗過，但是我始終沒有傷過心，這一次被搶救卻使我傷心傷透了！……我對共黨忠實、積極，對任何指示沒有違背過，對任何工作沒有貽誤過，怛是，結果只換了一個代價。就是我被整為特務分子！」
　　四、張文昂、雷任民等在「搶救」中的遭遇。
　　張文昂，原是閻錫山下轄山西六專署專員，1939年晉西北事變后到達根據地，曾任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山西新軍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在1943年10月整風轉入「搶救」后被搶救為「特務分子」、「自首分子」、「消極分子」。在「搶救」中，他的臉被吐過痰，「差不多一切難堪他都受過了」，至「搶救」結束時，仍被監視。
　　雷任民，建國后曾任外貿部副部長，被搶救為「國特」。其妻曾留學日本，被整為「日特」，接著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張雋軒、梁膺庸都是晉西北事變后進入根據地、并担任領導職務的干部，在「搶救」中也被整為「國特」、「日特」、「閻特」。
　　五、由「被搶救」而對中共知識分子政策提出批評。
　　抗戰之初，他自述當時他與共產黨接觸，「覺得共產黨根好，就毫不猶疑地參加了共產黨」，直到整風以后，由于身心受嚴重打擊，產生思想幻滅，他結合自己在黨內八年的體驗得出看法，認為在黨內只有「不識幾個字的工農青年」受重用，而「知識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別是中學、大學畢業的學生，在共黨內沒有前途，只有到處受輕視，受打擊」。張鑒說，「我們也認為工農是全國人的大部分，應該解放，不過不能把知識分子踢出去。但是共產黨內看到的只是工農分子的氣勢凌人，不可一世，我當時很后悔，我母親不該守多少年寡送我念書！」925
　　六、因無辜受冤而對「真理是共產黨掌握」信條的懷疑。
　　張鑒受黨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產黨掌握」的信條，但在「搶救」中的遭遇使其對這一信條也發生了動搖。他說，「既然掌握了真理，為什么對抗戰以來參加的人要監視他，懷疑他呢？為什么人民群眾反對，干部情緒動搖呢？」926
　　在晉綏根據地，象張鑒這樣「經不起考驗」而投奔國民黨的干部只是個別，絕大多數被整干部雖承受巨大壓力和痛苦，仍維持看對黨的信念，等待著有朝一日能夠洗卻自己所蒙受的各種「特務」罪名。
　　據說晉綏根據地整風、審干也有搞得較好的單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晉綏八分區在日寇據點四面包圍封鎖的交城縣關頭村舉辦了三期整風班，參加者達三百馀人。據記載，八分區的整風、審干「以學習整風文件為主」，「主要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讓「那些還有政治歷史問題尚未向黨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覺自愿地把自己的問題交待清楚」，被集中參加審干的干部，「行動自由，不加監視，但要求遵守作息時間和外出請假制度」。當時在八分區担任領導職務的羅貴波說，八分區在審干期間，「對交代得好的同志經征求本人同意」，召開了兩次大會，「讓他們發言，以此對其它同志進行啟發和幫助，效果很好」，927因而八分區未發生逃跑、投敵或自殺的現象。928
　　晉綏的「搶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書記處電示林楓等要求做好「搶救」的甄別工作。至此，晉綏分局對被錯戴「特務分子」帽子的同志進行甄別平反。
　　晉綏根據地的「搶救」細節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賀龍、林楓長期領導晉綏，賀為行伍出身，對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論和文化素養方面遠遜于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等，較易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林楓在賀龍調回延安后，事實上是晉綏的最高領導人，林楓與劉少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36年春，劉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書記，林楓為劉的秘書），深受劉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劉少奇進入延安審干反奸斗爭領導核心，在黨內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楓為首的晉綏分局可以將周恩來為穆欣作的證明擱置一邊，照樣批斗穆欣，卻一定不會將劉少奇的意見束之高閣。加之晉綏緊鄰陜甘寧，延安一陣風刮來，晉綏不僅照辦，而且變本加厲。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領導晉綏土改，對該地也有嚴重的消極影響，造成晉綏土改中發生亂打亂殺的極端事件。在晉綏土改中，一些與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慘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導的興縣召開批斗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的斗爭大會。劉少白是經王若飛介紹入黨的秘密黨員，其女劉亞雄、女婿陳原道皆為著名中共黨員，陳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國民黨槍殺。劉少白次女劉競雄嫁給安子文，劉少白一家應是革命家庭。但是劉少白仍被調回村里，接受群眾大會的批斗。9月26日，在興縣蔡家崖組織了批斗邊區參議員牛友蘭的「斗牛大會」。牛友蘭在抗戰期間積極輸財，全力支持八路軍，牛之子牛蔭冠為晉綏著名的老共產黨員，但在這次大會上牛友蘭被鐵環穿鼻，勒令其子牛蔭冠牽「牛」游街，牛友蘭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臣也被上級批準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毆致死。929
　　在反奸、搶救運動中，太行根據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據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稱晉冀豫區，抗戰期間八路軍總部與中共北方局均設于此。在彭德懷、楊尚昆、劉伯承調延安后，太行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其它領導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書記彭德懷領導下，由北方局黨校舉辦整風學習班，將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的區黨委一級和地委一級干部集中在黨校進行整風文件的學習，并總結各個地區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懷被調回延安后，北方局黨校又舉辦了一期整風學習班，在這一時期「搶救運動」已從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黨校成立了整風審干委員會，將一批領導干部打成了「特務」。與此同時，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審干、搶救也開展了起來，領導整風、審干的具體負責人是太行區黨委書記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區黨委）。太行區整風前期以學習整風文件為主，后期則轉入審干。據有關資料記載，太行區黨委黨校在開辦第二期后不久，發生了「搶先進入審干的問題」，人為地掀起了「坦白運動」，「導致了逼供信的錯誤」。在運動中，有人誣指邊區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國民黨地下組織的首領，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為「特務」。區黨委黨校的做法一度「也影響到全區的整風運動」，幸得李雪峰等及時「糾偏」才未釀成更大的損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圍內，也出現了反特斗爭失控的情況，「太行軍區發生一二九師之司令部、通訊隊、參訓隊、偵察隊、印刷廠、生產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錯誤認識。集總（指八路軍總部——引者注）直屬部門發生在大會上亂逼特務組織關系，認為電臺人員均是特務，軍工部各廠均為特務掌握，認為總直有一個總的反革命組織，有的人供稱去年七月間特務在晉冀豫邊區所在地開過四十三人的高級特務會議」。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并轉大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毛在電文中說：「據彭（德懷）、羅（瑞卿）諸同志說，太行太岳兩區反特斗爭中在許多地點捉了并殺了許多人」，毛要求「必須立即檢查此種現象」，「立即停止殺人，目前一年內必須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許任何機關殺死任何特務分子。將來何時要殺人，須得中央批準」。毛并指示，逮捕特務人數「不得超過當地特務總數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許捉五人），并且一經坦白，立即釋放」。930毛的這封電報對制止太行、太岳肅奸中的極端行為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九   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華中根據地包括蘇北、蘇中、蘇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區，是新四軍控制地區。1941年「皖南事變」后，劉少奇正式就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根據地最高領導人。1942年3月，劉少奇前往延安，推薦其老部下饒漱石任華中局代理書記和新四軍代政委。劉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時就重大問題向華中發出指示。次年10月，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盱胎縣黃花塘組織召開高干會議。就歷史上陳毅與毛澤東關系不和之事向陳毅發起圍攻。會后，陳毅被調回延安，華中與新四軍的整風、審干基本是在饒漱石領導下進行的。
　　與華北相比，華中根據地有其特殊性。抗戰之初，國民黨軍隊自華北大規模后撤，華北根據地面臨國民黨軍的壓力遠比華中小。新四軍所在的華中地區集聚看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根據地與國民黨區域犬牙交錯，承受著侵華日軍、國民黨軍隊，尤其是桂系軍隊的巨大壓力。其次，由于華中根據地緊鄰滬、寧、杭等大城市，許多知識分子先后投奔新四軍，知識分子干部在新四軍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華北的八路軍。
　　1943年華中根據地的整風轉入審干后，有兩類人員首當其沖，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第一類人員是過去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知識分子干部，和抗戰后投奔新四軍的知識青年；第二類人員系抗戰初期曾在桂系軍隊或桂系控制的蘇皖地區從事統戰，或在國共合作政權担任過行政職務的共產黨員。931
　　在整風、審干運動中，華中各地及新四軍各師的情況不盡相同，運動進行最為激烈的，是淮南與淮北地區。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據地都實行了一元化領導，譚震林成為淮南和新四軍二師的最高負責人（譚任淮南區委書記，二師政委）。譚震林是毛澤東在井岡山的老部下，在「路線斗爭」中一貫站在毛澤東一邊。在1943年黃花塘高干會議上，譚也以當事人的身分參加了對陳毅的批判。譚震林的工作作風一向是大刀闊斧，對落實延安部署的整風審干工作自是雷厲風行。
　　整風轉入審干后，延安中央書記處給華中局發來密電，指示在軍部和二師一部進行「一般的清查特務分子的運動（公開名義為審查干部），以便能在華中突破一點，推動全局」，緊接著二師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務。在華中局召開會議期間，三師師長黃克誠向譚震林詢問二師的「搶救」情況，譚震林告訴黃克誠，二師每個團的「特務」都是「數以百計」。其中，二師政治部一來自上海的女知識分子干部不僅自供為「特務」，還咬出其同學——二師師長曾希圣的愛人也是「特務」。932
　　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性格深穩沉著，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又親歷過蘇區「肅AB團」的斗爭，因而對「搶救」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搶救」開始后，軍部接到延安電報，延安已有人供出揚帆是「特務」。軍部要求黃克誠立即逮捕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并將其押送軍部。黃克誠沒有將揚帆扣押，而是讓其前往軍部開會，揚帆在軍部被逮捕，關押長達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別釋放。
　　1943年4、5月間，黃克誠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應接受蘇區「肅AB團」的教訓，華中不要搞「搶救」，以免發生傷害無辜的事件。黃認為，大敵當前，不應搞「搶救」運動，再則黨內歷次搞肅反，總是出現擴大化的偏差。但是黃的建議未被華中局和軍部接受。在上級命令下，黃克誠不得不執行「搶救」的命令。為了穩妥起見，黃先抽調一批干部辦訓練班，同時在三師七旅小范圍內試行「搶救」。黃發現被審查者一經審訊就亂咬一氣，馬上意識到「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于是黃克誠下令立即停止搞「搶救」，把被抓的人統統釋放。黃并迅速通知蘇北各地委和三師各部隊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933 黃克誠與二師師長曾希圣是老戰友，1928—1929年兩人還曾有過一段患難與共、共同找黨的經歷。黃在華中局會議期間見曾希圣因愛人被指稱為特務而愁眉不展，特通過二師政委譚震林，親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愛人的二師政治部女干部談話。該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務」，將情節說得活龍活現，在黃克誠的細心盤問下，女干部終于承認自己所說全系偽造，自述因為壓力太大，非承認「特務」不能過關。這樣，曾希圣愛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脫。
　　與淮南區「搶救」的重點在軍隊內部有所不同，淮北區在「搶救」中造成的冤假錯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區為新四軍四師轄地，1941年春，四師師長彭雪楓遭國民黨湯恩伯部突襲，蒙受重大損失。事變后，延安與華中局調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前來四師，不久任命鄧子恢為四師政治委員，并任蘇皖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淮北區黨委書記，成為淮北區一元化的最高領導。
　　1943年春夏；延安的「搶救」經驗傳到淮北，不久就發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陽案件」兩起嚴重的肅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學一女生在她偷竊別人五十元邊幣行為被發現后，為推卸錯誤，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為。在校領導的壓力下，偷錢女生編造了「進步青年建國團」的組織，結果該校領導對全校師生實行了刑訊逼供，將一個220人的中學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務」。此案上報邊區公安局后，情況不僅未被澄清，邊區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將「特務」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職員工都成了「特務」。此案最后在鄧子恢、彭雪楓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對有關人員分別作出處理。934
　　「泗陽案件」發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陽這個當時不到十萬人口的縣內，一連四次破獲所謂「三青團縣委」機關。短短五個月時間里，全縣逼出一千四百多個「三青團員」，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圍涉及黨政軍民等各界和縣區鄉及部隊連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進一步擴大，泗陽縣委籌劃大規模逮捕縣武裝干部。此案全由刑訊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聽信口供，有些則憑主觀臆測，毫無人證物證。在鄧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員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繼續審查）。鄧子恢并代表區黨委向在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眾道歉，淮北區黨委還宣布改組泗陽縣委，撤銷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的職務，給予紀律處分。935
　　新四軍五師遠離軍部中心地區，1943年11月華中局和軍部調鄭位三前往五師所在的鄂豫邊區担任華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華中局對五師師長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認為五師內部已有內奸打入。鄭位三早年畢業于武漢甲種工業學校，是1928年紅安、黃麻暴動的領導人之一，參與創建了鄂豫皖根據地，抗戰后，曾担任過新四軍二師政委。鄭位三不僅革命資歷雄厚，而且為人正直，處事十分謹慎。鄭位三前往鄂豫邊區后，沒有公布中央兩次任命他為鄂豫邊區黨委記兼五師政委的電令，「謹以華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鄭位三甚至還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殺的教訓！」鄭經過調查，證明「內奸打入五師」一說完全不能成立。經過鄭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漸消除了對五師的「懷疑和誤解」。鄭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審干朝極左方面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邊區黨委從無線電通訊中收到延安轉發的許多「搶救」經驗和指明某某是特務的電報，但是鄭位三等吸取了內戰時期濫施肅反的教訓，在五師及鄂豫邊區，都沒有搞「搶救」，「僅在黃岡的審干曾一度發生偏差」。936
　　華中根據地和新四軍內的審干、「搶救」雖在規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華中緊鄰國民黨區，黨內清洗的激烈性和殘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來，華中和新四軍內一直在進行日常性的鋤奸、肅特、「肅托」工作，只是過去這類工作多由保衛部門秘密進行，「肅奸擴大化」一類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還在「搶救」運動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內奸」的罪名處決了戴季康、查化群、韋延安三位青年共產黨員。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縣一農民家庭，1934年來到上海，進入陶行知創辦的大場山山海工學團，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后，經黨組織批準，戴通過上層社會關系的介紹，進入皖東北泗縣縣政府做統戰工作，公開職務是縣政府政訓處副處長，并担任了國民黨地方部隊安徽第六游擊縱隊第一支隊政訓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縣羊城鎮（令屬江蘇省泗洪縣）附近被殺。臨刑前，呼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年僅二十一歲。937
　　查化群以「托嫌」、「內奸」罪名被處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蘇皖邊區從事統戰工作的共產黨員。1938年底，查化群經鄂豫皖區黨委批準，前往國共合作的安徽懷寧縣石牌區任區長。1939年國共關系惡化，查退回根據地，被分配到新四軍二師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過旅的作戰參謀。處決查化群之前，二師政治部主任張勁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幾十年后張勁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層決心處決的」。938 張勁夫調四旅任政委后，對尚被懷疑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傳科長余路盡力予以保護，使他未受牽連。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韋延安是廣西學生軍中的中共支部書記，受鄂豫皖區黨委常委、民運部長張勁夫單線領導，在蘇皖桂系部隊做統戰、民運工作，1940年調回新四軍。韋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學習半年后，分配到新四軍四師十一旅某團任連指導員，曾因作戰英勇負傷，被提拔為營副教導員，1941年也被無辜懷疑為「托派」，遭到處決。韋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獲平反。
　　十   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在「搶救」風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據地之時，山東根據地卻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進行看整風和審干運動，沒有在軍隊和地方的黨政機關、學校大抓「特務」。
　　山東根據地未開展「搶救」的關鍵原因是主持山東根據地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負責人羅榮桓反對在山東搞「搶救」，而羅榮桓作出這個決定又與山東整風的特殊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與其它根據地有所不同的是，山東根據地的整風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山東分局領導機關內部的意見分歧問題。在整風運動期間，在各大根據地中，只有山東調整了領導機構，撤換了第一把手，羅榮桓就是在這次人事變動中，取代了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成為山東根據地的最高領導。
　　羅榮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主力團和師部機關進入山東的，在1943年以前，羅榮桓在黨內的地位長期在朱瑞之下。羅榮桓與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時期曾經留學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來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僅二十七歲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兩年后被派往中央蘇區，不久就被委之以紅五軍團政委的重任。當時，與朱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楊尚昆，他也是在抵達中央蘇區不久就被任命為紅三軍團政委。在這個時期，有留蘇經歷。特別是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別的重視，多被派往担負最重要的軍隊領導工作。在1934年初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朱瑞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緊接看朱瑞又在「二蘇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長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緊急調配干部，被譽為「文武兼備的紅軍指揮員」的朱瑞被調至中央紅軍的主力——紅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羅榮桓。1937年后，朱瑞被調離軍隊，在太原担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繼而又任北方局駐太行區代表、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職，主要從事對華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隨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隊自冀南入魯，成為由徐向前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一縱隊的政委，不久，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奉調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
　　朱瑞入魯之際，中共在山東已有兩支武裝，一支為羅榮桓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另一支為山東黨負責人黎玉和從延安先期調魯的張經武建立的八路軍山東縱隊，而太行八路軍總部給徐向前、朱瑞的權限是以八路軍第一縱隊的名義，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和中共在蘇北的部隊。但是八路軍總部的這道命令并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而是在無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軍第一縱隊被撤銷番號；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預備參加擬議中要召開的中共七大，朱瑞則失去了軍隊的任何職務，從此不再參與指揮軍隊。
　　戰爭期間，情況瞬息萬變，上級機關收回成命的事情，時有發生，惟取消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事，卻有蹊蹺和微妙之含意。抗戰初期，延安軍委大部分領導成員都在華北敵后，駐扎在太行的八路軍總部事實上起著指揮敵后抗戰的中樞機關的作用，在黨的組織系統，中共山東分局亦屬中共北方局領導。在一段時期內，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對華北、山東的影響相對于延安更大。經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報延安備案。例如，一一五師入魯，就是奉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之命，而朱、彭則是依照延安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這道命令的。當然，延安始終保有對華北、山東的直接指揮權，毛澤東可以直接給軍隊和地方發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對華北、山東敵后根據地的指揮與領導，隨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相繼返回延安后，開始發生變化，從此延安對敵后的指導作用日益突顯出來，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被無形撤銷，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
　　在八路軍第一縱隊的番號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職責是領導中共山東分局。戰爭期間，軍事第一，黨的機關必須隨軍活動，最適當的安排就是實行一元化領導。晉察冀根據地自分局書記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黨、政、軍全盤工作皆由聶榮臻負責。在太行，北方局書記繼楊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懷、鄧小平掛帥。聶、彭、鄧都是率兵之人，同時兼任黨的領導職務，因而晉察冀、太行各項工作的展開，都較為順利。至于大戰略區兩職分開者，往往易生糾葛。在山東，黨的領導與軍隊領導，兩職長期分開，各司一攤，執事者角度有異，難免產生意見分歧。
　　在山東，還有其特殊問題：一一五師與八路軍山東縱隊的統一指揮久未解決，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山縱與一一五師分別處在不同的作戰區域，事實上形成了領導山東抗戰的兩個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東領導機關的分散現象，在1941年后曾作過努力，試圖加以改變，但是來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種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軍委規定，山東分局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由朱瑞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山東縱隊和一一五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由羅榮桓任書記。從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應參與領導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羅榮桓任書記的山東軍政委員會成員，于是山東的多頭領導現象在1941年后繼續存在，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仍沒實現集中統一。
　　朱瑞在山東最閃亮的時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華日軍施用「拉網合圍」、「鐵壁合圍」等殘酷的手段頻繁進攻根據地，致使山東根據地的面積急劇縮小，全省根據地的人口從1200萬銳減到730萬。大批抗日軍民慘遭日軍殺害，在犧牲者的名單中，有朱瑞的妻子、山東分局婦女委員陳若克和她剛出生的兒子。
　　根據地蒙受重大損失，使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也趨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間，山東分局領導和一一五師部之間就曾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抗戰問題和山東縱隊與一一五師會拢等問題上有過一些爭論，1941年4月后，羅榮桓更對分局的某些決策不止一次提出過意見，但都未得到重視，進入1942年，形勢愈加嚴峻，羅榮桓致電北方局和中央，建議分局召開擴大會，請中央派劉少奇來參加，以總結山東工作，明確令后目標。939毛澤東同意了羅榮桓的請求，電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劉少奇，在途經山東時，就地考察山東形勢，并對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作出裁決。940
　　此時的劉少奇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卻担負著極重要的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務，正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倚重。1942年4月，劉少奇抵達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駐地，一住四個月，對山東問題作出結論：山東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中共山東分局主要領導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犯了錯誤。
　　劉少奇所指何許人也？朱瑞是也。劉少奇批評朱瑞對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執行不力，缺乏戰略眼光，反頑（「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瞻前顧后，失去許多「先機」；其二，嚴重忽視發動群眾，未能廣泛展開減租減息；其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空談主義，黨八股；其四，在鋤奸政策上犯有嚴重錯誤。劉少奇說，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塊匾，上面寫四個字：「機會主義」。941
　　劉少奇來魯指導工作之際，正是山東根據地形勢最困難的時期，若從毛澤東的立場論之，劉的批評基本符合實際，某些意見，羅榮桓過去也曾向朱瑞提過，作為山東分局負責人的朱瑞實難辭其咎。朱瑞被批評的最突出之處是他對中間勢力「抗敵自衛軍」的態度過份熱心。該武裝是在朱瑞支持下組成的「山東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拉起的隊伍。朱瑞大力幫助他們擴充軍隊，提供了一些經費和武器，使其在根據地成為與中共和八路軍平起平坐的組織和軍隊。為此，羅榮桓和江華（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長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都曾向朱瑞提過意見，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沒有真正吃透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在事關黨的領導權的關鍵問題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條文，朱瑞似乎并無過錯，因為在抗戰前期，中共中央根據山東地區的具體情況，曾提出在山東與國民黨力量共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設想，朱瑞支持「抗敵自衛軍」與「共同創建根據地」的指示有密切關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減租減息，確是事實，站在毛澤東、劉少奇的立場，當是朱瑞的一大錯誤，可是如果完全順應農民的要求，放任「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會危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在日軍空前殘酷進攻的形勢下。942
　　朱瑞雖已是久經考驗，獨當一面的高級領導干部，但他身上還保留某些書生氣。朱瑞頗善于做鼓動性的大報告，口里經常是「從國際到山東」，943他甚至為推動根據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過幾個小時的動員報告。以那時的眼光看，這就是夸夸其談的「空談主義」和黨八股了。
　　山東根據地若干地區的「肅托」雖經制止，但終未斷根，以后又與「鋤奸」夾雜在一起，這其間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負責，但作為分局書記，朱瑞總有一份領導責任（在華北、華中均發生錯誤的「肅托」事件，卻未見領導同志被批評）。
　　朱瑞，這顆一度閃爍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調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軍委就正式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和一一五師政委、代師長，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羅為山東分局書記，將領導山東黨、政、軍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羅榮桓。
　　延安早有調整山東根據地領導班子的意圖，1942年劉少奇來魯，延安就曾有過這一考慮，劉少奇返延安后毛即決定改組山東領導機構，并曾就此問題與在太行的彭德懷進行了「反復磋商」，944現在，朱瑞職務的變動，新的一元化體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羅榮桓地位的上升與朱瑞之被貶謫是毛澤東整風全盤戰略的一部分，毛不僅要解決中央層的路線與權力再分配問題，大區一級領導層的路線清算和機構改組也在他的視野之內。在劉少奇離開山東轉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東分局作出〈四年工作總結〉，檢討了過去在執行統戰方針、減租減息政策等方面的「錯誤」。這個報告具體反映了劉少奇對山東工作的看法。劉少奇本意是想讓羅榮桓來作這個報告的，劉認為，朱瑞作為責任者之一，已不適合再來作報告，但朱瑞「不自覺」（劉少奇語），主動接過劉少奇的話，要求作這個報告，劉少奇只好同意。945 從羅榮桓這方面請，他與朱瑞確實存在意見分歧，但是朱瑞的下臺卻與羅個人無關。朱瑞被調離山東，乃是源于各種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蘇的經歷，瑞金時期蒙受重用，隨著時空的轉移，此時已成為消極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經歷，已夠劃入「教條主義者」一類。延伸下來，抗戰前期，山東工作屢失「先機」，此又可與「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掛上鉤。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隨毛的經歷，到達瑞金后，毛在黨內已遭貶斥，在毛最困難的歲月里，朱瑞沒能和毛建立起親和性的個人聯系。整風期間，朱瑞已年近四十，稱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時的黨內習慣，朱瑞還稱不上是黨的元老級干部，那些大革命時期入黨，曾去蘇聯短期學習隨即返國，先后担任重要職務的同志，在整風運動中盡管也被指責犯了這類或那類錯誤（「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兼經驗主義」），但是他們雄厚的革命歷史和巨大的個人威望已與黨的事業融為一體，使得毛在處理他們問題時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評了他們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顯然不屬于這類元老級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在黨校學習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鎮守，一段時間后都程度不同地獲得了工作機會，然而朱瑞在中央黨校一學就是兩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為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朱瑞推辭了中央建議他担任的軍委副總參謀長，主動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調、羅榮桓接替山東全面工作之際，在全黨范圍正是整風轉入審干、反特的階段，如何開展山東的整風、審干運動馬上就成了羅榮桓急待面對的緊迫問題。1942年全黨整風開始后，由朱瑞任書記的中共山東分局曾發出通知，部署全區開展整風文件學習和檢查對照工作，但是一則當時戰事頻繁；二則劉少奇來魯忙于調查領導班子中的意見分歧，山東的整風實際上尚未展開，所以山東根據地大規模的整風是在戰事相對平穩的1944至1945年才進行的。
　　如前所述，山東的整風主要是解決上層的意見分歧及領導機構的調整，這個任務在羅榮桓就任山東分局書記后實際上就已完成，但整風并非僅僅是清算上層的路線，解決支持誰、反對誰的問題，它還包括在黨的中下層普遍開展思想革命、培養新人、審干肅奸等方面的內容。正是在涉及這些關鍵問題上，羅榮桓顯示了他謹慎、穩妥的領導風格。
　　整風轉入審干后，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小冊子已寄到山東，但羅榮桓明確反對在山東搞「搶救」，他下令分局辦公廳「不要向下分發」。946康生的小冊子雖然被停止下發，但開展「搶救」畢竟是來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據地派出干部推廣「搶救」經驗，派到山東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東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山東分局總學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從延安來到山東，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干工作。
　　舒同抵魯并沒有動搖或改變羅榮桓在山東的地位，羅作為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剛剛被委任負責山東的全盤工作，山東的整風領導機關總學委也是由羅任主任。然而對于延安的指示，羅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對，因此，羅榮桓同意挑出幾個試點單位用延安的經驗來指導運動。
　　延安的經驗并無特別的奧妙，這就是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尤其在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普遍運用的以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殲之的策略。這個策略來源于1943年第二個「四三決定」，該決定提出，為了使內奸分子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墻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舒同來魯，即負有推廣此經驗的使命，根據延安的部署，「全國（各根據地）都要通過民主檢查暴露特務」。947
　　但是在公開場合，對召開「民主檢查大會」卻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釋：這就是通過發揚民主，使下情上達，幫助和促進領導改進缺點。至于黨的秘密策略。對外則秘而不宣，參加民主檢查大會的絕大多數黨員干部一點也不知道，召開這種大會的真正目的是「釣魚」，即以開大會的方式使「內奸分子」產生錯覺，以為有機可乘，跳將出來而暴露其「反黨」面目。948
　　在舒同的影響下，中共山東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發出〈關于整風審干的基本總結與令后的指示〉（又稱〈雙十三指示〉），要求全區工作一切以整風審干為主。11月1日，山東分局又發出〈關于目前整風審干的補充指示〉，該文件不指名地批評了羅榮桓經常表示的某些觀點，〈補充指示〉說，山東許多同志「對于特務世界性與群眾性的認識不足，片面地強調山東的特殊性，如說山東外來干部少，國特不易打入，軍隊沒有問題，我們的干部大都經過鋤奸斗爭與長期考驗，等等……」，949針對上述情況，〈補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適當時機進入全面反省坦白運動。950
　　果其不然，在幾個試點單位：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省的政權機構）、分局辦公廳、《大眾日報》（分局機關報）、軍區特務團、軍區衛生部根快出現了大嗚大放的局面。上級領導鼓勵大家「有話就請，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風期間創造的名言），大民主終于將「魚」釣了出來，許多黨員干部運用壁報、發言、漫畫，將批評矛頭直指上級領導。分局常委兼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主席黎玉因「官僚主義」問題，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大眾日報》社長陳沂因「生活特殊化」問題首當其沖（陳沂有一匹專用乘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當時被視為是「特殊化」），受到較多的批評，一時間各種自由化言論「就像洪水決堤似的泛濫起來」。951在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在山東分局機關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檢查期間，王若望十分活躍，他表示擁護羅榮桓，但對黎玉十分不滿，認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952
　　本來開展民主檢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來，正好撞在槍口上，他被稱之為「山東的王實味」，并被認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煽動其它人來反黨。在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決定將王若望定為「特務」，并把王若望的情況電告延安，延安也發來電報，同意將王若望定為「特務」。953
　　在王若望即將陷于滅頂之災的時刻，羅榮桓站出來講話了。羅明確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不是特務和敵人。羅榮桓的表態拯救了王若望，羅約王若望單獨談話，對王的言論沒有全盤否定，但批評王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否定山東全局是思想片面。
　　羅榮桓對于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發揚民主。「放一把火，把領導同志燒一燒有好處」，但堅決反對用這種方法來「釣魚」。954羅榮桓認為，山東形勢特殊，處在對敵斗爭的復雜環境里，敵人已為我們審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務」，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著以發揚民主的方式來暴露敵人。至于「民主檢查大會」，既然已經開了，就要明確目的，這就是檢查「改進領導，而不是暴露特務，暴露敵人」。955
　　在山東分局機關開始「民主檢查」時，山東各戰略區也在各自試點的單位進行了類似的活動。在膠東區，一個從延安派來的領導干部具體領導了區黨校的審干，此人運用「釣魚」的方式，將一批干部打成「特務」，并用「疲勞戰」加以審訊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務」的槍枝比一個軍分區所擁有的槍枝還要多。羅榮桓在聽取了膠東區區委書記林浩的匯報后，明確指示膠東區停止試點，將搞出來的材料全部燒掉。956羅榮桓對于軍區衛生部的運動也提出了批評，他要求停止已開了六天的民主大會，不久日軍又開始「掃蕩」衛生部內被認為有疑點的人在「反掃蕩」中都英勇積極，沒有一個叛變投敵，有力證實了羅榮桓判斷的正確性。
　　羅榮桓拒絕用開「民主檢查大會」的方式來「暴露敵人」，也抵制了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盡管舒同堅持運動不能收，整了風還要審干，還要找特務，但是羅榮桓畢竟是山東根據地的第一把手。羅榮桓只同意搞整風審干，到了1944年10月，山東全區約五千黨員干部參加了反省坦白活動，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山東全區在審干中基本未搞「車輪戰」、「逼供信」，也沒有殺一人。957
　　1944年12月引日，羅榮桓以個人名義向全區發出〈關于審干問題的意見〉，同時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羅提出，不應把整風與審干完全混淆起來，應避免「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輕易發動坦白和嚴重的逼供信」。羅認為整風的正確方法應是「以領導開場，以檢查領導結束」。958 1945年3月15日，在羅榮桓主持下，山東分局在給延安的電報〈關于民主檢查的檢討〉中一方面肯定整風與審干是不可分離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較大的篇幅檢查了「民主檢查」的缺點。他說，「我們對各單位布置執行分局『雙十三決定』上，是有錯誤的。主要表現在，在發揚民主中，只是強調審干的目的，強調暴露的方針，因而發生極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確的動員方法，去助長群眾的偏向，結果是把發揚民主當成了暴露，審干中發現的問題擴大化」。959
　　羅榮桓在左傾風暴席卷全黨的形勢下，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用靈活的方法處理了山東區的整風審干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沒有將「鬧事」的干部打成了「特務」，更沒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東搞「搶救」運動，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罕見，在各大根據地中僅此一家。
　　羅榮桓為什么敢于抵制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首先，幾年前，湖西「肅托」慘痛的教訓給羅榮桓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促使他謹慎從事。羅榮桓曾親自處理湖西「肅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肅托」給山東根據地帶來的巨大危害，而這次審干比當年「肅托」規模還要大。他認為如果按照延安的「搶救」和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的方法來搞審干，一定會搞垮山東根據地。960第二，延安發出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的一段話，為羅榮桓柢制「搶救」提供了解釋的理由。該決定提出，「敵后情況與延安大不相同，主觀計劃常為客觀情況變化所中斷，故應靈活化運用延安經驗，著重于自己創造新經驗。隨著情況變化而修改自己的計劃，采取適應環境的處理」。羅榮桓正是抓住這句話，反復強調山東情況特殊，不能機械照搬延安的經驗。第三，羅榮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羅青年時期曾就讀于青島大學）。他也是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純正共產黨人的典范，羅對「革命」、「整風」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權力范圍內不能容忍那種以革命名義出現的陰謀詭計。最后，羅在山東戰斗多年，在干部和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無法與其抗衡。
　　對于遠在山東發生的一切。毛澤東完全清楚，對于羅榮桓的「抗上」，毛不僅予以容忍，甚至還對山東的整風表示了贊賞，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澤東十分了解羅榮桓的歷史和為人。羅榮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隨毛參加秋收暴動，上井岡山，以后又長期追隨毛，與毛共患難，在黨內斗爭中和毛共沉浮，現在又獨當一面的黨的高級干部。961毛深知羅性格謹慎，不喜夸張，不好出風頭，無個人野心，他對山東整風的意見和部署只是出于對山東大局的考慮，絕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羅榮桓為紀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發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確擁護毛的路線和主張，在毛與王明等的斗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一邊。所有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里。在毛看來，羅榮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賴的干部。毛也欣賞羅榮桓在山東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勛，在羅接任山東工作后，中共軍隊在山東獲得長足發展，地盤也不斷擴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八路軍幾乎完全控制山東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從而使中共掌握了極為重要的戰略主動權，為攻占東北，南下長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證，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立下了汗馬功勞。數十年后，毛還念念不忘羅對中共革命的貢獻，毛說換上羅榮桓一個人，山東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羅在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區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962毛接受山東事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當羅榮桓在山東抵制「搶救」時，延安的「搶救」早已結束，山東由于未與延安同步開展「搶救」，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已開始「甄別」工作之際，毛澤東實在不能也不便讓山東「補課」。毛為了顯示自己與「搶救」錯誤毫無關系，1944年5月13日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關于反對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向全黨通報山東整風的經驗。1963年，毛在小范圍談話中。又表揚羅榮桓正確開展整風，「以領導開始，以檢查領導結束」。抵制了「搶救」運動。963正是源于上述種種因素，山東根據地成為唯一未開展「搶救」的「特區」。中共雖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毛在運用這些紀律駕馭全黨的時候卻是大有區別，十分講究的。因此對于羅榮桓在整風中「另搞一套」，毛不僅未予追究，相反，羅榮桓還長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高華 著 2013-08-22 12: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