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缺乏倫理規范的市場游戲-------兼論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 

　　※ 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的不同步變化

　　十多年改革最顯著的特點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這三方面的變化極其不同步，總的特點是：政治制度的變遷嚴重滯后，經濟制度的變化相對要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社會主義奉獻型經濟倫理，在十多年中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圍繞實利作取舍的價值判斷標準代替，結果導致社會嚴重混亂脫序的局面出現。

　　

　　※ 被破壞的市場道德秩序

　　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經濟倫理的第一層次-----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構成，這兩者構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石和市場有序化的保證。而我國到了80～90年代，各行各業出現了職業道德危機，許多人獲取財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職業責任，而正是依仗職權、破壞其職業的基本道德準則得以實現的。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有幾種，一是經濟合同失效，導致經濟信用嚴重梗阻；二是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形成了“壞車市場模型”，市場失效。這種情況導致我國經濟陷入過度投機之中。

　　

　　※ 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分配法則畸變

　　平等和效率一直是困擾經濟學家的一個主要問題。短短十幾年當中，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選擇了“效率優先”、“先發展后分配”的發展戰略，以收入懸殊為激勵機制的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非經濟領域的改革一直沒有起步，從而導致權力市場化。其結果是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社會成員各自依據其在政府和企業這兩大科層組織中所占據的地位，來了一場起點極不平等的積累財富大競賽。這種戰略的實踐結果是既喪失了公平，又沒有得到效率。

　　

　　※ 財富的追求----經濟倫理失范的實證考察

　　與平等和效率共同構成經濟倫理體系的還有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通常可以從其追求財富的手段、財富的使用以及國家對財富的管理這三個主要方面來加以測度。本節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說明了中國人的“公”“私”觀念發生了嚴重畸變，“私欲”如何以一種非常極端的形式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在中國，追逐金錢的活動，從未形成目前這種鋪天蓋地、全民參予、勢頭洶洶的金錢潮；對金錢意義的張揚，也從未達到這樣一種藐視任何道德法則的地步。

　　

　　※ 財富的困惑

　　在人類世界，所有財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與物質之間的空隙中，受人類思想的支配。本節主要考察了社會暴富階層如何使用財富、國家如何管理財富以及中國人在財富面前的道德困窘。中國傳統文化在教育國民應對貧窮方面有一整套哲學，但現在面對財富卻產生了深深的困窘。這種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經濟倫理變化的全過程。因為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精神作支柱和動力，這種人文精神對經濟的發展具有規范和推動的作用。如果喪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撐，追求財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淪為純利欲的沖動。導致人們動物性的膨脹、人性的泯滅、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財富的浪費。

　　

　　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相應的道德觀念和法制基礎，自從中國經濟改革開始，自發私有化進程推進得相當迅速。那么中國人是在一種怎樣的倫理觀念支配下完成這一過程的呢？ 毫無疑問，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缺乏倫理規范的市場游戲，經濟倫理觀念也正陷入一種嚴重混亂脫序的狀態，有必要作一全面理論檢討。

　　

　　所謂經濟倫理，包含的內容主要有市場交換中的道德秩序、分配法則和占主導的價值體系，如對財富的追求、使用和以及管理。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對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變化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上述三個問題進行分析。

　　

　　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的不同步變化

　　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但只要稍作觀察，就會發現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這三方面的變化極其不同步，總的特點是： 政治制度的變遷嚴重滯后，經濟制度的變化相對要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用各種社會壓力強制社會成員表面上遵守的奉獻型經濟倫理，在短短十多年時間內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圍繞實利作取舍的價值判斷標準取代。結果導致了社會嚴重混亂脫序的局面：社會成員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純粹的買和賣。極端自私的利己主義（往往被誤解成西方的“個人主義”）、以鄰為壑的地方主義、化公為私的腐敗行為……人心浮躁飄蕩，行為混亂失序，不少社會成員連起碼的道德感都喪失殆盡。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損害他人、 損害整體、 損害民族、損害社會。政府不得不一再強調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公眾安全感下降。

　　

　　社會主義奉獻型經濟倫理，在物欲的沖擊下如此不堪一擊，正好說明了它完全藐視人的求利動機，從根本上違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會上一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從較淺的層面看，是依賴于意識形態強有力的約束。但往深一點看，實質上更有賴于計劃經濟體制的資源支撐。當人們舍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之外無法以別的方式謀生時，其行為自然也當遵循政府劃定的界限。一旦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支柱----計劃經濟體制發生變化，這座在沙灘上苦心構筑的倫理大廈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撐的基礎。可以說，近年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對人的約束作用日漸式微，社會政治道德日漸敗壞，是經濟改革和法制建設不同步的必然結果。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進行一些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以規范人們的求利行為，才導致如此混亂脫序的狀態出現。

　　這里有幾個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為什么在財富的沖擊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會如此不堪一擊？中國以“安貧樂道”為主調的傳統經濟倫理，為什么在全社會群情洶洶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見不到半點影子？對傳統經濟倫理和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到底揚棄了什么，繼承了什么？

　　

　　它在目前經濟倫理劇變中到底起了何種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現在這種公民社會奠基于市場經濟體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礎，即對他人生命、財產、自由權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為出發點。而中國現在發展市場經濟，為什么竟會出現這種以社會整體生活的理想和道德準則作交易，整個社會“人皆為盜賊”的局面？人們追逐利益時，往往是以損害他人（或國家、集體）的權利，甚至損害他人的財產和生命為前提，以此為代價獲得的經濟發展到底值不值得？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究竟是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還是為了求得人和

　　

　　社會的全面發展？

　　

　　上面這些問題，尤其是第二個問題，凡有社會良知的人都在思考。憑心而論，中國之所以走到今天這種狀態，并非“開放”帶來的“外來”影響。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任何社會的人都存在對財富的貪欲，和其它制度相比較，資本主義恰好更多地是對貪欲的一種抑制或理性緩解。對西方社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功利性確實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早已建立起相當完備的法律制度，比較成功地將社會成員對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損害他人生存的范圍內。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烈變化，最引起研究者興趣的問題應該是：就在對“道德人”和 “道德經濟” 的批判尚余音裊裊時，就出現了令人驚詫的“道德大滑坡”。而人們的道德倫理觀總是從他們所處時代的實際關系引伸出來的，這中間的劇變說明，一定在中國人表面上還是“道德人”的時候，在民族心理的深處，已埋伏下某種導致日后道德劣變的隱性因子，只是研究者過多地注意到表面上的“道德”狀態，沒有進行更深的內在挖掘而已。

　　

　　被破壞的市場道德秩序

　　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經濟倫理的第一層次-----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構成，這兩者構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使人們的經濟交往有了規范。但現在的中國，這兩者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職業道德感的缺乏和行業風氣的敗壞

　　

　　所謂職業，從本質上來看，是社會職能專業化和人的角色社會化的統一。由于職業所固有的社會性質和地位，決定了每種職業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做官有官德，行醫有醫德，從藝有藝德，經商有商德，執教有教德，從事學術研究有學德。各行各業都有與本行業相一致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可以說，職業道德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角色道德，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它與經濟信用一樣，同屬于第一層次，是整個經濟倫理體系的基石。

　　

　　所謂職業所固有的社會性質和地位，簡單地說，主要是指職業和職務集中地體現著社會關系的三大要素-----責、權、利。“責”是指每種職業都意味著承担一定的社會責任，如遵守職業規則程序、承担職權范圍內社會后果的責任，實現和保持本崗位、本職業與其他崗位、其他職業有序合作的責任等；“權”是指每種職業都享有一定的社會權力，即職權，如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會資源的權力，通過職務報償獲得社會財富的權力。這些職權是社會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在如何承担和行使職業權力上，體現著社會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種職業都體現和處理著一定的利益關系，尤其是那些以公眾為服務對象的職業，都是社會利益（或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行業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集結點。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既是職業的的責任和權力所在，也是職業內在的道德內容。 

　　

　　從中國的現狀看來，在處理職業的責、權、利三者關系上，恰恰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可以說無論在何種職業群體中，都沒有多少人認識到自己的職業責任，對職業的“權”和“利"”倒是有著特別清楚的認識。從社會實踐來看，許多人獲取財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職業責任，而正是依仗職權、破壞其職業的基本道德準則得以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分配的砝碼自然是朝個人利益和行業集體利益傾斜，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成了后者的犧牲品。少數人從事所謂“第二職業”，如一些資源部門的官員到企業兼職，出任董事或名譽董事長之類，恰好是因其第一職業的便利和權利，因之這些“第二職業”往往是以損害第一職業的責任和道德為前提的。

　　

　　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中國許多行業如房管、電力、電話、醫療、教育等行業都具有一種壟斷性，至于工商、稅務等更是凡開辦企業者都需仰其鼻息的職業。由于生存需要，老百姓需要和這些行業打交道的時候很多。而這些行業中，幾乎每一職位都有“權”可資利用，所以老百姓談到“電老虎”、“房老虎”以及某些行政執法人員的劣行時都很憤怒，對許多行業濫用“職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看病動手術要給紅包，小孩上學要送禮，要滿足學校里各種各樣不合理要求，蓋章批條要行賄等劣行，無不切齒痛恨卻又無可奈何。（1）這方面的極端例子為河北省雄縣電力局副局長李玉成，這位李副局長1995年8月某天到該縣一家酒店跳舞被婉拒，他遂利用職權編造謊言下令有關人員停電，造成4座35千伏變電站、15個鄉鎮企業及大半個縣城停電長達半個多小時的惡性事件，使該縣工農業生產蒙受了巨大損失，最后在調查組查實此事后，這位李副局長卻只受到撤銷行政職務及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2）

　　

　　《中國青年報》曾載有一篇“行業風氣問卷調查數據”，該文談到，公眾最為痛恨的八種行業不正之風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 亂收費；利用特權索要財物； 亂罚款；亂攤派；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無償占用下屬單位和企業的錢物。（3）社會公眾痛罵這類行為“比妓女還不如”，認為妓女拿了錢還要提供服務，還要講“職業道德”，而這類人拿了錢，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講，還要破壞這一職業的聲譽。比如在政府中担任公職本不是一種純粹的雇傭關系，有其倫理上的精神意義，即要求担任者有個人獻身精神。但現在不少政府工作人員拿了國家的工資，亦即人民的血汗錢，不但沒有“為人民服務”，還要貪污腐化，挖政府的墻腳，破壞政府聲譽，削弱了政府計劃的實施，甚至還破壞了許多社會公共政策的原定目標。

　　

　　如果說上述行為可冠之以“不正之風”，那么下述行為就只可以用“反社會、反道德”這類詞來形容了。如走私販毒、制假販假、賣淫設賭、以及設立各種騙局等等。不少長途汽車的乘客都受過“車匪路霸”坑害，不少旅客上車之前說好的票價，等拉到半途，司乘人員強行加價，稍不依從，就是一頓毒打；或是半途甩客，旅客如有異議，就會被飽以老拳。（4） 一些路邊店強行攔截過往車輛，用打罵等威脅手段要求旅客花高價“買”他們供給的飯菜，一輛車上只要有一個旅客不買，就堅不放行。有的旅客坐上一天車，被攔截7次， 強逼吃飯5次。（5）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沒有辦法從公有財產中分一杯羹的官員，為了撈錢而設置“色情陷阱”誘人入局。如江西省上饒地區萬年縣石鎮政法辦，在206國道線萬年境內路段，與沿線部分路邊店老板及妓女串通，利用賣淫婦女在店內或上路搭車等方式勾引過往駕駛員、貨主或旅客嫖娼，店老板隨即向石鎮政法辦“報案”，政法辦派人到路上攔車將嫖客抓獲處以罚款。自1992年11月至1993年9月止，石鎮政法辦人員采用上述手段共“抓獲”嫖娼案118件，對161 名嫖客處以罚款，總共罚沒款項34.86萬元。 象這種設局騙陷他人謀取財物的行為，竟出自基層執法者，可見世風之壞。（6）這一類行為早已不是正常的買和賣，和打劫已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如果說政府官員的腐敗和企業經營者監守自盜的腐敗行為屬于權力制衡的范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職業便利謀私屬于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問題，那么這類強買強賣和設置“色情陷阱”之類則說明部分人已根本無視他人生命、財產的權利，根本不想付出市場交換中的“交易費用”，而用準暴力強制性地將別人的財富占為已有。上述種種行為的擴散，敗壞著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

　　

　　職業道德是一種軟性的行為規范，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居于第一個層次。作為起中堅作用或者說主導型的道德規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會成員個人素質的制約，同時又調節著人們的自我行為、人際關系和一切非法律關系的交往，是全體社會成員都需屬恪守遵循的道德規范。從1995年開始，中國輿論對幾個先進人物如徐虎、李素麗進行大規模表彰，而其實這幾個人的先進事跡主要是對本身職業規則高度自覺地信奉，職業操守非常好，體現了愛心。從對這幾個平常人的表彰內容來看，可以反觀出社會職業道德的紊亂已達到何種可怕的程度。據某份調查資料，1993～1995年這三年，社會公眾最不滿的三大問題當中，對社會風氣的不滿都很強烈，1993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調查者對社會風氣表示了強烈的不滿。（7）

　　

　　哈耶克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道德基礎就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源于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后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于道德感基礎之上的責任感，任何職業都將失去它的社會價值：對于社會，它不能有效地實現職業職能、創造效益、組織社會結構、穩定社會的價值；對于個人，它不能實現長期謀生，進行個人技能的積累，為社會創造服務與作出貢獻的價值。要言之，完全喪失了責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視為文明社會的一員。由無數多個這種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其生存意蘊也將降低到一種非常可怕的程度。

　　

　　經濟信用的失常狀態

　　

　　所謂“經濟信用”，和職業道德一樣，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居于最低層次，是人們在經濟交往中的基本行為準則，也是任何社會中經濟實體生存與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項道德資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確、具體、清楚，甚至一目了然，使從事交易者很容易識別、理解并遵循。如貨到款訖、不銷售偽劣制品等。關于經濟信用在經濟生活中的意義，有一句著名的話，即馬克斯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反復強調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錢”。中國傳統也非常強調信用是個人品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古語中有“人無信不立”這句話。基于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分成兩部分，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道德素質，后者構成經濟信用的載體，其高下決定了物質資源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經濟信用被視為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石，是市場有序化的基本保證。

　　

　　然而，中國到了80年代后期與90年代上半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的現象。其中兩種最有代表性的行為，一是經濟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現是中國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貸款或服務費（俗稱“三角債”）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已導致經濟信用嚴重梗阻，社會經濟無法正常運行。二是假冒偽劣商品越來越多，充斥全國各個市場，絕大多數消費者都受過假冒偽劣商品之害。以“三角債”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債”被提到總理辦公會議時，實際上已處于國家不能不管的被動局面。當時全國“三角債”累計達3000億元，在工商銀行開戶的4萬戶企業，三項資金占用達3523億元，其中產成品占用1306億元。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國家共注入清欠資金555億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億元，達到了注入一元清欠四元的效果。雖然經過這幾次大規模的清欠，但前清后欠的問題

　　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形成“三角債”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發展。（8）近兩年相互拖欠的“網”越織越密，越拉越緊，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困難境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組數據：1994年底，中國工業應收而未能收回的帳款凈額為6314億元，比1993年末增長了51％，相當于工業企業全年銷售總收入的15.8％。若與1991年的“三角債”相比，1994年多出1600億元。1995年上半年，拖欠的情況仍有增無減，截至5月末，己超過7000億元，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9）大量追債公司應運而生，以黑社會手法追討債務的事例屢見不鮮。另一經濟信用失常的表現就是偽劣商品與各種假貨充斥市場。由于中國市場自我調節功能較弱，市場準入制度很不嚴格，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獲得成功的幾率比失敗的幾率要大得多，高額利潤使不少人趨之若鶩。統計數字表明，1993年初至1995年一季度，在全國共查出假冒偽劣商品標值52.4億元；銷毀假冒偽劣商品標值15.8億元；全國共立假冒偽劣案件21萬多起；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人4145人，判刑1127人，其中死刑12人，無期徒刑16人；參予、包庇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國家干部受黨紀處理的111人，追究刑事責任的8人。偽劣商品中，數量最多、對社會公眾危害最大的是各種偽劣藥品。（10）《中國消費者報》公布了一項調查數據，宣布95％以上的消費者都買過假貨。從各類傳媒披露的情況中不難看出，今天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可以說找不到一個沒被偽劣商品和假貨污染過的市場。即便是百年老字號，也有被他人假冒之虞。如“王朝”酒的原生產地天津市場就曾出現為數不少的假“王朝”酒，且來勢洶洶，有鋪天蓋地之勢。（11）一些企業甚至因為假冒商品的惡性競爭，面臨倒閉命運。（12）1995年8月，號稱“全國首家、北京唯一”的一家保真商城，因為堅持“真”而難以經營，只好結束了它僅維持了400天的生命。（13）這一事例給人的啟示是深刻的，遠遠超出了商業的內涵。因為“保真”與不受商品危害本是消費者起碼的權益和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交易成立的基本理由：人家付了錢，你就得保證商品的質量，凡是信息不對稱的交易，就包含著道德風險。商家開設“保真商場”，以“保真”作為特色招徠顧客，這一事實本身說明，目前中國市場連消費者這點最基本的需求都滿足不了，商業信譽已經蕩然無存。而“保真商場”的倒閉，更說明中國消費市場已形成了“壞車市場”模型，市場失效。而導致市場失效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信用失常。（14）

　　

　　上述這些現象都可以稱之為經濟信用失常。

　　

　　中國近年來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現象，己有許多文章討論過這一問題，并總結了幾條原因，認為某些不適合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因素，成了經濟信用失常的溫床，如歷史原因造成企業自有資金缺乏，高負債經營從而導致企業硬性違約；宏觀調控波動性與信用約束軟化的矛盾；大量資金體外循環；金融機構的不良信貸；銀行間占匯壓匯，等等。由于這些行為的目的都是通過占壓別人的資金解決自己的困難，其結果就導致大家陷入“三角債”旋渦。上述分析其實都只是一些表面現象，因為如果只是這樣，那么這個問題由國家出面，采用放松銀根等方法，還不是不可解決的。但是中國經濟信用失常的深層次原因并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簡單，關涉到一個民族的經濟倫理觀念劣變的問題。

　　

　　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目前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的硬性違約，并不完全是企業生產經營不景氣或自身資金緊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從而使經濟合同成為一紙空文。許多經濟主體在成立之日開始，就有意設置陷阱，利用欺詐手段和另一方進行經濟交往，一到騙子面目敗露，這些人就會卷款潛逃，隱匿蹤跡，根本沒有想到日后承担義務、履行合同的問題。這方面的例子近年來經常見諸報端，如湖南岳陽縣榮家灣一些黨政單位，自1992年開始，根本不理會政府有關“黨政單位不許辦公司”的規定，興起一股辦實體“搞創收”的風氣，逼著工商部門發執照，開辦大量皮包公司，由于這些機關工作人員根本不懂如何經營企業，便從社會上聘請了一些無業游民來搞經營，或是將公司承包給他們，自己坐收漁人之利。這些被聘請者當中，有許多本來就聲譽不佳的騙子，但卻被這些黨政單位視為“能人”。有了“國營企業”這塊牌以后，這些騙子則以“國營企業經營者”的面目四處出擊，采用五花八門的騙術，在全國各地騙貨、騙錢。全國許多追債者近年來云集岳陽縣討債。其中一些慣騙經常采取“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的辦法， 今天是這個公司的經理，明天可能是另外一個公司的董事長，而且行蹤不定，有的已經把公司開到外地去了。榮家灣亦因此而得到 “騙子灣” 的“美譽”。（15）這類以行騙為目標的公司目前在中國絕不是少數，僅是傳媒公開曝光的就不知凡幾。（16）上述這類商業欺詐行為在中國目前廣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當代中國信用觀念缺乏：既缺乏傳統的道德范疇的“信用”，又缺乏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契約意識。加之眾多社會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張個人利益，從而導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騙看作是市場經濟的交易謀略，認為市場經濟就是騙子經濟，可以自由行騙，不講信用。如安徽省阜陽市農副產品經營處負責人王某某多次利用庫存的少量商品作樣品，與外地簽訂標的額較大的合同，一旦合同簽訂，他就千方百計刁難對方，想方設法制造糾紛，然后以對方“違約”為由向阜陽市地方法院起訴。由于他采用賄賂行為買通法院一群法官，所以他每件案子都能勝訴。（17）湖北省工商局1996年7月進行的一項企業合同專項調查表明，合同欺詐活動嚴重。1995年這個省1929個企業中，發生合同欺詐案件274起，被騙金額3079萬元。（18）據公安部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天津、沈陽、大連、深圳等一些計劃單列市每年因詐騙造成的經濟損失均在2億元以上，全國每年損失約幾十億元。其中被公安部門追回的僅占40％，大部分不是被犯罪分子揮霍、侵占，就是流出國境。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當被騙者上門求告時，對本地的經濟信用失常行為不是進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縱的態度，深層意識里甚至認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還對失信者采取保護政策。1996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在一份情況通報中透露，以簽訂經濟合同作幌子的違法活動非常突出，名目繁多，花樣迭出，主要手法有18種之多。大致可分成五大類：一是移花接木，假冒或借用他人名義或貨物，騙取對方信任；二是利用廣告、信函、傳單等媒介，散發虛假信息；三是虛構貨源，偽造文書，如偽造執照、私刻公章，或者內外勾結，竊取合同文書等；四是利用用回收產品、包銷產品、低價銷售，夸大產品真實價值等利誘手段；五是利用對方法律素質低或法律不健全，在合同中設下種種陷阱，或惡意串通，騙取對方財物。（19）由于合同欺詐事件屢屢發生，一些企業因此陷入停產、半停產困境。為了避免上當，在一些地方和一些行業，出現了由現代信用交易向以貨易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傳統交易方式倒退的現象，合同交易只占整體經濟活動中交易量的30％左右，合同履約率亦不足50％。（20）1996年，全國共查處合同違法案件9000余件，為合同當事人挽回經濟損失48.9億元。（21）嚴重妨礙了大生產、大流通。原因很簡單：沒有游戲規則的市場無法獲得發展。

　　

　　在經濟信用失常和大量經濟行為失范現象的背后，起深層次作用的是所謂“地方保護主義”。這一點，中國政府其實也早已看出。1996年1月，國家經貿委主任、全國打假辦主任徐鵬程接受《中國質量報》記者采訪時就談到，地方保護主義成為嚴重影響“打假”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有些地方“上動下不動”，對本地發生的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不管不問，甚至縱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內，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對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責，避重就輕；對外地到當地查辦的案件故意推諉刁難，制造種種障礙。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護主義作后臺，制假售假違法分子氣焰囂張，暴力抗拒執法。近年來，在廣西、云南、山東、河北、河南等地都曾發生過暴力抗拒執法的惡性事件。徐鵬程認為，這里不僅是個認識問題，也有個利益機制問題，還有少數干部的腐敗問題。少數地方存在“假冒得利”“假冒出效益”的錯誤認識，把造假售假視為發展經濟的一條出路，把打假和搞活經濟對立起來。（22）有些傳媒引經據典地論證，國際上某些地區、某國在經濟起飛時期，是如何依賴大規模制假售假積累了資金，才有了后來的發達興旺。這種思想上的誤導，無異于對經濟信用失常行為加以鼓勵。

　　

　　經濟倫理關系是否失常，實際上關系到一個地方投資軟環境的好壞。近年來經濟發展日趨落后的湖南省，其省委書記王茂林在1996年2月9日的一次會議上就指出，湖南投資環境不被看好，主要不是“軟”“硬”件問題，而是人文因素的缺陷。他指出：“一條107國道本是湖南的經濟動脈，可一些人設關立卡，屢禁不止，名曰查走私，其實是敲詐勒索。車一停，這個上來強賣礦泉水，那個硬行賣雞蛋，弄得過往客人怕在湖南段落腳。廣東某報一個版，登了我省某某市某某鎮還有多少騙子的文章，湖南人臉上有光？某某市人臉上有光？如此，湖南對外開放能擴大嗎？”

 

　　

　　“做生意要講信用，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可早一段，好幾家外省公司寫信給我，說我們省幾個公司收了他們的款不發貨，意思是要我幫助解決。省地市各級法院也受理了不少這樣的案件。”（23）這位省委書記在這里講的“人文因素”，實際上就是包括經營哲學、企業文化、職業道德、行業規范在內的經濟倫理觀念。

　　

　　真正的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也是法制經濟。一個國家的管理者和其人民如果容忍甚至縱容這種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行為，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注定要陷入過度投機之中，只能是第二流乃至末流的。在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國家里，經濟信用從來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這一點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謨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條自然律：一是對私人財產占有的尊重；二是對財產占有者轉讓財產的社會公認；三是承諾的兌現。第三點講的實際上就是“信用”兩字。如果再詳加分解，“信用”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為了生存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某商品信譽好，購買這一商品的消費者就會增加，有利于生產該商品的廠家發展。但是如果信譽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上， 容易導致人和人之間互相利用的短期化行為，所以信用還必須上升到更高層次來認識，建立超越個人利益、體現信譽、正義的規則，即法治。中國目前的現狀是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信譽”尚有待建立，更不用說所謂行之有效的“法治”（不是法制）。1996年全國的工商業企業一窩蜂地推出“承諾制”，但觀看那承諾內容，有許多其實只是將外在的強制性內容納入承諾范圍內，如反腐倡廉、正確使用行政權力、不亂收費、不吃卡拿要、不收受禮品等，而這本是由黨紀政紀約束的內容，有紀委、監察、審計部門主管；如水質與燃氣熱值等指標，本來有國家、行業標準甚至還有國際標準與有關質檢部門管著；如不銷售偽劣商品、不短斤缺兩，保證商品質量不出問題、出了問題派人上門維修，服務態度一定好等等，這些本有行業與部門規章管著。上述這些承諾有如母雞下蛋保證雞蛋有殼有皮有蛋黃蛋白之類，本是商業或社會行為應有之義，現在卻要作為“承諾”的內容推出，這一事實正好可以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倫理畸變的有力佐證。如果將“信用就是金錢”這些資本主義信條與現在中國信用失常的情況對比，很難相信這種信用失常狀況會使中國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并使中國社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調查結果顯示的商業道德危機

　　1996年，由新加坡昂記科技公司委托零點調查公司進行了一項名為《中國企業家的商業倫理指南調查報告》。在調查中，調查人員采用了分層抽樣的方法，電話訪問了北京、上海、廣州300家國有、民營、三資、個體企業的負責人，調查內容涉及到商業倫理的作用，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程度，企業經營者心目中的理想倫理規則及其道德實踐，經營者個人信念等。根據本次調查結果，該公司研究人員概括了中國企業商業倫理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企業經營者對商業倫理的熟悉程度尚不夠，對商業倫理規則處在低水平的自發遵循狀態，對商業倫理的重要性的認識與對實際生活中非道德商業行為的高度容忍形成強烈反差。調查表明，只有34％的人聽說過“商業倫理”這一說法，且多將“商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等同視之，只有約15％的企業經營者能較全面地理解“商業倫理”這一概念的內涵。雖然多達8.5成的企業經營者強調商業倫理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性，但在調查人員提供的非道德行為測試結果又令人担憂：企業經營者中對相當一部分非道德行為采取高度容忍的態度，或持道德中立立場，其中對于外部權威與客戶關系中的非道德行為的容忍更為明顯。

　　

　　企業經營者對非道德行為的容忍度  序位 非道德行為類型 容忍度％ 道德模糊％ 

　　1 行賄受賄 79.0 3.7 

　　2 賄賂客戶 71.3 6.3 

　　3 缺斤少兩 55.4 0.7 

　　4 不實廣告 55.0 0.3 

　　5 無企業文化 25.3 9.0 

　　6 偷漏稅 18.7 2.7 

　　7 環境污染 3.3  2.3 

　　

　　2、經營者們期待誠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業倫理關系，但是利益和現實功用的驅動性往往使大家屈從于違反道德價值的現實。在回答經營者心目中理想的商業倫理關系時，與客戶交往應保持信譽、相互信任原則被受訪者放在首位（37％），其次是雙方真誠合作的原則（28.3％）；在與政府等外部權威的交往中，企業經營者希望能真正做到公事公辦者占32.3％，做到相互支持者占71.7％；而在企業內部文化規則方面則反映出多樣化的形態，從大類上看，主張在企業內強調感情聯系的經營者占49.1％，強調管理規則的占25％，強調報酬規則的占6％。“守法”是企業經營者認為應該在其經營中堅持，而且在實踐中也能做到的基本原則。但除此以外的經營原則則在“應該”與“實際”之間表現出較大的差距，處在應該堅持的原則前幾位的次序依次為：“誠實信用”、“自信自強”、“尊重和信任他人”、“不斷創新”，而處在大家現在實際奉行的原則前幾位依次是：“隨機應變”、“穩定發展”、“只重視效益與利潤”、“自信自強”、“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兩者之間差距相當顯著。

　　

　　3、良好的商業倫理體系為經營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習氣則被主要歸咎為社會環境作用，經營者缺乏內在的道德自省，是企業經營中非道德現象蔓延的重要原因。“信用”、“事業心”、“把握商業時機”、“吃苦”被經營者們推崇為事業成功的四要素，并認為這是個人可以把握的因素。但對于社會上存在的相當普遍的非道德經營行為，經營者往往歸結為外在環境的影響：“社會風氣不好，大家只顧掙錢”（36.7％）、“用來支持商業倫理建設的法律制度不健全”（24％）等，而企業經營者很少做自我道德反省。相反，在維護自身利益時，企業又往往樂于接受不道德行為，甚至有時推波助瀾。企業對商業倫理的矛盾看法，反映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的道德雙重標準：對于非道德經營行為的批評，多著眼于指責他人，是一種他律規則，而在自律方面則寬以待已；將非道德行為歸咎于大環境，拒絕為自己個人進行的不道德行為承担道德責任。

　　

　　4、商業倫理規則的制度化的水平尚不高。規則制定的主要推動者是企業的高級管理層與上級單位，缺乏對企業全體成員的道德訴求的整合，從而存在著將商業倫理規則作為某種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難以成為企業從業人員由衷接受的共守規則。調查中發現，85.2％的企業經營者表示，一旦企業能把倫理規則制度化并確定下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基本能堅持正確的倫理指向，顯示制度化較之非制度化有一定的優勢。但是，事實上只有不到半數的企業有一些不完全的條文化的商業規則。而在商業倫理制度化的過程中，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又起著主要決定作用，其中有31.1％的人表示企業倫理規則是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來推動確立的，很少有企業報告其員工能參與制訂企業的商業倫理規則。

　　

　　調查表明，在作為商業倫理規則的主要確定者的企業高層管理人士中，他們的個人信仰以工具型（科學與知識）、親情型（父母與朋友）、權力型（有權者）最為突出，而政治型（某種特定政治信念）及奉獻型較為低落，從而可用于解釋目前中國企業中經營者重視眼前功用，家庭化色彩濃厚及為什么接受權力尋租行為的趨向嚴重。

　　

　　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分配法則畸變

　　平等和效率在經濟倫理中屬于貫穿始終的分配法則。在經濟學這個大家族中，以講分配法則為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其實處于心臟地帶。但由于以往那種布道式的單一講授，政治經濟學這些年倍受冷落。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認真研究過，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結點恰好就是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使中國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狀態中直接走向由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嚴重不平等。十多年前中國剛開始改革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就是發展戰略的選擇。應該說，中國當時（甚至現在在某些決策者的頭腦中）還錯誤地將經濟上單純的數量增長看作是“發展”。而其實比較一下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就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里，經濟增長和發展從來就是一個內涵不同的概念：增長是一個經濟單純的數量增長的經濟過程，而發展則是隨著產品的增長，包括收入分配、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及社會制度變化在內的復合社會過程。 

　　

　　翻一翻十年以前的著作，隨手可觸的是這樣一些從先哲著作中引來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會不公推進的。”（羅素）

　　

　　“科學和藝術都是從我們的罪惡中誕生的。”（盧梭）

　　

　　應該說，這些話還比較含蓄，只是表達了這些學者的對社會動力的公允見解。但一些作者引用下面這段凱恩斯的話，無論怎樣，都有點直接為腐敗辨護的意思了-----因為當時大家都以為中國只是象所有的后發達國家一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 “階段性腐敗”， 而這是改革必須要付出的“社會成本” 和“代價”， 所以當時有人常用這一段先哲名言為這種“階段性腐敗”的不可避免作出如下解釋：“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適用，美不適用。我們還會有稍長一段時間要把貪婪、高利剝削、防范戒備奉為信條。只有它們才能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領出來見到天日。”這種對不公的道義張揚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選擇發展戰略的社會心理基礎：以效率優先為基礎的“先增長，后分配”的經濟增長戰略。這種模式本是西方的傳統戰略，其倫理支持是：在經濟增長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以收入懸殊為激勵機制的利潤最大化是最終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可以付出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價。至于經濟增長的好處，可以通過“涓滴效應”慢慢流入下層貧苦階層。也就是說，先增長，把“蛋糕”做大一點，再來談分配，一些社會問題自會獲得改善。這種戰略理論在西方以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問世而告結束，在發展中國家實踐的最壞典型以南美為代表，引發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被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一些國家已進行戰略調整，轉向注重公平優先的發展模式。本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全球范圍內的誕生，從經濟尤其是從分配上看，那種“按人頭分饅頭”的模式，在一定程度是對西方國家先增長后分配戰略的否定。但中國還是在改革中選擇了這種先增長、后分配的發展戰略。現在分析起來，也許是因為當時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己習慣了那種“普魯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結果均等。為了喚起社會的活力，人們求助于利益機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打破那種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論家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呼喚的“ 機會均等”沒有到來， 而由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卻以快得驚人的速度出現了。統計數據表明，1994年中國城鄉按家庭戶收入分組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445，已經超過了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貧富差距程度。而1978 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16，居當時世界最低水平。 基尼系數的迅速變化，表明在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24）而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中國這十多年經濟改革的關鍵環節，即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是非經濟法則，即在轉型期嚴重變質的權力這只“看得見的手”。在權力作用下，社會成員依據其在政府和企業這兩大社會科層組織中所占據的地位，來了一場起點極不平等的積累財富大競賽，其結果就是出現了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

　　

　　耐人尋味的是，面對這樣不平等的社會現實，還有人強調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并不大，認為分配不公的說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分配觀至今仍然影響我們對新時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義眼光看問題”，對“把我國貧富差距過大，解決這一問題當成當務之急”，“當作主要矛盾對待”的看法“不敢茍同”。（25）且不說在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年代，撰文者論證中國1994年的問題用幾年前的數據這一做法妥不妥當這一問題，至少撰文者犯了兩個不應有的常識錯誤：一是對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財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視了公眾對現實生活的實際感受；二是在談論“公平”問題時卻忽視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們不是根據現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點來衡量自己得利與否，而是根據一個人得到的利益與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成正比，即所謂“既講奉獻也求收獲”的原則。也正由于中國近年來一直強調“生產先于分配”，認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對如何形成一種合理的分配機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對社會成員的功利追求這一問題上，政府沒有考慮必須制定出嚴格的市場經濟法則，強迫每一個經濟主體遵守。從而導致在實際生活中，存在許多利用權力和職務便利而不正當致富的的現象。（26）這種忽視了公平分配法則的傳統發展戰略在中國實施，事實上已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它引起的財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權勢者的私囊，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應有的好處，而是被排斥在創造財富這一激動人心的過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矛盾。毫無疑問，這一忽視了公平的“先增長后分配”的戰略現在在中國正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在中國打破小農社會平均主義分配格局的不是機會均等，而恰好就是機會不均等！

　　

　　同樣令人不能忽視的是一部分人對目前這種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決策者們也并沒有試圖通過立法來矯正這種不平等，理論界對這種不平等也甚少進行倫理追問；另一方面則是有人提倡通過“紅衛兵運動”來“均貧富”。這對于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應被忽視的信號。上述兩點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人理解所謂 “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決不會按照西方觀念去理解。因為在“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這類倫理概念中，蘊含了一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道德等社會因素在內。

　　

　　中國在犧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謂“效率”，從經濟學意義上理解，就是用盡可能少的投入，爭取盡可能多的產出。十多年以前，大家認為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主要癥結在于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就會提高，資源就會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會發展不相容”這類誤導社會輿論的理論也就是在那種背景中形成的。那么，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聲中度過了十多年，中國到底有沒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機制”呢？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局面一仍其舊，而國有資產的流失卻與日俱增，在企業領導層和一般員工的分配問題上，“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早已打破，“效率”卻并沒有提高。在不少國有企業負責人的私產增大的同時，是為數不少的國有企業職工被失業問題所困擾。企業虧損，經理個人發財的事例在中國到處可見。在中國有關部門查辦的經濟犯罪案件中，以企業“一把手”犯罪問題為突出現象-----這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

　　整個社會的辦事“效率”也沒有提高多少。在這里，無須去列舉那一份公文需蓋幾十個章這樣的例子，也無須列舉辦一件事要經過多少環節這樣隨處可見的事實。只要列舉一件事：每年在辦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國浪費了多少人民幣，便知道犧牲了“公正”，其實也沒有換得多少“效率”-----不過這里指的是整個社會的“效率”， 而不是指某個單位或某個人的“效率”，因為在“吃喝玩樂一條龍服務”之后，肯定辦事要容易得多。這倒不是企業或那些私營業主喜歡去花這樣的冤枉錢，而是因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必須要進行這類“服務”，才能求得個別單位的“效率”，把事辦成。所謂“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據這種情況得出的結論。但實際上，這種尋租活動從總量來說，并不增加社會財富，而只改變財富流向，也就是說，從總體上來說，它并沒有為社會提高效率。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全國公款消費1980年為 186億元,1990年為741.2億元，1993年則猛升至1283.5億元。這筆錢相當于1億多農民一年的生活費。而與此同時，中國有關方面為貧困山區兒童的失學問題在向整個社會呼吁，籌建“希望小學”。不少人在捐了錢以后憤憤地說：何不教那些當官的少吃點！少貪污一點！

　　

　　而令人對中國當前道德狀態真正感到寒心的，是還有良心泯滅的地方官貪污挪用人們節衣縮食捐出來的扶貧款！（27）

　　1995年3 月在中國第三次全國人大會議上，財政部長劉仲藜照例交“家底”：1994年國家出現財政赤字237.49億元。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費所消耗的財富相比：如果那些有資格去吃公款宴席的人少吃一點，這財政赤字原本可以不出現的！

　　

　　社會資源如此浪費，又豈能談得上“效率”？更何況，犧牲“平等”，除了沒有換來“效率”之外，還產生了許多別的問題，其中對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公眾對“平等－公平”期望的喪失，（28）而和“平等-公平”期望一同喪失的，是對社會的信任感和責任感。由于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喪失，對當代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導致經濟倫理惡性畸變。面臨這種現實，有識之士應認識到：要想重新塑造社會的平等觀念，并不是僅僅通過經濟增長就可以做到的事。現在經常用的“社會轉型期”這一概念究竟應包含什么，恐怕需要認真界定一下其內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會轉型，其惡劣后果已有南美、菲律賓等國為證。尤其是經濟學家們，更應該考慮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何者為先。因為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具體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個目標作為經濟發展起始階段上的優先考慮，哪一原則是解決后一原則的前提和基礎，其實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一。

　　

　　財富的追求-----經濟倫理失范的實證考察

　　與平等和效率共同構成經濟倫理體系的還有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通常可以從財富的獲取 （即追求財富的手段）、財富的使用以及國家對財富的管理這三個主要方面來加以測度。從這三方面考察，就可以發現，近十多年以來，一些有終極意義的社會價值目標在中國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公”“私”觀念的畸變

　　這十多年來，我們原來提倡的“集體主義精神”土崩瓦解，所謂“大公無私”“先公后私”這一類道德要求原本就沒有真正進入人的思想意識，被從形式上驅逐出去的“私欲”卻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外化成人們的行動。這一點尤其在政府和企業官員的行為上充分表現出來。筆者在“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一章中談到，在近十多年中國積累財富的競賽中，得利的主要是在政府部門中掌握資源分配大權者，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那些攀附他們的形形色色的“中介人”。這些人早就沒有所謂“公”“私”之分，如果說這些年來他們在“市場經濟”中操練了一些“本事”的話，那這些“本事”就是如何將手伸進“公有財產”這只口袋里，用種種手段將“公有財產”化為已有。（29）目前中國人在公有財產私有化上所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拿的人持這種心理：拿“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管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沒本事站開點！老百姓雖然知道自己所在單位的權勢者在做什么事，但大多數人都抱著一種“這是國家的，又不是我個人的”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鮮有檢舉者。即便有些檢舉者，其中一些人也是因為自己利益受損，而不是因為正義感的驅使。至于有些人因為檢舉了單位領導人的貪污腐化而受到打擊，還會有人這樣認為：這人真傻，領導拿的是“公家”的，管你什么事，反正他不拿，那些東西也沒有歸你。當然這種現象的產生，與中國缺乏保護檢舉者的機制有關，因檢舉而被“炒魷魚”并受到各種打擊迫害的事例在在皆是。

　　

　　這一世態的變化和思想界提倡“個人主義”根本無關。因為理論界充其量只是對從50年代延續下來的一些藐視人性的政治化倫理要求，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人民群眾應該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等思想進行了淺層次的清理，一是將個人（本位）主義和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區分開來，認為個人利益的存在，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存在有著同樣的合理性；二是將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秩序聯系起來，認為良好的社會制度，應該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在這種制度下，社會的發展將會更好地保證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以犧牲個人的發展作為代價。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要求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會規則。

　　

　　那么在中國當代，目前這種私欲極度膨脹、對社會正常秩序造成嚴重威脅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這和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倫理的變化有直接關系。本世紀50年代初，是中國對傳統經濟倫理徹底揚棄的時候。在新建立起來的經濟倫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饅頭這一點思想確實深入人心之外（分配法則忽視人的能力差異，大大迎合了素質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所謂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這一類社會主義理想經濟倫理，雖然一直見諸于報刊等宣傳材料上，但有多少深入人心實在值得懷疑。不過當時對人們道德行為嚴加約束的意識形態作用相當強大，人們只能將私欲抑制在社會允許的范圍內。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當時除了少部分生活資料之外，沒有私有財產的存在。由于這種現實，當時在理論上一直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持大力批判之態度，更不會對私有財產在法律上進行保護。各級企事業單位領導人以及公有財物的具體保管者在支配單位公有財物時，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財物的權力，故此所謂“公”和“私”，在中國人的心里，實際上一直沒有明確的界限，所謂“人民”財產人人有份，而“人民”這個集體名詞在中國，恰好是被引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將其涵義個人化的一個名詞-----“我是人民中的一員，所以我代表人民”這說法，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在使用這個名詞時思維的混亂。

　　

　　筆者必須著重加以指出的是，在分析這一問題的時候，不能忽視通過政治手段強制性地實行財產轉移，以及為了論證“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批判“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這一觀念時， 實際上已將“把手伸進別人口袋里”這種隱性經濟倫理合理化。這種隱性經濟倫理觀念在中國一直存在，水滸英雄名之為“替天行道”的“劫富濟貧”，就是這種隱性經濟倫理的具體表現和闡釋。這種從現代觀念看來，無論如何都是任意侵犯他人財產生命的行為，一直被中國民間視為英雄美德，并通過清代獲得空前發展的流民組織------江湖會社廣泛傳播，沉淀在民眾心靈深處。魯迅在“阿Ｑ正傳”里描寫的阿Ｑ對“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躍進時代一些鄉干部對共產主義的荒謬解釋，就是流氓無產者意識對這種隱性經濟倫理觀念的一種粗鄙的直白式發揮。（30）可以想象，這種對不屬于自己的財產的覬覦心理，一旦失去了外在的強力約束，就會生發出強烈的占有沖動。

　　同樣必須加以注意的問題是：奉獻型經濟倫理的另一個矛盾之處，就在于提倡“勞動光榮”“多勞多得”的同時，又用“我們的一切都是 黨給的”這一提法，在理論上否定了勞動應該獲得財富的可能性；“按人頭分饅頭”的分配方式，又在實踐中切斷了勞動和財富分配之間的因果鏈。這一切都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人們在如何獲得財富這一問題上的認識。可以說，這種片面強調奉獻義務而藐視個人經濟權利的經濟倫理，使幾代深受這種思想濡染教育的中國人，在履行職業責任和獲得財

　　富這二者的關系上，缺乏一種道德認識。

　　

　　談到上面這些，或者有助于大家在某種程度上了解目前中國人在公有財產私有化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之所由來。也只有充分了解在這種隱性經濟倫理狀態下的民眾心理基礎，才可能較好地理解這一事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權主體缺位的國有資產成為權力階層大肆掠奪的對象，為什么基本上沒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沒有能力加入瓜分國有資產行列的時候，可以痛罵腐敗現象和腐敗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參加瓜分的“資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猶豫地把手伸進“國有資產”這一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 其原因就在于整個社會缺乏一種健全的公私觀念。一種文化如果缺乏對個人及個人生命的延伸物──私有財產的尊重，自然也難以真正樹立健全的“公有”觀念。對比之下，倒是可以發現一點，在視“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鐵律的西方國家，對人的這種對財富的非理性渴望倒是抑制得成功得多，在“公”和“私”之間所制定的游戲規則也健全得多。

　　

　　金錢至上和商品拜物觀念的形成

　　這里有必要簡單回溯中國歷史。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其實只是一種人格理想， 社會中有少部分儒家知識分子奉行而已。 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識理性”。這種“常識理性”承認人們追逐利益的合理性，始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中起著規范人們行為的作用，只是得不到道德上的張揚而己。所以中國儒家學說和老百姓在對待金錢的道德感情方面，亦即“利”的態度上始終有很大的區別。對于“財富”，直到洋務運動以前，中國歷代思想家幾乎都懷著一種深深的恐懼，《管子》一書的作者、 商鞅、 韓非等對后世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家，都在追求財富的終點提出了“富國不求足民”的思想，認為老百姓富足不僅不足以言治，反而對國家有害。于是中國在鼓勵老百姓“安貧樂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條，這種對財富的鄙視到了毛澤東時代被發揮到了極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極端輕視經濟活動，過份強調政治教化。這種思想發展到毛澤東的晚年，形成了他的兩個重要思想：“窮則革命富則修”和“越窮越革命”，承認人們有追逐利益合理性的“常識理性”在道義上被徹底否定，應對“窮”而形成的一整套安貧樂道的哲學，這時被發揮到以窮為榮的荒謬程度。但盡管政治戲劇如此轟轟烈烈，以食為天的中國老百姓對財富則一直持很實際的態度，為了改善生活而種自留地的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之類的行為就是明顯例證。

　　

　　物質貧乏的民族對財富的夢想都是貧乏的。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無論是對富裕本身的理解，還是對富裕的向往，其實都很原始。那時候的理想境界，在農村來說，無非就是一首風靡一時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樣：“床上蓋著花被窩，屯里糧滿倉”。就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提出來以后的兩三年中，大多數中國人都還不知道百年難得一見的致富機遇已經悄悄來到面前。在農村中有一些頭腦比較靈活的人主動抓住了這一機會。而在城市中，則只有一些被當時社會的就業體制排斥在外的人，在萬般無奈，亦即連街道工廠都進不了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這一機遇的“垂青”。這些人或多或少都發了財，成了當時傳媒熱衷宣傳的“萬元戶”。“萬元戶”們的存在，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喚醒了人們被壓抑已久的物質欲望，由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奉獻型倫理”規范日漸處于一種弱勢狀態。 在充滿體制漏洞，且沒有設定任何追逐財富的游戲規則的國度，幾億處于長期貧窮狀態中的人，其物質欲望一旦釋放出來，就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金錢饑渴感，那種在政治壓力下被迫退縮回意識深處的“常識理性”，一旦沒有了外在約束，就以極快的速度膨脹起來，最終導致了當前這種道德嚴重失范狀態。追逐金錢的活動，在中國從未形成這樣一種全民參予、鋪天蓋地、勢頭洶洶的金錢潮；對金錢意義的張揚，也從來沒有達到這樣一種藐視任何道德法則的地步。在這十多年商品大潮的強力沖擊下，商品拜物觀念已滲透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意識深處，以至教養、文化水準很不相同的社會各階層，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其行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質上竟沒有多大的差別。

　　

　　這種狀態用民諺來表示，比任何學術語言都來得直觀和生動：

　　

　　80年代初：“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80年代中：“抬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一切向錢看。”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犯大法掙大錢，犯小法掙小錢，不犯法不掙錢。” “撈它幾十萬，最多判它十幾年。” 前者是對社會現實的概括，后者是對鋌而走險賺錢者心態的概括。“兔子不吃窩邊草”這種以前的強盜都要奉行的準則，竟為“殺熟”即專門以親朋好友為行騙對象）所代替，不少殺人搶劫、拐賣人口、綁票這類刑事犯罪案件發生在熟人、朋友、老鄉之間，人和人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我國歷朝歷代都流傳了許多意味雋永的民間諺語，許多民諺口口相傳，頗能反映一個時代不見于“正史”記載的風貌。特別是那些針砭時弊、嘲諷世態風情的民諺，因為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某種不良現象的不滿，常常無需通過傳媒不脛而走。近年來這方面的民諺很多，有一些頗能反映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如：講人際關系變化的有“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 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 ”講致富不擇手段的有“要想富，請上路，搶劫也有專業戶；復員哥哥組隊伍，搶了旱路搶水路，搶了公路搶鐵路，一路搶進城里去，刀子下面出金庫。”對近年接二連三出現的經濟犯罪大案， 亦有諺語譏剌：“砍頭不要緊， 只要金錢真，殺了我一個，富了家中幾代人”。諷刺官商結合的有“無錢有權，以權換錢；有錢無權，以錢換權；用我手中錢，買你手中權，靠權行方便，合伙賺大錢！”

　　

　　這些諺語雖只寥寥數語，卻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刻劃當前的許多不良現象，其中蘊含的警世意味不言自明。中國從上古時代開始，就特別注意“采風”，周代還特設采詩官每年春天到民間搜集民諺，目的就是通過民諺了解民情，“以觀風俗知得失”。即此可見民諺實是對世風人情的一種反映。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羅輯在1995年11月曾對傳媒談到，中國新聞機構考慮到宣傳的負面效應，很少利用新聞的特點直接去調查、揭露領導干部中的貪污受賄問題，見諸報端的總是己成定局的案例。（31）這等于承認了中國的新聞傳媒在反映民眾意見方面有相當局限。在這種情況下，用民諺這種非正式的資料陳述世態的變化，多少可以彌補文字資料之不足。

　　

　　財富的困惑

　　困惑之一：素質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財富

　　在人類世界，所有財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與物質之間的空隙中，財富凝聚成物質形態，但最終卻受思想支配。象許多看起來簡單的經濟概念一樣，財富在它那金光閃閃的華麗外表下面，隱藏著一堆令人頗感困擾的問題。前面談的只是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現在還有兩個問題：富人對財富的使用與國家對財富的管理。眼光短淺、素質低下是現階段中國富人一個根深蒂固的缺陷，這些人對財富的使用方式常使人考慮一個問題：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者手中到底對社會有什么意義？

　　

　　我國的西部和中部少數地區在受貧困困擾的同時，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不少地方卻在受“富裕”的困擾。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區原農村，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卻無所事事的農民在游蕩。用當地人自己的話來形容，這些人是“三不象”：沒種田，不是農民；沒有生活技能，也不用從事某一職業謀生，不是工人；生活上保持濃厚的農村生活色彩，也不是城市居民。以深圳市羅湖區的農民為例，該區16～40 歲的原村民（在農村城市化以后成為農村集體股份公司的股民）的失業率高達42.6％，政府雖多方勸導他們工作，但他們根本就沒有工作欲望，因為對他們來說，千來元錢工資只好當作“茶錢”。于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構成了這些富裕地區的一大“景觀”：富有而無所事事，過剩的精力無處發泄，便尋釁鬧事、打架斗毆、吸毒、嫖娼、養小老婆……等等，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造成家庭不穩定。不少女村民也依靠打麻將、賭博等打發漫漫時光。這種情況不獨只在廣東出現，一份對浙江義烏10個超億元村的調查報告，也談到當地農民雖然富裕，但精神文明建設卻相當落后的事實。該報告說，當地青年農民和中小學生成天就泡在集鎮的各種娛樂廳里，觀看各種黃色錄相和書刊，打架斗毆等刑事犯罪案件不斷，建造墳墓圈地越來越多， 陰宅越來越大----- 僅在1996年的一次"清理“青山白化”的政府行動中，浙江就拆除了25萬座豪華墳墓。更還有人不惜斥資數百萬元，購置鍍金家私，一圓其“富貴之夢”------這哪里象一個剛從貧困中解脫出來的國度里公民所應有的消費行為？

　　

　　現實中的種種事實都說明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者手中對社會沒有什么促進意義。就以最簡單的事實來說，就在報紙等傳媒宣傳貧困山區的孩子因沒有錢念書而絕望痛苦之時，這些地區富裕農民的孩子都不愿意念書。筆者曾到幾個修有豪華祠堂的村莊里去調查過，這些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的村落里，祠堂里為族人設有數額可觀的獎學金，如考上大學獎勵5萬元整，考上中專獎勵2萬元。但這些獎學金雖已設立多年，卻從未有人拿到過，因為從恢復高考以來，這些村莊就沒有人上過中專或者大學。筆者曾問過一位農村集體股份公司董事長的孩子，為什么不念書？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念書有什么好？在我老豆（爸爸）公司里有三四個大學生和研究生，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掙的錢還不如我拿的紅利一半多。我老豆說，我這一輩子就算什么都不干，錢還可以養兩代人。再說我有錢，可以雇研究生、大學生幫我打工。”

　　

　　天道循環，以前“富不過三代”的周期對于我國現在這批暴富者來說是太長了。由于對這些人來說，他們致富或是機緣──因為坐在某個位置上；或是地理位置-----就象深圳的農民們在睡夢里發了財。正由于財富來得就象阿拉丁神燈這個故事一樣太容易了，他們還來不及從財富帶來的狂喜和驕矜里清醒過來，更沒有來得及訓練子孫守財的本事，有一部分人的財富就又隨風飄逝而去。于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事實：一個個富裕的農民村莊里重復演繹著今天的敗家子故事，數百萬家財和房產，最后都化作海洛因等毒品，以及一個一個形同廢物的“白粉仔”、“白粉妹”。這是歷史對暴富者的懲罚。

　　

　　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對揮霍成性從而毀滅自己及家庭生活安全的人，社會有義務和權利把他們置于監護之下，因為既然每個人有權伸手向社會要生活資料，社會也就必須保護他們以免其活在這種自暴自棄的狀態中，最終增加社會負担。

　　

　　困惑之二：國家如何管理財富

　　對一個國家來說，創造財富和管理財富一樣重要，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如同前幾章所述，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從財富總量和資本積聚的程度來說，中國經濟起飛的條件已經具備。據1996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材料，1996年第一季度，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已超過35000億，這說明我國國民十分善于儲蓄。但是人們千萬不要忽視一條，即儲蓄是否能兌現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能不能善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取決于到消費被推遲到那個未來日期時，這個國家所具有的生產消費品的能力。也就是說，儲蓄能否兌現，取決于在提取存款的那個日子里，這個社會有無足夠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

　　

　　那么我們是如何管理這個國家的財富呢？且看下列幾類事實：

　　

　　首先是要看這些存款中有多少會轉化為投資。那些零星散戶的存款，都是存戶們根據自己的生命周期， 為子女讀書， 自己養老及各種不時之需而存款備用，這些錢只可能由國家“借”去給企業用；而大額存戶的錢，有一部分的最終流向不會是生產領域。 據一份時聞資料報道計算， 在1995年審結的三宗百萬元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額與儲蓄形成額之比分別為80/500，410/1600，90/700，平均為20.7％，（32）雖說不能就據此斷定全國居民儲蓄中有這么高的犯罪所得，但估計至少這些來源不透明的儲蓄不可能投向生產領域或流通領域，成為社會再生產資本。這些存款中的不少部分最終會成功地轉移至國外，它們的具體數目誰也說不清，只是中國原始積累時期的財富幻影。中國沒有辦法管理和運用這部分財富，只有眼睜睜地看著這部分財富化為國外的購買力。可以斷言的還有一點，對于暴富者們來說，還有一個如何善用財富生財的問題，因為財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證將來有源源不斷收入的資產構成的。上述那位農民董事長“教子經”的錯誤，就在于他將財富看作靜止的金錢，而不是以財生財的資本。他的更大錯誤在于，他沒有將孩子的素質看作財富。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僅有儲蓄還不能形成資本，因為資本還包括人的工作積極性與國民受教育程度，只有這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形成源源不斷的商品生產。否則，以金錢為主要形態的財富最終只是虛幻的光環。

　　

　　即便是對國有資產，我們也缺乏管理能力。沒有比現在這種情況更讓人困惑：一方面是大量國有企業的工人發不出工資，新生城市貧困人口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在酒樓歌廳里，每天都有大批紅男綠女們享盡人間艷福。而這日擲萬金的“豪氣”，基本上是靠揮霍公款來支撐的。據遼寧省錦州市1994年對該市15家夜總會和歌舞廳的調查，發現公款消費在夜總會收入中占80％以上，每天消耗公款達22萬元，相當于該市困難企業3500名待業職工每月從該市基本生活保障周轉基金借取的基本生活費。一名夜總會的老板毫不隱諱地說：“我們掙的就是公家錢，個人掏腰包來玩的有幾個？”于是中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經濟奇觀：一方面是貧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費能力超前發展； 另一方面生產能力卻沒有相應擴展，第一產業-----農業處于萎縮狀態，第二產業也極不景氣，只有第三產業，尤其是某一類為少數人服務的第三產業畸形發展。許多本應在本國市場有巨大需求的產品在舶來品的攻擊下節節敗退，工業生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生產處于一種令人很不樂觀的狀態。對于我們這個善于儲蓄的民族來說，創造財富竟成了一件相當艱苦的工作，許多市場竟拱手讓給了外國人：外商不但搶占了我國的微電子、通訊器材等市場，即便在服裝、食品等傳統長項產業也大舉進攻，不但迅速擠占了原有國產牌號的市場占有率，還形成強大的進入壁壘。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沒有自身生產的商品支撐的儲蓄，最終只是一堆紙幣而已。

　　

　　一個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揮霍將近兩千億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億元，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億的國家，絕對不是一個善用財富的國家。觀諸世界歷史，那些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是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大肆揮霍財富的。

　　

　　困惑之三：在財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精神作支柱和動力，這種人文精神對經濟的發展具有規范和推動的作用。如果喪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撐，財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會淪喪為純利欲的沖動，就會導致人們動物性的膨脹、人性的泯滅、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財富的浪費。將中國人思想觀念的變化做一歷史的縱觀，就會發現，自鴉片戰爭后至1949年這一段時期內，和政治及社會制度的變化相比，中國人的經濟倫理變化得最為緩慢。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動亂中，傳統道德的基本價值觀始終沒有陷入崩潰狀態。而自1978年以來所發生的變化，比過去一百多年來所發生的變化還要深刻，還要大。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這兩個時期之間的那一段經濟倫理巨變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對此曾作了分析。這里不再重復。

　　

　　追根溯源，經濟倫理的劇變雖發生于現在，但促其變化的因子卻絕不是這些年才種下的。以藐視人性為特點的奉獻型經濟倫理，必定給在這種教義下成長的一代人的生活帶來一個這樣的后果：信仰破滅以后，每個人都感到空前的虛無和幻滅。正因為這種幻滅感，才使得現在的中國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這里還得要看到自50年代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鼓勵人們虛偽無恥地告密對中國傳統道德的巨大破壞──在人類所有的惡行中，再沒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壞一個民族的道德積累。可以說，這種破壞人性尊嚴并使人喪失道德羞恥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國公眾意識深處種下了道德畸變的因子，否則不會有今天這種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現。在一種文化的經濟倫理中，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觀，它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這個民族的經濟行為模式。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中國近年來道德失范現象是非常驚人的。如前所述，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物質匱乏的貧困狀態中，在教導人們“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方面有一整套道德信條。80年代對安于貧窮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大多數人也沒有想到那時的中國公眾心里，沉淀的已不再只是儒家的傳統經濟倫理觀念。更沒有人會想到，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中國公眾，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道德劣變，一旦沒有了外在約束，就會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走到另一個極端。剩下的一個問題是，富裕者和貧困者相比，誰在道德上更有優勢？自80年代初以來，富裕階層在絕跡了幾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由于大多數富裕階層中人素質低下，其行為方式，生活態度以及心態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大都是消極的。如追求財富過程中種種寡廉鮮恥、不擇手段的行徑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犯罪行為；“富易妻”、嫖娼養“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的消費方式；以及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長，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富裕階層的特殊“社會病”。這些“社會病”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發問：財富集中在素質低下的人手中，對社會到底有什么好處？不少人看到這些富裕階層的道德缺陷后，驚呼“富人除了錢之外什么也沒有”，“救救富人”！

　　但是問題在于，這種困窘并不是哪一個特定階層的。上述現象并非只存在于富人中，這些富人和大多數窮人在道德操守上并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大多數沒有富起來的人，還沒有辦法象富人那樣表現而已。他們的不道德，多是以另外一些更壞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年社會上“三無人員”，即附生在城市邊緣的流氓無產者和大量次生社會集團成員，為獲得財物而搶劫殺人、偷盜扒竊，對他人生命財產或家庭構成破壞的事例隨處都是，大中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多是這類人所為。就連在“保

　　姆”這類看起來似乎對他人最沒威脅的婦女當中，也經常發生拐賣雇主家小孩、偷盜雇主財產，甚至伙同他人殺害雇主以搶劫財物，或綁架雇主家小孩以勒索金錢的案件。由此足見貧窮階層在道德上并不見得有什么優勢。（33）可以說， 當前在追逐財富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的表現并無多大的本質不同。只不過有權者用權，無權而又愿鋌而走險者用暴力而已。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為人格理想的中國文化，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道德困窘，并不只是少數人的困窘，而是整個文化在財富面前的困窘。這種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人經濟倫理觀念變遷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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