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從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簡體傳統

從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今年（1998年）第１期，我在《改革》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也要推動政治改革》，當時只是覺得改革改了２０年，不但應當在經濟方面進行改革，而且也應當擴展到政治方面去。事隔８個月，我已經從當時覺得“應當”變成覺得“必須”了，而且緊迫感也大大增加了。其實，促使我這樣想的許多事實，當時就已經存在了，只是我自己老邁昏庸，消息閉塞，思想遲鈍，沒有感覺得到而已。
　　這些事實主要是，東亞經濟危機不斷深化，不但當時所說“東亞危機很快就要過去”的樂觀預言并未實現，而且危機繼續發展擴大，已經持續了好幾年的日本經濟疲軟不振的狀況也日趨顯著：本來被世人認為是惟一可以推動東亞經濟前進的火車頭——日本經濟，結果竟然處于自身難保的局面，證明了這場危機嚴重的程度。突出的事件還有執政３２年的印尼總統蘇哈托竟在學生運動的壓力下匆匆下臺，持續幾十年的每年達８％的輝煌的經濟增長率也保不了他的權位。據統計，從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４世紀中，東亞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２０倍，對外貿易總額增加５０倍。在經濟增長突飛猛進的情況下，誰也沒有料到會突然發生這樣的危機。
　　另外一方面，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還在迅速發展，東亞經濟危機其實也是這個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側面，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已經進入第８個年頭，以致人們現在在討論美國是否出現了已擺脫周期性危機的“新經濟”。關于知識經濟的說法真可說是甚囂塵上，人們正在研究知識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到什么程度，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算是知識經濟？知識的含量如何測算，雖然中國經濟離知識經濟還十分遙遠，然而已經不能不感覺到它對未來的影響了。
　　一個人往往并不能準確地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在歷史上處于什么地位，但是我們這一代可以確切地說，我們是處在２０世紀到２１世紀的轉折點上，是處在第二個千年到第三個千年的轉折點上。不但如此，我們也確切地知道是處在全球化的起點，處在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前進的門檻上。我們可以為自己躬逢文明轉換期而自豪，但是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嚴重的，而且是極其嚴重的。
　　已經有了不少關于文明轉換期的理論，我并不都知道，也不想在這里一一細說。給我刺激比較大的是托夫勒夫婦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他們把世界分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國家。他們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可能會招致最壞的流血事件”。話只有一句，別無申論，但是確實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中國是被他們歸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國家，我們會跟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國家發生什么樣的沖突呢？“最壞的流血事件”會使我們遇到什么樣的命運呢？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分析，可以說并沒有指向這方面的明顯的跡象。但是托夫勒們提出的可能性是無法絕對排除的，特別是世界上也還有別的人抱有與他們大體相同的看法。
　　大家都同意經濟可以決定政治文化，事實上政治、甚至文化也可以決定經濟。這次東亞的經濟危機究其原因，很多要到這些國家本身的政治、文化中去找。現在國際上一下出現了很多新名詞，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資本主義、伙伴資本主義）大概指的就是東亞國家經濟運作的情況，其中官商不分、官商勾結是這些昨天還被認為經濟績效創造了“世界奇跡”的國家最大的弊端。我們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我們摸摸自己的良心問一問，它們經濟中的這類弊病，又有哪些是我們所沒有的呢？不錯，我們今天的經濟還沒有出現危機。但是，諸位都是搞經濟的，對于我們的隱憂都是心知肚明，事實上大家也已經談了不少，倒是我自己是外行，談不出多少東西來。
　　不過，我聽大家談，腦子里不斷浮現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問題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在于我們迄今還不是一個有民主傳統的法治的國家，各種經濟行為都缺乏公開性、透明度，屬于“黑箱作業”，是阻礙市場經濟正規運轉的。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不但要在經濟政策、經濟制度上下功夫，更要在政治改革上下功夫。
　　為什么要進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造就真正能夠適應現代經濟的人。我在上篇文章講到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人權。我服膺被認為不是思想家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中國人歷來被束縛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宗法關系中，束縛于君權、父權、神權（婦女還要加上夫權）的網羅中。因此，正如魯迅所說，中國幾千年來只有做穩了奴隸與連奴隸都做不穩兩種狀態，到了２０世紀下半期還遭受了長達二三十年的空前未有的黑暗專制的統治，因此中國人確實如胡風所說是渾身帶著精神奴役創傷的人。要中國人獨立創業，參加公平競爭是有極大的困難的。易剛同志說他是到了美國才體會到individual（個人）這個字的意義。個人主義，照有些理論家的意見，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同屬現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國，則是傳統中壓根兒沒有，剛介紹進來不久就又被批倒、批臭，沒有人敢提倡的詞兒。前幾天，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經濟的會議，我是一個落后分子，聽來聽去也聽不大懂，但是有兩個詞卻始終在我心里涌動，一個是個人主義，一個是自由主義。我的印象是：沒有一大批自由的個人，能行使自己的權利，能担當自己的責任的自尊自強的個人，知識經濟是搞不起來的。
　　當然，一個一個分散的個人并不能形成力量。形成力量要靠把有這種意識的個人組織到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中來。也可以說，只有民主、法治的社會才能培養出這樣的個人來。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實際上也必須改造我們的國民性。
　　政治改革的動力從哪里來？這樣的動力只有來自對歷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圍越大，改革的動力越大。唐虞周秦、希臘羅馬的上古史且不去講它，西方近代史起源于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對中世紀黑暗的反思和批判。我們現在的改革來源于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為什么鄧小平理論得到了可以說幾乎是全民的擁護？原因就在于２０年前絕大多數的老干部、共產黨員和老百姓都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而希望擺脫它的迫害。但是應該承認我們反思的范圍還很不足，尤其是理性反思的廣度、深度與力度還很不夠。改革已經２０年了，我們今天還在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理論思維則并沒有比當時有多大的進步。因此，應該坦率地承認，經過２０年的改革，我們改革的動力已到了一個限度，要繼續改革，就必須首先向歷史的廣度與深度開掘。同時，東亞的經濟危機，從印尼那樣的爆發到日本那樣的衰退都是我們的鏡子。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追隨李光耀鼓吹亞洲價值而嗓門遠遠比李光耀更大的人。在馬來西亞去年發生金融危機以后，他也還是高揚亞洲價值而攻擊西方投機者破壞了亞洲的經濟。但是僅僅半個月以前，我讀到了他的副總理，也是可能做他的接班人的安瓦爾的一番話：“亞洲經濟危機使建立文明社會的愿望更加強烈。亞洲必須徹底修改它的經濟政策，使它們同信息時代一致起來。只有創造性地破壞才可以消除社會中的爾虞我詐、任人唯親和裙帶關系，塑造一個以平等和競爭為基礎的精干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安瓦爾最后說：亞洲正處在一個政治和經濟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作出選擇：是滿足我們的沙文主義，因此滑落到黑暗時代；還是走通向文明自由市場經濟改革之路。”
　　這是一些發人深省的話。
　　有一種看法認為經濟不斷發展，民主自然就會到來。但是這種看法并沒有得到世界歷史的支持。首先，經濟并不總是能自然而然地不斷發展。這次東亞經濟危機就證明了這一點。同時，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現總是要有正確而強大的輿論以為先導，以喚醒國民。因為民主是全體人民的事業，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必須有盡可能廣泛的人對原則有盡可能深刻的認識。
　　今年是戊戌變法一百周年。戊戌變法失敗了。它告訴我們要沖決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傳統的網羅是何等困難；然而一百年前被害的譚嗣同等六君子的鮮血又激勵著我們繼續他們未竟的努力。尤其是，今天是中國近百年來內部外部條件都處于改革的最佳狀態的時候，但也說不定會與歷史機遇擦肩而過。
　　今年又是世界民主運動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一百周年。在這個案件發生的時候，法國的民主政體已經算是建立起來了。但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物是沒有的。法國還是發生了以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為導因的誣陷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的案件。當局的蓄意誣害再加上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受害者陷入似乎無法重見天日的境地。但是，著名作家左拉起而攻擊軍方以至整個司法制度的不公正。雖然他因此而受到軍方誣告他犯有“誣陷罪”并受到國內民族主義分子鋪天蓋地的謾罵和迫害，甚至被判有罪而流亡英國，但是他始終斗爭不屈，終于喚醒了法國人民的良知，要平反冤獄的聲浪席卷法國。德雷福斯也在蒙冤２２年以后得以昭雪。這時左拉已經死了，但是他在１８９８年發表的“我控訴”已成為世界文學史、政治史與司法制度史上不朽的文獻。他說的“法國將因為我拯救了她的名譽而感謝我”已成為事實。其實整個歐洲都要感謝他，因為是他凈化了歐洲的民主政治，賦與它以道義力量。這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為一切愛國者立下的不朽榜樣，也應該成為今天中國要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而努力的愛國者的榜樣。
　　《改革》，１９９８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