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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離開成都

　　離別成都之前，除了聽從省文聯總務科劉科長的吩咐，多次去鳳凰山麓的機關 農場，運回育栽的桉樹苗和桑樹苗，運回豬飼料、勞動工具、家具、窗框、門扇等 等什物，并在省文聯東風路建筑工地栽樹、種棉花而外，我抓緊時間做了兩件事： 一是焚稿，一是讀書。

　　先說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來存積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筆記，乃至我認 為沒用處的書本，一一清理出來，最后過目一遍，回味回味，感傷感傷，然后狠心 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斷癡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燒了一個鐘頭。 在清理過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發現一大張新嶄嶄的全國糧票九十斤。想起了， 這是1956年省文聯總務科寄給我的，當時我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進修， 日子過得飄飄然。三年后，大饑餓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記了這里還藏著九十斤糧票。 如果當時找到它們，我也不會餓得發昏，害腫病了。佛說，一飲一啄，都是前生注 定，倒真的有一點像呢。七個月后，天下大亂，邱原躲紅衛兵，離開成都流亡，我 叫何潔把這九十斤全國糧票給他送去了。

　　再說讀書。朦朧地感到大難之將至，到時候恐怕讀不成書了，不如趁它將至未 至，拼命多讀幾本，正如籃球賽快要終場了，雙方都要拼命投籃一樣。我對每一本 翻開的書說：“你們要寂寞了！”便用雙目緊緊地吻它們，不分晝夜。四十天內， 我溫習了五部書，它們是《莊子》《涌幢小品》《殷虛卜辭綜述》《中國古代歷史 新研》《古典新義》，新讀了六部書，它們是《殷虛文字集聯》《積微居小學述林》 《讀書管見》《古史零證》《遠古文化史》《讀金器刻辭》——這一本馬敘倫著 《讀金器刻辭》是我在離開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發前夕最后購買的一本書。我讀每 本書的時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這本書能不能讀完呢？”每讀完一本書， 總是暗自慶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繩梯我又攀了一段。我當然希望繩梯不要斷，讓我 一直攀到崖頂。不過我也深知，這一具繩梯早遲會斷的，只是不知道斷在哪一本書 的哪一頁。人面臨著威脅讀書，就像都德筆下的那個法蘭西小學生讀最后一課，對 所學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閑讀書，如吃零食，過嘴便忘。在這期間，曾經在農場管 過我改造的盧德銀兩次勸我用架架車把藏書拉到古舊書店去賣了，我都一笑置之， 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還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誰的同志，想來也是 一條蠹魚，他托司機曾紹華來商談購買我的藏書，整賣零賣隨我。我很不悅，對曾 紹華說：“你去告訴他，我還在買書。”最后買的這一本《讀金器刻辭》被我搶先 讀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運已被決定之前。阿Q又一次勝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聯人事科長李彬找我談話，說：“剛才和金堂縣委 組織部通了電話，已經最后決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鄉城廂鎮的菜蔬社 勞動。你的檔案早已轉到縣委組織部去了，今后該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萬要 聽話啊。你是作為退職處理，我們給你退職費五百多塊錢，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 記住，還要訂一份《四川日報》，好好學習，跟上形勢。”我立即表示愉快服從， 決心勞動一生。在前一日，我因為等待得不耐煩了，已向李彬寫了一份報告，要求 快些送我回原籍去。這份報告，同我九年來寫的那些思想情況報告一樣，想來還存 在我的檔案內。幸好原稿尚在日記本上，我現在讀了覺得很真實，不妨摘引結尾一 段，向讀者老實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個體力勞動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這個愿望是真 　　誠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載，還從未作如是想過。勞動九年，亦未下過如 　　此決心。以往勞動，雖不嫌臟怕重，看似積極，其實從未立志勞動終身。 　　每月領三十元生活費，橫順有的是。有此可依賴，自然會認為勞動不是我 　　的終身事業。改造不好，此當是一大原因。今則既下決心，誓不徘徊。若 　　存一絲一毫茍且戀棧之想，則非圓顱方趾之人，犬？？豬？？視之可也。歲月不待， 　　農場歸來，匆匆將兩月矣。請求領導速決，好去新的崗位。 　　　　　　　　　　　　　　　　　　　　流沙河  1966. 4. 18

　　有這樣的思想準備，當然能夠愉快服從，甚至不打一個嗯吞。臨結尾那一句口 氣很硬，譯成白話便是這樣：“誰還想賴在你省文聯，便不是人，是豬，是狗！” 一個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搖尾乞憐狀，竟然說這樣的硬話，恐怕應予教 育。不過領導上急于趕我走，也顧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滾蛋，免除領導上“包 庇”大右派之嫌，他們就放心了。他們只顧他們自身的安全，所以踢開我。

　　李彬同我談話以后，省文聯黨組書記，那個斷臂大校，又找我去臨別贈言。他 一開腔就走火，說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來”。我若要耍賴，便可以扭住這句 話，要求留在省文聯，不走。我笑笑，聽他繼續說。萬法歸宗，最要緊的是“多買 一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學”啦，“勞動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導，不要為勞動而勞動” 啦。抱歉的是太難做到，在我。這時候，省文聯黨組副書記，一位詩人，大約是有 事情要找斷臂大校商量，走了進來。斷臂大校贈言暫停，擬作介紹，望望詩人，又 望望我，問道：“你們認識嗎？”詩人紅著臉，只笑不點頭。我諒解他，便搶著說： “不認識。”其實是認識的。豈但認識，九年前還有幸與他同坐茶館，在他家中住 過，無所不談。后來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識了。我不想妨礙別人的官運， 所以主動劃清界限，說不認識，于是斷臂大校又作介紹，很認真地。我站起來，向 詩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兩天后，奉省文聯之命，盧德銀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 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沖，我在路上小聲唱歌，慶幸自己永別了布后街2 號。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離開那古老的雙扇黑漆大門的時候，我沒 有回頭。我的離開，被押送回原籍，不錯，真是一個信號——中國歷史上荒謬罕見 的所謂文革在布后街2號宣布開始的一個信號。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報》發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來勢甚猛。文 章末段，不忘舊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來。4月28日， 《成都晚報》發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蟲》的文章，又扯著我罵。我被當作天平秤的 砝碼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惡”，便放我到天平秤盤上去。搞臭一個好人，只須 說他像流沙河一樣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這時候我已經離開省文聯了。

流沙河 2013-08-22 13: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